共和国丰碑·两弹一星②决策篇

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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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历史进程，总在几个紧要的关口悄然转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还来不及拍净身上的尘土，便被置于凛冽的国际寒风之中。就是在这样困顿却激昂的时代，一个事关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略决策在中南海的灯火下，在军委会议的烟雾中，逐渐凝聚成形：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多年以后，当那一声巨响震彻戈壁，光芒划过苍穹，人们才愈发清晰地看见，当初那一步的踏出，为这个国家奠定了怎样的基石，又为其命运打开了怎样一片星辰大海！如今，那决策瞬间所迸发的远见、孤勇与胆魄依然滚烫，依然照映着我们前行。…

一、严峻形势：核讹诈下的生存危机

正当我们刚从千疮百孔、从一片废墟中走来，准备放开手脚重建我们家园的时候， 1950年6月27日，美国将侵略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烧到了我们家门口，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我国的安全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展开了殊死较量。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多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核威胁。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会上曾冷着脸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与此同时，美蒋《共同防务条约》白纸黑字还写着：一旦台湾海峡有事，美国有权使用原子弹。严酷的现实，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迫使新中国的领导者们深刻思考：一个没有核盾牌的国家，如何在强权环伺的世界中真正捍卫自己的独立与和平？恰在此时，来自国际科学界的正义之声，为这一思考注入了关键推动力。1951年10月，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拥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的专利。”她还亲手制作了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从核讹诈的寒流，到国际友人的赠礼，新中国在第一道选择题前，已经看到了历史的岔路口。

二、战略决策：从原子弹、导弹到卫星

1955年1月15日，注定要载入共和国史册。这一天，中南海怀仁堂内，一场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拍摄照片的绝密会议正在举行。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以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关于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汇报。会上，毛泽东主席强调指出“铀矿有了，科学研究也有了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拉开了共和国尖端国防科技事业的序幕。据亲历者回忆，会议结束后，平时极少饮酒的毛泽东主席心情十分高兴，特意设宴招待与会人员。席间，他斟满一杯葡萄酒，举杯向众人说道：“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杯酒，敬的是科学，是勇气，更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决心。后来，毛泽东主席曾感慨道：“出兵朝鲜我想了三天，要不要搞原子弹，我想了三年。”可见这一决策的慎重与艰难。

　　1955年10月18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归来，彭德怀在会见他时，讨论了研制近程导弹等问题。12月，中央军委在收到军事工程学院火箭武器教授任新民等3人对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后，彭德怀，黄克诚又专门指派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武器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意见建议。在周恩来总理的启示下，钱学森于2月17日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随后在制定的国家第一个《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中，原子能和导弹的研制被列为重中之重。4月，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并在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中，原子能和导弹的研制正式提到日程。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中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至此，“两弹一星”的宏伟蓝图全面展开。

1960年秋至12月，中央专委决定开展氢弹预先研究，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秘密成立了氢弹理论预研小组，开始了系统的理论探索。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1964年1月，中央专委根据氢弹预研工作进展情况，要求原子弹炸响后，在“三五”计划期间解决氢弹“有无”问题。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发展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根据上述要求，周恩来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的研制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1999年9月18日，在举国上下喜迎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于敏等23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在表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两弹一星”工作的伟大成就，全面总结了“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精辟阐述了“两弹一星”伟大精神，明确提出了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的战略目标和工作任务。像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表彰，从建国到现在只举行过三次，每次都是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总理主持、政治局常委悉数参加。我有幸参加了第三次表彰，并率团队荣获国家突出贡献奖。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从怀仁堂那杯为原子能事业举起的壮行酒，到八大二次会议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短短数年，一幅宏大的战略蓝图已然绘就。这每一步，都非凭空起念，而是基于科学研判的深谋远虑，是面对重压封锁的绝地反击。从“该抓了”的决断，到“也要快”的鞭策，领袖的远见、科学家的赤诚与一个民族渴望挺直脊梁的意志，共同铸就了这段决策史诗，为共和国的天空撑起了永恒的和平盾牌。

三、决策的重大意义

“两弹一星”的决策，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具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之一。这一决策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彰显。

第一，它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重要标志，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它添补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空白，在极端条件下，为核物理、喷气技术、自动控制、材料科学、电子技术、通信、计算机等众多尖端领域打下了根基，建立了一批重要科研机构和工业基地，极大促进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建设，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

第三，它一举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振奋了国威、军威，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邓小平同志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不仅是国防的盾牌，更是一个民族能力与生命力的庄严宣告。

第四，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奉献的科技骨干队伍，为我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科学管理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各个领域。

第五，它铸就的融入民族血脉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并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光照千秋。

　　回望历史，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巨响，已然成为共和国命运转折的里程碑！“两弹一星”的决策，是共和国历史上一次气吞山河的战略落子。它源于对危局的清醒判断，基于对国力的科学评估，成于领导集体的非凡魄力与科学家的报国热忱。如今，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北斗”组网、“嫦娥”探月、“天问”巡火，我们怎能忘记：这一切的成就本就源于那个寒夜中点燃星火的伟大决策，它奠定了共和国挺立于世界的钢铁脊梁。当我们享受和平的阳光，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改善，我们更不应忘记，那些在历史关头作出的战略决策，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坚守的信念，那些在戈壁荒漠中奉献的青春，共同铸就了共和国不朽的丰碑。这丰碑，不仅矗立在中华大地上，更矗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