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脚下，嘀嗒声声 ——我在报训队的日子

小贝

美篇号：66218244

文字/编辑/图片：小贝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第一次踏进军营。两天前，我从江西九江登上一艘轮船，顺江而下，漂向南京。在南京换乘军用卡车，沿着内环南线、双龙大道、天元路一路颠簸，不到一个时辰，方山便远远地立在眼前。卡车停在山脚下一座军营前，我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接下来，是三个月的新兵生活。

一九九七年三月中旬，新兵训练结束。休整的那几天，班长开始为新兵们挑选专业。我们是陆军野战通信兵，隶属南京军区司令部下设的直工部，老兵们习惯叫“南京军区通信团”。技术兵种招人少，全团只我们八十八个新兵。专业却不少：无线电报务、有线线路、通信接力、载波、电源、卫星、话务、驾驶员、炊事……五花八门。团里无线电报务连是最重要的连队之一，各班班长从我们八十八人中挑了十六名去学报务。报务集训就留在这新兵大队里继续，其余专业的战友则各自下连队深造。

挑选报务员是有讲究的。班长专挑手指细长、有点文化底子的新兵——这行当，得有一双精致的手。日常训练不外乎抄报、发报。那天，班长挨个儿端详我们的手。我站在队列里，心里七上八下，又紧张又期盼。轮到我时，班长捏着我的手指翻过来覆过去，没吭声，只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我心跳得厉害——我的手不算特别细长，在家干农活还磨出了薄茧，怕是要被刷下来罢？直到名单公布，听见自己的名字，我才长长吐出一口气，随即涌上一阵说不清的兴奋：选上了，要去学技术了！可兴奋劲儿没过多久，心里又隐隐打起鼓来——听人说报务训练苦得很，淘汰率也不低，我行吗？

　　报务集训仍在新兵大队，新兵集训结束后，这里改叫教导队，专司报务训练。教导队在团部最东边，没有机器轰鸣，没有高楼大厦，只有望不到头的训练场和几间专业教室。如今想来，倒真像在学校里。我这样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农家孩子，看什么都新鲜，一连几天都处在兴奋之中。教导队右边是一片野山地，前后左右不见人烟。大门对面是一大片菜地——那是我们平时用休息时间种下的蔬菜花果。队里住的是三排六栋红砖平房，第一排是队领导和司务处，还有学员宿舍；后面两排是饭堂和训练室。

到了教导队才知道，这里是团里培养报务员的地方。彼时对报务工作所知甚少，只觉得神秘又新奇，只能静静期待。大约一周后，隆重的开学典礼举行了，团参谋长眭梧生亲临会场，作了开训讲话。队长于康亮、指导员王文年，还有褚素彬、蒋勇两位老志愿兵当教员，我们的报务生涯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那时报训队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除了常吃部队专供的各色肉食，还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早上有面条、咸鸭蛋或大馒头。礼拜六中午照例加两个菜，虽不是什么大菜，大家仍吃得满心欢喜。于队长和王指导员平素要求严格，生活上却关心备至。训练辛苦，饭量大，于队长便叮嘱史伟强司务长向团里争取政策，不但要让大家吃饱，还要吃好。节假日或周末炊事员休息时，于队长常常自己挽起袖子帮厨。要是哪个学员头疼脑热了，他们便嘘寒问暖，关怀入微，让我们在异乡感受到了真切的温暖和鼓舞。

　　教导队和连队一样，也是连级单位。平时除了专业学习，其余都与连队无异。早上出操，每星期四晚上看电影——大多是战争片，偶尔也有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那样的爱情故事片。看完电影，大家兴奋得很，要议论好久。

四月，我们正式进入报务训练。这才知道，报务员的选拔条件颇高：家庭成员历史清白，本人表现良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思维敏捷，机智灵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要双手手形优美——五指既细又长，没有疤痕，活动自如。

报务员的主要训练是收报和发报。但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无线电报务员，并非易事——这不是单项工作，而是几个科目的完美结合，互为联系，互为促进。

　　学习报务，最要紧的是背诵“电码符号”和“通报用语”。那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密码电报由十个阿拉伯数字中任意四个单数组成一组，整篇电文便是若干这样的组；每个单数由不同的电码符号代替。二十六个英文字母组成若干词组，便是通报用语，每个字母同样由电码符号代替。而电码符号，由不同的点和划组成——所谓“点”，就是电影里听到的“滴”；所谓“划”，就是“答”。要熟练掌握收发报的基本技能，必须将这些电码符号和通报用语背得滚瓜烂熟。每天要练抄写十个数字的不同组合和二十六个字母，少则几十页，多则上百页，每周要用掉好几根铅笔。报务上不念“一二三四”，而要读作“幺、两、三、四、五、六、拐、扒、勾、洞”——这也是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床跑到营区的大树底下，扯开嗓子大声背诵“滴滴答”。午饭过后，大家放弃午休，又主动跑到那里去背。星期天、节假日，概莫能外。嘴巴背麻了，脑袋背晕了，却没有人叫苦，更没有人说累，就这样一天天坚持下去。因为电码符号和通报用语只能死记硬背，没有捷径可走。久而久之，当那嘀嗒声响起时，大脑便自然而然地生出反应，数字和字母便浮现出来。

　　练习抄报，需要凝神静气。耳朵仔细辨别，脑子不停转动，手腕快速抄写——耳、脑、手三者紧密配合，反应要快。坐姿要端正，字迹要工整，内容要准确。初学时，心脏怦怦直跳，对方发一码，生怕抄不上，便抢着抄一码。可随着时日推移，反应越来越快，心理素质也越来越好，慢慢养成了对方发完一组才“漫不经心”地抄下第一码的习惯——这叫“压码抄收”。日复一日，从三十码、六十码……渐渐能抄上一百码甚至一百二十码。真正练到了心平如镜、指动如风的境地。

发报，则是将十个数字和二十六个字母，按照莫尔斯发明的“点”与“划”组成的密电码，通过电键发出电波声。每个数字和字母都由不同的点划标定长短，我们要将电文在脑子里瞬间变成“滴滴答答”，然后准确无误地发射出去。对方抄收并出具“收据”后，这份电报才算发送完毕。

　　发报的要领，是将右手中指跪在电键按钮的依托上，以小臂带动手腕和手指，使劲向下敲打，拍出点和划，电波便由此发射。刚开始练习时，我的中指很快就磨破了皮，露出红肉，一碰电键便钻心地疼。每天训练完，指尖都在发抖，连筷子都握不稳。晚上躺在被窝里，我把手伸出来借着月光看看——中指肿得像个小萝卜，血水混着汗渍，黏糊糊的。我咬着被角，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这苦什么时候是个头？要不跟班长说换专业罢……可转念一想，当初被选上时那股兴奋劲儿，还有家里来信叮嘱“在部队要好好干”，我要是这么退缩了，怎么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我狠狠心，第二天一早用纱布缠了手指，继续跪在键上。日复一日，皮磨破了结痂，痂掉了再磨破，直到中指上长出一层硬硬的厚茧，再也不怕疼了。那时候我才明白，阵痛是蜕变的必经之路。那段日子是痛苦的——手指练得血肉模糊，痛得钻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看见电键便心惊胆战……但为了当好一名报务员，必须熬过这样的阵痛。发报的关键，是看“五点五划”发得好不好。“点”要干脆利落，嘎嘣脆响；“划”要均衡平滑，长度得当；点划衔接要均匀自如，天衣无缝。这既是一项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报务员若能发一手好报，犹如一个人音质纯正、说话流利、热情奔放，那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就像一首欢快的歌曲汩汩而出，清脆悦耳，一听便知是谁发的。当然，心理素质不好的人手法容易坏掉，内行称为“坏手”——那就像一个正常人缺了一条腿，无可奈何，只能惨遭淘汰。

　　那时队里有一台综合交换机，每个学员都有一把固定的电键和一副耳机并联在一起。教员可以监听每个人的发报状况，随时对话，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报务训练必须按程序来，从五码或十码开始，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练习和巩固之后，再提升速度，绝不可操之过急。学习报务还要站有站相，坐有坐姿，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养成良好的军人姿态。记得蒋教员常常手握三尺教鞭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要是发现哪个学员坐姿不正或交头接耳，他便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棍子打在身上，疼得要命。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反抗……

训练期间，队里进行了一次减员。两名确实无法完成报务训练的战友被淘汰了，其中一位是我的老乡。他走的那天，我去帮他收拾东西。他没怎么说话，只是低着头把被子叠了又拆，拆了又叠。我站在一旁，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俩一起从九江出来，一起在新兵连摸爬滚打，一起被选上报训队，如今他却要走了。我喉咙像被堵住，说不出话。他挤出一丝苦笑：“你好好练。”然后转身爬上车。车子开走的那一刻，我心里猛然一阵恐慌：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当晚，我反复追问自己的差距，第二天提前半小时到教室加练。从此再不敢有丝毫懈怠。

到了九月以后，训练逐渐进入稳定提高的阶段。那时收报已经能达到九十至一百一十码，手动发报在七十码左右，电子键和电传都达到了合格标准。电码符号和通报用语基本能倒背如流，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兼顾学习通报和电工基础知识。后来才知道，通报就是与电台实际工作一样，只是要在这期间不间断地熟练使用通报用语，用电键进行对话——比如“pse cy”是“请抄收”，“r”是“听到了”，“k”是“请回答”等等。这些用语刚开始操作时，短时间内根本辨别不过来，有时还要翻翻书；可时间一长便渐渐熟悉了，反应也越来越快。

　　根据训练大纲的安排，结业时发报（电子键）必须达到一百二十码，电传十分钟六百五十组，抄报一百码。十一月底结业考试，我的综合成绩评定为“优秀”，被队里评为“先进个人”，给予嘉奖一次。结业后，我被分到团里一营二连。二连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和领导干部。我整理好军装，走进二连——那里，才是我报务员生涯真正的起点。

如今，三十年过去，方山脚下的嘀嗒声仍常在梦中响起。有时在抖音里刷到电报声，我便停下来，拿笔跟着抄写，听着听着，右手指也无意间地敲打起来。那一声声清脆的电波，是我青春里最铿锵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