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黄寺之二

老陈

2020年12月27日星期天，晴。北京西黄寺续。

       这座御碑亭是典型的清代皇家建筑，重檐歇山顶覆以金黄琉璃瓦，在晴空下流光溢彩。朱红立柱与墙体沉稳厚重，檐下斗拱层层叠叠，以青蓝为主色调的彩画绘满卷草、云纹与宝相花，金线勾勒间尽显雍容华贵。碑身隐于亭中，下方赑屃的轮廓隐约可见，与周围苍劲的古柏相映，诉说着三百年的沧桑。

御碑亭内为《清净化城塔记》。

       《清净化城塔记》碑是乾隆在清净化城塔建成之后为纪念六世班禅大师而御笔书写的。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于碑上，称为"四体碑文"，碑正面以汉文和满文书写，背面以蒙文和藏文书写。碑身由整块青白石雕成，表面带着岁月磨蚀的斑驳纹理，却仍显挺拔庄严。碑首为螭首造型，龙纹盘绕，中央嵌有篆刻碑额，气势威严。下方的赑屃昂首伏卧，双目圆睁，嘴角微张，鳞甲与卷云纹雕刻细腻，仿佛正背负着这通记载着六世班禅功绩的御制石碑，沉稳地承载着汉藏民族交融的历史重量。

       仰头望去，亭顶的藻井如星空般璀璨，层层斗拱向内收束，彩画以青、绿、红、金交织，宝相花与卷草纹繁复而有序，藏文梵咒点缀其间，尽显藏汉建筑艺术的融合之美。藻井正下方，螭首碑首与碑身相连，龙纹在石上盘旋，与头顶的彩绘天花形成鲜明对比，一冷一暖，一刚一柔，将皇家寺院的庄严与精致推向极致。

       从侧面看，整通石碑稳稳坐于赑屃背上。赑屃身形肥硕，龟甲纹路清晰，四肢蜷曲，长尾绕身，头部微微侧转，神态憨朴而威严。碑身侧面隐约可见文字与纹饰，与亭内黄墙红柱、青蓝彩画相映，既透着皇家碑刻的肃穆，又带着古建艺术的灵动，是西黄寺里见证民族团结与历史记忆的核心物证。

       西黄寺大殿静立在蓝天之下，尽显皇家藏传寺院的庄重与典雅。整座建筑坐北朝南，红墙如赤玉般厚重肃穆，将院内的静谧与外界的喧嚣悄然分隔。殿顶覆以蓝绿相间的琉璃瓦，在日光下泛着温润光泽，金黄的琉璃瓦檐边勾勒出建筑的灵动轮廓，歇山顶的翼角轻轻起翘，透着清代建筑的精巧与大气。檐下的斗拱层层叠叠，青蓝彩画绘以精美的卷草纹、宝相花与藏式吉祥纹样，金线点缀间华贵而不张扬。正中的朱红大门饰有精致的雕花格眼，门前宽阔的青石甬道平整延伸，两侧金色的护栏分列两旁，引向殿宇深处。殿前苍松劲立，枝干疏朗，一侧枯树影影绰绰，一侧松柏苍翠浓郁，与红墙黄瓦相映成趣。暖阳斜洒，光影在墙面上斑驳流转，仿佛将三百年间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底蕴，都凝注在这红墙彩瓦、苍松古建之间，沉稳又悠远。

       晴空之下，这座重檐歇山式碑亭如一方凝固的华章，朱红立柱与橙红墙体沉稳厚重，檐下斗拱层叠，青蓝为主的彩画绘满卷草纹与宝相花，金线流转间尽显清代皇家建筑的华贵与精致。金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翼角微微翘起，与周围苍劲的古柏、疏朗的枯枝相映成趣。亭前朱红栅栏轻掩，将碑身护于其中，树影斑驳地落在红墙上，为这肃穆的古建添了几分温柔的岁月感。此御碑亭内立《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

       《写寿班禅圣僧并赞》碑是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大师祈寿而立。碑体正面有一颗巨大的大椿树，即著名的"祈寿长椿图"，椿树上方刻有"四体文书"《写寿班禅圣僧并赞》诗，自左至右依次为满、蒙、藏、汉文。碑上图、诗均出自乾隆帝御笔。

       整通石碑由青白石雕成，碑身虽经岁月磨蚀，纹理却依旧清晰，透着古朴的力量。碑首为双龙戏珠浮雕，线条遒劲有力，中央留空待刻碑额；碑座则以缠枝龙纹为饰，云纹与卷草纹缠绕盘旋，工艺精巧繁复。石碑稳稳立于亭中，与黄墙红柱、青蓝彩画相映，仿佛正静静诉说着那段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        抬头望去，亭顶藻井如星空般深邃，层层斗拱向内收束，青、绿、红、金四色交织的彩画绘满宝相花与藏式纹样，藏文梵咒点缀其间，尽显藏汉建筑艺术的融合之美。藻井正下方，双龙戏珠的碑首与碑身相连，与头顶绚烂的彩绘形成刚与柔、冷与暖的鲜明对比。

       这是一座典型的清代藏传佛教配殿，灰瓦覆顶，檐角微微上扬，朱红门窗与橙红墙体相映成趣。檐下彩画以青蓝为底，金线勾勒出吉祥纹样，木格窗棂纹理细密，透着古朴雅致。殿前青石步道平整延伸，几株新植的枯树疏枝横斜，与远处重檐金顶的主殿遥相呼应，整座院落静谧而祥和。

       屋内设有清净汇城塔专题展览。

《清净汇城塔专题展览》前言。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俗称"班禅塔"，是整个西黄寺的核心建筑，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建成。清净化城塔是乾隆皇帝专门为在西黄寺圆寂的六世班禅而修建的金刚宝座式样衣冠塔。

       清净化城塔2001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净化城塔目前保存完好，殊胜庄严，整个建筑是汉、藏及印度佛教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这种三位一体、融汇诸家艺术风格的建筑，是我国清代佛塔建筑艺术上的杰作，也是藏传佛教在北京传播的重要见证，更是边疆民族同中原民族亲密凝聚的象征。

清净化城塔的修建缘起。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为表明拥护清政府治藏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坚定立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启程东行，为乾隆皇帝祝寿，于当年九月初二日到京，驻锡西黄寺。十一月初二日下午，因病在西黄寺内圆寂。乾隆皇帝为之辍朝以示哀悼，并令京城各寺为六世班禅诵经49天。然后亲率王公大臣到西黄寺致祭，向班禅法体敬献哈达、金碗、玉器等供品。为表彰六世班禅大师爱国爱教的无量功德，乾隆下令于西黄寺西偏建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塔内葬六世班禅大师衣冠经咒等物，以志胜因。十一月二十九日，即在六世班禅圆寂后的第二十七天，乾隆御批造龛一座，内装六世班禅衣冠等物，俟新塔造竣安放。十二月十六日乾隆御批清净化城塔铜顶通高7丈6寸，塔院大殿加重檐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正月十八日，乾隆谕旨清净化城塔及塔院工程全面动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一月，塔及塔院建成，乾隆御书《清净化城塔记》，以示纪念。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十八日和珅上奏乾隆皇帝，将清净化城塔内装藏六世班禅衣冠列出明细：发冠一顶、法衣三件、氆氇袈裟一件、斗篷一件、比肩一件、念珠一盘、净水瓶一个、米盒一个、碗一个（连座）、靴一双。

清净化城塔名称与形制。清净化城塔名称由来。

       所谓"清净化城"为佛教术语，佛经《俱舍论》言："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探玄记》则说"三业（身、语、意）无过为清净"。而密宗则以无贪等垢、具一切无垢光明为清净。"化城"，根据佛教的观点，是佛为化导众生成佛而变化的城池，佛教认为，成佛的道路艰难遥远，佛恐众生力不能支，故于途中变化城池以供止息。因此，"清净化城"意即远离一切烦恼、尘垢，罪恶等，不染尘俗，能接引众生成佛的场所。

清净化城塔形制由来。

       清净化城塔是仿印度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式样而设立的金刚宝座塔，即在一块方形的高台之上建立起五座方、圆形密檐塔，中间一座大塔为主塔，四角有四座小塔，在宗教含义中，这五座塔代表金刚界五部佛主，中间为大日如来佛，东面为阿閦佛，南面为宝生佛，西面为阿弥陀佛，北面为不空成就佛。 

       菩提道耶，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十公里处，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地，为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入寂之后，有人在菩提伽耶佛成道处的菩提树北建造了大塔（也称大觉塔）以作供养，塔四周雕有佛像佛盒等，由此形成菩提伽耶式佛塔，被各地佛教徒所纷纷效仿。

清净化城塔建筑形制。

       清净化城塔建筑群由塔前牌楼、护塔兽、塔身、塔后牌牌组成。牌楼呈屋宇式建筑形式，全部以仅白玉石建成，前后牌楼内外两侧均有乾隆御笔楹联，并雕有梵文兰扎体六字真言和精美的“八瑞相”图案（右旋海螺、吉祥结、宝伞、法轮、胜利幢、双金鱼、宝瓶、莲花）。门上浮雕上有"二龙戏珠"图，下有"二凤腾云"图，寓意"龙凤呈祥"。

       清净化城塔前左右有石犼一对。犼，俗称为朝天犼，传说为龙的九个儿子之一，有守望习惯。据《偃曝谈馀》记载，犼形如兔，两耳尖长，仅长尺余。狮畏之，盖犼溺着体即腐，但人仍一般叫它"石狮"，常立于华表和房顶。

       清净化城塔四角各有一座八角形经幢式塔，高9米，各分五层每层供有八座佛像，塔四周都雕刻有阴文经咒，分别为《楞严大哈达喇呢咒》《般若波罗密经》《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大哈达喇呢神章妙句》《佛说药师如本原经》。

《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

       此幅画作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禅大师一行自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启程，历时13个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并为其祝贺七十大寿的场景。在澹泊敬诚殿中，班禅大师向乾隆帝敬献哈达、无量寿佛等贡品，乾隆帝上前用藏语问候道："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大师答："远叨圣恩，一路平安"。画面正中为古稀之年的乾隆帝；左首手捧无量寿佛者为六世班禅大师；大师身边向乾隆帝托手介绍者为三世章嘉国师；大师身后头戴班智达帽的三位僧人从上至下分别是仲巴呼图克图、堪布罗桑克却及济咙贝丹桑布；后面是侍者及随行的西藏贵族。首手捧哈达者为权臣和珅；身后上首为乾隆帝第六子永瑢，而后是当时的权臣及大内总管和几大外藩的王、贝勒。画中人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还可看出班禅大师进献给乾隆帝的礼物有佛像、曼扎、吉祥八宝、嘎巴拉法器等物，乾隆帝回赠给六世班禅的礼物有珍珠、念珠、珊瑚、玉如意等物，高度的还原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此幅油画作品由当代著名藏传佛教文化专业画家佟成明先生创作，历时一年有余。

       清净化城塔建在三米多高的汉白玉石金刚宝座上。塔体总高23.48米，为西藏风格的覆钵式塔，在八角束腰的塔基上，八角形的须弥座承托塔身。须弥座以莲花、卷草、云彩、蝙蝠等为纹饰。八个拐角各有一尊力士浮雕。须弥座正南面雕刻佛龛，龛内浮雕三世佛坐像。塔身周围雕刻八位立式菩萨像。塔刹为铜制鎏金双层莲花、相轮、宝瓶盖顶。

　　第一幅为"佛母成孕"图。此图有两组画面，左侧菩提树旁一只白象身驮莲花宝座之上的佛陀形象踏云而来；右侧皇宫内佛母端坐楼上，身旁及楼下有仆人活动。此图描绘的是佛祖入孕情景。相传距今约二千五百年左右，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梵王王后摩耶夫人45岁时在一天夜里梦见一只白象驮一英俊少年入其腹中，遂有身孕，是为后来的佛祖。

第二幅为""太子降生"图。本图有三组画面。左侧为摩耶夫人率领随员离宫外走；中间为无忧树下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右边为梵天沐浴。相传佛母摩耶夫人一日途径蓝毗尼园时，佛祖于无忧树下从佛母右肋骨下降生。当时有四大梵天使者为其接生沐浴。太子生后即能说话，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高声唱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第三幅为"出游四门"图。共由两图组成，左侧为太子骑马出城造型，右侧为"诸苦图"，即老、病、死、苦及沙门造型。相传，太子29岁时出城郊游，于城东门见一老人发白面皱，曲背扶杖，行路艰难；于南门见一病人，面黄骨瘦，形容枯槁，倒在路旁；于西门见一死人，身体直挺僵卧，淤血流溢，臭秽难闻；于北门见一沙门（出家学道者），圆顶缁袍，十分威仪。太子恭问，答言以"真如"道破生死根本；勤修戒、定、慧，降伏贪、嗔、痴，不贪染色、声、香、味、触、法，脱离老、病、死诸般苦恼。安住清净所在，修习解脱法门，到于彼岸，故称沙门。言毕不见。太子得此开示，遂生出家之念。

第四幅为"入山修学"图。共由三图组成，左侧是太子逾城后由仆人引马前行；中为两位后妃形象，旁有仆人；右侧太子结跏趺坐于娑罗树间修法，其侧有鹿。相传太子29岁时不顾父王阻止，于半夜逾墙出城，此后辗转来到灵鹫山等地修法。

第五幅为"成佛得道"图。共由两图组成，左侧为太子结跏趺坐于菩提树间莲花宝座上及奉献吉祥草的童子形象；右侧为牧女蒸糜。相传太子成道前来到尼连禅河边，洗衣浴身。恰有两名牧女在河边放牧，便以牛乳蒸成乳糜，奉献太子。太子遂于摩竭陀国伽耶城南毕钵罗树下，由吉祥童子献长茅草做成金刚宝座，跌坐49天后悟道成佛。

第六幅为"初转法轮"图。为释迦端坐于菩提树间莲花宝座上说法和众弟子听法造型。释迦牟尼成道后在鹿野苑为憍陈如等人讲授"四谛"、"十二因缘"等法，使憍陈如等漏尽意解，获阿罗汉果。这是佛陀第一次讲经说法，是佛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称为"初转法轮"。

第七幅为"神变降魔"图。释迦结跏趺坐于宝座之上，双手结定印，周身放光，任凭四周各路妖魔鬼怪的刀、枪、棍、棒袭击和进攻而安然不动，微笑而坐。相传佛成道后，魔王波旬自恃神通，发动全部魔军前去攻战。面对无数狰狞可怕的魑魅魍魉、夜叉恶兽，世尊巍然不动，示显神通变化，战胜了各路妖魔鬼怪。

第八幅为"涅槃示寂"图。由两组雕刻组成，右侧为释迦卧于床上形象，众弟子围侍；左侧为释迦示寂后金棺、佛的形象，众弟子作悲痛状。相传释迦示寂前在末罗国阿夷罗跋提河边的拘尸那迦罗城郊娑罗双树间为众弟子最后讲说遗教经后圆寂，从此，拘尸那迦罗城作为佛陀涅槃处，成为佛教四大圣地之一。

清净化城塔四面三十二佛名称位置图。

       清净化城塔须弥座之上是塔阶部分由巨大的汉白玉石条垒砌而成，整体上分作依次略收缩的四阶层。在东西南北四面四层共三十二尊全跏跌坐于莲坐上的佛像。

       就图像主题而言，清净化城塔为三十五忏悔佛加八大菩萨为主，这与乾隆裕陵地宫主题相差无几，这一细节体现了乾隆皇帝对六世班禅的无限恩宠，这些造像风格也都属于喀尔喀蒙古造像风格的宫廷造像模式。而佛陀传记故事图的运用也是其他金刚宝座塔中从未出现过的主题。

净化城塔宝瓶正中三尊佛像。

       清净化城塔须弥座之上是塔阶部分，塔阶之上是宝瓶部分，也称塔瓶。宝瓶正中雕有三尊佛像，四周雕有巨大的"八大菩萨"立像，自西向东依次为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除盖障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和普贤菩萨。

       清净化城塔塔身周围所雕刻的八位立式菩萨像。

       塔身宝瓶之上为塔刹部分，塔刹以圆形十三相轮造型，意为法轮，底大上小、层层上拱，直冲塔顶。最上塔尖部分则以溜金铜顶莲花装饰。其上为上小下大的两个珠状物，如两朵尚未开放的花苞，称为宝莲。东西两侧的下垂部分为莲叶垂带造型，象征佛法清净无染。

后记。

       除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外，北京尚有三座金刚宝座塔型制的佛塔，分别是：真觉寺金刚宝座塔、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妙高塔。

       清净化城塔屹立于西黄寺已有二百三十余年，如今已经成为宣传和弘扬民族团结的重要标志和展示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优秀传统的对外窗口，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艺术都为后人留一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偏殿檐下与古建一角。朱红格扇门嵌着如意云纹金饰，窗棂织就细密菱形格，在晴光里泛着温润木色。檐下斗拱与额枋绘满青蓝为主的和玺彩画，云纹、卷草纹层层叠叠，与灰瓦翘角、金黄滴水相映成趣。一旁枯树抽着嫩黄新芽，斜倚在橙红宫墙旁，灰白石基衬着朱漆立柱，让整幅画面既有古建的厚重庄严，又添了几分早春的生机。        转角楼阁与回廊。两层转角楼阁在晴空下舒展，朱红立柱撑起飞檐翘角，檐下彩画以青蓝为底，描金绘银，纹样繁复而精致。上层回廊的栏杆缀着蓝绿彩饰，与朱红廊柱形成冷暖对比。转角处斗拱交错，将两层楼体巧妙衔接，灰石基座沉稳托住木构楼阁，枯树枝桠斜斜探入画面，让规整的古建多了几分自然野趣，尽显中式楼阁的对称之美与灵动气韵。

       主楼面阔舒展，两层结构气势恢宏。朱红立柱林立，上层回廊的栏杆、额枋皆饰以青蓝为主的和玺彩画，云纹、卷草纹与描金纹样交相辉映，在阳光下流光溢彩。灰瓦覆顶，金黄琉璃瓦当与滴水沿檐线排开，檐角微翘，尽显皇家建筑的威严与华丽。门前石阶简洁厚重，枯树与苍松相映，顶端红旗猎猎，让整座古建在庄重之余，又添了几分鲜活的时代气息。

凉州会谈一展室。

       1247年，蒙古皇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谈（史称“凉州会谈”），西藏正式归附蒙古。萨班发表《致蕃人书》，归顺蒙古汗廷，接受管辖、编户纳贡。这一和平会谈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元朝对西藏直接管理的基础，促进了蒙藏民族与文化交流。

       这尊阔端胸像（复制品），生动再现了蒙古汗国皇子、凉州会谈的核心人物阔端的形象。

        雕像以写实手法塑造，人物头戴尖顶皮帽，帽檐垂着厚实的毛饰，尽显北方游牧民族的风貌。面部轮廓硬朗，眉眼深邃沉稳，八字胡与山羊胡刻画细致，神情庄重威严，传递出他作为一方军政领袖的气度与魄力。颈间佩戴串珠项饰，外着交领袍服，肩覆毛领，衣褶纹理粗犷有力，既还原了蒙古贵族的服饰特征，也让人物形象更具厚重的历史质感。

​       作为凉州会谈的蒙古方代表，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会晤奠定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这尊胸像正是这段关键历史的实物见证，承载着蒙藏民族交流、国家统一的厚重记忆。

萨迦班智达与凉州会谈。

前言。

       泱泱中华，多族一统，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交错杂居，相互依存，和睦共处，携手共进，共同缔造了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藏民族就是缔造中华文明的五十六个民族之一。

       公元1247年，西藏地方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代表西藏地方，蒙古皇子额沁阔端代表蒙古汗庭，在今甘肃省武威市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并发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使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元朝中央政府治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蒙藏民族共同为缔造祖国和平统一、发展民族团结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书写了彪炳千古、名垂史册的光辉灿烂一页。

第一部分 藏传佛教。佛教的传播路线图。

佛教源流。

佛教创始人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生于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其尊称。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后经过"三大结集"，逐步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边国家传播。于两汉时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多年融合发展，形成三大地理体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藏汉佛教交流。

自佛教传入吐蕃伊始，开启了藏汉间佛教文化近一千四百年的交流史，也是藏汉两个民族上千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在唐代，多以汉地佛教向吐蕃传播；元明清三代则以藏族僧人在内地的弘法为主，藏族文化内向力加强；近代，藏汉佛教交流再次出现高潮。

唐代文成公主带进西藏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现供奉于西藏大昭寺）。北京妙应寺白塔，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

藏传佛教教派。

       藏传佛教，也称藏语系佛教，是以藏语文为主要施教、学修工具，在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显密结合的中国佛教。七世纪，佛教从印度和中原传入藏区，后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因各自传承不同，故形成各具特色教派。

宁玛派。西藏敏珠林寺。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中历史最悠久的教派。因其教法主要依莲花生应邀入藏所传密咒和所遗伏藏为主。自公元八世纪先后在西藏建桑耶寺、敏珠林寺等寺传播。之后在川、青、甘、滇等地相继、传播。

萨迦派。西藏萨迦寺。

       "萨迦"，意为"灰白土"，在今西藏日喀则萨迦县。

       该派先祖为昆氏（又名"款氏")。1073年，昆·贡却杰布首建萨迦北寺。后人又建萨迦南寺。

       十三世纪中叶，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大师（又称"萨班"）及其侄八思巴成为西藏地方与元朝中央之间建立统一关系的关键性人物。萨迦派受到元朝中央政府扶持，逐步成为政教合一寺院。

噶举派。西藏楚布寺。

       举派始于十一世纪，主要以玛尔巴和米拉日巴大师为主，密宗学修注重口耳相传，故称噶举。内分"四大八小"之派别。该教派中噶玛噶举和帕竹噶举的上层喇嘛，曾受元明两朝册封。十三世纪由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代表寺院有西藏楚布寺等。

格鲁派。西藏甘丹寺。

       格鲁派，由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于1409年在噶当派基础上创建甘丹寺。该教派严守戒律，显密结合，逐渐形成颇具影响之学经体系。代表寺院有西藏扎什伦布寺等六大寺。

觉囊派。青海阿什姜。

       觉囊派，十二世纪由宇摩·牟觉多杰所传，因其五传弟子耿邦图杰宗哲·喜饶扎巴于1293年在日喀则觉摩囊地区建寺而得名。该派寺院绝大多数在清初改宗格鲁派，仅在四川阿坝和青海果洛地区保留至今。

苯波派。四川朗依寺。

       苯教是西藏地区最早的宗教，多认为起源于象雄（今西藏阿里一带），传其祖师为东巴·辛饶弥沃且。主要活动在公元八九世纪。该派具有较为完善的学经体系。代表寺院有西藏曼日寺、四川朗依寺等。

萨迦五祖。

       萨迦派五代祖师分为白衣三祖和红衣二祖。

       白衣三祖（第一、二、三代祖师），指在家修行者，父子相承，继承萨迦派政教大权，皆穿白衣，谓之白衣三祖。

       红衣二祖（第四、五代祖师），从师出家受戒，皈依佛门，穿绛红色袈裟、法衣，以父侄或师徒相传，继承法统，谓之红衣二祖。

       萨迦五祖世系表。

       这幅唐卡以藏传佛教传统风格，描绘了凉州会谈核心人物萨迦班智达（萨班）的神圣形象。

       萨班居于画面中心，红发披肩，身着橙红僧袍，衣纹金线勾勒，半跏趺坐于宝台，姿态从容慈悲，尽显宗教领袖与智者的气度。上方绘有护法神与云端高僧，象征佛法传承；下方是威严护法与虔诚信徒，寓意守护与敬仰。背景以青蓝、翠绿铺陈，绘就山峦、祥云、寺院与繁花，营造清净佛国意境，是典型的藏地唐卡艺术，承载着萨班促成和平、推动民族交融的历史记忆。

       萨班·贡噶坚赞（译言"萨迦班智达遍喜幢"）诞生于1182年。自幼出家依三伯父扎巴坚赞受沙弥戒，取法名贡噶坚赞，学习萨迦派教法。24岁从释迦室利受比丘戒。学习《释量论》等因明七论以及《现观庄严论》等五部大论经典。35岁时推任为萨迦寺座主。

       萨班学富大五明，声望崇高，被当时蒙古皇子阔端因邀赴凉州会谈。1244年，萨班携侄八思巴、恰那多吉及僧众前往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进行会谈，并发布《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由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重要历史贡献。

       萨班悉心教导八思巴，精传一切教法。为八思巴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1251年在凉州圆寂，时年70岁。

       萨班毕生弘法利生、为民辅政，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班智达（意为"博学、大学者")。其著作涉及宗教、历算、医学、语言、文学等，辑之《萨迦全集》三卷，在藏传佛教史和藏族文学史上均占重要地位。

       萨迦昆族世系总表（节选）。

第二部分 历史背景。

西藏情况简述。

       西藏位于我国西南部，居于此地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中原汉族有联系。

       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与盛唐积极往来，汲取汉地先进文化技术，松费干布与文成公主、赤德祖赞与城公主先后联姻。公元823年在拉萨大昭寺立"唐蕃会盟碑"。见证藏汉民族团结友好，藏汉两族通过王室联姻、会盟，形成了友好亲谊关系，密切了经济文化联系。

       九世纪，吐蕃王朝陷入崩溃，战乱频繁，西藏人民饱受近四百年的动荡战乱无休，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幸福生活十三世纪中叶，西藏高僧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皇子阔端成功举行了凉州会谈。

       布达拉宫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坐像。西藏大昭寺唐蓄会盟碑。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

元朝（公元1271-1368年）。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1290年，一名万户长叛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位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九月·北京

西藏和平解放60年(2011年7月）。

       13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零一一年七月·北京

       元时期宣政院辖地图（1288-1330年）。

       凉州会谈二展室。

　　这尊萨迦班智达坐像（复制品），是为纪念西藏萨迦派领袖、凉州会谈核心人物--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而塑，生动还原了他的形象与精神气质。

雕像呈结跏趺坐姿态，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姿态端庄沉稳。头戴藏传佛教标志性的尖顶法帽，帽檐垂落至肩，面容平和安详，双目微垂，嘴角带浅笑，尽显智者的慈悲与从容，传递出他弘法利生、促成和平的气度。萨迦班智身披厚重僧袍，衣褶流畅自然，层层叠叠的纹理既体现出藏地服饰的特点，也让雕像更具质朴厚重的质感，仿佛能让人触摸到那段历史的温度。

​ 萨迦班智达是西藏著名的佛学家、政治家，1247年他与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举行会谈，以《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促成西藏归附蒙古，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这尊坐像正是他作为和平使者、民族交融先驱的实物见证，承载着蒙藏友好与国家统一的珍贵历史记忆。

蒙古情况简述。

       铁木真作为蒙古部族首领，征战十八年，1206年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创立蒙古汗国。蒙古大汗对外军事扩张，先后大败西夏等地。

       成吉思汗卒后，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相继继任大汗，先后消灭金朝、清剿大理、统一吐蕃、攻取南宋，征服各地割据政权，实现统一大业。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加速民族融合，中国空前大一统局面形成。

重镇凉州。河西走廊地理图。

       凉州（甘肃省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汉武帝设郡之时的武威，在三国曹魏时更名为凉州。从汉到唐，凉州城都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战略要地和商贸都会。唐代后，成为割据政权相争之地、各民族交融之地。

阔端驻守凉州。蒙古攻占西凉图。

       1226年成吉思汗攻占西夏，纳并凉州。1235年窝阔台大汗出兵南宋，其皇子阔端率军由陕入川，次年攻占成都，并于1237年受令驻扎凉州。1242年在凉州设西凉府，阔端被封西凉王，获原西夏辖地及今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领地。阔端镇守西北疆土，以便于蒙古军从西路进入吐蕃、大理，迂回进攻南宋，最终实现大一统的军事战略。

       “凉州会盟”前，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等并立形势图（公元1208年）。

第三部分 凉州会谈。

制定经藏方略。

       阔端励精图治，发展凉州，使之成为未来统一西藏的重要基地。1239年派部将多达那波率军入藏考察路线。次年夏，军队行至旁多，杰拉康寺僧众因消息闭塞，本能武装抵抗，双方发生冲突。各方闻讯深感不安。多达那波修复杰拉康寺，立碑崇佛，友好相交，得到当地认可。

       1241年多达那波回报说，藏传佛教已成为藏人的凝聚力量。为了避免战火，凝聚民心，阔端决定和平统一西藏。

慎选代表 迎请萨班。

阔端决定选择一位具有代表资格的西藏高僧前往凉州与自己会谈。

阔端部将多达那波先往止贡寺邀请喝举派首领京俄仁波切。京俄仁波切献上户籍，并以年高为由，推荐了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

1244年，阔端又派部将多达那波带着邀请诏书和丰厚礼品，深入后藏萨迦寺，迎请精通五明、颇具影响力的萨迦班智达。经人指引，多达那波见到了正在为百姓治病的萨班。

昂旺·页瑞索南所著，成书于1613年的《西藏大法王吉祥萨道派历辈传记．奇妙加意宝再》）（简称《萨迦世系谱》）封面。该书规藏于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系国内保存较早的木刻版。

《萨迦世系谱》第40页背面记载邀清萨班的诏书原文。

《萨班世系谱》所载的阔端邀请萨班诏书原文。

心系众生 毅然赴邀。萨班赴凉州路线。

在蒙古一统天下之时，西藏各方固守领地、各自为政，无法有效防御蒙古军。为了西藏和平安宁、众生利益、弘扬佛法，萨班决定前往凉州。

在安顿好教内事务后，1244年，63岁高龄的萨班，不顾体衰年迈、路途远险，以"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之心志，毅然携侄（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及随从僧众前往凉州。

　　这幅分层叙事壁画，生动串联起凉州会谈前后佛法弘传与使命延续的关键历程。

上层：弘法与礼佛。背景是雪山草原，华盖之下僧众云集，有的列队听法、有的围坐禅修，还有僧众恭敬搬运佛像，展现出萨班在凉州弘传藏传佛教、凝聚信众的场景，传递出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 中层：文书拟定。画面中心是萨班端坐案前，在两位弟子的陪伴下执笔书写，对应《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拟定过程，象征着和平归附的核心文书诞生，是西藏正式纳入蒙古汗国管辖的关键一步。

​ 下层：使命传承。萨班怀抱年幼的八思巴骑马前行，身边僧众随行，寓意着将和平使命与政教事业托付给下一代，为后来八思巴成为元朝帝师、继续推动蒙藏友好与国家统一埋下伏笔。

整幅画以暖土黄为底色，僧袍的朱红与佛像的鎏金形成鲜明对比，既还原了13世纪的历史风貌，也凸显了和平统一、文化传承的核心主题。

各派相商 共举萨班。西藏夏鲁寺。

       萨班一行至夏鲁寺，萨班向各地领主和宗派代表写信，为了众生利益和弘传佛法，自己将赴凉州会谈。并放缓行程，不断拜访寺院，交流此行必要性和会谈要义，打消了各派疑虑，受到礼敬。在拉萨，萨班与前藏各方势力、教派首领认真分析各种情况，商讨对策，并被推举为凉州会谈代表。

       萨班带着广大僧俗民众的和平统一愿望，经过250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

积极准备 迎接会谈。

       萨班抵达凉州时，恰逢阔端正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参加贵由继任汗位大典。等待期间，萨班主动接触各方人士，了解蒙古情况及天下形势。萨班看到各派信众在凉州和睦共处，决定借此契机弘法传教。

弘法传教 施药治病。

       萨班在凉州广设经场，弘法传教，赢得了蒙古、畏兀儿及当地藏汉族僧人的信服。此外，萨班还为当地信众施药治病、祈福招运，深受崇敬。这为凉州会谈创造了良好氛围与群众基础。

       萨班传经、施药治病。

　　这幅分层叙事壁画，生动再现了凉州会谈中和平归附与政教传承的关键场景。

上层：旅途与安顿。背景是连绵雪山，描绘了萨班一行赴凉州的旅途片段：僧俗众人列队前行，右侧则呈现高僧卧床休憩的画面，还原了长途跋涉的艰辛与抵达后的安顿。

​ 中层：核心会晤与献礼。画面中心是蒙藏双方的友好会面：身着红袍的藏地高僧向蒙古贵族阔端敬献哈达，周围分列着僧众与蒙古武士，礼仪庄重，象征着和平归附的诚意与两大民族的和解。

​ 下层：文书拟定与嘱托。左侧是高僧们整理文书的场景，对应《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撰写；右侧则是萨班端坐榻前，向弟子与信众嘱托后事，传递出他对西藏归附与佛法延续的深切期许。

整幅画以暖红与土黄为主色调，人物服饰、礼仪细节考究，完整串联起凉州会谈从旅途、和谈到政教嘱托的历史脉络，凸显了和平统一、民族交融的核心主题。

《致蕃人书》对西藏的影响。

       《致蕃人书》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和绝大多数僧俗首领的愿望，受到普遍欢迎与携护，各方纷纷效法萨迦派，主动归顺蒙古，获求支持。据《萨迦世系史》载："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心鼓舞。"

       西藏得以和平统一，经济文化出现一个新的迅速发展阶段。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割据分裂局面，使西藏地方纳入中国版图和元朝中央政府行政管辖范围，为后续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功载史册 永为铭记。萨班圆寂。

凉州会谈之后，萨班驻锡幻化寺，弘传佛法，著书立说。于1251年圆寂，传位17岁的八思巴，使之继任萨迦派新教主。

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为萨班举行盛大悼念活动，并在幻化寺旁建造一座高十六寻（约35.28米）的灵骨塔。此后幻化寺更名白塔寺，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塔未建完，阔端同年亦卒，时年46岁。

萨班和阔端以祖国和平统一大局为重，促成凉州会谈，功载史册，永为铭记。

       兴盛时期的凉州白塔寺（沙盘图片）。2003年，在灵骨塔残基旁复建萨班灵骨塔（中）及九十九座大塔，形成百塔寺（白塔寺）景区。

       这幅分层叙事壁画，生动还原了凉州会谈后蒙藏和平共处、文化交融的历史图景。

       上层：送别与启程。背景是雪山草原与佛塔，红袍僧众列队伫立，蒙古骑兵与高僧骑马前行，华盖灯盏随行，既象征萨班圆寂后灵骨归藏的送别，也暗含佛法与和平使命的延续。

​       中层：核心会谈与弘法。画面中心是萨班端坐法座，向围坐的僧众讲法，身后佛陀坐像庄严，桌上铺展文书，寓意《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拟定与佛法弘传，传递出和平归附、政教协同的核心意涵。

​       下层：归附与礼仪。左侧呈现蒙古贵族与藏地官员的会晤，案几分列，礼仪庄重，象征西藏归附后的行政秩序；右侧是僧众为信众灌顶、护法神立旁的场景，体现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传播，也呼应了民族间的信仰交融。

       整幅画以暖调为主，人物服饰、仪仗细节考究，完整串联起凉州会谈从和谈到治理、从弘法到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

       1253年忽必烈在宁夏六盘山集结军队，准备通过西藏远征大理，召请八思巴咨询西藏情况。此期间八思巴为忽必烈及其皇后察必授经灌顶，被奉为金刚上师。随后八思巴返回凉州主持萨班灵骨塔开光仪式。1253年八思巴谒见忽必烈。 

       1255年准备回藏的八思巴听闻忽必烈南征大理胜利归来，与之会合，受邀前往草原新城--开平府。

       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领总制院（后来改称宣政院）事"。

       1264年八思巴秉承忽必烈的旨意，返回西藏建立地方行政体制，划分十三万户及其辖地和属民，使各万户逐渐成为地方性行政组织。

      1269年八思巴创制成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忽必烈下诏使用蒙古新字。次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八思巴文书写的皇帝圣旨。

       1274年八思巴返藏，忽必烈派皇太子真金随行护送，大队行走的新驿道方便了从元朝大都到后藏萨迦的交通。1280年八思巴圆寂于西藏萨迦寺拉康拉章，时年46岁，传位侄子达玛巴拉。幼年的达玛巴拉被忽必烈迎请到北京，封为帝师。

       萨班的继任者八思巴和元世祖忽必烈发展了凉州会谈成果，开启了西藏地方与元朝中央政府关系的新发展。

       西藏萨迦寺镇寺之宝--忽必烈赐赠八思巴的白海螺

       元廷赐萨迦派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印文为八思巴文，内容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的藏文译音。

       这幅三联式壁画，以叙事性构图完整再现了凉州会谈的关键历程，生动还原了13世纪蒙藏民族交融的历史场景。

       上层：赴会之路。以雪山草原为背景，描绘了萨班一行跋山涉水赴凉州的场景：红袍高僧端坐于华盖马车中，在蒙古骑兵与侍从护送下前行，旌旗猎猎、马蹄铿锵，既展现出旅途的壮阔，也传递出和平使命的庄重。

​       中层：会晤场景。画面核心是蒙藏双方代表的会面：身着红僧衣的萨班等西藏高僧，与头戴帽盔、身着袍甲的蒙古贵族阔端等人相对而立，彼此伸手致意，周围藏地民众与蒙古武士分列两侧，生动呈现出和谈的友好氛围，象征着两大民族的和解与信任。

​       下层：弘法与归附。左侧绘有高僧登殿、官员觐见的场景，象征西藏归附后的治理秩序；右侧则是萨班端坐法座、僧众虔诚跪拜的画面，体现了佛法弘传与政教合一的格局，完整呼应了凉州会谈后西藏纳入蒙古汗国管辖、蒙藏文化深度交融的历史成果。

       整幅画以暖棕、朱红为主色调，人物服饰、仪仗细节考究，既还原了历史风貌，也传递出和平统一、民族交融的厚重主题。

       《建塔记》碑（复制品）。

       《重修凉州白塔志》碑（复制品）。

第四部分 会谈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

正是以民族传统友谊与和平统一愿景为基础，客观上孕育了凉州会谈，使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和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充分表明了西藏地方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祖国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结语。

中华民族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原大地紧密相连，形成了幅员辽阔的祖国领土面积，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格局。

凉州会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继承民族团结友谊，彰显藏传佛教爱国主义精神。

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初次会面 交谈融洽。

1247年藏历1月，阔端从蒙古返回凉州，与萨班首次会面，双方交谈融洽、互相礼敬。阔端对西藏和佛教十分好奇，萨班对此谈论诸多。阔端认定睿智淡定、学富五明的萨班契合所寻之人。

疗愈疾病 建立信任。

会谈之前，阔端身染疾病。萨班为其修法祈福，消除病痛。阔端对萨班更加礼敬。双方建立信任，为实质性会谈创造了良好契机。

正式会谈 达成共识。

1247年8月，西藏和蒙古之间关乎战争与和平的会谈在凉州幻化寺举行。阔端提出以维吾尔人首领归附蒙古的条件作为参考，萨班同意。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在西藏的隶属关系及户口登记、征收赋税、地方官吏等问题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

会谈之后，萨班向西藏各地僧俗首领、亲友弟子写信说明，史称《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西藏绝大多数僧俗首领认可萨班的劝导，接受凉州会谈的条件。

《致蕃人书》主要内容。

萨班在《致蕃人书》中说明蒙古王室尊重西藏宗教信仰，授权萨迦派首领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讲清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和要求，主要内容有：一、归附者官居原职；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