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岁月如歌

李

　　闲来无事，从抽屉深处，翻出一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不同时光遗落的信笺，是岁月刻下的温柔印记。指尖轻轻拂过边角卷曲的相纸，那些被光影定格的瞬间，顺着童年的纯真、青年的热烈、中年的担当与沉淀，缓缓铺展开一段段独属于我的岁月故事，每一张，都是不同年代里，最鲜活、最真切的人生剪影。

　　最上头的那张，是童年的我和一群小伙伴，与杜自明教练的合影。影像中的我，稚气未脱，周身都透着少年独有的蓬勃活力。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凉山甘洛中学的简陋球场上，排球这一新鲜事物，由萧冠军老师引入校园。他望着十五岁、身高一米六二的我，预言我日后定能长到一米八，我也因此有幸入选排球队。初入队时，因身高受限，我只能司职二传，而这张泛着淡淡米黄、被岁月磨得温润的照片里，我已然长成近一米八的主攻手，身姿挺拔，能与教练并肩而立。和煦阳光透过空气，洒在简陋的球场与我们稚嫩的脸庞上，连地上的影子都透着无忧无虑的轻盈。“儿时不识人间事，笑逐清风度少年”，彼时的欢喜纯粹无垢，没有世俗纷扰，这张老照片，锁住了年少最纯粹的快乐，藏着一去不返的青葱时光，是漫长岁月里最柔软的底色。

　　翻出另一张旧照，是我当知青时的留影，照片上的公社罗书记正教我们插秧，这张照片还是其中一位女知青转发给我的，每每想起，我都满心后悔，当初竟没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知青照片。记得我曾问过罗书记，挣工分多就算表现好吗？得到首肯后，成为我劳动的动力。当年，我在凉山甘洛县河边生产队下乡，那是个彝族山寨，一条大河将村落一分为二。村里有几位退伍回乡的村民，加上村子离县城仅十余公里，村民们基本都会说汉语。高中毕业的我，背着行囊来到这里扎根，下地干活从不懈怠，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挣的工分一直名列前茅。也正因这份踏实，下乡第二年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抽到甘洛中学代课，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这段知青岁月，在我漫长人生里不过短短两年，却成为我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难以磨灭的重要经历，磨砺了心性，也沉淀了初心。

　　这是八十年代我在四川建材学院(现西科大）校门的合影。有老师，有学生，都是排球队的。我从学生成了老师，心境也大不相同。学生时只管顾好自己的学业，当了老师，才懂“为人师表”四个字的重量。文科毕业的我，最初被分到宣传部，在这所工科院校里写板报、编校刊，工作轻松得有些单调，渐渐没了挑战的乐趣。骨子里的“不甘寂寞”让我想换个环境，恰好遇上学院机电两系整合，我主动申请调去系里，分管学生工作。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纯粹得很，即便物资匮乏——每月只有半斤肉票，有两次过节去食堂，不仅闻不到肉香，连热饭菜都抢不到——也没浇灭心里的热情。我每周组织学生搞政治学习，每天带着他们像军人一样操练；还写了组歌《大学生之歌》《教师之歌》，和师生们一起排练，最后竟拿了绵阳的金奖，四川电视台还播了好几次。

春暖花开时，我陪着学生们去郊外踏青，看漫山遍野的花；寒冬风雨天，和他们一起守在教室里备课、复习；球场上，我们并肩奔跑，为进球欢呼；迎新会上，又一起唱歌跳舞，笑声能掀翻屋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虽年轻，却带着点“左”的固执：深夜带队去查学生宿舍，怕他们用电炉出危险，查到了也只是轻声提醒“以后小心”；学校规定老师不能和学生谈恋爱，哪怕老师是单身，也不让越雷池半步，可我私下里，却偷偷给好几对牵过线。唯独自己，因为要“以身作则”，即便单身，也没敢动“近水楼台”的念头。

四年后，我还是离开了这所校园，调去了省城。除了想寻求新的发展，更多是因为“校园”给我的愁绪——看着一批批新生来，一茬茬老生走，心里总翻着“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怕再待下去，自己会早早生出“未老先衰”的落寞。

　　翻到中间，是意气风发、满怀热忱的我。照片渐渐有了色彩，虽不算明艳浓烈，却透着独属于青春的张扬与滚烫。照片里的我，身着利落西装，与日本国土大臣伊藤公介在科技厅前留下合影。九十年代中叶，三十多岁的我前往新都县政府挂职，彼时的新都，财力单薄，交通不畅，发展处处受限。为引进资金、改善交通，我们多方奔走，与日本客商中村秀雄积极洽谈，更专程远赴日本考察企业，也因此与桥本内阁时期的国土大臣伊藤公介留下这张合照。他在任期间，我去过几次日本，都能见面，印象最深的是他曾邀我们一行去部长级的餐厅，不大，装饰一般，自己点餐，与今天单位自助餐无异。事后我想，日本高官那么节简，那么自然，不像国内接待，根不得尽其所能，又浪费更不值。我去日本时中日关系和睦，这是无数中日爱好和平的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而新都的交通，也最终因中村秀雄先生的上亿投资迎来转机。“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彼时的我满腔热血，一心干事创业，这张照片，定格了青春的奋进模样，记录着人生里最热烈、最有冲劲的篇章。

　　再往下，便是历经世事、沉淀下来的中年光景。照片里的人们，褪去了年少的青涩懵懂与青春的锋芒张扬，眉眼间多了几分温和从容，眉宇深处藏着岁月历练后的通透与宽厚。那是九十年代中叶，四川大学百年庆典之际，二十余位同窗齐聚校园，彼时的我们，正值中年，皆已事业有成：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东方佛都创始人梁恩明，还有深耕政界的官员、潜心治学的学者、拼搏商海的企业家，各界精英齐聚一堂。我们漫步校园，追忆年少读书的青葱岁月，重叙深厚绵长的同窗情谊，笑容真诚无伪，满是岁月静好。而今一晃三十年，当年的同窗大多已步入暮年，更有几位好友已然离世，每每念及，满心都是时光易逝、故人难寻的感慨与唏嘘，恰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同窗情谊犹在，却早已物是人非。

　　还有一张珍藏的照片，摄于九十年代中期，是我赴雅安任职时的留影。彼时的雅安，是行署所在地，也曾是西康省会，可这片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养育着一百五十万汉、彝、藏等各族群众，虽坐拥丰富资源，却因交通不畅、经济滞后，发展迟迟停滞不前。离成都不过百余公里，为何发展如此滞后？深究根源，病根在于思想封闭、观念落后，百姓守着水头、石头、木头“三头”资源勉强谋生，“雅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正是当时雅安最真实的写照。

我一心想效仿新都模式，引入日本资金助力发展，可现实却处处碰壁：推动城市改造，百姓满心配合，却遭遇层层阻力；建造公共活动场所，触动了既得利益者，非议与上告直达高层。照片上的我，看似笑容满面，内心却满是挣扎、无奈与焦灼。滔滔奔涌的青衣江，风中摇曳的黄桷树，还有渴望城市改变的万千百姓，都在声声呼唤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始终谨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更秉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在雅安坚守八年，倾尽所能，付出了无数艰辛与心血，不问得失，只为不负百姓、不负初心，其间的功过是非，皆留待后人评说。这张照片，藏着中年人的责任与担当，也记下了那段负重前行、初心不改的岁月。

　　老照片还有很多，每一张都承载着一段难忘的回忆；相册很杂，每一册都镌刻着一段真实的历史。不知从何时起，便捷的手机取代了相机，若非专业人士，再少有人拿起相机精心定格瞬间。也正因如此，这些留存下来的老照片，才显得愈发珍贵。它们是时光的标本，是岁月的见证，即便有一天我离这个世界而去，这些带着时光温度的老照片，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念想，让他们透过光影，看见我走过的人生路，读懂那段远去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