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野下对书法的观照

宽襟堂

当代视野下对书法的观照：从“丑书”论争到探索精神的再发现

近年来，书法界围绕“丑书”的论争持续升温，曾翔的“吼书”、邵岩的“射墨”、王冬龄的“乱书”张强的盲书频频成为舆论焦点。批评者斥之为“亵渎传统”“博眼球”，辩护者则视之为“突破创新”“激活笔墨”。这场论争表面上是审美之争，实则是当代书法在继承与创新这一根本命题上的深层焦虑。

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站队“传统”或“创新”，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以更开阔的当代视野，重新审视这些探索行为的价值与边界。正如论者所言，曾翔、邵岩、王冬龄、张强诸君，皆具深厚的传统功力，他们的探索并非“无知者无畏”，而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唯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进入这场讨论的核心。

一、被误读的“丑书”：传统功力的另一种表达

公众对“吼书”“射墨”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误读：将表现形式的“另类”等同于传统功力的“缺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曾翔的书法根基深植于汉魏碑学，其对《石门颂》《张迁碑》的研习之深，在专业圈内有目共睹。他的“吼书”看似狂放，笔触却暗含金石气韵——那一声声呐喊，与其说是表演，不如说是创作能量的集中释放，是身体与笔墨的高度协同。同样，邵岩的“射墨”常被简化为“拿针管滋墨”，却少有人注意到他对线条质感、空间分割的精微把控，这种把控能力恰恰来自数十年对传统笔法的深入体悟。王冬龄的“乱书”更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将草书的使转、提按、枯湿、浓淡完全保留，只是抽离了文字的“可识读性”——这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对传统笔法语言的极致提纯。

可以说，这些探索者绝非传统功力的“背离者”，恰恰是传统功力的“深拥者”。正因为他们吃透了传统的法度与精神，才有底气去打破形式的边界。这与那些“提笔乱画”却毫无根基的江湖书家，有着本质区别。

二、“吼”与“射”的价值：行为背后的探索精神

从当代艺术视野来看，“吼书”与“射墨”的价值，不仅在于最终的作品呈现，更在于整个创作过程所承载的探索精神。

书法自古便有“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创作观。张旭“脱帽露顶”、怀素“忽然绝叫三五声”，历史上的狂草大师们从不避讳创作过程中的身体投入与情绪释放。曾翔的“吼”，本质上是将这种内在的“势”外化为声音与身体语言，使创作成为一种全息的生命表达。邵岩的“射墨”则试图打破“笔”这一工具的垄断地位，探索“非笔”工具能否生成具有书法审美品质的线条——这与其说是离经叛道，不如说是对书法本体语言的拓展性实验。

值得深思的是，这些探索者并非不清楚公众的争议。他们力排众议、坚持走自己的路，这种定力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在艺术史上，几乎所有具有开拓意义的行为，在诞生的那一刻都曾遭遇不解与嘲讽。那些最终被时间证明的价值，往往正始于少数人的坚持。

三、当代视野下的书法观照：既不可“泥古”，也不可“媚时”

当然，为探索精神辩护，不等于为一切“标新立异”背书。当代视野下的书法观照，需要我们在两个维度上保持清醒。

一方面，不能“泥古不化”。将某一种经典风格奉为“正宗”、排斥一切形式探索，这种保守主义本质上是对书法生命力的扼杀。书法史上每一次高峰的出现，都伴随着对前人范式的突破。王羲之变“古质”为“今妍”，颜真卿以“篆籀笔法”入行书，无不是其时代的“创新”。如果我们用“二王”的标准去衡量颜真卿，颜书何尝不是“丑书”？

另一方面，也不能“媚时”逐流。书法探索是否成立，最终要看其内在逻辑是否成立——是否真正拓展了书法的表现边界，是否保留了书法作为“写”的艺术的核心品质。那些纯为博眼球、毫无传统根底的“行为艺术”，固然不能与曾翔、邵岩们的严肃探索混为一谈；但反过来，以“传统”之名拒绝一切反思与突破，同样是一种思想的惰性。

四、结语：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曾翔、邵岩、王冬龄张强的探索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他们承受着来自传统阵营的巨大压力，也面临着如何在“创新”中不失“书法本体”的艰难命题。但正因如此，他们的坚持才显得可贵。

当代视野对书法的观照，不应是非此即彼的站队，而应是一种更从容、更具历史感的判断方式。对于这些仍在进行中的探索，我们不妨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的尝试。正如有人所说：“吼与射都是一种行为表现，探索精神可嘉。”至于这些探索最终能否进入书法史的主流叙事，时间自会给出答案。

重要的是，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当代仍然有人愿意为之“疯魔”、为之突破、为之承受非议——这本身，就是书法仍有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曾翔的“吼书"

曾翔的传统书法

邵岩的"射书”

邵岩的传统书法

王冬龄的“乱书”

王冬龄的传统书法

张强的“盲书”

张强的传统书法

奈古山人单国防

善翁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