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北徐氏历代修谱述略

江城散宜人（谢绝私聊）

古人常说：“家里有族谱，就像国家有史书一样。”国家没有史书，就分不清兴衰治乱；家族没有族谱，就辨不明辈分亲疏。宛北徐氏的历代先辈们深明这个道理，所以即便在战乱不断的年代，也一次次搜集残缺的资料、补充缺失的记载，一点点续写着属于宛北徐氏的家族故事。

翻开宛北徐氏那一本本泛黄的族谱，墨迹虽然已经斑驳不清，但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温暖——那是历代先祖执笔修谱时的虔诚，也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赤诚之心。从北宋元丰年间到民国八年，整整八百多年，宛北徐氏一共修了十次族谱，每一次都倾注了无数心血。这是宛北徐氏一族对“根脉”二字最真切的理解和践行。

肇始之功：安礼公与石崖公的开创

宛北徐氏修谱的开端，可追溯至宋代。

北宋元丰乙卯年（公元1079年），徐氏七世祖安礼公，时任“西观提举”，他写下了现存最早的一篇族谱序文。安礼公系南唐江王徐知证后裔，其先祖脉络可上溯至唐代。他在序文中言辞谦逊：“我安礼无甚才德，唯愿如实记载家族世系的来龙去脉，好使后代子孙铭记自身根源。”寥寥数语，既显其谦谨之风，更藏着守护家族根脉的担当。

安礼公为何要修谱？细读其序文便可知晓。他在文中详细梳理了徐氏从唐初至宋代的迁徙历程：先祖紹先公，乃蒲州司法官之子，唐中宗时期（公元705年—710年）出任江夏令。他为官宽厚仁慈，深得百姓爱戴，百姓皆视之如父母，敬重有加。可惜他任职两年便病逝于任上，安葬于江夏县境内。其子裕叔公因父亲安葬于此，便定居在江夏古城的竹簰门外，族人世代“唯以耕读为业，别无其他营生”。这一支徐氏族人，安分守己、勤俭务实，在岁月中踏实守护着家族的烟火与文脉。

家族的转折发生在先祖懿公这一代。懿公不甘心只靠耕种过日子，违背了祖先的遗训，外出经商，在江淮一带客居了很多年，做买卖赚了不少钱，心里就萌生了迁居的想法。恰逢唐末发生朱温篡唐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懿公迁居淮北的念头就更坚定了。于是他买了船，带着全家南下，定居在海州的朐山（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境内），因为那里有经营盐业的便利。

安礼公的记载，不仅保住了家族的源流脉络，更难得的是，他不回避先祖经商致富、背离耕读本业的事实——这种如实记录的写法，正是一个修谱人最该有的诚实和严谨。人们常说“族谱只记载家族的美德，不提及过错”，但安礼公却能做到秉笔直书，让后代看到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家族历史。

安礼公开创修谱之后，徐氏修谱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

南宋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徐氏十二世孙石崖公（本名徐梦云），进士出身，曾经担任学谕一职，后来辞官归隐。他写序文的时候，距离安礼公修谱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这一百多年里，家族的人口越来越多，分支也渐渐多了起来，老族谱上记载的内容，已经不足以涵盖所有后代子孙了。

石崖公在序文中说出了修谱的迫切：“自从宗法制度不被重视以后，能记得祖先的功业、重视家族情谊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况且家族人口多了，关系就容易疏远；年代久了，祖先的事迹就容易被遗忘，修族谱这件事，怎么能不做呢？”

石崖公修谱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勉强收录没有依据的世系，就和后唐郭崇韬冒认郭子仪为祖先一样，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去世的祖先，都不能安心。”后唐郭崇韬冒认先祖的典故，一直提醒着石崖公。他坚持“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凡是无法确认的家族世系，宁愿空缺下来留待考证，也绝不胡乱攀附名人。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让徐氏老族谱的可信度大大提高。

石崖公还详细梳理了徐氏得姓的起源：上古时期，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把他的儿子若木封在徐地，后代就以国号“徐”为姓氏。从那以后，徐姓逐渐遍布天下。而宣城徐氏的起源，则是从南唐知证公开始的。知证公担任南唐的刺史、节度使，奉命镇守宣州，最后在任上去世。他的长子太宁县公徐思忠，就选择在宣城东郊的姑山之南定居下来。

安礼公和石崖公，一前一后，为徐氏修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世每一次重修族谱，都是以他们的记载为根本。

元明两代：乱世中的坚守

时光流转，朝代更迭，从南宋到元代，天下格局已然改变，但宛北徐氏守护家族根脉的初心从未动摇，修谱的传统也得以延续。

元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距离石崖公修谱又过去了一百三十多年。此时天下已经从宋朝变成了元朝，徐氏族人在元朝的统治下，依然没有忘记修谱这件事。这一年，宛北徐氏的俊臣、敬先两位先祖，“满怀感慨地站出来，承担起修谱的重任”，还请了一位友人来写序文。

这篇序文的作者没有留下名字，他是和徐氏家族交好的一位文人。他在序文中写道：“徐氏的祖先，在东海一带十分兴盛，后来分散居住在吴、楚、江淮等地，历代都有文臣武将出现，一代比一代优秀，翻看史书，都能清清楚楚地查到。” 序文中特别提到南宋绍定年间（公元1228年-1233年）的一次重要迁徙：九範、九畴兄弟两人，一个迁居到金山脚下，名叫“窑头”；一个迁居到云山之南，名叫“狸桥”。这就是宛北徐氏两大支派的由来——窑头徐氏和狸桥徐氏。从这以后，“宛北徐氏”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家族称谓，正式形成了。

序文赞叹道：“（九範、九畴兄弟）苦心经营、躬身创业，为子孙后代奠定了千秋万代的稳固根基。” 同时，作者也对徐氏后代也寄予殷切厚望：“将来子孙人才辈出，文人接踵而至，兄弟和睦相守、家族兴旺发达，科举高中者绵延不绝，携手延续知证公的家族渊源，届时该是何等兴盛啊！”

明朝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距上一次修谱已逾百年。历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徐氏族人被迫分散迁徙、散落各地，祖传族谱也大多遗失残缺，损毁严重。此时，徐氏二十五世孙徐伟与叔父岱南翁，心怀对宗族的赤诚，挺身而出，再次发起重修族谱之事，以续家族根脉。

徐伟在序文中详细追溯了宛北徐氏的始迁祖万一、万二两公：“在天下刚刚安定、一切都还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万一、万二两公，辛辛苦苦创业，在这里选址安家，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艰辛。”这种对始迁祖创业艰辛的感念，是族谱中最动人的部分。每一个家族的开创者，都曾在荒芜之地开辟家园，在艰难困苦中努力前行。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载入史册，却会在子孙后代的族谱中，一代代流传下去。

徐伟在序文的末尾，给后代留下了训诫：“希望我的后代子孙，以耕种读书为职业，以勤劳节俭为根本，以忠厚老实传承家族，以平和宽容与人相处。”这些家训，朴实无华，却是一个家族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

岁月流转，徐氏家族人丁愈发兴旺，分支也更为繁杂，原有族谱已难以涵盖家族新况。明朝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距离景泰年间修谱又过去了九十三年。这一年，狸桥徐氏的族人徐云冈主持重修族谱，还请他最要好的朋友来写序文。

这位写序的朋友，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国史会同时记载好事和坏事，地方志会相互记载各地的人物，而族谱“只记载家族的美德，不提及过错”——这是族谱和国史、地方志的不同之处。但即便如此，族谱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国史和地方志，“历代人都像珍视国史、重视地方志一样，珍视族谱”。为什么呢？因为族谱承载着一个人对自己根源的追寻和确认。“往上追溯，是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一直到始祖，经历了那么多代，都是我生命的根源；往下推算，是儿子、孙子、曾孙、元孙，一直到后代子孙，经历漫长的岁月，都是由我繁衍而来。”这段话说得十分透彻，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不仅是因为父母的养育，更因为历代祖先的积累。这份积累，既有血脉的传承，也有精神的延续。

嘉靖修谱之后，明朝逐渐走向衰落，乱世的阴影再次笼罩，而徐氏族人守护家族根脉的坚守，从未因时代动荡而褪色。

明朝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徐氏二十九世孙徐正昌主持重修宗谱。此时距离嘉靖年间修谱已经将近九十年。两年后，李自成率军进入陕西；十二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时代，徐氏族人依然没有忘记修谱，这份坚守，更加难能可贵。

徐正昌在序文中写道：“我想，古往今来的名门大族，很少不是靠祖宗积累的功德才兴盛起来的。后代子孙如果能以孝悌忠信为立身之本，以礼义廉耻为行事之道，永远遵守祖宗的家法，遵循祖宗的旧制，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将来一定会有文人志士应运而生，高官厚禄也指日可待，这难道不是我们徐氏的荣耀吗！”

这番话，既是对后代的勉励，也是对自己和族人的警醒。在王朝即将更替的前夜，一个家族能做的，不过是“永远守住祖宗的家法，遵循祖宗的旧制”——守住自己的根本，静静等待时代的变迁。

清代：盛世与乱世中的谱牒传承

明朝覆灭，清朝建立，朝代的更迭并未斩断宛北徐氏修谱的脉络，历经战乱洗礼，族人更加明白修谱对于守护根脉的重要性，待盛世来临，重修族谱便成为凝聚家族的重要之举。

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距离上一次修谱又过去了九十三年。徐氏族人经历了朝代更替的战乱，又迎来了康雍乾盛世的安定局面。这时，徐鹤年主持重修宗谱。

徐鹤年在序文中，对族谱的意义做了精辟的总结：“敬重祖宗，就是孝；联结家族亲属，就是仁；规范人伦秩序，就是礼。做到这三点，社会风俗就会变得美好，教化就能推行，国家的治理也就不难达到理想的境界。”他把修谱提升到了“治国之道”的高度，认为一个家族如果能通过修谱，实现敬重祖先、凝聚族人、规范人伦的目标，那么整个社会的风俗和教化也会随之改善。

他特别强调了修谱的紧迫性：“自从壬申年修谱之后，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十多年，家族人口越来越多，时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赶紧重修族谱，恐怕岁月流逝，族谱上的文字会出现讹误，再加上世事变迁，相关的文献资料就会无处可查。”修谱最怕的就是拖延，一代人不修，下一代人就难以接续，三代之后，没有了文献依据，就算有孝顺的子孙，也无从考证家族的源流了。

雍正修谱之后，七十余年转瞬即逝。追溯本源、完善族谱，再次成为族人的共同心愿。

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徐杰主持重修族谱，并撰写了《原始图序》。这篇序文用水和树做比喻，说明了追溯家族本源的重要性：“现在看水的人，都说‘长江天险’、‘黄河九曲’，江水黄河一泻千里，但长江的源头，是来自岷山；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来自葱岭，一个来自于阗，而它们的根源，都是从昆仑山的东北角开始的。”水有源头，树有根系，人也是一样，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源。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距离嘉庆年间修谱又过去了七十五年。这七十五年里，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江南一带更是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徐氏的族谱在战火中丢失、损毁得十分严重，修谱变得异常艰难。

徐配钟向写序的章绶，讲述了当时修谱的困境：“战乱以来，老族谱大多散失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册而已。前代的家族世系，有的断开、有的延续，没有文献可以考证；而嘉庆己未年修谱之后，七十多年里的子孙后代，能留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这期间，人们的出生、去世、结婚、安葬，都无法考证，很多人甚至都记不起名字；就算记得名字，他们祖父、父亲的名字有的也无法考证，没有办法作为依据。”

面对这样的困境，章绶给出了一个朴素而真诚的答案：“只要心怀诚意就够了。有诚意，就会心怀恭敬；心怀恭敬，就会做事谨慎，就能避免疏漏犯错；有诚意，就能明辨是非，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只要真心实意、尽心尽力，祖先在天有灵，也会体谅后人的难处。

这次修谱从同治十二年正月开始，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到当年冬天才完成。在老族谱大量散失的情况下，徐氏族人“寻访残缺的石碑，搜集遗留的谱牒，询问年老的族人，从来没有懈怠过”，最终完成了这部在战乱后幸存的族谱。这种在废墟中重建家族记忆的努力，让人深受感动。

民国余韵：一个时代的终章

晚清乱世落幕，民国肇建，旧有宗法日渐瓦解，新的时代浪潮席卷而来。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宛北徐氏迎来了家族历史上最后一次传统意义上的修谱。

此次修谱，高淳县知事刘春堂应邀撰写序文。他在序文中，结合《郑志氏族略》的记载，再次梳理了徐氏的得姓起源与迁徙脉络：“徐氏，乃皋陶之后。皋陶生子伯益，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遂封其子若木于徐地。今泗州临淮有徐城，即徐氏以国号为姓之由来。”同时，他还特别提及宛北徐氏的分支变迁：“自万二公传三世至观四公，子孙繁衍日盛，遂于蒋山后垅选址安家……至迪四公，又分居蒋山之南，名欧家堡，距后垅约二里许。此处山环水绕，清涧幽深，实为一处形胜之地。”

序文末尾附有一段说明：“刘公讳春堂，字治琴，前清进士，曾于甘肃任县令十载，政绩卓著。民国初年，任直隶井陉县知事，旋调江苏句容县知事，后改任高淳县知事。宣城与高淳相邻，治琴素来仰慕宛北徐氏仁厚之风，故纂序。”这段附于序文末尾的说明，饱含着刘春堂先生对宛北徐氏族人的敬重之情。同时，也客观留存了一段兼具人物生平与时代印记的珍贵历史。

结语：谱牒中的精神根脉

从北宋元丰年间到民国八年，八百四十年里，宛北徐氏一共修了十次族谱。每一次修谱，都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的在太平盛世，有的在战乱乱世；有的资料完备，修谱顺利，有的资料散佚殆尽，修谱举步维艰。但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徐氏的历代先贤，从来没有放弃过修谱这件事。

为什么他们要如此执着？因为他们深深明白：族谱不仅仅是一份记录家族成员名字的名单，更是一条连接历代祖先与后代子孙的精神血脉。有了族谱，子孙后代才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明白自己和这片土地、与这个姓氏之间的深厚联系；有了族谱，那些散居在各地的族人，才能知道彼此原本是骨肉至亲；有了族谱，先人的好言行、好品德，才能一代代传下去，成为后代子孙学习的榜样、前进的力量。

就像嘉靖年间那篇序文所说：“往上追溯，是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一直到始祖，经历了那么多代，都是我生命的根源。”今天的我们，都是历代祖先一脉相承而来的。喝着水，要记得水的源头；活着，要记得自己的根本，怎么能忘记祖先呢？

又像雍正年间的徐鹤年所说：“敬重祖宗，就是孝；联结家族亲属，就是仁；规范人伦秩序，就是礼。”一部族谱，承载的就是孝、仁、礼这三种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一个家族如果能凭着这三个字立身行事，那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族的根脉都不会断绝。

宛北徐氏家族八百年的守望与坚守，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缩影。“根基长得茂盛，结出的果实才会饱满。”宛北徐氏历代修谱的故事，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八百多年的修谱历程，守住的是家族的根脉，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家风。这份坚守，终将永远延续下去。

2026年4月整理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