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前尘今世

然野

前尘今世，楚风浩荡，千载铿锵，一脉相承，江汉汤汤，万古流长。

～～题记

去年（2025年）夏天我们在重庆剑阁偶遇一对很实在的北京老俩口，闲聊得知他俩刚刚去过武汉古德寺，说古德鱼庄的鱼头泡饭真好吃。我告知他我家距古德寺仅一街之隔，咱们有缘哩。老哥说武汉太大了，三镇的格局愣是没整明白，去了江城犹如盲人摸象，不识“庐山”真面目。跳离出来看仍然一头雾水，心有不甘，难以释怀。

我便与他们描摹两江分隔、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顺带聊了聊这座城市过往和风风雨雨。或许也正是那次闲聊，冥冥之中竟勾起了我这位江城亲历者的诸多回忆。从1998年的惊涛骇浪，到后来的新冠疫情，再到这座城市前尘今世数千年的沧桑变迁，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第一部：悠远的大武汉～～步履蹒跚踟蹰越千年

武汉三镇是以长江、汉江为界划分的。长江以东是武昌，汉口、汉阳与之隔江相望，共饮一江水。汉口、汉阳又以在南岸嘴汇入长江的汉江为界，汉江北是汉口，汉江南是汉阳。

武汉三镇整体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武昌、汉阳多残丘，汉口为低洼冲积平原，整体呈现残丘点缀平原的地貌特征。具体讲武昌比汉阳高，汉阳比汉口高。

原先汉口与汉阳是连为一体的，只有夹江相望的汉阳和武昌。那时汉江汇入长江有多股水道，随意性大，也很不稳定。这些入江之口统统都叫汉口，乃汉江在此口汇入长江之意。

汉阳城北之外的大片沼泽荒滩，按坐北朝南，以北为后的习俗，叫后湖。夏秋积水成湖，酷似湖南潇湘水色清深、烟波浩渺、空濛空灵的山水意境，故称潇湘湖；冬春水涸成沼泽，黄花遍野，又名黄花地，最低洼的地方是黑泥湖一带，海拔18米。每逢汛期的“茫茫泽国”正是如今大汉口所在之地。

我工作的单位就在汉口黑泥湖附近，2004年盖公寓楼，开始用预制混凝土实体桩打桩，长长的桩柱居然无法在淤泥中“站稳”；后来采用预制混凝土套管灌注桩深埋才搞定。时隔1800年的今天，汉口地下实际仍然是沼泽残留的淤泥地层，基岩埋深达20米～40米不等。所以房子盖好住了十几年，其整体沉降才渐进稳定下来。

明成化初年（1465年～1470年）汉水改道形成稳定的入江口后，才奠定了今天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

改道之前的汉阳位于鲁山（龟山）之南汉水以北，按照古人“山南水北为阳”的命名习俗，故曰汉阳。改道之后则反过来了系“山北水南为阴”，只是汉阳之名已沿用了860年，加之其上游已有汉阴县，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鲁山原名翼际山，后因东吴大将鲁肃的衣冠冢在此，东吴为了纪念他改名鲁山。唐代经学附会风气盛行，文人为附会《尚书·禹贡》“汉水至大别入江”的说法，想让这座山更有文化来头，从普通小山变成《禹贡》里的大禹治水名山，便给它额外加了“大别山”的别名，与正名鲁山长期并行。至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湖北巡抚王俭奏请朝廷，因山形若龟，正好契合明成祖朱棣的玄武崇拜，遂将鲁山更名为龟山。这个马屁拍得名正言顺，甚为精准。

在武汉三镇中，汉阳的历史最悠久。汉建安初（196年～199年）刘表麾下戴监军在汉阳龟山南麓、月湖东岸筑建却月城，周长约266米约半华里多一点、面积0.0048平方公里，黄祖驻守，是武汉最早的城垣。实际上就是一个坐落在汉江古河道南岸入口处的一个小小的江防烽燧堡，仅屯兵无居民。

公元208年春，孙权率军攻占却月城，斩杀黄祖报杀父之仇，随后屠城并焚毁城池，此地渐成荒滩。

同年夏秋之际，刘表长子刘琦受任江夏太守。因却月城已毁，便在其北侧，地势更高的龟山南麓筑建江夏城，“江夏”之名，取自夏水（汉江）与长江的交汇之利。此城周长1332米，不足3华里，面积约0.25平方公里，紧邻龟山并设烽火台，地址在今汉阳龟山南麓至古琴台一带。

公元209年，刘琦病逝。孙权凭借赤壁战后的势力扩张，逐步接管江夏城并修缮加固，其规制沿用到公元223年。

这一年，孙权在黄鹄山（武昌蛇山至司门口、黄鹤楼段）筑城，因其正对江北龟山以南的夏水（汉水）入江汊道口（夏口），故曰夏口城。城周长1110米，约2华里有余，面积不足0.2平方公里；又在黄鹄矶筑瞭望戍楼，此即为黄鹤楼的雏形。

至此，夏口城与江夏城隔江对峙，形成“龟蛇锁大江”的格局。到了东吴后期，江夏城更名为鲁山城；到了隋朝先叫汉津，延用9年后，遵循山南水北为阳，改名汉阳。这名儿是越改越好，韵味十足，至此千年不变。

至于夏口城更名武昌城，那是在一千多年之后的元朝。尽管其间数次更名，先后由夏口城、江夏城、郢城、鄂州城到武昌城，却从未挪窝。蒙古人办事的确简单、粗暴，直接将公元221年孙权那个“以武而昌”的武昌城与鄂州城的城名对调、互换而已，不知九泉之下的孙权有何感想？

其实三国时这两个所谓的城池，就是一个大小差不多的双子军事要塞。除了屯兵之外即无居民、街市，也无城府建制。但作为汉阳、武昌双城格局之始，却毋庸置疑。

自三国立城以来，古汉阳与江夏（夏口、郢城、武昌）隔江对峙，同为江汉锁钥，兵家必争。千百年间，屡遭兵燹水患，城垣屡毁屡筑，历尽沧桑，却始终雄踞两江。虽经废兴更迭，而城基不移、气象不改，凭江据险，巍然屹立，终成三镇根基。

汉江上游古称沔水，中游多称汉水，下游至入江一带，因其具有明显“夏涨冬枯”的季节性水文特征，故称夏水。那时沔水、汉水、夏水长期混用、互受通称，后世才逐渐统一称为汉水。

夏水（汉江）在汉阳故道汇入长江之口，在春秋时期谓之夏汭，是最古老的称谓，距今已有2564年。到了三国时期叫夏口、沔口或鲁口，宋以后就多叫汉口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鉴于当时夏水河汊纵横，散乱多支，繁复交错、湖沼勾连，漫流入江的特点，夏汭之意，不仅限于夏水入江之口这一狭义的概念。而这片河湾洲滩交织的广阔地带，正是“汭”之本意，实在是精妙！

在春秋时期，夏汭作为楚国的军事据点，长期驻兵防吴。东汉末年，三国雄起，刘表在此建却月城后令黄祖驻守，这就标志着夏汭从军事聚落正式升级为区域性治所，是武汉最早的城邑。这方风水宝地自然是汉阳最早的发源地，是汉口的前世胚胎，也是今天大武汉的“根脉”。

遗憾的是作为江城武汉最早、最核心的地理密码，知之者甚少。或许是这个“汭”字太生僻了，后来人们就用夏口替代了。所以，在文献中总是将夏口与江城关联，却不知夏汭才是大武汉的“乳名”。

一条汉江分三段，各有其名且通假混用。因此又衍生出同一入江汊道口，有夏汭、夏口、汉口等多个称谓和江夏、夏口、汉口三座城池名称之来源。还有大武汉之根源所在，有趣又绕脑。

唐代宝历二年（826年），宰相牛僧孺出任武昌军节度使，他是历史上首位正式上奏朝廷，请求将江南鄂州（武昌）与江北沔州（汉阳）合并治理的官员。此次奏请获朝廷批准并实际推行，成为武汉跨江合一的首次行政实践，是武汉大一统最早的雏形。后因地方利益、军政调度不便等原因，合并仅维持四年便恢复沔州建制，未能长期延续。

到了元代，诗人余阙《秋兴亭》中有“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两岸起飞楼”。此时武昌、汉阳双城并立，在老百姓心中犹如一座城，民间开始把两地合称为“武阳”，也有弱弱的“武汉”称谓，但并非官方定名。

盛唐诗仙李白“昨夜东风入武阳，陌头杨柳黄金色”，大概是“武阳”二字最权威、最早的出处，但彼时之“武阳”仅是文人笔下的雅称、别称、古称，代指江夏（今武昌）。

明代万历元年（1573年），姚宏谟在《重修晴川阁记》中写下“武汉之胜迹”，这是官方文字上第一次出现“武汉”二字，也不过是借用民间的称呼而已，指代也仅限于武昌和汉阳两府城之合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名称。直至汉口的出现和崛起，“武汉”之名才真正名至实归，这是后话。

汉口的出现是在明代成化年间（1465年～1470年）汉水改道与汉阳分离之后的事情了。成化初年，汉水在排沙口、郭茨口间决口，裁弯取直、径直东下，舍弃龟山南旧河道以往纷繁众多、游荡不定的入江口；最终在龟山北侧，龙王庙与南岸嘴之间形成稳定入江口。至此，人们在汉江北这片荒洲天然岗地上开始聚集成市，汉口由此发祥、发展、壮大，但行政上仍隶属于隔江相望的汉阳。

扼守汉水入江口的龙王庙，自然就是汉口最早的码头与商贸起点，也是汉正街的“大门”。现在龙王庙公园立有“汉口源点”石碑，确立其为汉口的地理与历史起点和发祥地。

此时的砖石府城武昌，府城周长已达11635米、约20.2华里，城区面积约6.12平方公里。汉阳府城周长2419米、约4.2华里，城区面积约0.4平方公里（也有0.6平方公里一说）。武昌城的面积是汉阳城的15倍，而汉阳城仅比千年之前的鲁山城拓展0.15平方公里。一个蛇行一个龟速，恰巧对应蛇山和龟山，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

到了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设汉口巡检司，为汉阳派出机构；行政上仍隶属于汉阳。辖区面积0.2平方公里～0.3平方公里，居民1395户、约7000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专横跋扈的楚王府妄图强行侵占汉口滩地，肆意加重租税，盘剥商民。以徐文高、张添爵等为首的当地商民，联名上告到汉阳府、湖广布政司，控诉王府侵占民业、苛征暴敛。地方官不敢得罪藩王，一度偏袒王府；商民不服，逐级上诉至朝廷。朝廷查实后，判定汉口滩地为汉阳县民地；于次年裁定废除王府私租，改由官府统一征收定额税课并确权立碑公示，这场纷争得以平息。

这是汉口早期发展中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朝廷确权，打破藩王垄断，为汉口成为“九省通衢”扫清了制度障碍，夯实了汉口商贸后续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础。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这种民间挑头，集体维权，追求公平正义，约束特权的民主萌芽意识的觉醒，实在难能可贵，映射出我们的先民敢为天下先，不畏特权，不服周的特质。更是为这座城市日后勇立潮头、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沉淀下最初的历史基因。

随着汉正街商贸兴起和发展，至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将湖广漕粮交兑中心，由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城陵矶，改迁至汉口，使其成为两湖漕运核心枢纽。从而带动粮船、码头、仓储、米行、客栈、搬运全产业链爆发。万历45年（1617年）明廷推行“纲法”，也就是食盐运销垄断制度，正式将汉口定为楚省淮盐运销总口岸。盐、茶、百货也跟着食粮走汉口，商贾云集，坐实了汉口“九省通衢”的核心商埠地位。彼时（1573年～1620年）汉口集市从0.2平方公里～0.3平方公里，渐进拓展至1.5平方公里，人户增至约5000户，常住人口2.5万有余，流动人口更是不计其数，甚是繁华。

明崇祯8年（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焻为防后湖水患，修筑了从硚口至马王庙（今民权路黄陂街口）的长堤，当年竣工，人称袁公堤，全长约5km。堤外是筑堤取土形成引汉水入长江的护城河～～玉带河。后湖水患得到有效治理，城区面积扩展为2.98平方公里，汉口城区的雏形从此形成。

明末清初，汉口北岸的居仁、由义、循礼和大智四坊连片，面积扩至约3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左右。远超汉阳府城，已是汉阳县辖下的一座超级大镇了。史料上首次将其与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并列为四大名镇，应该是在明朝后期，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年～1644年）。

到了清乾隆朝，汉口商贸顶盛，城区面积开始自发向袁公堤外散在性的拓展，这样民间就有了5平方公里之说，人口超20万之众。

清嘉庆年间（1796—1820），汉口已被明确列为天下四大名镇。浙江文人、盐商范锴此间久居汉口，在所著《汉口丛谈》中记述其繁盛景象：“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但当时汉口仍隶属于汉阳府汉阳县，并未设立独立行政建制。

汉口不仅是当时的天下四大名镇之一，后来又与北京、苏州、佛山有了“天下四聚”之名。“天下四聚”这个说法，目前能查到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载是刘献廷《广阳杂记》；所以“天下四聚”的断代应在康熙中叶。从此汉口由“特色产业名星集镇”，跃升为“国家级商业中心城市”，以彰显其作为商业枢纽的辐射能力与集散中心的功能，到了清中晚期名头就更响亮了。

清同治3年（1864年），为了军事防御兼顾挡住后湖水患对汉口集市的冲击，汉阳知府钟谦钧主持修筑了汉口城堡。城堡城墙沿着现在的中山大道，从硚口路向东拓展到一元路，共有八个城门和两个东西便门，全长约7km；外有护城河，为期两年竣 工。此时的汉口城区，沿江集结在此狭长的地带上，面积约3.22平方公里。原有的“袁公堤”已失去其抗洪的功能，演变为今天的长堤街。城墙之外便是大片的后湖。若加上城墙外的租界区的面积1.87平方公里，全城已达5.09平方公里。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朝廷设立夏口厅，汉口始以夏口为正式行政区名脱离汉阳县，独立建制并与其平起平坐，都隶属于汉阳府。惟一不同汉阳县是附郭县，也就是其县衙与其上级府衙同处一城而已。不过此时武昌城和汉阳城城墙内的城区的面积仍然停步在6.12平方公里和0.4平方公里，没有变化。

至此，武昌、汉阳、夏口（汉口）三镇鼎立的格局形成，民间始将武昌、汉阳、夏口合称为“武阳夏”。清代后期，汉口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大汉口”也早已蜚声大江南北，民间便顺理成章的把“武阳夏”直接叫“武汉”了。但三镇出自各自的考量和利益，仍然是互不服周，没有推动大一统的意愿。

若从汉口地理雏形的形成来说，满打满算至2026年也就561年；若从汉口建制时间上算，也不过127年。按老武汉人的说法，汉口是从他的姆妈汉阳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系母子关系，汉阳与武昌则是兄弟伙。尽管汉口单列建制时间不长，但其得益于优越的“地利”，发展却是最快、最好、最繁荣的。

明清时期汉口凭借长江、汉江交汇的水运优势，从硚口到江岸，码头毗连，舟楫辐辏，一派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映江舟，富商大贾齐云集，贩夫走卒密如麻的繁盛景象。

街市循着密匝如织、分分合合的港汊、河湾蜿蜓布局，屋宇依水而筑，错落连绵，商号云集，百业兴旺，舟车络绎。虽显无序，却尽得水陆通衢之便，深谙码头文化之精髓，一切以实用，方便为原则。

这随水而行，纵横交错的街道巷里，俨然一座天然迷宫。

那时行路驮货全赖人力畜力，步履自然迟缓。莫说外地人动辄迷途，即便是土生土长的汉口居民，亦常于街巷里弄辨不清方向。更兼商铺星罗棋布、市井热闹纷呈，纵然脚不停歇，只怕耗去整日光阴，也难将这烟火人间遍览。若是将此景与故土的冷清逼仄相较，心中油然生出的“大”之慨叹，便愈发真切。故民间素有“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的俗语流传。

这个时期的汉口首次被人们称之为“大汉口”，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大”，并非地域拓展之大，更不是因此而冠之以“大”的缘由。我以为其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展现了其勃勃生机，造就这一片繁荣昌盛的沃土。正是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蓬勃的发展效能，彻底颠覆了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小农经济的生存、生产方式和法则，重塑了世人的生存观和世界观，从而导致了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构。这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其意义之深远不容小觑，如此之汉口，焉能不谓之“大”？

《江汉揽胜图》国家一级文物，武汉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现存最早、最完整展现武汉城市风貌的古画，也是研究明代武汉政治、经济、地理的关键实物证据。它以鸟瞰视角描绘了500年前武汉三镇的全貌～～黄鹤楼与晴川阁隔江对峙，长江汉水交汇，江面上帆樯如林、商船穿梭，两江四岸上屋舍鳞次栉比，城墙逶迤如龙，码头人流不断，完美呈现明代汉水改道后汉口“九省通衢”的水运繁忙景象。这幅古画的视觉史料应该是艺术的真实再现，堪称“明代武汉航拍图”。此图断代是明末清初，绘制者不详。彼时的汉口在整个画幅中占据右下角，篇幅最小。

《湖北武汉全图》由海云垒画馆刊行绘制，光绪二年（1876年）出版，作者不详，是最早以“武汉”命名的武汉历史地图。图中清晰呈现了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足而立的格局，长江与汉水穿城而过，被称为“武汉版的清明上河图”。其中，汉口是以1864年拓展的汉口城堡为蓝本绘制，重点展示的是汉口城堡内的老城区，城墙外长江边的租界区不在这幅图的绘制范围里。此时的汉口早已是全国四大名镇之首，经济实力远超武昌、汉阳，其在整幅画面中所占比例就大多了。

这两幅艺术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汉口这片曾经的荒野沙洲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的发展过程，警示后人因循守旧没有出路，裹足的婆娘走不长远，惟有“放足”，尊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才有辉煌的未来。

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天津条约》，1861年汉口开埠，将汉口辟为通商口岸。次年江汉关开关，成为中国近代华中腹地的首个内陆海关，也是晚清四大海关中开放最晚的一个。尽管屈辱，但这被动的开放，给这座城市打开了一扇向外看世界的窗口。从此繁忙的内陆型港口，转变为对外开放型港口，过往内陆漕运和商贸节点的局限性被彻底破局。作为长江中游首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直接推动了武汉从内陆区域性商贸城市，向近代化国际性商埠的转型。汉口对外航运贸易额后发先至，飙升之速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可见武汉敢为天下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在此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开埠后，外资洋行、近代工业、新式交通与金融机构相继入驻，不仅重塑了汉口的城市格局与经济结构，更带动武昌、汉阳的联动发展。为后续“武汉三镇”一体化及近代工业基地的形成，奠定了核心基础，是武汉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革命性转变。

这时的大汉口已具备了国际性视野，作为近代长江中游具有外向型商贸功能的核心口岸城市，市区面积也开始渐进扩大，1888年汉口城区面积已拓展到5.2平方公里。

汉口城区第三次向北拓展，缘于湖广总督张之洞修建的后湖长堤（张公堤）。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起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长近24 km，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完工。市区面积达到14.7平方公里，较之原有面积扩展了近3倍。为汉口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张之洞主政期间，依据武汉三镇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规划了片区职能；确立了“武昌政治、军事、科教，汉阳工业，汉口金融、商贸、交通”，三足鼎立，功能互补的城市格局。使之从传统的市镇群，转化为“三位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并迅速崛起为中国内陆第一大都会，洋务运动的核心基地和中国内陆通往世界的重要门户。作为中国近代化当之无愧的重要引擎，大武汉从此走向辉煌！

这期间，武昌府城和汉阳府城仍无变化，但启动了城垣外拓和功能区的建设。武昌的纺纱局、火车站、军营等工业、交通片区，新增3.1平方公里。汉阳的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新增面积4.0平方公里。但府城面积仍以城墙内为标准，因为《大清律例》严禁拆除做为军事防御核心的城墙。能吏张之洞也只能这样变通了，城外拓建面积自然不能法定做数，现在看来颇荒唐。

惟一例外的是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拆除了1864年为防后湖水患和捻军而建的汉口城堡。堡砖用于修筑向北拓展的张公堤，汉口市域面积也得以大幅扩增，可谓目光如炬，一举两得。

清末时期，武汉三镇中的汉口的确有些特别，没有像武昌、汉阳那样被城墙制约，继续向北扩张。

纵观历史，其向北拓展有三个关键节点：袁公堤，汉口城堡和张公堤。究其原因，我想不外乎是在当时，这片曾经的野滩荒洲从来就不可能像武昌、汉阳那样，成为一座军政上的“守成之城”。它是码头、商埠、税关，是一座“赚钱的市”，是清廷的大金库。它越向北拓展，进账就越多，朝廷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默许鼓励。其本质就是放松管制 ，商业自由 ，结果是经济繁荣 ，税收暴增。这就是武汉三镇里，汉口最特别、最开放、最世俗、最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真没有想到，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学理论，在他年少之时就在汉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

在1906年与张公堤同年竣工的还有1214公里的京汉铁路，最初叫卢汉铁路，起止点卢沟桥到汉口，工期9年。这是当时里程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南北运输大动脉。彼时从1900年动工的粤汉铁路还遥遥无期，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36年才全程通车，历时36年。

1937年3月10日，汉口刘家庙站～～武昌徐家棚站火车轮渡码头竣工，首次实现京汉、粤汉铁路的无缝对接。全程2310公里，这就是当年最长、最繁忙的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可好景不长，1938年10月因日军轰炸，轮渡被迫中断，直至1946年才恢复运营。

途经汉口的京汉铁路，在老汉口人的眼里，是一条十分在意的城里、城外分界线；俗称铁路内，铁路外，对应现在的京汉大道。再往里走是对应汉口城堡城墙的中山大道，袁公堤就是现在的长堤街；汉口城堡内的居民算是最正宗的汉口土著了。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夏天铁路内没有烦人的蚊子，在外纳凉睡觉就安稳。铁路外呢，湖泊、沼泽多，蚊子就自然多的可以把你“抬走”。这都是老汉口的故事，听听罢了。

在大汉口的百年变迁史上，刘歆生（1857年～1941年）与张之洞一样，绝对是个绕不开的伟大名字。作为汉口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奠基人，素有“大汉口创造者”、“汉口缔造者”之称谓；同时也是旧中国公认的头号伟大的慈善家，清末民初汉口的实业巨擘。他不仅是“汉口地皮大王”，还涉足金融、运输、新式工业、电讯、报业等多个领域，眼光独到，实力雄厚。

这位被尊为“汉口之父”的实业家，曾揽下汉口近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为城市的未来预留了生长空间。又倾60万两白银助建张公堤（也有50万两一说，当年总工程费用是80万两白银），让后湖的烟波泽国化作了市井繁华的根基。从江汉路的商贾云集，到中山大道的车水马龙；从解放大道的通衢开阔，到二十余条街巷的经纬交织；他亲手规划的26条主干道，勾勒出今日汉口的城市骨架。他创办填土公司完成低洼地抬升2米的宏大工程，打造了“汉口特别模范区”，完成了汉口从传统商贸埠口向近代大都市的华丽转身。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极富远见的拥护、支持并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帝制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后，以舆论宣传、保路运动、军费捐助、物资与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资助革命。是武汉工商界支持武昌首义的核心人物，为推翻封建王朝竭尽所能，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民生救济领域，其善举同样彪炳史册。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封锁武汉，切断钱粮与贸易，导致武汉经济崩溃、工厂停工，难民潮涌，三镇百业凋敝、民生倒悬。他以1600万银元的巨额善款，挽救14万民众于危难之中。历年慈善捐款总计达2400万银元，按当时比价折算约合黄金36吨。他以实业兴城，慈善济民，为汉口近代化进程中无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

他曾对黎元洪说：“都督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这并非夸张，而是他对自身历史定位的清醒认知。

如果说张之洞被誉为“武汉城市之父”，是实至名归，那么刘歆生就毫无争议的为“汉口之父”。遗憾的是在汉口知道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记住他吧，我的父老乡亲！

1911年10月10日，随着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在武昌首义前夜慷慨就义，鲜血直接引爆革命党人“拼死复仇”的决心。当天晚上七时，由张之洞主政时编练的湖北新军，用他自己创办湖北枪炮厂的汉阳造，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宣告武昌起义。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君权神授”的封建王朝，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法治化和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奠定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敢于天下先的特殊历史地位～～辛亥革命首义之都和华夏共和新纪元的开端。

亡清必楚，绝非虚言！

奇葩的是晚清重臣张之洞一生忠心耿耿辅佐清廷，力图通过洋务自强、兴学练兵挽救王朝危局。他思想开明，顺应时代潮流，办实业、练新军、兴教育，诸多举措皆开风气之先。然而正是这些先进的实践，客观上传播了新学，培育了革新力量，为旧制度的崩塌埋下了伏笔。他主观上忠于清廷、维护清廷，最终却成为了清王朝不自觉的掘墓人。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访问武汉，有感于张之洞的新政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评价道：“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为了打通交通，破除封建城郭的格局；1926年12月，武昌率先启动拆除城墙，至1929年完成。仅保留了辛亥革命的标志性地点～～起义门（中和门）那一段百米长的城墙。

1927年，汉阳在1920年开始零星折除城墙的基础上，也正式启动了拆除城墙的工程，直至1952年才完成，仅保留铁门关。至此武昌、汉阳才得以从这打破的封建藩蓠中向久违的城墙之外拓展。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武汉凭着张之洞洋务运动奠定的基础和“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长期稳居中国内陆第一工业重镇的地位，与上海并立为中国的两大工业核心，也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都市。

到1935年武汉三镇城区面积达到抗战前的峰值51平方公里（武昌18.3平方公里，汉口24.5平方公里，汉阳8.2平方公里），较之民国元年（1912年）汉口以长堤街～汉水为核心，武昌、汉阳局限于城墙内时的18平方公里（汉口约12平方公里，武昌约5平方公里，汉阳不足1平方公里）拓展不少。

文及到此，有必要普及城市面积的三个概念：1、市域面积，整座城市的行政辖区，最大。2、市区面积，城市核心行政区域，包括中心城区和部分近郊功能区，是介于市域和城区面积之间的层级。3、城区面积，城市实际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的区域。通俗的讲就是中心城区，是衡量城市繁华程度和实际发展规模的核心指标，面积也最小。

另外，在民国之前和民国初期的所谓的城市面积指的就是城区面积。直至1927年武汉三镇合一建市后，武汉市城市面积的统计才有市区面积和城区面积两项指标。我个人理解那时的市区面积或许等同市域面积，大差不差未深究。

民国元年（1912年）全国行政改制，废府、州、厅，统一为县，夏口厅改夏口县。

1923年，北洋政府将夏口县县城区域（包括租界）设为汉口特别市，夏口县全域仍归县府管辖，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直隶中央的直辖市。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千万别小觑这个范围很小又不彻底的市制；作为一个高级别的市制试点当时北洋政府的意图非常明确：政治上，直接掌控华中枢纽、直管租界外交；经济上，牢牢抓住长江中游最核心的关税和商贸财源，小范围设市也更稳妥易推行。

到1926年北伐军攻克汉口，夏口县全域升级为省辖汉口市。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组为京兆区，首次定名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正式宣布在武汉办公，作为临时首都，也是中国第一个首都直辖市。

1927年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英租界附近演讲，庆祝迁都与北伐胜利。英国水兵登岸，用刺刀驱赶群众，当场刺死1人、刺伤数十人，酿成惨案，史称“汉口一三惨案”。

面对英兵的血腥镇压，武汉人民不畏强权、奋起反抗。1月5日，武汉举行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下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30万人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冲进英租界，占领巡捕房、扯下英国旗。英国人颜面扫地、仓皇逃往长江里的英国军舰与商船上躲避，之后大部分人再从汉口乘船逃往上海英控区。

武汉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血性与骨气，打破了列强特权不可侵犯的神话，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依靠民众力量与外交斗争相结合，迫使英国签订《汉口协定》并正式收回外国租界的典范。捍卫了民族尊严，与上海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形成天壤之别，尽显这座城市的大义与气魄，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跟列强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竟达411条。其中最屈辱、影响最深远的核心条约约40～50件，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割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中国东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中英、法、俄《北京条约》，割九龙司、增开天津口岸、赔款、允许华工出国，沙俄再割40多万平方公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割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两白银、允许在华设厂，列强掀起瓜分狂潮。1901年11国《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合计近10亿，这个数值极具阴毒和羞辱，刻意让4.5亿中国人每人赔偿一两白银，并设使馆界、拆炮台、禁止反帝，清政府完全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腐败透顶的满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是苟延残喘奴才，对内横征暴敛，残酷镇压，是色厉内茬主子。只要能保住他大清的位子，保住权贵的即得利益，完全置国格、民族大义不顾。这样的政权不亡，天理难容！

民国初期，中国国力孱弱、政局动荡，虽然开始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不仅没能彻底废除旧约，还在不断被迫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其间，北洋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243个（1912–1927）， 国民政府91个（1927–1949）。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强国之一，国际地位大幅提升，近代以来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基本废除。

《汉口协定》是一款无任何附加条件、无妥协、不让步，真正纯粹的主权胜利，是中国近代反帝外交的里程碑。作为倍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在那积贫积弱的年代，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实为破天荒之举。这在当时民众心中根本就不敢想，即便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相信。一个民族被奴役、压榨的如此深重，完全没有了自尊、自信，一切都逆来顺受，以至于忘记了扬眉吐气、挺直腰杆的滋味，这是何等的悲哀！

真诚的感谢我们英勇无畏，敢为天下先的父老乡亲和武汉这座英雄、卓越的城市。

汉口开埠后设立江汉关，负责外贸管理与征收关税，核心在于规范通商、稽查走私与稳定税源。晚清至民国关税收入暴增、贸易量井喷，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关税旧楼狭窄腐朽，为适配城市扩张与业务升级，于1924年在其英租界工部局办公的一座单栋大楼基地上，原址新建了江汉关这座典型的英国古典主义与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西式钟楼。

作为近代化地标的江汉关，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目睹了汉口的风风雨雨。彼时，江面上既有传统木帆船，也有近代蒸汽客轮，往返穿梭；岸边码头商船密集，一派生机。

发达的商贸，充盈的关税，为汉口城市近代化供了重要经济支撑。

近代城市文明的核心标志，是健全完善的现代市政体系，主要包括自来水、供电、电话、新式马路、公共消防、排水排污、公共卫生等内容。

汉口1862年起，英租界率先修建地下暗沟与排水管道，开启近代排水卫生体系；1899年开通电话，近代通讯逐步起步。1906年英商率先为租界供电，同年武汉工业之父、公用事业奠基人宋炜臣创办既济水电公司，统筹华界水电建设，兴建宗关水厂与电厂。1908年既济电厂发电，汉口华界实现通电照明，1909年汉口水塔落成投用，实现全城正式供水，兼具高位调压与消防瞭望功能，水火相容，成为汉口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源头标志，也是这痤城市现代消防体系建设的鼻祖。

此后华界陆续完善现代下水道与公共卫生设施。供水、供电、电话、道路、消防、排水、海关商贸同步发展，标志着汉口形成完整现代市政体系，成为内地最早迈入近代城市文明的先驱城市。

此时的武汉不可谓不大，民国16年初（1929年2月），汉口首开公共汽车，线路是硚口～江汉路（歆生路）～六合路，营运车8辆。1929年10月，汉口又开辟了一条大智门火车站～歆生路～华商跑马场（武汉医学院体育场一带）的线路，全市在册公交车增至16辆。这也是1929年～1935年间武汉公汽的峰值规模，汉阳、武昌此时无公交汽车。

1930年，因车辆故障、燃油短缺、客源不足，持续亏损；车辆逐步停运、缩减至一条线路，仅保留4辆～6辆勉强运营。1931年夏，武汉被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大面积淹没，本来就苟延残喘的公交首次全面停运。之后市民出行可借用的交通工具倚靠人力黄包车、马车，跨江靠轮渡。

武汉沦陷后，1939年日商和日伪政权，先后的在汉口复开公交线，顶盛时有4条线路、20多辆车。以租区为必经点，乘客以日伪人员为主体，后因燃油紧张，至1943年全部停运。

武昌、汉阳的首条公交汽车，到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才开通运营，结束了之前一直都没有公交车的历史。

说到轮渡，它更早于市区公交车。1900年，在长江首开机动船往返汉口、武昌；1913年，在汉江也有了机动船轮渡。之前过两江全靠木划子、小舢板人力摆渡，危险、低效。

轮渡航线最鼎盛的时期出现在民国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此时长江、汉江航线共计9条，其中长江6条、汉江3条。机帆船与小火轮往来频繁，为近代武汉轮渡的全盛阶段。

当年的“武汉一大怪～～火车轮渡载”，也是始于1937年。此后受战乱影响，轮渡业迅速凋敝，1938年武汉会战至抗战沦陷期间（1938年～1945年） 最为惨淡。船只或被征用、炸毁，或自沉阻敌，航线大量停废，陷入近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武汉沦陷后轮渡曾停航近10个月，1939年起由日伪机构勉强维持少量航线，仅1条主线撑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武汉民用轮渡从1945年9月开始接收，1946年完成全面恢复并常态化运营，同年火车轮渡也恢复营运。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历经长期战乱与经济凋敝，长江、汉江机帆轮渡已远不及民国鼎盛时期，仅勉强维持3条航线；船只老旧、班次稀疏。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昌、汉口、汉阳第二次三镇归一，武汉市成立为直辖市，武汉人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时代。至此，新中国另起“炉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切屈辱、不平等的条约彻底、全部废除，不承认具有侵略性质的外债，不允许外国驻军，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第二部：不屈的大武汉～～一座巍然屹立的城市

苦难是武汉绕不开的过往，从战火纷飞的兵燹之苦，到经年不息的水患之殇，再到突如其来的疫情之困。更悲催的是硝烟、浊浪、疫霾，多重灾厄的层层叠加，轮番暴击；次次都是量级拉满的灭顶之灾，这是多么深重的苦难！

放眼全球，像武汉这样灾害类型之全、烈度之强、频次之高、叠加之深、历史跨度之长，鲜有城市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国内更是罕见的独一纷存在。

若要追究武汉灾难深重的根源，我想其核心在于“九省通衢”，两江相汇的水陆枢纽与兵家必争的战略区位。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战争是武汉历来人祸的典型代表，包括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均因“控制武汉即可扼守华中”的战略价值而引发。宋元明清的兵燹战乱（蒙古围鄂州、明末清初割据战、太平天国拉锯战），到辛亥革命的阳夏战争、抗日战争，几乎每一次王朝更迭，社会的巨烈变革，都伴随武汉的战火洗礼。战争的密集度和破坏程度，都是灾难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江城武汉所经历的种种灾祸和磨难，就是我中华民族的缩影。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山河破碎、灾祸频发，民不聊生、国格尽失、文明蒙尘，这锥心之痛和刻骨铭心的屈辱，在我大中华可谓史无前例。

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十四年艰苦卓绝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离亡国灭种最近的一次；也是最惨烈、最灾难、最屈辱的一次。是全方位、无死角、全民性的极致苦难，亘古未有，无任何历史时期可及。蒋纬国曾回忆，在那个至暗时刻，全国全军统帅蒋先生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声嘶力歇的嚎啕大哭。所以钱穆先生于1938年～1939年历时13个月，奋笔疾书写下了《国史大钢》。直言此书或成“中国人写中国史的最后一本”。不幸亡国，便以它为复国的火种和文化根基，对抗日本“灭文灭种”的奴化教育。

这是何等的悲怆与绝望。

正是在这灾难极致深重的时刻，武汉人民众志成城，人人皆兵，户户皆营。充分展示了江城和江城人民坚韧不屈，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

淞沪会战爆发后，武汉迅速成为沿海工业内迁的关键性中转枢纽，承接了上海等东部城市的工厂设备和技术力量。武汉会战打响后，以宜昌为节点的大规模转运全面展开，这场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撒退，在战火与轰炸中，将东部、中部工业精华向西南大后方紧急转移。

卢作孚先生率领民生公司承担核心运力，全程主导这一宏大西迁。以分段航行、昼夜抢运的方式，在极端危险和艰难的环境下，完成了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工业大迁徙。武汉人民与民生公司员工不惧生死，全力以赴，为保住中国近代工业的命脉，为持久抗战积蓄重要物质力量和民族复兴留存珍贵火种，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武汉大会战，是中国军民誓死捍卫的最后一道核心防线，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惨烈最甚、双方投入兵力最多和我方歼敌最多（歼敌超过20万人）的国运大会战，是抗战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更是为中华民族以“空间换时间”的生存之战，将日军拖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为政府、军队、工业、人才等安全转移到大西南赢得了时间，为后续抗战保存了核心力量。彻底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灭我中华的痴心妄想，极大的提振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这一战，彻底改变西方的绥靖态度。美英等国开始正视中国战场价值，认识到中国是反法西斯重要盟友，从而在国际上赢得道义同情、直接支援与长期战略支持。

这场战役我们打得惨烈，打得悲壮，打得可圈可点，更是打得倾尽所有。百万陆军浴血奋战，四十万将土英勇捐驱；海军沉舰封江、空军血祭长空，拼至主力尽丧，战力近乎归零。而直接承受、支撑这场战役的正是千千万万英勇无畏的江城人民。

武汉会战的收尾期，国民革命政府最高统帅蒋先生为了保存军民有生力量，同时不让日军获取城内的物质和设施，于1938年10月24日下达了放弃武汉，将无法转运的军用物质及相关工厂设备全部消毁的命令。这不是溃败，是以退为进的战略性决策，是清醒的国家大义。

军事战略上，有一种胜利叫撒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武汉会战让日本决策者终于明白，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侵略者必败。

1938年10月，恼羞成怒的日军攻占武汉后，实施有组织的反人类战争暴行：纵火焚毁汉口、武昌、汉阳大片民房、商铺与工矿设施，大火持续多日致数万栋建筑被毁。同时大肆劫掠财物、屠杀平民、奸淫妇女，破坏城市公用设施，给武汉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这种丧尽天良、铁证如山的暴行，尽管已过去了80多年，仍不堪回首。尤其是肆意强奸、凌辱妇女，事后以残害下体、割乳、开膛等方式残忍虐杀；还十分歹毒地剖开孕妇腹部，用刺刀挑杀胎儿，让母亲目睹这一血腥过程，然后再残杀母亲。这伤心病狂的变态，喻之为兽性实在是对野兽的极大污辱，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绝无仅有！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写下《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向世界揭露真相。她因长期直面血腥史料、承受右翼恐吓与巨大精神创伤，年仅36岁因重度抑郁自杀离世，于她而言或许是解脱了。我仅仅就查询、写证了这么一点点日寇的暴行，就悲愤难抑，痛彻心扉。这种民族的深仇大恨怎么能忘怀？怎么能不记恨？又该如何血债血还？

这段血泪历史，中华民族应永世铭记，不容篡改。我们没有权利，更没有资格替那么多被残忍杀害的亡灵说声所谓的“一切向前看，悍卫和平，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这类屁话。我们现在惟一能替他们做的就是牢记这深仇大恨，世代传续，也惟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永世不忘！

1978年，靖国神社秘密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合祀入内，这些人都是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等反人类罪行的主谋元凶。神社内还供奉着约两千名乙级、丙级战犯，他们均为直接实施侵略、屠杀与暴行的执行者。时至今日日本的政坛大佬仍念念不忘去靖国神社祭拜。

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悲哀的，是没有希望的。淡化血海深仇肯定不是傻，不是蠢，也不仅仅是坏。是蝇营狗苟的卑鄙，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邪恶算计。

对于日本政坛大佬屡屡祭拜靖国神社战犯这一恶行，那几句重复N次，“我方强烈抗议，日方要正视历史……”他们根本就不当回事，该祭拜照去不误，完全无视历史，更不在乎我国人的感受，太猖狂。

不久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挑衅中国主权，狂热叫嚣“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鼓噪扩军备战，重拾军国主义旧梦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士可忍，孰不可忍，对于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触碰中国核心利益的恶行，难道就没有更强硬、更有效的制裁？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又何妨！因为国家主权，惟此惟大，没有回旋余地。

姑息恶行就是纵容犯罪，忘记过去就是是数典忘祖。是对历史最大的不敬、对亡灵最大的蔑视，对先烈最大的辜负和背叛。

说一千道一万，惟有真正强大才是硬道理，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有血债者，必须血债血还，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再也不能只喊空洞的口号了，嘴上功夫再硬，不如实打实的痛击！

或许那时，我们就可告慰先烈和3500万亡灵，让他们闭目安息。

当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并非普通的领土侵略，而是一场畜意妄图亡国灭种的罪恶行径。为此，他们制定了从根上断我民族血脉的三条“灭绝式”屠杀指令：一是针对青壮年男子，大肆杀戮，摧毁民族抵抗、生存力量；二是针对婴幼儿，斩草除根，泯灭民族未来希望；三是针对青年妇女，残酷迫害，断绝民族繁衍根基。再加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文化奴役，其目的就是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摧毁我中华民族，抢占殖民中国领土。所以所到之处无不都是竭尽摧毁，满目苍痍，哀鸿遍野。

会战前，武汉三镇的市区面积304.64平方公里，城区面积51平方公里（武昌18.3平方公里，汉口24.5平方公里，汉阳8.2平方公里），这也是1935年民国时期的峰值面积。武汉会战后武汉三镇的市区面积锐减收缩至162.23平方公里。

1935年，武汉人口峰值达128.73万。1937年底至1938年6月，政府有序疏散和自发外迁9.9万人，全市人口降至118.83万。随后1938年6月至10月武汉大会战期间，又新增58万人迁离、疏散，另有5.04万人在巷战或轰炸中阵亡、失踪。1939年武汉沦陷后日军实施“清城”，强制驱离人口加上自然死亡人口约10万人。最终1939年沦陷后全市留存人口为45.79万，至1940年降至31万的谷底。

武汉会战国军战略撤退后，面对国难，武汉人民无怨无悔，宁舍家业，甘赴流离，断敌补给，绝己后路。这种义无反顾的决绝、胆识和当担早已流淌在从不服周的江城人民的血脉里。

在为期四个多月的武汉大会战中，英雄的武汉人民以牺牲宝贵生命、损失巨额财产和全力以赴的人力投入，践行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与大义，谱写了一曲昭日月震山河，军民同仇敌忾的千古绝唱。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这是何等的惨烈悲壮，又是多么的大义凛然！

武汉大会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核心转折点，是侵华日军由盛转衰，走向失败的关键拐点。穷兵黩武，祸不旋踵；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吹响了全民抗战战略大反攻的号角。

想当初，卢沟桥事变后，猖狂日军长驱直入。仅仅5个多月就先后攻占华北、华东和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势如破竹，一路狂飙，气势汹汹，直逼武汉；亡种亡国的阴霾笼罩全国。结果持续4个半月的武汉会战，彻底终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让全国人民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信心大振。尽管武汉被日军占领，实为强弩之末，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随后随枣、枣宜、鄂西会战，湖北军民全力以赴，以铮铮铁骨把日寇牢牢钉死，让其啃不动、冲不破、守不住、甩不掉，力竭而衰，再无寸进寸功，侵华战略意图彻底破产。

倘若日寇早知在淞沪会战，四行仓库里，让他们吃尽苦头、拼死御敌的八百壮士（实为四百五十余人）多是荆楚儿郎；早知无鄂不国，无鄂不忠魂，或许便不敢那般猖狂妄为，更不会一步步深陷战争泥潭，万劫不复。

荆楚大地注定是日军永远都跨不过的一道坎，是他们穷途末路的梦魇之地，更是埋葬侵略者的坟场。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蕞尔倭寇，何足惧哉！

古云梦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上古大泽。它北以荆山、大洪山、桐柏山为界，东抵大别山，南达幕阜山、雪峰山，西至武陵山、巫山一带，长江、汉江横贯其间，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两湖盆地湖沼群。

在夏商兴盛时期，其核心水域约6400多平方公里，周长约450公里；到丰水期时，整个湖沼湿地连片扩展，面积可达26000平方公里，堪称上古九泽之首。

这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湖盆深浅不一。以浅湖、沼泽为主，洲滩、岗地错落分布，港汊纵横，河网密布，是一片典型的复合型湖沼湿地。水源主要来自长江、汉江，以及湘、资、沅、澧四水。水位季节性涨落十分明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的巨型泄洪、滞洪区。

古云梦泽，水草丰美，鱼虾众多、禽兽繁息，是先民捕鱼狩猎、采食蔬果的重要场所。

随着泥沙长期淤积与人类开发，到唐宋时期，古云梦泽已基本解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长江、汉江，以及湘、资、沅、澧四水冲积形成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

武汉三镇所在的区域，正是古云梦泽淤积消亡过程中形成的滨江滨湖平原，也正是古云梦泽东南最低洼的“锅底”位置。这“江湖交汇”的低洼地理格局，注定了这座城市与洪涝灾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地理宿命。在长江沿线城市中，洪水频次与峰值强度，最为凶险，淹没范围、滞留时间也更广、更长，灾害影响直接、惨烈。

自1931年有完整水文记录以来，武汉关水位超过27.30米警戒水位有13次，若再加上1870年汉口洪峰水位27.55米，就有14次。其中有9次达到28米大洪水级别的标准。按水位高低依次为1954年、1998年、1999年、2020年、1996年、2016年、1931年、1983年、2024年。其中，1931年、1954年、1998年为灾情最严重的三次特大洪水，均对城市造成毁灭性威胁和打击。另外，1935年7月的汉江特大洪水，尽管当时长江水位27.50米，没有达到28米长江大洪水的标准，但汉阳全城被淹，同样惨烈。

1931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是有文字与现代观测记录以来的“天灾叠加人祸型”特大洪水；对武汉破坏最烈、后果最为惨重。汉阳沿江及低洼区域大面积受淹，武昌滨江沿河低洼地段进水，地势较高片区得以保全。汉口滨临两江，还有城北的府河环绕，本就地势低洼，全域被淹，遭遇灭顶之灾。京汉铁路内为沿江高岗地带，包括江汉路、六渡桥、汉正街及博爱区（租界）等地，水深多在1米～3米。铁道外为后湖低洼区，包括中山公园、协和医院、黑泥湖、古德寺等地，水深普遍5米～6.6米；整整淹了一百多天，沦为一片泽国，哀鸿遍野。

据当时湖北省年鉴官方记载，武汉三镇直接淹亡登记人数为3619人（汉口3515人、汉阳100人、武昌4人）；灾后登记掩埋遗体32605具，其中包含大量长江上游漂流而至的外地浮尸。经考证剔除外来浮尸后，武汉三镇本地因溺水、疫病、饥饿致死人数约1.5万～2万人；其中霍乱、痢疾等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占比超七成。即便百余日洪水退去后，疫情并未根除，霍乱等传染病持续蔓延；1932年仍在武汉城区爆发流行，带来持续性深重灾难。

1931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灾情最重、受灾范围最广的省份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七省。全流域直接溺亡人数达14.5万人，叠加饥荒与瘟疫，总死亡人数约42万人。湖北一省受灾民众超800万，死亡约6.5万人，堪称近代史上空前浩劫。

继1931年浩劫之后，1935年7月爆发的汉江特大洪水（俗称“三五七洪水”）再度侵袭武汉。此次洪水由汉江上游特大暴雨引发，中游钟祥狮子口干堤溃决4公里，洪泛涛涌，直逼江城；与长江高水位相互顶托，形成双重防洪压力。汉阳区直面汉江洪峰，全域被淹近百日，房屋损毁、民生凋敝，为三镇灾情之最。汉口张公堤水位飙升至29.00米，远超同期武汉关27.50米的长江水位，虽堤外围垸溃决被淹，但核心堤段死守未溃，护住了主城区，避免了1931年全城沦陷的惨状。武昌仅沿江低洼地带出现内涝，受灾程度较轻。

武汉三镇没有此次洪水精确的城区死亡官方统计，但核心城区伤亡有限，整体灾情轻于1931年。从流域灾情来看，此次洪水致汉江中下游16个县市沦为泽国，流域内死亡8万余人；波及湘、鄂、豫等六省的长江中游片区，总受灾人口超千万，合计死亡14.2万人。当地至今流传“钟祥开了狮子口，河里浮尸并排走”的民谣，以“狮子开大口”形容此次溃堤的惨烈景象。

洪水过后，受灾区域同样暴发霍乱、痢疾及血吸虫病等疫病，汉阳与汉口外围灾区尤为严重，不过受淹范围小于1931年，疫情规模也相对较轻。这场灾害直指汉江防洪体系的短板，也让武汉决策层意识到堤防加固与灾后公共卫生防控的紧迫性。

1954年长江全流域历史极值洪水和1998年的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尽管没有发生像1931年“全城被淹、灾情惨重”的结局，中央政府以举全国之力和可控的牺牲，换得城市核心区的安全。但付出的经济成本、人力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极为沉重，毋庸置疑。

1954年长江洪水，淹没农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当年币值）。1998年长江流域受灾面积3.34亿亩，受灾人口超1亿人，死亡4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触目惊心。

1954年黄陂盘龙城一带因地势高、土源足，经滠水可直达汉口堤段，成为核心取土区。人们首先在6米～7米高、平平无奇的土岗处开挖取土，一锄头下去居然刨出个长江流域，迄今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址。作为商王朝在南方最大的方国城邑，它颠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认知。佐证了中华文明并非“单源（黄河）发展”，而是多元一体的格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商代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共同推动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为后续长江流域，楚文化、吴楚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至于3500余年前的盘龙城，是否为“武汉之根”的争论，我以为若从城市文明传承的连续性考量，其与后世武汉三镇的发展存在明显时空断层，没有传承，所以不是武汉城市的直系根脉。但作为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核心遗址和武汉地域范围内早期人类文明的源头，是没有争议的。

盘龙城，因防汛城垣受损，也因此而重见天日，换来了整个遗址的发现与后世的完善保护。这极具戏剧性的一幕，也算历史给武汉留存的一段传奇故事吧。

祸福相依，得失守恒，有些事情看似偶然，其实更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人类有时太自以为是了，但凡自己事先没有想到，或者不知道的事情，一概论之为偶然，或曰巧合；这本身就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

1998年武汉段长江洪峰最高水位较1954年低0.3米，但经数十年泥沙淤积，河床已抬高1.0米～1.5米，行洪能力锐减。高水位浸泡堤防时长超1954年一个多月；叠加江湖水系调蓄能力下降约40%，洪水无法有效分流。全部压向长江干堤，对堤防的侧压、渗流威胁呈几何级增加。实际防汛风险与防御难度，远大于1954年，成为武汉防汛史上极具挑战的一次保卫战。

1998年8月，我随我院医疗队赴荆江跟随、保障空降兵部队抗洪抢险。记得我们在监利爬上那高高长江大堤时，浑浊、宽阔的江面，犹如“死水一潭”映入我们眼帘，江面上还有一片又一片涡流原地转圈圈，就是不往前流动。江面早已漫过了高高的大堤，若不是战士们及时用沙袋筑子堤、堵管涌、固大坝，我们脚下的城镇、村庄早就被淹没的无影无踪了。

这完全颠覆了我所熟悉的长江模样，大惊险了。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尤其是监利所处的下荆江段，九曲回肠，河道坡降极缓（每公里仅几厘米），流速本来就不快。加之下游洞庭湖、城陵矶高水位强力顶托和上游特大洪水的叠加，洪水到了这儿走就不动了，结果是荆江水位不断上涨。这是长江流域防洪最险要的地段，安危直接关乎武汉及江汉平原的安全，也是历年特大洪水期间的核心防线。

尽管我们已经历了之前的三次洪峰，惟有这次的震撼终生难忘。世界上第三大的河流，在这儿居然是一条“死水”般的悬河，而且高出堤外十五、六米。它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的悬在我们的城市、村庄和民众的头顶之上，实在是太凶险了。

记得1998年长江第四次洪峰期间，在螺山干堤、螺山泵站附近一带，堤段险情尤为严峻，为当时最集中，最严重的险点。干堤多处出现大面积内坡滑移，部分甚至被江水挤压、推移近3米。同时，管涌密集爆发，堤坝像筛子，手指粗的水柱直往外冒。奇怪的是喷涌出来的水居然一点也不浑浊，后来才知道“一清二浊三垮堤”的民谚。一旦浊水管涌出现，就是溃堤的前兆了。所以，在清水管涌出现时的护坝固堤，可抢得先机，赢得更多宝贵的抢险时间。

我们医疗队跟随空降兵一道，紧急驶往现场保障，白天酷暑难耐，我们忙于抢救、护送中暑昏迷的战士，晚上凉快些，上堤保障的压力就小多了。

期间，我们医疗队一名护士突发高烧，在堤上边输液边坚守。后确诊为急性血吸虫感染，更让我们深知抗洪一线的生死考验。

当时，我们被安排驻守在螺山中学，男同志住三楼教室，女同志暂居当地教师家中，条件好些，还可以洗澡。学校距大堤直线距离不足千米，站在过道上便能望见堤上抢险的通明灯火。

最紧张的那个不眠之夜，当时部队已制定完备的紧急撤退预案，车辆编队与撤离路线悉数安排妥当。院长为保障全员安全，将所有女同志集中到男同志居住的教室里，自己睡在教室中间，我们戏称“三八线”，万一溃堤可一块迅速撒离。

院长仅有的一部摩托罗拉手机，让我们每个人得以与家人通话，既是报平安，也怀揣着直面险境的现实和决心。

当年螺山中学前后几乎没有大树，万一溃堤冲垮校舍，后果真的不敢想象。好在我们当年都有一个十分坚定的信念～～没有我们战士守不住的堤坝！

作为亲历者，感受最深的除了洪水之险恶外，就是长江沿线的老百姓为了保全大武汉做出的巨大牺牲。当我看到“保干堤，弃民垸”的人们，携家带口拉着一辆板车，拖着必须的生活用品背井离乡时，那个感动和悲伤顿时涌上心头，多好的百姓。还有那些仅穿着一条军绿色的短裤、脖颈上用鞋带系着两瓶饮用水战士们，连喝水都在扛沙袋、筑子堤和堵管涌的行进中，分秒必争。直至换班或筋疲力竭、中暑昏迷，乃至战斗到最后一刻才暂时或永久的离开阵地。他们能扛百十斤的沙袋日夜奋战，吃饭时却拿不起一双筷子，不愧为九十年代最可爱的人。再者就是无论部队在那里抗洪抢险，总有驻地老百姓自发的给部队送上做好了的鸡鸭鱼肉，伙食真的一点也不差，完全不用为吃不饱、吃不好操心。军拥民，民拥军可都是打心眼里的实在，洪魔岂有不败之理？

客观的说，1998年我们与洪水的较量是一场实力完全不对称的战争，洪水不讲任何道理，也从来不知疲倦，更不讲得失，横冲直撞，我行我素；这就注定了我们的抗洪大军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一刻也不能停，也不敢停，因为你停它不歇，否则，就是漫堤、管涌、决堤、淹城。也正因如此，亲历者都会更深切的感受到98抗洪胜利之艰难和伟大。

历经三个月，700万军民死守大堤，抗击8次汹涌的洪峰，终于迎来了岁月静好，安暖相伴的的日常。这期间，那无数感人的事迹、心酸的泪水、艰险危难的时刻，还有抢救中暑昏迷战士的危急情景以及战友们那一次次化险为夷后的欣慰，稚嫩、坚毅、可爱的脸庞，在我脑海里一帧帧的闪现，难以忘怀……

“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抗洪胜利部队撒离归营时，沿途送行的场面更是感人。欢送藏着不舍、感谢伴着哭声，惊天动地。有不少灾区的姑娘直接将情书投掷到行进中的车箱里，愿以身相许，您信吗？

我历来都坚信，我们的战士和老百姓永远都是这个国家最可爱、最善良、最值得信任、最能吃苦耐劳，勇于奉献，不惧牺牲的人。他们是我们真正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

除了洪水灾害外，大雨、暴雨后，江城“看海划船”的内涝，也一直困扰着市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所以高筒深腰套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目前某些地势低洼城区，仍然是居家必备。我外婆家居汉口取水楼，八十代都是平房，内涝严重时，居民只能绻缩在阁楼上。最夸张的一次，我小舅出门往返，居然是“打鼓泅”，或许您根本就不会相信吧？

九十年代我工作的医院，在江岸区黑泥湖一带以南的工农兵路，大雨后也是一片泽国。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7月份，雨特别大还持续了几天。记得周末我带儿子去他就读的小学上乐器班，因四处淹水只能坐三轮车前往；到了水深地段坐在三轮车小木櫈上，双脚还得高高抬起才不会湿脚。好不容易到了地处黄孝河路的学校，除了一片汪洋连个人影都没有，白跑了一趟，好在长了见识，记忆犹新。

我当时带的一个外地实习女生居住的平房被淹，靠医院提供的皮划艇往返，她告诉我床铺下就是一片“汪洋”，难以想象。在这一带，我们医院的地势算是比较高的，后来医院修筑了砖砌防汛踏道，大家就再也不用趟水了；再后来地下排水管道完善后医院内涝就明显缓解。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国家大力推进长江流域堤防加固等一系列防洪工程建设，堤防标准和工程质量大幅提升。2003年长江三峡水库开始蓄水并发挥防洪调蓄作用；21世纪以来，长江干流洪水威胁得到有效控制。至1998年之后尽管又先后经历了4次超警戒水位28米以上的长江大洪水，但江城“固约金汤”，江水之患似乎大为缓解。

正值人们庆幸“洪魔”开始被我们驯服的有些懂规矩、守秩序之时，2016年武汉长江中下游区域性大洪水，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遭遇了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强度最大的梅雨期降雨。一周降雨量创下历史极值，累计达580毫米，降下了全年雨量的44%，系武汉气象史上最强降雨周。

在长江、汉江高水位顶托下，江水倒灌，城区雨水难以自排，形成历史罕见的严重城市内涝，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在一周之内，内涝灾害程度为历年之最。此次洪水全市超86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2.65亿元。若论总受灾人数、经济损失，2016年次于1998年；若论内涝严重程度（城市被淹深度、渍水范围），2016年是武汉继1998年后21世纪最严重的一次。

从此武汉内涝就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主流说法大多归因为，建国以来大面积湖沼湿地围垦造田、围湖养殖。特别是1996年～2005年间更为突出，乃至一些不良建筑商，对市内多个知名大型湖泊不断蚕食，下黑手，极为恶劣。结果是湖泊湿地的自然调蓄能力急剧下降，再加上地下排渍系统长期滞后、缺位，城市内涝已成必然。

我以为这只是其一，殊不知武汉本就是云梦泽故地，历来都是天然调洪、滞洪区。尤其是汉口地势低洼，水漫城池，湖里的鱼儿溜到城里逛大街，不过是“大姑娘”带着鱼儿重回娘家而已，无可非议。城市被淹，是江城躲不开的地理宿命，有多少抽水排渍泵昼夜轰鸣，也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而已，至少目前近乎无解。

武汉从云梦泽中崛起，本就是一部向自然拓空间、与水患争生存的城市史。从围湖造地到退田还湖，从追求发展速度到守护生态底色，这座城市在阵痛中反思，在修复中重生。既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里，发展与生态博弈的缩影；也印证了人类文明从来都需付出代价，更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正是一代代人抗争、坚守、奋斗与反思、权衡度让，才沉淀出江城武汉人民独有的坚韧、务实的品质。　

若说天灾人祸是武汉的切肤之痛，那么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古代缺乏现代病原学认知，多称“疫”、“大疫”。早期无精确死亡统计，多在灾荒、战争后伴发记录。

汉口开埠（1861）引入西医，细菌学、血清学技术逐步落地，实现从古代缺乏现代病原学认知的“疫”，到具体西医疾病名称的精准记录。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汉口天主堂医院正式确诊并记载霍乱，为武汉首个现代病原学指向的疾病命名记录，并开设传染科，开启武汉现代传染病诊疗史。所以说1895年是武汉现代病名确诊的关键起点。

纵观江城疫情历史，从古至明清期间，以霍乱、天花、痢疾，伤寒等传染病反复肆虐为主线，清晚期，牛痘接种引入后天花得到有效扼制。而且疫情发生常常在天灾人祸之后，这灾种叠加的放大效应，正是武汉灾害的又一个鲜明标签。

1931年洪水后霍乱大流行，其中1932年为民国时期武汉霍乱疫情最严重的一年，全年因霍乱死亡1541人，创下该时期同类疫情死亡人数峰值。1935年，霍乱再度流行。1938年至1945年武汉沦陷期间，战争、饥荒与难民潮相互叠加，霍乱、伤寒、天花、回归热等疫病持续蔓延，防疫工作近乎瘫痪。这种“洪水-疫病”，“战争-饥荒-疫病”的连锁、叠加型灾害，较之单一灾害类型更具毁灭性。我们的大武汉可谓“遥遥领先”，灾难深重。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疫苗接种全面普及，疫情逐渐转为区域性、季节性散发。武汉传染病发病率整体持续下降，多数烈性传染病未再出现大规模流行。

21世纪初至2020年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给武汉的疫情防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年12月，武汉监测到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其中武汉市官方登记报告的首例新冠病例，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

李文亮博士率先在朋友圈吹哨提示风险预警，可彼时人们并没有意没到问题的严重性。记得2020年1月18日是南方的传统小年，和太太的家人在汉口“亚洲大酒店”吃年饭，原本订的是包间不知何故改在人群众多大厅就餐，也未太在意。期间小舅子还戏曰，他们医院要求医生查房时与病人保持1米的距离，以防感染，觉得很搞笑，也未当回事。

随后疫情犹如“海啸”般席卷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患者病情急骤恶化，短时间内从轻症快速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直至死亡。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给彻底打懵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反应过度的极端恐惧，人人自危的阴影笼罩着你我他。病人、疑似病人和莫名恐惧的人们都涌向医院，医护人员更是竭层全力、疲于奔命的忙碌着，一床难求。

2020年1月8日病原体被确认是新型冠状病毒。但在临床上我们对其认知仍然是微乎其微，没有有效的诊疗方法，危重病人的救治设备严重匮乏，防护物品短缺，人手也跟不上，医护人员惟有不计生死，以命相搏。可一个又一个病人的逝去让他们无所适从，深深自责，甚至抱头痛哭。同事的感染和病亡的噩耗更是令人痛心疾首、万般无奈。

诡异的疫情，重症病亡率居高不下的阴影，犹如魔鬼般游荡在江城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更让人绝望的是武汉的每日病例、重症、死亡率，领衔全国疫情数据，以令人揪心的速度飙涨；诺大的一个城市，哀鸿遍野。行医一辈子的我怎么也想不到，死亡离我们每个人居然就近在咫尺，甚至是日常的瞬间，更有绝户的案例，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作为从事创伤外科一辈子的我，群死群伤的场面也没少经历，我常告诫我们的小伙子“人在钢铁面前就是一块豆腐”。医生不是神，死亡在我们这个职业生涯中是必须面对的事。但如此惨烈、不可控的场面和死亡的频发、突发性，真的令人恐惧、沮伤又绝望，医生要真的是“神”该有多好。

2020年1月23日，为全力阻断疫情扩散，武汉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一座千万级人口之众的城市瞬间变成了一个“荒岛”。这种“壮士断腕”的悲壮、痛楚和绝诀，即令人震撼，也让人绝望。一纸封城令下的武汉，于其说是停摆，倒不如说是正处于我们人类尚未认知的一种“休克危象”之中，一却皆空白，预期不可知。

学医的都知道，尸体病理解剖对于未知疾病的认知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更是迫在眉睫。在这至暗时刻，91位逝者家属在无尽悲痛中毅然决然捐献遗体，这些令人尊敬的“大体先生”，以生命最后的奉献为抗疫破开迷雾，用无声大义书写了最沉重的赤诚与担当。被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评价，“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疫情防控和医学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

武汉人民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危难的最前沿，为其遮风挡雨，英勇悲壮，可歌可泣！

武汉危急震惊全球，全国各地医疗队紧急驰援孤军奋战、苦斗的江城，346支医疗队先后迅速抵达，共计42600多名勇士。随后方舱医院、各种急需医疗救治设备陆续建成、到位。防预、诊断、救治措施日趋成熟、完善、有效……

3月18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首次实现零报告，4月8日封城76天的武汉正式解封。

世人只知76天，其实我们武汉人民至此抗击新冠疫情至少已有116天（2019年12月8至2020年4月8日）。最艰难的时间不是封城的那76天，而是之前的40多天，那望不到天，看不到边的至暗时刻，最深刻、最绝望的悲痛和危难，我们怎能忘？又岂敢忘！

2020年4月4月清明节上午10时，当全体武汉人民在凄泣的警笛声中静立默哀，深切的悼念在疫情中牺牲的英雄、逝去的同胞和亲朋好友时；劫后余生的江城人民，或吞声饮泣，或号恸崩摧，泪如雨下，浸透了江城的每一寸土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疫情烈度最高，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也成为武汉疫情史上的重要节点，开创了人类近代史上抗击疫情的历史之先河。

英雄的武汉人民，无论是在抗战期间，以“毁一城救亡救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还是在今天，以“封一城护佑全国”，壮士断腕的壮举。都是以“舍小家保大家”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展示了这座城市的人民识大体，有大爱，坚韧不屈，勇于牺性的博大胸怀和义薄云天的城市风采。

也正是这些痛彻心扉、无法回避的历次浩劫，淬炼出江城人民骨子里的倔强和坚韧的脊梁。无论是最深的黑暗，还是无以复加的劫难，都绝对不可能击垮这座英雄的城市和伟大的人民。守望相助的灯火，在每一个至暗时刻都不曾熄灭；哪怕是再微弱的光亮，只要坚守就一定会驱逐阴霾，光芒万丈，映耀江城。

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在狱中感慨，“有悲伤的地方才会有圣地”，这句话又莫名的萦绕在我的脑海。是啊，在武汉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不仅孕育了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人民，更巍然屹立着一座摧不垮打不倒英雄城市。

为什么我们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因为我们深深的爱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和这片热土上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人民。

第三部：独特的大武汉～～语异食殊共饮一江水

武汉的“大”，在这城市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外，其三镇方言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差异化特征，还有遍及武汉三镇大街小巷，几个月都吃不重样的各类小吃。这主要源于其各自的发展历程和天然地理环境，共同塑造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这一多源合并型城市格局。尽管同城共饮一江水，却又隔江相望，相对独立，各有各的传统、各有各的的韵味。体制上也是各自为阵，交流不畅。而非传统单一核心起源、同语同宗的城市；所以其语言、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化、多样化就不难理解了。

难怪有人戏曰，武汉是一座“散装型城市”，语异食殊自然别样。

仅“一市三腔”的方言而论，汉阳作为武汉的历史起点、城市之根，有1800多年的悠久历史；总体发展相对缓慢，生活圈层也相对稳定、守陈。方言传统质朴中，带些许“土气”。武昌历史上短于汉阳15年，长久以来都是湖广省的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中心，系文人雅士，官宦儒生和僧侣道士聚居、交流之所，言语就自然掺合些许柔雅、文气。

汉口从明成化年初汉江改道至今，满打满算其历史也不过560年。从之前毗连汉阳的一片水曲荒洲，发展为一座繁华的都市，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让武昌、汉阳望尘莫及。作为当时南北货物集散的最大水运港，其方言自然有着码头文化五方杂处的江湖粗糙，急促顿挫，硬朗直率的市井气息，活力四射，是武汉话的标杆。

以“五湖四海”为特色的汉口码头文化，不仅打磨出直白泼辣的汉口方言。同时，五方杂处的人们，源于不同地域的饮食、习俗和生存智慧，在此碰撞、融合；催生出豪爽仗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市民气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智慧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饮食、文化特色。

“货到汉口活”的商业传奇，正是这种码头文化包容性与实用性的生动体现，也是后起之秀汉口能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四大名镇”之首的根本原因。

襟江带湖、九省通衢的江城，自古便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东西文化的交融点。商贾云集，谋生者更是络绎不绝。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对一座单核又相对封闭的城镇而言，自然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饮食结构和特色。但在四方客云聚的大武汉，在众口难调的前提下，唯有在各自风味的锅碗瓢匙的碰撞中，相互兼容，共存共生，各具特色，百家争鸣，又彼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陈出新。不拘泥于任何所谓的烹饪章法，只尊循“饱腹、解馋、长力气”的实用需求，从而酿造出独属于江城最浓郁的烟火气。完全没有严苛的菜系规矩，只有最贴地气的美食滋味，这也注定了在以地域为特色的中国八大菜系中没有鄂菜的一席之地。

鄂菜的确冇得么斯特色，它在华夏菜系的版图中似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无特色恰是它最刻骨的特色表白，是九省通衢的江城，海纳百川的精神底色；更是一城烟火与一方水土最绵长的共生之道。

武汉素有碳水之都的美誉，过早文化更是响誉大江南北。坊间有“武汉95%的人外出过早”一说，这显然是夸张。武汉中心城区六成以上市民每日在外过早，应该是武汉过早文化真实的烟火写照。

大街小巷270多种小吃各领风骚，互不服周。仅常见的特色早点你若一天吃一样，可持续几个月不重样。若再算上四面八方入驻武汉的各地特色美食，我也不知道要吃多久才不重样。记得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我曾费时费力的写过一篇“抹不掉的江城记忆～～如数家珍说小吃”的文章；是写一路吃一路，一万四千多字文章写完了。可意尤未尽我们，不是继续行走在寻觅小吃的路上，就是在新发现的小吃摊位旁尝鲜。最后十分感慨的写下了“江城小吃N万家，焉能写尽你我他”，不服周又能咋样呢？

江城小吃还有一个特点，这些美味在江城的大街小巷里信手可得，十分方便，性价比超高。十来块钱就能管饱，还特别好吃，这在特大城市中也不多见。

若问武汉有多少条美食街，多少个“苍蝇餐馆”，或许费点劲、认真点也能摸得个八九不离十。若问江城有多少个早点铺子和摊位，可能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了。这样说吧，在这座城市里，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定有做早点卖早点和买早点吃早点的人。

您若一定要求我说说江城的美食特色，我自然不敢用“无特色为其最大的特色”来回复您，因为对于无法真正融入这座城市的您来说或许是太陌生太虚无了。

我以为江城武汉的美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两个字～～扛饿，还必须物美价廉。那什么样的美食能达到这个要求呢？自然是油炸碳水为首选，当然也绝不仅限于此：如鸡冠饼、酥饺、欢喜坨、糯米鸡、油饼、面窝、苏饺、烧麦、油饼包烧麦、糯米包油条等等；还有新农的牛肉面、袁大头的肉包子、德华楼的水磨年糕、四季美的汤包、筱桃园的瓦灌鸡汤和酥饼、老通城的豆皮，蔡林记的热干面、五芳斋的汤圆，实在是太多了，再罗列下去未免滴哆。

典型又独特的码头饮食文化，不追求极致的风味，却能抚慰“五湖四海”的胃。

第二个特点与武汉的地理位置相关，大江大河大湖的大武汉，背倚着物产丰富的江汉平原，河鲜、莲藕自然是它美食的又一个亮点。最有名的自然是清蒸武昌鱼和莲藕排骨铫子汤了；还有喜头鱼汤、泡蒸鳝鱼、汤逊湖的鱼圆子、油闷小龙虾、藕夹、藕带、荷塘三宝、洪山菜薹等等，不胜枚举。

第三个特点就尤如这座九省通衢、从不设防，包容乃大的城市一样，美食无论是各类西餐，还是五大洲各国风味炯异的特色料理；也不论华夏有多少正宗、另类的菜系和风味千差万别的种种小吃；也不管是正餐、简餐、自助餐，还是便餐、快餐；都能一视同仁，绝不排外。只要您认真经营，就不愁没有热情好客的市民光临、惠顾。

行文于此我突发奇想，在武汉三镇中各选一两项各自地域的特色菜品该怎么选呢？其是否与汉阳、武昌、汉口三镇方言美异的定位和人流交往也相关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似乎不难。

武昌自然首推清蒸武昌鱼、江夏贺胜桥站的瓦灌鸡汤，还有洪山菜薹炒腊肉。特点是清淡雅致，味道鲜美，地域特色浓厚，肯定是文人雅士们的最爱。

洪山菜薹，唯有洪山宝通寺大雄宝殿那口宋代万斤钟鸣响时，钟声所及的田头（钟声田）生长的才为正宗上品。极品仅限于洪山元代灵济塔塔影之下的那块5亩田地（塔影田）生长的最为珍贵、难得，为皇家贡品独享，颇为讲究，年产量只有1万斤左右。尽管上千元一斤，仍供不应求，非普通老百姓享用的了。“塔影钟声映紫菘”，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多雅致。

汉阳盛产莲藕，筒子骨煨藕汤为其首选，讲究的是文火慢慢的煨熬4小时～6个小时，才能喂出地道、极致的汉阳人家家乡的味道。它是由1400多年前的煨藕汤演变为当地人家宴的压轴主菜，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了。

其鲜美的味道说实话仅凭文字很难精准描述。所以今天特地让太太煨了一铫子筒子骨莲藕汤，细细品味后，才有了今天相对准确客观的描述。

煨到火候的铫子汤，拆骨肉醇香酥软，不烂不柴也不塞牙缝，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韧软口感；敲骨吸髓更是满口脂香，这是一锅铫子汤的精髓所在。再咬一口饱浸汤汁的粉藕，拉起绵长的藕丝，千丝万缕，满满的都是家人的牵挂和爱恋。最后喝一口奶白色浓而不腻汤头，那个爽快、醇厚，不是佳酿，却胜过美酒。温暖循着咽喉慢慢的遍及全身，居然有一种莫名的的感动和微醺，满满的都是妈妈的味道和儿时的记忆；更是这座千年古镇“慢生活、重本味” 的真实写照。

若再选一、两样素菜，首推荷塘三宝（莲子、菱角和藕丁）和酸辣藕带，尽管这两道菜在武汉三镇早已家常，但就其溯源与汉阳蔡甸的莲藕关系最密切，自然当仁不让。

汉口的当家菜，我想无论怎么选都离不开码头文化的精髓～～重口味、顶饿，吃起来还要省事爽快。黄闷甲鱼(最早的硬菜)、红烧鮰鱼、青鱼划水、财鱼煨汤等，都有一个共性：就地取材，物美价廉，刺少解馋。若究其根源也不可能像武昌、汉阳有十分纯粹的地域特色，应是五方杂处，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结果。当然缺不了本地纯正的黄陂三鲜；再就是由汉阳筒子骨莲藕汤演变的排骨莲藕铫子汤。这可是武汉人即便走到了天涯海角也心心念念的家乡味，一碗下肚，酣畅淋漓，过瘾的狠！

记得1986年我第一次过武昌，去看望太太的奶奶，进家门奶奶就给我煮了4个完美的糖水荷包蛋，意寓“甜甜蜜蜜，四季平安”，正餐自然少不了煨是了几个小时的排骨莲藕铫子汤。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孙女婿的认可和祝福，也是当年武汉家庭最高规格的家常招待，可见这一灌铫子汤在江城人民心中的份量。

至于汉口餐桌上的青菜怎么选，似乎有点难，若一定要选一样，那就是藕海吧，也就是上浆油炸藕丝，一盘下酒的好菜。其实这也算不上真正的青菜，还得选青炒红菜苔，尽管正宗的洪山菜薹与老百姓无缘，但遍及武汉三镇田野的普通红菜苔还是吃得起的，它还是武汉的特色时令菜。

若要再选一项武汉三镇普遍认可，无处不在的经典美味，毫无疑问就是5元一碗的热干面。您可千万别小瞧这碗看似寻常的热干面，它还有干派、湿派和新生代的生烫之分。

干派是经典、传统的热干面，吃的就是芝麻酱的香，有些梗喉，所以通常都搭配一碗蛋酒或豆浆。湿派又有卤水湿派和面水湿派之分，入口滑爽，芝麻酱的香味略淡一些。其中卤水湿派热干面，因其卤水自带各种食材的味道，所以就更鲜美、有层次感，但也背离了热于面的纯粹。新生代的生烫牛肉热干面本质上应归于湿派体系内，年轻人更爱吃。

热干面在江城三镇的吃法偏好也是各有各的讲究。汉口重酱咸香，武昌加料味美，有层次，汉阳干拌传统，原汁原味。

真想不到“一城三腔”的武汉，就其饮食味口也如出一辙的应对着“一城三味”～～武昌的书卷味，汉阳的传统家常暖，汉口的码头爽快江湖气。“一碗热干面，半座江城魂”，绝非浪得虚名，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特色完美的构成了武汉蓬勃、浓烈的烟火气，实在是有趣。

其实说到底，三镇方言的腔调、美食风味的差异，本就是地域禀赋与人文底蕴碰撞、融合的独特印记。武汉之大，从不止于冰冷、辽阔的疆域刻度和城郭的高度现代化，强大的经济实力。更在千年文脉的浸润、街巷烟火的氤氲、古刹梵音的悠远、码头义气的铿锵里，凝成超越物理疆界、刻入城市血脉的磅礴气象，是其文化、精神纵深拓展的必然。

第四部：腾飞的大武汉～～两江奔涌敢为天下先

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国时期三镇鼎立，各自为阵的局面，又一次融合为大一统的武汉市。从此，承前启后，即往开来，再铸辉煌。

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8年），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首当其冲是全面恢复与重建战后经济。随后开启历史性的战略转型，从昔日华中商业大都会，稳步蜕变为全国重型工业基地，同时巩固并全面升级全国水陆联运的核心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武钢、武重、武船、武锅、青山热电、武汉肉联、国棉一厂、国棉二厂等一批标志性重点工程拔地而起，星罗棋布；共同构筑起支撑国家工业体系的坚实脊梁，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

武汉汉江一桥，长江大桥先后建成，彻底打破了千百年来武汉两江分隔、三镇鼎立的交通壁垒，天堑变通途。武汉“九省通衢”从此更为快捷、通畅无阻，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的交流也更方便高效。

京汉～粤汉铁路也告别了火车靠摆渡过长江的历史，从此沉沉一线穿南北，跨入快车道的征程。

江城防洪抗灾从始至今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高瞻远瞩谋新篇。这一重大、系列的民生大工程，从初始的被动抗洪救灾，到全线主动防御；从单一堤防，到全局层面的科学综合防洪，始终都是这座城市和国家的重中之重。

1952年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是我国在长江流域首个大型分洪工程。在1954年武汉有水文记录以来，量级最大的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中，先后三次分洪，大幅降低了武汉的抗洪压力。它与武汉人民一道，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时过境迁，昔日江城永远的“痛”早已成为历史，集抗洪与休闲为一体的江堤，也已蜕变为江城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两江四岸”更是凤凰涅槃，成为江城的一张靓丽名片。

这三镇勾连，江堤环绕，注重民生的武汉，才是实实在在，有情有义的大武汉！

1949年，武汉市市域面积302.7平方公里，为新中国成立后新核定的行政辖区面积。市区面积162.53平方公里，城区面积34.7平方公里（汉口19.12平方公里，武昌9.8平方公里，汉阳5.7平方公里），均沿用1948年民国时期统计数据。全市人口116.09万人，其中城区人口84.39万人（汉口61.37万，武昌16.07万，汉阳6.95万）。这些数据因受战乱影响与统计标准调整，较之前有所下降，应该也是1948年武汉三镇的实际状况。惟一要说明的是1948年武汉三镇各自单列，不存在统一的市域面积。

1949年武汉市国民生产总值（GDP）3.28亿元。

截止1978年，武汉市常住人口555.10万，户籍人口548.29万，城镇化率47.4%。武汉城市面积达到1372平方公里，城区面积170平方公里，市域面积4480平方公里。全市公交线路50余条，包括4条无轨电车线路；车辆1200余辆，静态线路总长约670公里，年度动态运营总行程约5500公里，年客运量约6.1亿人次。城市综合实力（工业、基建、交通等）在全国长期稳居前四，GDP39.91亿元，为后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前，武汉城区公交运力尽管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无力满足每天百万城市居民出行的需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车少人多，高峰时车门都关不上，车厢里挤得密不透风。挤不进去的年轻人只好将就在车身任何能抓牢或悬挂的地方借力，手脚并用贴身挂在车外，跟着车辆一路颠簸前行，人们戏曰这一时期拥挤公交为“挂票时代”。即便在车内，高峰期拥挤的人群让售票员无法移步，买票、找零都得“接力”传递，效率极低，结果车内“挂票”的乘客也不少；这也是老武汉街头极具时代感的一幕特别的风景。

记得70年代末，我从汉口去武昌水果湖去看望我弟弟，先是坐车再转乘轮渡过江，过江后在汉阳门站等14路车，居然等了近两个小时。不到傍晚就得早早打道回府，否则就没有车了。那个慢和不畅，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相信。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三镇的交通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我们一家三口有一次去探望住在武昌岳家咀的老太，先得坐公交到粤汉码头转乘轮渡到月亮湾，然后再乘坐少的可怜的63路公交车，一般也得等很久。上车后不是我踩你的脚，就是你踩他的脚，人挤人、人贴人。老婆抱着儿子下车看时间时，发现手表也挤掉了。

那是我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块18k金25钻的全自动瑞士梅花牌女表。当年是我大哥托船员在香港买的，440元花了我近半年的工资，可金贵了。看着远去的车辆毫无办法，后悔死了。还是太太大气，说了两句“算了，算了”，也就不了了之的算了。

说实话，武汉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真的都很大气，凡事不斤斤计较想得开，与这座城市的性格甚是般配。

1992年，武汉公交开始实行“全额承包，自负盈亏”，1993年全面实施。为了抢客多拉快跑，武汉公交跨入了另一个极端～～“飞车时代”。1994年至1998年为“飞车”的黄金时代，司机个个都是F1民间赛车高手，车在路上飙，人在车里飘，下坡不减速，拐弯不刹车，直接玩漂移。停车时乘客全体向前急倾，起步时又全体朝后猛仰，整齐划一不含糊。咱们惟一能做的，就是死死的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久而久之自个儿的肱二头肌也被练得倍儿捧，结果武汉公交车又有了“移动的健身房”之盛誉。飞车的“天花板”自然是“天上战斗机，地上521”莫属，急刹车时椅背被掰折，最后一排的乘客被甩到第一排也不稀奇，这就是响誉全国的“武汉飞车”。

武汉人的彪悍，被我们的司机和作为观众的乘客演绎的淋漓尽致。网上有不少这些忍俊不禁的小视频，十分有趣，不妨去看看。

承包制以“多拉快跑”换短期效益，彻底击穿安全、服务、秩序、公益四大底线。于2003年市府开始整改，至2008年主城区统一收权，回归公益；2014年为终结年份。

改革开放一晃眼已有47年了（1978年～2025年），武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25年，武汉市常住人口1380.91万，户籍人口956.94万，城镇化率85%。武汉市城区面积973.84平方公里（包括远城区连片建成的部分如东西湖、蔡甸、江夏等），其中传统主城区面积900平方公里（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武汉自1995年，完成最后一次撤销武昌县设江夏区后，已无下辖县或县级市，13个行政区全部为市辖区。因此，武汉的市区面积天然等于市域面积，为8569.15平方公里（2014年第2次全国土地调查）；2025年武汉市GDP 22147.35亿元。

在这期间，武汉市的公共交通系统，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较之前30年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跨越到21世纪后2012年底，以武汉地铁2号线的开通为起点，至2016年为全面暴发期。地铁占公共交通比重从20％跃升为68％，成为绝对主力。运营里程从不足百公里拓展到500多公里，跻身世界级地铁城市；市民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全市公共交通体系，总体上由公共汽车、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客运轮渡、出租汽车五大板块构成。

公共汽车（含无轨电车）现有车辆7905辆，运营线路554条，静态营运线路总长8773.95公里，年度动态营运里程约12亿公里，年载客量6.62亿人次。

轨道交通（地铁）已开通线路12条，运营车辆1000列，年开行约310万列次，静态运营里程517.92公里，动态运营总里程6409万列公里，年载客量14.68亿人次。

有轨电车共3条线路、配车46列，年开行约60万列次，静态线路总长49.14公里，动态运营总里程1280公里，年载客量约1200万人次。

另外，2026年3月14日，正式开行了武汉东—武汉东，普速文旅通勤环线绿皮列车，为全国首创。列车以怀旧为特色，绿皮车厢，车窗可开，没有空调，有专门锅炉工烧煤，水开后用铝制水壶推到各车厢送水。温馨又怀旧，情绪价值拉满，十分火爆。全程2小时，票价6元，即可铁路环游江城，夜行车还可观赏武汉三镇和两江四岸的夜景。

其实，在这之前武汉市内就有通勤绿皮火车，包括武汉江南武九北环（1958年开行，2018年5月10日停运）、武九南环（1980年开行，2000年10月停运），以服务铁路职工为主，兼顾对市民开放。江北京广线市郊通勤，自1950年代起即已规模化开行，其中包含市区支线，江岸站～大智门～循礼门～玉带门～汉阳。八九十年代最为密集，上世纪90代初我曾专程带儿体验过；1999年随市区段老京汉铁路拆除停运。武汉北职工专用通勤自2009年5月随武汉北站启用开行，2021年3月江岸站关停后，改由丹水池始发，至今仍仅对铁路职工开放。

客运轮渡作为江城特色水上公共交通，现有营运船舶23艘；常规过江便民航线为4条，节假日增开1条，共计5条，年客运量约558万人次。

出租汽车包含巡游出租车和合规网约车，合计4.97万辆，其中巡游出租车1.85万辆、合规网约车3.12万辆；叠加自动驾驶车辆后，全市个性化出行服务车辆约5.1万辆。日均服务旅客约46万人次，年运营总里程约11.67亿公里，年客运量约1.67亿人次，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出行服务。

今年春节（2026年2月）有一次打的与司机闲聊，得知武汉现在网约车远远不止3.12万辆，这个数字只是办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俗称“人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俗称“车证”）的正规网约车数量。武汉网约车持证驾驶员的确有15.2万人，这与司机说的差不多。司机说问题出在部分平台对司机只要求人证即可注册接单，导致出现大量“人证车无证”的灰色地带。另外，办车证成本太高，车辆要转为营运性质、强制报废年限缩短、必须买高额营运保险、还要安装监管设备，私家车主大多不愿意。

司机告诉我打的一定要看“两证”，否则出了交通事故就没有保险保障。这套路也太深了，谁打个的还要查“两证”呢？再说真明白的人又有几个呢？

过去只知道“黑的”不能坐，今天才明白坐啥“的”都未必能坐明白。看来监管不到位，咱老百姓“吃坐难安”还真是个事。

随着武汉市轨道交通网络日益密集，城市公共交通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地面公交，将逐步减少与地铁重复的低效线路，更多转向地铁接驳、社区微循环、重点区域保障，实现减量提质。出租汽车继续发挥灵活、便捷的优势，重点服务地铁未能覆盖的出行需求、特殊时段及个性化出行，呈现总量优化、功能转型的发展趋势。

全市公共交通，目前正加快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公交为网络，出租为补充，轮渡为特色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各类交通方式分工更清晰，衔接更高效，服务更精准。互为补充，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起覆盖广泛，高效便捷的城市综合交通服务网络。

纵观武汉公共交通发展历程，极具地域特色，其中轮渡和过江的桥隧兴建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1900年，率先有机动船往返汉口、武昌，1913年又开通了往返汉口、汉阳的机动船。在民国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的鼎盛时期，长江、汉江航线共计9条，其中长江6条、汉江3条。公交车于1929年在汉口才开通，晚于轮渡整整29年，而且线路少且短，发展多舛，远不及轮渡。

新中国成立后，因战争惨淡营运的轮渡迅速恢复，稳步扩张。1989年的鼎盛时期，长江、汉江共18条客运航线和3条汽渡协同运行，两江合计21条航线，码头32座。年客运量达1.6亿人次，为当时三镇最重要的过江交通网络。

随着1995年长江二桥通车后，轮渡客流量锐减80%；随后因武汉三镇桥隧、地铁兴起而持续加剧。轮渡由过江“主角”沦为“配角”，航线精减，功能转型，汽渡于2019年全线停航。至2026年武汉长江日常固定通勤轮渡共4条，节假日（包括周末）增开1条兼顾观光的临时航线。同时大力发展多条两江四岸观光航线与夜游游船，轮渡从民生通途转型为兼具便民与文旅特色的城市水上风景线。

现在武汉三镇的交通，四通八达，便捷高效，还有一路的风景相随，真好！

纵观历史，武汉之“大”，可细分为两个时间线来谈，第一个时间段应该是明清时期到民国和改革开放前30年。这个时间线上武汉三镇较之以前，无论是是地盘、人员、交通和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是一个朝代比一个朝代发展的好，其中汉口得地利之优势，尤其靓丽。这点本文都有相对详尽的数据引证，而且其与其它城市比较，发展的也更快，更好，影响力自然也更大。

所以人们还没有到之前，就有先入为主“大汉口”、“大武汉”的印象。真正到了这儿，由于交通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城市的扩张，加之武汉三镇天然的两江阻隔，二者交织必然导致出行时间更加的漫长。这种城市地域的辽阔与交通严重滞后的矛盾，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城市空间之“大”的时空错觉，结果就有了“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的认同和感慨。

第二个时间段应该是上世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直至今天，武汉步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仅从市域面积而言，武汉拓展的也是够快够大的了。尤其是城区的拓展就更快了，曾经市内最大的湖泊～～东湖，早已让位给汤逊湖了；也不知汤逊湖在不久的将来又会禅位与谁？我们平时看天气预报，更关注居住区的天气；尤其是冬天出门跑步时，江岸区的体感温度较之于武汉市的预报更有参考价值。

武汉的“大”，当然不只限于物理层面上，它更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大”，而且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我简略归纳以下几点。

首先，是城区面积的扩大与不断拓展的市域面积的差距越来越小，最后等同，城镇化率越来越高，其中武汉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85%。教育、环保、医疗、社保、养老、居住、消费、交通、就业、文旅等民生所需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在国内都处于第一梯队。还有九省通衢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武汉成为全国水运、公路、铁路和航空四维枢纽中心。所以，无论是人才，还是物流，都具有很强的吸纳、辐射效应，有目共睹，不再啰嗦。

截止2025年，武汉全市有1024座公园，人均绿地15平方米，2025年空气优良天数313天，优良率85.8%。百里长江生态廊（两江四岸）年接待游客达5000万人次。

每年春季，全市50多万株、120个品种的樱花，从2月底早樱开始绽放，到3月中下旬的中樱怒放，直至延续到4月上旬晚樱登场，近两个月不断档，依次盛开，遍布三镇。从极富盛名的武大、东湖樱园，到街头巷尾、口袋公园、山野湖边，满城皆樱。

尤其是在3月下旬，整座城被轻柔的粉色与洁白包裹，目之所及皆是烂漫，呼吸之间尽是清甜。以染井吉野樱、大岛樱、阳光樱等中樱，最为丰腴、靓丽。春风掠过枝头，粉白花瓣簌簌飞扬，漫空轻舞，层层叠叠铺满街巷与湖畔。人行其间，衣袂沾香，步步生花，宛若踏雪寻春，时光倒流。暮色降临时，夜樱流光溢彩，如梦似幻，着实撩人……

教我如何不想她？奔波千里万里又何妨？

一座特大城市因为樱花有了颜色，实乃罕见。也难怪武汉为国内“樱花第一城。与日本弘前、美国华盛顿齐名，为世界三大赏樱之都。樱花季一年能吸引超3600万“追樱客”，旅游总收入近400亿元，是全球顶级的春日文旅流量引擎。

白云黄鹤，诗画江城，有的不只是令人如痴如醉的樱花。

武汉“山水两轴一心三镇六线”，是武汉文旅空间布局的核心构思，也是官方“大文旅”格局的高度凝练。锚定“世界知名文旅目的地”目标，以山水两轴为骨架，南岸咀为核心，“长江文明之心”为中轴枢纽；三镇板块为拓展、联动的主体；以乡村六条精品旅游线路为主干，连点布线带面为翼；将市区与郊区、都市与乡村、人文与生态，全部串起来，覆盖全域；实现江城自然禀赋、城市文脉保护与外围文旅的联动发展。让武汉这只美丽的“蝴蝶”愈发靓丽动人，充满魅力，乘势而上，展翅高飞。

武汉东西山系生态人文廊道，是武汉正在推进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西起九真山，东至九峰山，绿道主线全长约108公里，涵盖山系48座，湖泊、河渠27条。为武汉“山水两轴一心三镇六线”的东西绿道主轴，它将与长江构成纵横交织的两轴绿道，连接环汉口绿道、环汉阳绿道、环武昌绿道三大城市片区。

这三大城区各具特色，武昌是政经文教高地，湖山相映的千年古城，辛亥革命的始发地。汉口，民国洋场，商贸重镇，素有“东方芝加哥”之盛誉，江城码头文化的发祥地。汉阳，古老城邑，武汉的城市根脉，知音故里，近代钢铁、军工基地。还有长江与汉江交汇形成的冲积地带～～南岸嘴，被誉为“中国第一角”，“武汉之心”，至今保持战略留白、未予开发。历届城市决策层均秉持共识：精心谋划、审慎实施，不留历史遗憾，不犯“建设性破坏”的错误。目前，南岸嘴定位为城市战略留白公共空间，远期留给更具智慧的后人擘画蓝图。

武汉“山水两轴一心三镇六线”重中之重，系“长江文明之心”。其以战略留白的南岸嘴为核心，立足于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涵盖两江四岸三镇历史文化核心区。规划范围北至长江二桥，南至鹦鹉洲长江大桥，西至汉口解放大道硚口路，东至武昌中山路，陆域面积约31平方公里，两江水域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传承长江文明、彰显城市千年文脉的核心载体，其内容极其丰富，江城众多著名的人文景点、名楼古刹，绝大部分都囊括其中。说得更透彻、直白一点，这“长江文明之心”，其实就是武汉三镇的核心老城区。再由此向城郭四周辐射6条郊野旅游线路，包括木兰休闲线，红色问津线线，沃野平川线，湿地花田线，江夏野趣线和智慧活力线，线线皆为精品。

这融山、水、城、林于一脉、相融共生，大美江城的山水城阁画卷；实乃城市发展大手笔，市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更是大武汉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气。

说起城市格局，人们总爱谈中轴线、论中心地标。北京以故宫天安门为轴、紫禁城为中心，清晰规整；重庆有解放碑，成都有人民广场，西安有钟楼，各有一座锚定全城的核心。

唯独武汉格外特殊，其本质上是由一衣带水的三座城镇，构成的一座多源复合型城市。正是这种所谓的的“散装性”，决定了武汉不同于上述单核一元性城市，它即没有一座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中心地标，也没有一条对称之美的城市中轴线。若一定要确立一个公认的城市核心，非汉阳这片留白沙洲～～南岸嘴莫属，这片沙洲静卧两江交汇之处，便是武汉天然的城市原点。一个原生态的沙洲，似乎有悖于城市中心的理念。而论城市中轴线，当是浩荡长江，汉阳与汉口的脉络咬合，又以汉水为界为脉。三镇鼎立、两江环抱，城市格局独步天下。

纵观历史，早已消失的鹦鹉洲，堪称江城真正的核心地标。它雄踞江心，地处武昌、汉阳之间，与黄鹤楼、晴川阁鼎足而成文化三角，崔颢诗句使其声名远播。但很少人知道，这片籍籍无名的沙洲，因东汉名士祢衡在此作《鹦鹉赋》而名扬天下。

祢衡作《鹦鹉赋》，本是托物自喻，借物言志，写尽才华被缚、身不由己的悲慨，不料竟一语成谶。他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毒舌犀利、愤世嫉俗，堪称千古第一狂士、愤青鼻祖。他击鼓骂曹又骂刘表，再乘胜追击骂黄祖，被忌恨于他的曹操、刘表这些权谋之士两度“大度荐贤”，借一介武夫黄祖之手将其斩杀，葬于此洲。人们为了缅怀这位狂狷名士，将这片江心沙洲命名鹦鹉洲。

后世文人登临题咏不绝，鹦鹉洲从唐到清出现在115篇诗作中，鹦鹉洲渐渐超越地理本身，名传千古，成为怀才不遇、狂狷不屈、乱世高节的文化象征；是武汉最具风骨的文化名片。

武汉人快人快语、刚直爽快的性格，恰似得其真传。

其实，鹦鹉洲不仅文脉源远流长；到了唐代，它完成了从军事沙洲到商业巨港的历史性转变，成为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港口。作为长江中游核心水运枢纽，规模与繁华程度均达到传统内河港的高峰，常年停泊舟船千艘以上。唐广德元年（763年），鄂州港大火一次焚毁船只3000余艘，足见停泊密度和航运之盛。洲上、岸口市井稠密、商铺林立，尽显江汉门户的繁华气象。

在唐宋盛极一时的古鹦鹉洲，自元代起，长江主航道逐渐南移，洲体开始遭受冲刷、日渐坍缩。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水主泓由鹦鹉洲上游改至下游入江，原泥沙淤积补给断绝；在长江与汉水水流持续强力冲刷下，洲体坍塌、萎缩加剧、加快。商船渐稀，商贸地位一落千丈，最终在明末清初彻底沉沦江中。

治史观之，天佑武汉，新生的汉口凭借汉水改道形成的优良港址，占据长江与汉水交汇的咽喉要地；实现了双重承接，既继承了原有汉阳汉水码头的根基，又接续了古鹦鹉洲消亡后外溢的长江航运与商贸业务。稳稳接过江汉商贸的接力棒，从荒洲迅速发展为市镇，逐步取代鹦鹉洲，成为新的水运枢纽，延续了武汉一脉相承的商运繁华。

尽管古鹦鹉洲沉入江底已有数百年，但其文脉早已深植江城大地，底蕴厚重。历代名家诗赋传唱千年，是个名存实亡的典型范例。也正因为这跨越千年的人文与商贸，都系于长江之心的古鹦鹉洲之所在，所以说武汉的中心和中轴线在长江，就是这个理儿。

武汉三镇商贸服务载体（包括购物中心、商圈核心单元、专业市场和社区商业中心等）如同它的布局一样，是多极多核心的。仅大型购物中心就有149个之多，撑起了十大市级商圈和23个区级商圈，构建了一个多点布局、多层次的商业消费网络。无论你居住在哪里，生活都十分方便，一碗汤的距离而已。尽管城市很大，却不失人文温度，大气体贴。

尽管江城武汉没有所谓绝对、有模有样中心地标，但它也拥有一个极端，全球最大的纯商业综合体～～“武商梦时代广场”，总建筑面积约80万平方米，地上9层、地下4层，配8000个停车位；汇聚超800家商铺、600多家品牌。零售与体验业态比例约1:1，除了购物，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定位家庭欢聚社交平台、城市“微度假”目的地。我没有去过，据说三天三夜都逛不完，超级大。但愿它兴旺发达，成为江城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第二点，是老天爷尝赐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大江大河大湖大武汉，“九省通衢”大武汉的地利之“大”，是浩然铺开，能容八方风云的辽阔、开放之大。更是这座浩大苍茫的城市，生而自带的雄浑底气。惟昔日长江汉江天堑横亘，三镇隔江相望，往来维艰，所以武汉对通衢之脉就格外执着，在外地人眼中或许“疯狂”。

截至2026年3月底，武汉长江、汉江已通车桥梁、隧道有45座，湖底隧道共8条，合计跨江跨湖的桥梁、隧道有53个之多。高架桥总里程569.3公里，纯高架402.1公里，位居全国第三，实在是基建狂魔。

这就是江城武汉交通四通八达、便捷高效的底气。毫不夸张的讲，你就是坐一天的地铁也逛不完，走不出武汉三镇。这与改革开放前文中叙述的“时空错觉”的大武汉绝然不同，现在是“你大我快”，市域的扩增与交通的快捷，密织如网，同步发展，这才是真正、真实的大武汉。

随着武汉第十二座双柳长江大桥的通车，武汉地铁六环线（12号线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全长59.9公里）今年即将开通，届时武汉三镇的七个中心城区联动更为紧密、高效。让武汉的“大”，有了畅行四方的鲜活底气。

截至2026年3月，武汉长江已建成通车大桥12座，其中公铁两用桥2座、双层公路桥1座、高速公路桥6座、普通公路桥3座，已建成过江隧道6条，包含公路隧道1条、公铁两用隧道1条、地铁隧道4条；另有4座长江大桥和4条长江过江隧道在建。

汉江已建成通车桥梁12座，其中高速公路桥3座、铁路专用大桥2座、普通公路桥7座，已建成过江隧道4条，包括2条公路隧道和2条地铁隧道；目前汉江在建项目有江汉十桥、多福路汉江双层慢行桥及地铁12号线汉江隧道，汉江上暂无传统铁路过江隧道。

其中多福路汉江双层慢行桥，仅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是专为步行、骑行打造的以观光、旅游为主要功能的慢行过江桥，极富江城特色，创意新奇。

最具划时代意义的长江大桥，自然是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坐武汉长江大桥了。

逾越长江天堑，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一个千百年的梦想，而且一直在不断的努力探索之中。尤其是在近代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修成后，就更加现实迫切。

初始乘客、货物到武汉得全部卸载（货物）在汽车上，通过船渡过江；然后再转运到火车，这一趟就得4次装卸，损耗大，时效低。尽管如此，也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1937年，火车轮渡过江开始运行，车厢直接上船过江，轮渡每天能摆渡12～14列火车。较之1937年前的普通船运，综合效率提升约10～20倍，其中时间效率提升最显著。完成从人力密集型转运到机械化整体运输的质变，这是革命性的、划时代的变革。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初期日均可通行约200列列车。终结了列车需经3～4小时的解体、轮渡、编组才能跨江接驳的历史。若按当年火车30～40公里的时速，这3小时～4小时足以让列车多行驶90公里～160公里，这份时间折损令人唏嘘。大桥仅需2分钟，列车就能完成跨江作业。以往轮渡属于“看天吃饭”；大桥则实现了京广铁路无缝联运，彻底摆脱了自然条件的制约。此外，大桥还将列车牵引重量从轮渡时代的600吨，提升至3000吨以上。如今更是惊人的6000吨，运输效率呈现代际跨越性跃升，真正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伟大壮举。

随着技术的全面进步，现在一列火车的运载量顶得上1957年的10列；长江大桥一天的总货运量，相当于当年一两个月的总和，效率提升堪称革命性突破。

现在武汉有长江公路铁路桥3座，其中两座为4线铁路桥（白沙洲公铁路桥正在兴建中）。武汉九省通衢的时效功能，由以往的龟速迟滞，渐进演变为现代的风驰电掣。作为以“中国高铁心脏”为代表的铁路、公路、航空和水运的四维枢纽，凭借超米字形高铁网的强劲辐射，续写着“大武汉”新时代的华章。

在全国4小时高铁圈内，它可直达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家级城市群。5小时内可通达全国19个省会及以上城市，连接大半个中国的经济核心区。8小时则基本覆盖所有省会城市，将广袤国土纳入高效联动的交通网络。

这种水陆空交通一体化，承东启西，北上南下，半日达全国、一日通八方的通达效率，不仅延续了“九省通衢”的历史底蕴，更让武汉成为全国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核心枢纽城市。

武汉的“大”，始终是流动的、生长的、飞跃的，是藏在舟楫、铁轨、航运里的城市底气。这跨越数百年的“大”，是历史的传承，更是新时代的外延和跃升，成就了这座城市的大格局。

武汉被称“东方芝加哥”，核心系二者皆凭借各自江河，湖泊的地利优势，先后成内陆商贸水运枢纽。芝加哥临密歇根湖，是北美天然互通的五大湖的湖运核心，是单一湖系，辅以人工运河的简洁格局。武汉则踞长江汉江两江交汇，坐拥百湖密布， 江河纵横的立体交织格局，水系复杂度和水域体量远胜芝加哥，更具大江大湖的雄浑气质。

至于江城武汉江河湖泊的数量及水面规模，真正知晓的人可能也不会太多。现在武汉市域总面积8569.19平方公里，全市水面（含江河湖库）约2117.6平方公里，占比近1/4，总容积19.53亿立方米；其中166个在册保护湖泊的法定水域面积为867.07平方公里，还有262座人工水库。境内长度超过5公里的河流165条。

大江大河大湖大武汉绝非浪得虚名，这种江河湖系澎湃气势的地理格局之“大”，在全国毫无疑问是独一份的存在。不敢说世界第一，但就其水域资源的广博和多样性而言，绝对是世界顶流、独一无二的水系大城。

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湖水域面积有34.15平方公里，是杭州西湖的6倍；106公里东湖步道莫说步行，就是骑行估计一天也费劲，足以媲美大部分地级市的全域步道规模。作为联合国示范项目，2025年接待游客2712万人次，收入80.1亿元。更让外地人绝望的是它在武汉十大湖泊水面排名仅位列第八，在国内十大城中湖排名中却傲然位列第二。在武汉的城中湖呢？对不起还是坐不了“第一把交椅”，也只有再续老二的命。与老大汤逊湖47.6平方公里的面积比较还是少了13.45平方公里。您要是说这些“遥遥领先”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岐异，更不会让人反感。

还不仅限于此，按城中湖是湖泊被一座城市的建成区完全包裹的标准考量，武汉汤逊湖和东湖还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的城中湖，绝对不打“擦边球”。这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吧？

作为全球首个千万人口级国际湿地城市。武汉全市现有湿地保护地15处，其中湿地自然保护区5处（沉湖、上涉湖、涨渡湖、草湖、武湖）。沉湖是武汉惟一的国际重要湿地，各种鸟类有301种，总面积 11579.1公顷（约17.4万亩），是武汉最大的“生态之肾”。省级以上湿地公园10处，其中国家级6处（东湖、安山、藏龙岛、杜公湖、后官湖、金银湖），后官湖是武汉最大的湿地公园，总面积3186公顷（约4.78万亩）；省级4处（索子长河、桐湖、潴洋海、木兰花溪）。

丰富的湿地资源让武汉成为观鸟的绝佳之地，每年秋冬季节，大批候鸟迁徙至此栖息越冬，各类水鸟在河湖湿地间嬉戏觅食，勾勒出江城独有的生态画卷。

武汉水系发达，水网极密，除官方统计的165条主要河流外，还有数千条小港、沟渠、溪流、塘堰等等。至于桥梁官方给出的所有正规跨水大桥（含市政、高速、高铁、铁路）数据是1300多座；不含小溪、沟渠和景观桥。这些“小桥流水”自然也不在市政统计里，也永远没法精确统计。咨询AI至少有3000～5000座以上，所以，武汉所有“水上的桥”加在一起，轻轻松松在4000～6000 座以上。

还有那么多以“桥、口、渡、门”命名的地名也不计其数，想必当年不是桥就是渡口，或者是城墙外护城河入城的吊桥门……

毫不夸张地说，江城武汉，就是一座浸泡在水里的城市，是一座被江河湖泊穿插、分隔，环绕、滋润，精心灌溉的福地。她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秀绝倾城；也因水而灾难深重、饱经磨难。

大江大湖滋养了它的筋骨，也锤炼了它的脊梁，铸就了其坚韧、豪爽，不服周的性格。

水是它的血脉，是它的风骨，是它的前尘今世，更是奔腾、激荡在这座英雄城市里的精神图腾。

而桥，便是它最不可或缺的陪伴，在外地人眼中自然是风景，与我们而言就是每天回家的寻常之路，是勾连、锚定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锚。

“老子过的桥比你小子走的路还多”，这话出自江城就是一句真真切切的大实话。

第三点，自然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比拼和影响力，包括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定位及其航运、空运、国际班列的开通等等。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都很棒。这些本文从不同的写作角度多多少少都有所涉猎，不再赘述。

这期间武汉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基地到国家中心城市、全球科技创新高地的量级跃升。2025年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全球排名位列第8，科创能级全国第5，有国家重点实验室41家，牵头单位29家，居全国第3，湖北省级实验室8家。截至2026年初有已建、在建和规划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大科学装置）10座。

这里高校云集，有中国最美的百年人文殿堂～～武汉大学，中国工程师的摇篮～～华中科技大学，有“同心同德同风雨，济人济世济天下”的一流医学学府～～同济医学院等84所高校；在全国城市高校数量排名中，与广州市并列第二；在校大学生160万为全国之最。这不仅为本市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辐射全国。

2025年12月4日，武汉市委发布了全力打造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简称“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的五年行动方案（2025～2030年）。与之匹配的还有世界光谷、中国车谷、中国网谷、中国星谷和中国药谷，简称“五谷中心”。

2026年初，武汉在全市科技创新大会上，正式提出“一城三廊多带”创新空间格局，以东湖科学城为创新极核，光谷科创大走廊、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滨江数创大走廊为主阵地，环大学创新发展带为支撑，形成“一城强策源、三廊重应用、多带优转化”的全域创新体系；为“五个中心”“五谷中心”建设，提供最新空间与产业支撑。

殊不知，江城武汉尚缺“中国桥谷”这一关键布局，不知何故被市政府忽略，我以为我的这个建议是合理可行的。既能依托自身世界“桥都”优势与“五谷”产业协同发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创造突出经济效益、提升城市品牌影响力。又能结合两江四岸、江面与桥梁特色景观，联动两江旅游打造全新桥梁主题文旅景点，进一步丰富武汉特色旅游品牌，实现产业发展与文旅升级双向赋能。

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7万家，以光谷为中心、五谷协同，依托强大的科技实力为支撑，培育形成光芯屏端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网络安全等高端产业集群。城市对外开放水平与民生发展质量亦同步提升，已然是中部崛起的核心引擎。

2026年3月13日，国家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正式公布，万亿重磅资金投向湖北，六大重大工程同步推进：长江水运新通道、综合交通枢纽、荆楚现代水网、新能源基建、科创产业升级、鄂州空港开放，全部2026年起陆续开工，2030年基本建成。全部围绕武汉核心布局，全力打造中部崛起战略支点，带动湖北全域发展、中部崛起。

武汉市GDP从1978年39.91亿元，增至2025年22147.35亿元，名义增长约554.9倍，剔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约92倍。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九、副省级城市第五，人均GDP达2万美元。2025年武汉市GDP增速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位列第四，增长势头强劲。

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武汉持续推进都市圈同城化、产业高端化、人才集聚化、市场自由化、开放国际化，在未来十到十五年前后，完全有实力形成与京沪三足鼎立的格局。

最后一点，是基于这座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担当，充分的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磅博大气而又不失文雅精致，普世融通而又与众不同城市风貌和精神特质。

位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不仅是江南四大名楼之首，更有“天下江山第一楼”之称谓。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登临酬唱、雅集吟咏的胜地。自唐代以来，李白、崔颢、白居易、苏轼、陆游、岳飞等历代文坛大家都曾在此登临抒怀，留下无数名篇佳句。

其中，最著名数崔颢的千古绝唱《黄鹤楼》莫属。意境悠远，惟美愁长，“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绝色江景跃然于眼前。千百年来，独步天下，无人能与之比肩，江城武汉也因此而名声远扬。

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另辟蹊径，写尽江城雄浑大气，辽阔苍茫，舍我其谁之气势。

一个是怀才不遇的诗仙，一个是仕途不顺的年轻才俊，惟有这“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大江大河大武汉，才能激发二位悲愤诗人的才气和文思，借景舒怀，文采飞扬。

“昔人已乘黄鹤去 白云千载空悠悠 照人惟有古今月 楚江依旧水东流”。

正是这些文人骚客的千古诗篇，筑就了黄鹤楼为江城文脉高地的辉煌，让其从一座江楼，升华为中华诗文文化的精神地标。

汉阳龟山东麓禹功矶的晴川阁，始建于明嘉靖年间（1547—1549），得名于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与黄鹤楼隔江对峙，二者都是屡建屡毁，一对真正命运多舛的江楼兄弟，江山依旧，楼阁无常，说的就是它俩。

最悲催的是1934年3月，一场特大飓风把晴川阁阁楼顶给吹没了，成了危楼。1935年，再经风吹雨打，终于完全坍塌。好在都是在原址上重建，素有“楚天第一名楼”的美誉。

奇怪的是名气更大，历史更悠久的黄鹤楼，屡毁屡建的次数也数倍于晴川阁。每一次重建几乎都有记文传世，明清两代最集中，作者多是地方长官、提学、翰林、名士，和姚宏谟身份相近，其中无一文提及“武汉”二字。所以，“武汉”首次出现在姚宏谟《重修晴川阁记》中，看似历史巧合，实则暗含文脉地缘的必然～～武汉之根在汉阳。而彼时的汉口已生机勃勃，与武昌、汉阳三足鼎立之态势已然形成，完全具备了鼎立武汉之城的实力。

汉阳龟山西脚下，月湖之滨的古琴台，古朴雅致，是中国知音文化的发祥地。与黄鹤楼、晴川阁为江城三大名楼胜景，俗称“武汉三绝”。

在汉口源点处还有一座与上海城皇庙、南京夫子庙齐名的江汉朝宗～～汉口龙王庙，并称长江三大庙宇。其与武昌的黄鹤楼、汉阳的晴川阁，互为犄角，三足鼎立，护佑江城。

武汉的寺院、教堂，同样是按其三镇鼎立的市政格局遍布三镇。武昌宝通寺为皇家寺院，历史上先后受10位皇帝，6位王侯敕封、赐额、赐经、护持；承南朝梵音，文脉悠远。在三楚大地，因其建得最早、皇家最尊、道场最大、地位最高，故称“三楚第一佛地”。镇寺之宝现存有唐佛、宋钟、元塔（洪山宝塔）、明狮，还有洪山菜薹。

紧邻宝通寺的长春观，以丘处机道号“长春子”命名，续元代道统，仙风长存。核心看点有三绝：天文图碑是全国仅存的道教天文全景碑，记录二十八星宿，极具科研与文物价值；欧式道藏阁，国内罕见融合藏式、欧式元素的道教建筑，水泥堆塑工艺精湛；乾隆御笔“甘棠”石刻，是武汉少见的帝王题刻道观文物。

汉阳归元寺开清初禅林，荆楚名刹。南院罗汉堂国内顶尖的五百罗汉造像群，以脱胎漆塑工艺制作，呈“田字阵”排布，每尊神态、衣饰无一雷同；民间盛行“数罗汉”的祈福民俗，是游客必打卡点。常规佛事有浴佛节、盂兰盆节、腊八施粥等；每年大年初五迎财神，香客云集，盛况空前。

汉口古德寺尤其特别，它没有中式佛寺传统的飞檐翘角，核心建筑圆通宝殿，既承袭大乘佛教的殿堂形制，又融合印度、哥特式、古希腊、伊斯兰、缅甸等欧亚多地的建筑风格；成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与跨地域风格交融的佛教建筑文化群，这在全球宗教建筑史上堪称罕见范例。也是汉传佛寺中少有的融大乘、小乘和藏密三大佛教流派于一身的寺院。也正是这多元风格混搭的建筑风格，令其独树一帜，在全国也是惟二之选，为江城顶流网红景点，年轻人的最爱。

四观古刹分踞三镇，佛道相济，千年传承。加之基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五教并蓄、各守其脉、和谐共生，尽显城市开放包容、文脉厚重的气度。

五大宗教教义虽有差异，却共守向善爱人、体恤众生、护国利民之旨。每逢民族危难，武汉宗教界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辛亥革命与抗战岁月中，各宗教场所或为联络据点、救护站、避难所，或宣传鼓动各界信众、募捐济民、救伤扶危、支援前线，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

危难之际，方显江城本色。从首义枪声里，敢为人先的气魄；到武汉会战中，浴血坚守的壮烈；再到2020年疫情围城，向死而生的勇毅；武汉人民一次次以生命赴使命，展现出刻入血脉的英雄气概与家国情怀，铸就了这座英雄城市义薄云天的精神风骨。

现在有关武汉市升格为直辖市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以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其实也不必太在意，它在历史上被设立为特别市和首都直辖市都是首开先河，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之比肩。因为武汉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都是史诗级的，毋庸质疑。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的指挥中枢，在国民政府尚未成立之前，实际上担负着的首义之都的历史重任，开启了中国共和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1923年，北洋政府设立汉口特别市，使其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直属中央的特别市。1927年汉口、武昌、汉阳三镇合并为武汉市，定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全国首个首都直辖区。1929年武汉分治后，汉口复设为特别市并直属中央，1932年再度恢复特别市建制。

1938年，武汉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临时首都，担负起全国战时政治军事中心的重任。1947年汉口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又被设立为中央直辖市。

从1923年至建国初期，汉口、武汉先后六次成为直属中央的特别市或直辖市，兼具首义之都、国民政府首都、抗战临时首都等多重历史地位，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据极为特殊且重要的位置。

这个城市的确很特别，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的1927年，三镇合并成立武汉市两年就又各自为“镇”了。其间汉口先后“五次”（含短暂合并的武汉市）成为直辖市（民国时期“特别市、院辖市、直辖市”是一个概念）。其建制分分合合，反复折腾的局面，全因汉口这块“肥肉”实在是太肥了，谁都眼馋。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府治管理上的无能和混乱。

综上所述，武汉这座集江河山湖，九省通衢，古今风华，家国担当为一身的城市格局之“大”，从来不止是一千八百余年来地域空间拓展之大。更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纵深的历史、延绵千年的人文烟火与与时俱进的现代文明相互交织、彼此耦合的磅礴结果。大江大河孕育的大武汉，既有揽长江入怀、纳汉江于襟，一城吞吐两江潮的雄浑气概和震碎千年帝制的辛亥惊雷；更有汉口码头的市井烟火、汉阳古刹的清幽禅意、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绝唱；亦有珞珈山麓的书院墨香、黄鹤楼上的楚天悠远，还有碳水之都独有的江湖气和豪爽好客的我们。

这一城三镇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特质，正是江城最正宗、最独特、最有魅力的武汉风味与城市风貌。

到2027年，便是武汉三镇归一建市一百周年。这是历经沧桑、苦难深重，百折不挠的一百年，更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昂首走向辉煌的一百年。

回望武汉前尘，千年楚韵，百年沉浮，江城雄峙，前赴后继，英勇悲壮，铁骨铮铮；放眼武汉今世，大江潮涌，百舸争流，万象新生，烟火人间，生生不息，风华正茂。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是我嬉戏生长，魂牵梦绕的地方。

后记

“武汉•前尘今世”，终于收官。未曾想，一着墨便是4个多月，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虽费时费力，却仍孜孜以求，不敢疏懒。这篇带有城市传记性质的人文纪实散文，难免枯燥、冗长。文中有关城市沿革的资料，主要源自AI提供的武汉及三镇各自地方志，经反复核对，力求精准，然谬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雅正。

此番执笔，初衷本是围绕“大武汉”、“大汉口”之“大”展开。从汉阳却月城到明清、民国，再到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77年，以武汉三镇历史纵深线为主轴，铺陈这座城市由小到大、分分合合、苦难悲壮与开拓辉煌的史实。第一部聚焦城市沿革与物理层面的变迁发展。第二、三部深挖人文底蕴，厘清三镇各自定位与地域特色，描摹市井烟火，更彰显危难时刻城市与人民坚韧不拔、义薄云天的奉献精神；以此凸显文化与精神层面的纵深，以及刻入血脉的磅礴大气。第四部则以“点、线、面”为纲，简述建国后江城翻天覆地的变化。“面”是城郭、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线”是城市交通的全面铺开与高效升级，“点”则涵盖文中各专项述及的方方面面。“点、线、面”融为一体，活力四射的大武汉就跃然于眼前。

文中有关城市规划重大建设的数据，时常在我墨迹未干时，就被刷新、变更。我的写作进度远远跟不上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很无奈，自然更骄傲。

本文配图除少量本人拍摄外，其余历史资料与城市风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仅用于武汉历史文化与城市风貌的分享交流，不作商业用途。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谨致谢意。

2026年4月12日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