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博物馆十大精品文物

老孙

武汉博物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373号，西距汉口火车站E出口约300米。

该馆为对称形建筑，层层叠起的外立面，自然粗犷的花岗岩贴壁，金字塔形三角玻璃顶，中央大厅为网架玻璃穹顶，既新颖别致又古朴典雅，是一座集文物收藏、学术科研、宣传教育、文化交流的现代综合性博物馆。

总建筑面积17834平方米，展陈面积6000平方米。馆藏文物涉及陶瓷、青铜器、书画、玉器、竹木牙雕、珐琅器及印章等。截止2026年4月，馆藏文物52401件(套)，其中珍贵文物16460件(套)。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图一)

(图二)

(图三)

明《江汉揽胜图》

这是一幅明代中期的绢本设色画，博物馆收藏此画有专用木盒，这是特展期间的示意图(图一)。

此画纵107厘米、横171厘米，国家一级文物(图二)。相传仇英所作，经考证题款为后人所加，且仇英画风秀丽，此画便显浑朴。经当代书画鉴定名家徐邦达先生鉴定，虽非仇英所作，但技法不在仇英之下，应是明代另一名家作品，至今此画作者仍是待解之谜。

据传，此画是一位知名人士捐赠武汉市政府的。“文革”期间，此画流落到武汉工农兵美木厂。修建汉阳晴川阁时，被工作人员发现收回。武汉博物馆建成后，由湖北美木学院唐小禾先生等人设计制成挂毯，陈列在该馆进门大厅正中墙上(图三)，成为明代末年武汉三镇的标志和历史见证。

经考证，此画创作于明代中期。以长江与汉水交汇处为核心，黄鹤楼与晴川阁隔江对峙，江面千帆竞发，岸上屋舍鳞次栉比，城墙逶迤如龙，再现了明代武汉三镇的地理风貌与商贸繁盛景象。画的右下方直至左上方，轟立着晴川阁、胜象宝塔、黄鹤楼与洪山宝塔，与现存建筑十分接近，再现了当时武汉三镇的风貌与水陆繁盛景象。画面结构严谨、大气磅礴，景物繁而不杂。

画面右下角商鋪云集、民居错落，是当时的汉口，记录了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分离，武汉三镇初步形成，解读了十七世纪武汉地理、经济与文化的“视觉文献”。印证了武汉凭借便利水运条件，在明清时期，己逐步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该画是了解明代中叶以后，武汉的历史原貌及重要史迹。

(图一)

(图二)

(图三)

元青花四爱梅瓶

青花瓷始于唐代，它以其独特的蓝、白色彩，充分展示了东方美学。元代随着中外贸易增多、进口钴料与烧造技术的日趋成熟，青花瓷得以大批量生产。宋元时，皇帝学听四书五经，用酒赏赐给说经人的这个酒瓶，称“经瓶”。清代认为此瓶瓶口太小，又改称“梅瓶”。现存元青花瓷梅瓶，不但是研究元代青花瓷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因其青花梅瓶人物图案稀少，更显弥足珍贵，被誉为陶瓷中的“熊猫”。

本人先后参观了省博和武博，两个博物馆各收藏了一件元青花“四爱梅瓶”(图一、图二),均是国家一级文物。两个“四爱梅瓶”通高、口径和底径相同，分别是38.7厘米、6.4厘米和13厘米。瓶上部都以“凤穿牡丹”和“四爱图”为主题纹饰，腹部四个菱形开光内，分别绘有四种图案，即 :

王羲之爱兰。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他酷爱兰花，庭院、厅堂、书房皆有兰草，以示“托物言志”。

陶渊明爱菊。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偏爱菊花，特别钟情黄菊，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流传千古。

林和靖爱梅。北宋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常与“迎寒独放”、“坚贞不屈”的梅花相伴,这与他的处士之风相得益彰。

周敦颐爱莲。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花中通外直,象征在浑浊环境中仍保持清正的人格。

四种图案的画功老练，人物衣纹简洁，神态生动。两个“四爱梅瓶”器形完整、品相较好，不亏为元青花瓷中的上乘之作。

省博一件出自湖北省钟祥市郢亲王墓。武博一件是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购的民间流散文物，经鉴定确认价值后被调拨武博收藏。

武博展馆有一图片“双瓶交辉”(图三)，用图文对比的方法，向参现者直观的作了介绍。结论是 : 两件元青花四爱梅瓶，在纹饰布局、题材内容、器型比例等方面极为接近。纹饰主题上，两个“四爱图”题材和内容相同，人物细节和青花作色上有所差别。文物专家称 : 这两件“四爱梅瓶”: “可以说是同一窑口、同一时期的精品”。

(图一)

(图二)

商凤纹方罍

商代凤纹方罍,1966年出土于武汉市蔡甸区永安乡竹林嘴。商代晚期青铜酒器，国家一级文物。整体呈长方形，通高38.5厘米，口径16.2厘米*14.7厘米，酒器，也作礼器使用(图一)。

该器物制作精湛，纹饰华丽，典雅大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器方形口沿侈口，圆肩鼓腹，内收方圈足外撇，整体造型横宽纵狭，为商代方形罍典型形制。这类青铜方罍流行时间短，数量稀少、尤显珍贵。

此件方罍通体以云雷纹为地，颈、肩、腹及足部分饰五组长冠凤纹、尖角鸟纹与焦叶纹(图二)。器身四面正中及转角处均有凸起的扉棱，两侧肩部有兽首御环装饰，增添了文物的神祕与华丽。纹饰层次分明，集浮雕、线雕于一体，造型浑厚典雅，纹饰精美生动，保存完好，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技术及礼制文化的重要实物。

此件商代皿方罍，器物上雕刻的凤纹，有深刻的寓意:

其一，“长冠凤纹”象征祥瑞与天命，源于当初商人对“玄鸟”的崇拜。《诗经.商颂.玄乌》: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凤代表上天授命，被视为是沟通天地的神鸟。因此长冠凤纹常被作为主体纹饰，起到突出器物的祭祀功能，暗含“凤鸟现，则天下安宁”的信仰。其华丽的装饰，彰显贵族身份和神权统治。

其二，“尖角乌纹”这个“尖角”，可能指牛、羊的角，是一种鸟与兽的复合神兽，象征力量或守护。

通过凤鸟以示祥瑞，兽面以示威严，这种鸟兽复合纹的多元信仰，共同构建神权合一的礼器象征。

三千多年前，工匠制作的这件凤纹方罍，不仅是商代青铜器的精品，更是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瑰宝。

三国吴青瓷坞堡(见图)

这件青瓷坞堡，1986年整体出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滠口三国吴墓(公元222一280年)，国家一级文物。该器物以青瓷制成，釉色青中注黄。整体呈长方形，高31.5厘米，长67.5厘米，宽53厘米。坞堡结构完整，采用封闭式院落结构。由高大围墙、双层门楼、四角双层角楼、正房、左右廂房及盖钵式谷仓组成，整体规模宏大。

坞堡围墙顶部覆琉璃瓦，兼具防水与防御功能。门楼与角楼均为五脊庑殿式顶，墙面设观察孔，用于瞭望和射箭。展现了东汉至魏晋时期民间防御建筑的典型特征。内部谷仓、厢房反映了战乱时期，聚居族群的生存形态，是东汉至三国时期拥兵自守、聚族而居的地主庄园经济的实物资料。

坞堡又称坞壁，约形成于王莽天凤年间。当时发生大饥荒，土匪盗贼横行，民间富豪构筑坞堡营壁，以此抵御外敌侵扰。这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易守难攻被大量使用，一直盛行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此，此时期墓葬多以坞堡、陶楼等青瓷作为随葬器皿。这件青瓷坞堡，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瓷器生产，以青瓷为主、且日趋成熟。

清乾隆双凤交颈玉执壶(见图)

这件双凤交颈玉执壶，国家一级文物。白玉材质，是白玉中质地温润、色译略青的一种，权威描述以“白玉质”为主。

玉执壶造型为两只凤鸟交颈相拥，以凤首为壶盖，凤身、翅、足构成壶体，双足相抵，亲呢偎依。壶底刻有“乾隆御制”填金篆书款。造型新颖奇巧，工艺精湛，为乾隆时期玉雕的巅峰之作。专家推测，此件执壶为清代皇室大婚时使用的“合巹壶”，寓意夫妻恩爱、不离不弃，被武汉博物馆戏称为“皇家爱情信物”和“网红文物”。

此文物为何有不同名称？“双凤交颈执壶”，强调其造型特征(双凤交颈)和器物类别(执壶，即有柄的壶)。而“白玉交颈壶”强调材质(白玉)和造型特征(交颈)。

这件双凤交颈玉执壶，两只凤首脸颊相贴，仿佛正在甜蜜对话之中。壶身翅膀交叠、尾巴缠绕、连小短腿都亲密相抵，不得不惊叹工匠的创新思维和高超的工艺水平！

明“天顺年置”青花云龙纹瓷碗

青花云龙纹瓷碗(见图)，出土于武汉市江夏区流芳街二妃山明成化七年(1471年)、镇国将军朱季塨墓，国家一级文物。形态规格: 高7.2厘米、口径16.4厘米、足径6.2厘米。碗的外壁口沿下绘有一周菱形花纹和海水云龙纹，青花发色浓艳，云龙纹，碗外底有“天顺年置”款识。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共出土24件瓷器，其中包括这件青花云龙纹瓷碗。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因缺乏明确的断代依据，被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这件瓷碗的发现，对这一时期陶瓷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文物专家研究发现，此瓷碗尚有两个未解之谜 :

一是墓主朱季塨，是明代楚昭王朱桢的孙子、崇阳简靖王朱孟炜庶出第六子，袭封镇国将军。按现定，墓主朱季塨没有资格使用这种五爪龙纹碗，那么墓葬中此碗从何而来？

二是明代三朝瓷器(包括天顺)，很少见有款识的，为何此碗底部有如此明确的纪年款识？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元金头饰

这是一套工艺精湛、保存完整的珍贵文物，1980年出土于武汉市黄陂区周家田、元代韩门萧氏淑真二小娘墓(公元1271一1368年)。这套金头饰共七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图一)。制作中综合运用了掐丝、锤揲、编缀、镶嵌等多种复杂工艺。

双龙莲花形金钗(图二)，两件。 钗首为一大一小两朵并蒂锤揲而成的莲花，莲瓣多层，莲子饱满，钗杆呈双龙造型，小龙蜿蜒，龙鳞清晰可见。

双龙戏珠金栉背(图三)，一件，以整块金片制成，背面饰两条对称的游龙争夺火珠，纹饰生动传神，极具立体感，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

鸳鸯戏莲金簪一件(图四、拼图上)，簪首以鸳鸯与荷花为主题，展现戏莲的动态效果。宝相花金簪一件(图四、拼图下)，簪身扁平，簪首饰有宝相花图案，由小圆线刻组成，主题为对称花卉。

镂空镶绿松石金耳饰两件(图五)，主体呈叶形，中央镶嵌一颗心形大绿松石，外形环绕十二个圆形金托，周圍环绕两粒宝石，金丝盘绕出花纹轮廓，并以金珠点焊装饰，细如发丝上焊接微小金珠。

以上这些金头饰造型典雅，宝相花、莲荷、龙纹等纹饰丰富，体现了元代首饰的审美特征。这七件金头饰组合，在全国范围内少见，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为研究元代女性首饰的形制、装饰风格、金工制作技术与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东汉鲁诗铭文青铜镜(见图)

这件东汉(约公元1一3世纪)青铜铭文镜(见图)，出土于武汉市蔡甸区。1970年，武汉市文物商店从冶炼厂废料中拣选所得，幸免熔毁。

这面鲁诗铭文镜，国家一级文物， 内容兼具图像纹饰与铭文书法两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文献价值。 直径14.8厘米、缘厚0.4厘米，重约355克。青铜材质、通体黑色具光泽。扁圆纽、刻“君宜官”三字。镜背重列式五段高浮雕等19位神人神兽纹饰，涵盖西王母、东王公、孔子问道老子等意象。展现东汉时期融合儒家、道家与名间信仰的宇宙观。例如第四段，就有孔子问道于老子，两人对座论道、手势交流，其背后有羽人驯兽。

隶书铭文沿镜缘环绕一周。1978年经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先生鉴定，并与今本《诗经》校对、比对，判定其内容为失传千年的《鲁诗》版本中的《诗经.卫风.硕人》篇部分章节。因年久镜体边缘锈蚀，导制少数铭文剝落。经专家考释部分摘录如下:

“石人姬姬，衣囗缎衣，夷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文妹，刑侯之夷(姨)，…囗笑来兮，美目口兮…”。

铭文与《诗经.硕人》篇对应，属西晋失传的鲁诗体系，该镜既是展示东汉神仙信仰与早期道教观念的珍贵实物，其铭文亦为存世孤本的儒家经典文献，再现了二千多年前《鲁诗》版本《卫风.硕人》篇的原貌。此铜镜工艺精湛，隶书镜铭字迹精细，堪称精品。

唐龙纹玉佩(见图)

此玉佩以纯白玉圆雕而成，高8厘米、宽6厘米，国家一级文物。龙首居中，嘴角深阔，唇口上翘，颈后飘浮毛发，头前长有分枝角，土耳，棱形眼，大张口，口角咧过眼后角，上唇长而尖，下唇上卷。龙身细长弯转，腹部饰细密蛇腹纹，前腿关节处雕有翼形装饰，腿部带毛发，爪为三趾。龙身满饰鳞纹，尾与一条后腿相互缠绕，造型活泼，充满生命力。

玉佩运用了圆雕、浮雕、镂雕和浅刻技法，充分展现出龙的威武雄壮、富态华丽形象。龙作为中华传统神兽，此玉佩既体现了唐代玉器雕刻技法精湛、工艺高超，且充分承载我们龙图腾文化的内涵。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一种兴云雨、利万物、善变化的神异动物。唐代玉龙造型为蛇形，此玉佩肢体完整丰富，富于想象，为唐代玉龙装饰艺术的上乘之作。

明蓝釉描金鸡心执壶(见图)

2007年出土于江夏区流芳街佛祖岭村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为崇阳简靖王朱孟庶出第六子、镇国将军朱季掺，下葬时间为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距今近六百年。实测此执壶通高27.2厘米、口径约5.6厘米、底径约9.6厘米。

此壶造型独特，灵动活泼，承袭了玉壶春瓶式样，壶体扁圆，轮廓线条优美，又称“鸡心扁壶”或“杏圆执壶”。顶盖呈宝珠形，器腹呈鸡心型凸起，一侧为九曲执手，另一侧为微曲直流，执柄与流口一线天成，巧妙糅合了龙首等动物造型。

高温蓝釉工艺技术源于元代，至明代宣德时期达到高峰，被推为上品。蓝釉描金工艺尤为复杂，需先经3000度以上高温烧成蓝釉器，之后经低温烘烧而成。成品外壁施纯色蓝釉，内壁及足心施以略为发青的白釉。壶身原有以金彩绘的缠枝花卉、蕉叶纹、海水纹或龙纹，因年代久远，金彩多已脱落，仅隐约可见残留暗纹。

据考古资料介绍，鸡心扁壶在明代永乐官窑己有生产，并与高足碗组合，成为官廷新兴的茶器或酒器。此执壶形体修长，流与柄的曲线美，器型具有仿伊斯兰金属器的特征，体现了中外陶瓷工艺的交流。

明代蓝釉描金鸡心执壶，集独特的鸡心造型、名贵的高温蓝釉描金工艺，明确的考古纪年，充分反映了明代官窑制瓷的高峰、宫廷生活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

作为老武汉人，我先后两次参观了武博。文物研究所、博物馆的科研与工作人员辛勤劳动，三个楼层展馆文物数量从多，涵盖领域广泛，让人大开眼界。青铜器年代久远、图案精美、寓意吉祥。古朴陶器造型独特、瓷器设计精巧、工艺高超。书画作品保存完好。特展中的镇馆之宝更是精美绝伦。这些充分展示了我国先民的智慧和艺术魅力，让人深感华厦文明的博大精深。

本人是名文物爱好者，向美友推荐介绍的精品文物，力求按武博的介绍为准，没有相关资料的，在百度和官方网站查询，因此，难免有错处，敬请行家和美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