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利（皖兰）的美篇

朱永利（皖兰）

我的知青岁月：一九七三，奔赴泾县铜山

我是 1972年的高中毕业生，那是 “文革” 期间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中毕业只有一个唯一的面向 —— 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其实这份命运，早在 1971 年我初中毕业时就曾降临。当时同样号召上山下乡，只因我年纪尚小，未达下乡标准，在母亲的执意坚持下，我才得以重返校园，读完三年高中。本以为能躲过一劫，可三年光阴转瞬即逝，最终还是没能避开下乡插队的命运。

当年的下放政策，还算留了几分人情味。知青安置有两个选择：一是自行联系有乡村亲属、熟人关系的公社插队，日后生活照应、招工机会都多一份依靠；二是由县级 “五・七” 办公室统一安排，分配到指定公社。我年少不知世事，家中哪里有远亲、在哪个公社，全靠父母奔走联络。父亲常说，去有亲友关照的地方，日子能好过些，将来返城招工也更有盼头。

几经周折，父亲为我联系到了铜山公社。那是泾县最小的公社，地处山区，以茶林业为主，工分收入在当地算不错的。公社里有位干部叫丁永美，是我姨妈家的女婿，我唤他姐夫。他本是太平乔山人，原先在泾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响应干部下乡的号召，调任到铜山公社。我的表姐朱丽金，也是永字辈，比我年长十几岁，我便一直叫她姐姐。有这层亲戚照拂，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欣然接受了父亲的安排，随即去学校和县 “五・七” 办，办妥了下放证明与介绍信。

1973年四月，正是皖南采茶的旺季。我爸爸联系上铜山村的一位副村长，他当时正在泾县县城附近修建灌区运河，急着回乡采茶。我当即决定，跟着他一同奔赴铜山。

临行前一天，父亲特意在家置办了一桌饭菜，专门款待副村长，一遍遍拜托他：“孩子第一次出远门，年纪小，麻烦您路上多照看。” 母亲则在一旁默默为我收拾行装，两床单人的被絮、换洗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一件件仔细打包。最让我难忘的，是母亲特地为我缝制的一双山袜—— 厚实粗布，层层纳底，穿在脚上能防山里的蛇虫叮咬。她低头缝补着衣物，眼泪无声地滑落，轻声叮嘱我：“到了农村，一定要好好干活，听队长的话，争取早日招工回来。”

如今回想，才真正懂得母亲当时的心痛与不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那不是简单的行装，是母亲全部的牵挂与担忧。我第一次远离父母，要去陌生的深山里当农民，前路漫漫，未知的磨难、坎坷都在等着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那一刻，心里满是酸涩与惶恐。

第二天清晨，我挑着一只改装的包装箱，里面装着被子、衣物和日用品，赶到县城中山公园的县车队，（那时县到有些乡镇不通公交车，）我们搭乘的是一辆开往北贡方向的货车，只能送到毛田湾。余下的六十里公路及山路，全靠双脚步行：从毛田湾出发，经章渡乘渡船过青弋江，过安吴花林，到茂林，再经唐里，一步步走向铜山。整整走了一天，山路崎岖，行囊沉重，途中的艰辛早已模糊，只记得抵达铜山公社新岭大队陈家宕生产队时的一些模糊样子。

村子坐落在铜山西南面，与太平县的村落相邻，紧邻太平湖水库，群山环抱，茶林遍野。我到队里之前，已经有两位同学提前下放来了。姐夫丁永美亲自送我入队，彼时正是采茶最忙的时候，家家户户天不亮就上山采茶，村里一片忙碌。知青进村，按规矩是派饭，全队只有十几户人家，挨家挨户吃一遍，半个月就轮完了，采茶季也随之进入尾声。

我这次下乡，属于超前行动。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正式下放的日子，是 1973 年六月，县城中心的显眼位置，张贴着大红纸书写的下放人员名单，提前下放的两位同学，名字列在最前面。正式下放那天，县城主要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亲人，锣鼓声、叮嘱声、哽咽声交织在一起，下乡的同学们分乘货车驶出县城，奔赴各个公社。

从此，我们朝夕相伴的同窗，散落皖南山间，成了铜山、太园、茂林…… 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的普通社员。

那一段背着行囊、奔赴深山的路，是我青春的起点，也是我一生难忘的知青岁月。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深山茶林、粗茶淡饭、工分日月，还有父母藏在针线里的不舍，藏在嘱托里的期盼。岁月流转，当年的少年已至暮年，可每每想起 1973年四月的那一天，想起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托付、六十里的山路，依旧清晰如昨。

这就是我的插队往事，一段刻在时代里、藏在心底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