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一“一二五”事件

湘灵鼓瑟

八卅事件发生后，棉一党委派出赤卫队声援市委。为防止本单位贴大字报，厂领导指示棉一的围墙都要刷上红油漆。

11月10日 厂党委宣传“抓革命，促生产”，组织职工每日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学习关于“学生不得进厂串联”的指示，开讲座讲心得，布置任务讨论工联司是不是革命的。

11月11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厂文革委员李xx传达了中央电讯“安徽省委关于工人不许到厂外搞串联的通知”，并且说：“石市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不符合中央精神，不要到厂门外谈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11月12日全厂民兵大会召开。党委书记韩银和以民兵师政委的身份解释“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说：“我认为工人出厂门，厂与厂之间交换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是搞串连，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厂文革副主任崔志才说：“我厂有一个工人参加了工人造反司令部，我们党委和文革不承认她是合法的，希望大家讨论怎么办?”下午，围攻刘凤荣的大字报贴满了院内，有的人称“把她揪回来斗倒她”，有的人称“把她开除，不给发工资”。厂党委将禁止串联的指示汇集一起，装订成册，发給每个人，让工人学习两个星期，每人写保证书一份。军工的“捉鳖报”出版后，一位赤卫队员透露：“我们讨论如何把全市和一厂观点一样的职工联合起来，把哈军工的造反学生赶走。”

厂党委将原本通畅的入口架上铁丝网，由赤卫队阻拦外来学生。

12月2日 棉一的崔志才在厂文革代表大会上说：“我厂抓革命，促生产搞的很好，可是造反派们总想来破坏，不让我们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其实，我们早已提前35天完成了今年的任务，现在我们干的是1967年的活。学生和工人两个造反司令部，还有上级的（指纺管局），军工的，棉四“九、六”的，印染厂的，东风色织厂的……这几天总是向我厂冲击。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

12月3日 国棉一厂为“报喜”准备了20多辆汽车，120多辆自行车。

12月4日 午后，载满赤卫队员的“报喜”车串过大街，过桥西，报喜规模浩大。

12月5日 早上，经上级通知，赤卫队员纷纷来开会，十点散会。之后接见各单位的贺喜代表。

下午6点，北京外语学院的五名学生给国棉一厂送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及人民日报社论“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大字报。一些棉一职工以“不卫生”的名义将大字报撕毁，撕毁后学生们又贴上。如此重复多次，学生被彻底惹恼，决定找厂党委书记辩论，于是派出四位代表入厂。（一说是，两位印染厂的“联络站”红卫兵在棉纺一厂贴了一张“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被国棉一厂赤卫队的人抓走，消息传到印染厂后，住在印染厂的两位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学生前去增援，在大门口贴大字报时，被赤卫队拖进厂内。）

四位外来者一进门就被锁在厂内，门外的学生要他们立刻放人，厂内的领导及职工置之不理，反而手持带刺刀的枪支，在楼上架机枪恐吓外来学生和工人。

纺织大院距市中心不过二三里路，只一个小时左右，救援首都三司红卫兵小将的造反派，就像潮水一般陆陆续续奔涌而来。有几个红革司的学生迅速爬上警卫室的房顶，把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插上了屋顶。不一会对面收发室的房顶上又飘起石家庄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大旗。

厂外的学生救急心切，翻墙进入厂内（一说是两个红卫兵爬上铁栅栏跳进厂里，翻过身来用砖头砸门上的弹子锁，被警卫室的赤卫队发觉，也被拖到厂内，引发造反派众怒，铁门被门外的数百人冲倒），一位赤卫队员大喊：“你们跳墙犯罪的，进一个抓一个，地下室装不下就装麻袋。”在这之后，红卫兵给司令部打电话要求把彭于堪揪到这里来解决问题。（一说是市委派彭于堪来解决问题）

彭到后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书记室喝茶吸烟，一去就是六个小时。

赤卫队结成人墙，组成第二道防线。冲倒第一道防线后，一些红卫兵就往二楼爬，打算翻窗户进楼，没成想落入陷阱，爬进一个，赤卫队就抵住脖子抓一个，送到防空洞去。

晚上十点，前纺车间关车，工人们向外跑，有的拿着绳子，纱试的赤卫队员有的把袖章摘下送回室內。

晚十一点半，党委书记张忠民和文革委员李金明来到西纱车间让关车。哨声吹响后，工厂全部关车，厂领导指示赤卫队和其他工人保卫工厂大楼。此时红革司副司令刘纪明呼吁造反派群众不要冲击生产区，保护生产机器，以免落个打砸抢、破坏生产的口实。他跳到办公楼的台阶上大声疾呼：“棉纺一厂的战友们！你们要勇敢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给我们做个向导，我们要把电源接上！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和工联司的纠察队员，马上到前边来，我们要把住生产区的大门，任何人也不准冲进生产区！我们被抓的战友，以及棉纺一厂的走资派，肯定都在办公楼里，我们要到办公楼里仔细搜查，救出我们的战友！”据目击者回忆彭子堪、韩玉合（厂党委第一书记）当时站在楼梯上，韩说：“同志们，要注意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让他们攻上来。”彭则在一旁逍遥自在。

晚十二点，彭要下楼看看情况，受到韩玉合和一些工人的阻拦，韩说：“人太多，走不了。”于是彭就乖乖留下了。

凌晨一点左右，棉一的女工被调到厂长室，形成一道防线，阻止爬上来的红卫兵。

一点左右，又调来了一大批工人到厂长室，以厂长室作为第一道“防线”，加强了“兵力”，堵住通过凉台爬上来的红卫兵。

凌晨一点多，将近两点，彭在广播室里讲：“同学们，你们这样干是不对的，会耽误生产。”与此同时楼外学生喊：“彭子堪快下来！彭子堪快下来！”彭子堪不为所动，也未阻止工人殴打学生。学生们蹬着报喜的“喜”字往上爬，赤卫队的领导就把男工调过来把守窗口，上来一个就揪住头发抓走，揪住女学生的辫子往墙上撞，把一个学生的眼镜折成两半，扔得远远的。只要揪住就乱打一通，揪不住就开灯找人，并辱骂学生。有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学生被踢倒，爬起来后又被工人砸倒，之后就被强行拖走……有位姓刘的文革委员高喊：“同志们不要打人，现在有动刀子剪子是不对的！”但没人听，工人们还是继续揪打红卫兵。最后只剩下六、七个红卫兵要从楼梯下去，当他们走到暗处时，还有人打他们的脑袋。

三点时，楼内的厂长室已经平静，但楼下的地沟里仍传来叫骂声，一片混乱。

四点过五分，广播员王兰发喊道：“同学们！同志们！外面很冷，要听毛主席的话，明天还要抓生产啊！”停在院子里进不了楼的学生和外厂工人还是坚持要彭子堪下来，彭子堪这才下楼，藏到通风道里的厂党委书记和副书记也被揪出来了。红卫兵决定暂时撤走，不然会引起更大伤亡。（据说当时刘纪明下令放走彭子堪，把厂党委书记和赤卫队负责人带到工联司审查）

在防空洞的一间屋子里，有人发现了几个包袱。其中一个包袱里装着几十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的全是市委、市人委及各部门的图章。还有两个包袱，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一看，一个包袱里全是市委、市政府及下属各机关的大印， 另一个包袱是一些国民党的军装、帽徽、委任状，还有一支生了锈的手枪。（后来据公安部调查，这些军装、手枪是四清时期所获）

六点多，市委来了几位自称是调查组的，一进厂就奔赴厂长室去了。

到七点多，科室中队长穆怀民向下面讲：“同志们，我们战斗一夜是胜利了，但他们还不死心，我们坚持就是胜利，今天是星期日，不休息，都进厂值班，保卫大楼，大楼保住了什么都有。咱要跟造反派造三天三夜！另外有小孩的，可以请假。”

七日早晨，工人都在整理车间，有的人正在写传单。科室中队长张昌祥对写传单的人說：“写传单不要写流血事件，如果写流血事件，就证明我厂打人了。”

一二五发生后，厂领导及一些职工传播学生乱砸机器，造成停产的消息，据另一些职工讲学生并未砸毁机器，周日执勤时电源良好，电表也正常运转，一切设备都很好。

当工人们提出要上班时，支部书记说：“厂领导不在家，被造反司令部关起来了，我管不了。你们实在要干，就干。”但工人们干到九点十多分时，厂内突然停电。

厂领导将工人全部放假，让他们到北京告状。

以下是据抗大通讯兵造反大队陈述的事后调查：为了弄清事实，红革司、工联司、外地来石串联站三大组织组建了125事件调查团。

几个棉一打人者被带到抗大通讯兵学校（石家庄邮电学校）交待问题，通过学习毛语录，来谈他们的看法，询问他们的姓名与出身，在滞留期间，并未对他们设立“拘留所”或动用私刑，在生活方面处处照顾，给他们茶水喝，供应饭菜。

调查团在棉一拘留地上发现一些带有血迹的锯末，经医院化验，上面确实是血，旁边还有皮带等凶器，又搜出带有血迹的刺刀与“抗拒从严”的牌子。

调查后，了解的情况是，12月2日前，棉一厂党委就在研究如何轰走哈军工的学生，崔xx在大会上说：“我们厂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造反者眼红，要防止造反司令部、军工的闹事，严防坏人破坏。”五日完，xxx叫工人停车去保卫大楼，但不让把加压跎拿下来。五日晚贾然打电话给一厂说什么：“顶住，坚持就是胜利!”当天晚，为了解决问题，又把彭子堪叫去。在厂内的双方开始冲突时，一厂的民兵端上刺刀，对准了红卫兵，这时还有人委的一个干部，装成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来质问红卫兵。

12.5事件后，停工了几天，周总理下令开工后，18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扫，一厂全部开工。

以下是国棉一厂职工罗璞披露的一二五事件伤亡：“贾文庭同学的左腕静脉被破坏，穿的绒衣、衬衫都已被鲜血印透，入院后昏迷不醒。有一个同学被装进木箱里，又用钉子钉上。125晚上十一点多，来了一辆救护车偷偷将一些学生拉走。有几个在四院住院的红卫兵刚刚脱离危险期。厂领导宣扬学生将工人打伤致残完全是假消息，那几天我跑遍了石市的医院，没有见到一个厂里的人住院。”

以下是官方大事记对一二五事件的记载：下午以国棉一厂刘殿臣为首的“要武战斗队”以厂党委以生产压革命为由，聚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人造反司令部”及哈尔滨军工学院来石串联人员，将国棉一厂大门砸开，冲进厂内，并将前往解决问题的彭子堪副市长和厂领导等3人揪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进行殴打、扣押。据统计被抓被打的职工有300余人。经济损失：从5日至20日共停产34个班，棉纱少产1810件，棉布少产193万米，减少产值196万元，少缴利润65万元。许多生产工具和办公用品被抢走，一些机器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12月6日 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电话：“据反映，北京三司革命学生到国棉一厂散发传单，工人不让，跳墙进去，工人对学生进行围攻，外面学生听说后，越聚越多，冲进一厂，打了起来，有打伤的，已报告总理办公室，希省委采取措施。”

12月7日 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催问省委去人了。于是刘子厚，阎达开、李颉伯、王路明在八日夜前奔赴石家庄，住在陵园附近的招待所内，一直到十二日夜离开。

在此期间，刘子厚作了两次指示，李颉伯、王路明向总理办公室和李雪峰办公室各作一次汇报。

第一次指示说：“这次事件主要是工人造反司令部操纵的，背后很可能有主谋的人。造成一厂停产，生产遭受破坏。造反派捉人打人，捉市委干部、工厂比较活跃的工人。在街上有不同观点的就抓。”

第二次指示说：“学生冲到工厂后，几种人都起来。好人受打击有怨气要起来造反，犯错误受处分有怨气的也起来，四类分子也兴风作浪，坏人操纵。这些人结合起来。”

12月10日 “石家庄市工人造反联合总会”成立，该组织以棉一赤卫队为核心，棉纺一厂的赤卫队长担任司令，印染厂的赤卫队政委任政委。办公地点设在工业局大楼，“工联总会”小报为《石家庄工人报》。

12 月 13 日 晚 20 时 30 分，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代表， 听取关于 12 月 5 日北外学生到石家庄国棉一厂串连时被打一事的汇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北京“三司”的负责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群众组织代表，接见历时五个半小时。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学生们的造反精神，他说： “你们到一厂去贴大字报时，中央关于工厂的《十条》还没下来，你们走在前面，闯对了。现在《十条》公布了，肯定了你们的革命行动。 ” “干革命就是要闯，敢于打破框框。 ” 当听说有学生被打伤的情况后，周恩来记下了受伤学生的名字， 对代表们说：“你们回去了解一下，如果需要，可以把他们接到北京 来治疗。” 周恩来询问了石家庄左派队伍的发展情况， 嘱咐学生：“你们要虚心向工人学习，适当参加劳动，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起搞革命。要扎下根，不要蜻蜓点水，可以到工农中住 10 天、半个月，甚至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