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春秋：贺兰山访古散记

橙蓝国忠

岁月无语，唯有石言。

岁次丙午，暮春时节。乘银兰高铁由甘入宁，一路穿山越壑，窗外的黄土塬渐次退去，贺兰山的黛青色轮廓在天地间缓缓铺开。此行的目的地，是那个在书本上读过无数遍的名字——贺兰山岩画。

“贺兰”二字，在蒙古语中是骏马的意思。这座横亘于宁夏平原西缘的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将漠北的朔风与荒沙挡在身后，护佑着黄河灌溉出的塞上江南。而我要寻找的，是刻在这座山岩深处的另一种风景——远古先民留下的“石头上的史书”。高山刻岩，巨笔惊天。 岩画是诗，是史，是画，是凿刻在山石之上的艺术画卷，谱写着人类文化中最早最美的篇章。

一、山口寻古

抵达贺兰口时，已是午后。春日暖阳斜斜地洒在山谷间，融雪汇成的溪流潺潺作响，为这寂静的山谷添了几分生气。贺兰口是贺兰山诸多山口中的一个，两山相峙，形成一道天然的峡谷。正是这样一处所在，成了远古先民选择“立言”的圣地。

沿着木栈道缓缓前行，目光所及之处，灰褐色的岩石上布满了深浅不一的刻痕。初看时，只觉石面斑驳，似是被岁月打磨得沧桑；待定睛细看，那些线条便渐渐“活”了起来——一头北山羊正昂首伫立，双角弯成优美的弧线，仿佛下一秒就要跃入山谷；几匹鹿排成一列，姿态优雅，似在迁徙的途中稍作歇息；还有那拉弓的猎手、舞蹈的人群、祭祀的场面……或清晰可见，或斑驳模糊，形态万千，栩栩如生。 数千年的时光在石面上凝固，却又因观者的到来而重新流动。

据陪同的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贺兰山岩画最早发现于1969年，至今已记录岩画五千余组、单体图形近两万幅，创作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西夏时期，跨度近万年。这个数字让我惊讶——在这绵延二百五十公里的山脉中，几乎每一块适合凿刻的岩石，都曾是先民的“画布”。

二、众神的面孔

贺兰山岩画最令我震撼的，不是那些栩栩如生的动物，而是一张张“面孔”。

在贺兰口核心区域，一块巨大的岩壁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人面像。这些面孔造型各异：有的圆脸大眼，表情安详；有的方额深目，神态威严；有的头上插着羽毛状的装饰，显得格外神秘；还有的只刻出轮廓，五官简略到只剩两个圆孔。它们或单独出现，或成群排列，仿佛远古众神在这面岩壁上开了一场神秘的会议。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太阳神”岩画。那是一张被刻在向阳岩壁上的面孔——圆形的人脸，头顶放射状的线条如太阳的光芒，双眼重圈，炯炯有神。考古学家说，这是原始先民太阳崇拜的产物，将人的形象与太阳的形象融合，表达的是对光明与生命之源的敬畏。我站在岩画前久久凝视，恍惚间觉得那双眼睛真的在注视着我——穿越时空，守望万年。 古老的岩画与天地融为一体，成为远古历史最忠诚的见证者和讲述者。轻触这些先人的笔触，仿佛感受到他们指尖上仍然保留的温暖，见证着他们的渴望与梦想。

这些面孔让我想起《山海经》中那些奇诡的神祇形象。或许，那些被今人视为神话的文字，正是先民们对这些岩画的“文字转译”吧。从图像到文字，从岩画到典籍，中华文明的血脉就这样在石与纸之间完成了接力。

三、凿刻的智慧

贺兰山岩画的制作工艺，同样令我叹服。

先民们采用的是凿刻与磨刻技法：先用石质工具在岩面上敲凿出轮廓，再用更坚硬的工具加以磨制。在如此坚硬的岩石上，要刻出流畅的线条、传神的形象，需要怎样的耐心与技艺？我试着用手指摩挲那些刻痕，感受着千年前那双手留下的力度与温度。

岩画的造型语言质朴而凝练。刻画一头北山羊，先民们只用寥寥几笔勾勒出弯角、长须与健硕的躯干，便抓住了这种高原动物的神韵。刻画人物，则往往只取其动态——拉弓的、舞蹈的、祭祀的，不求形似，但求意到。这种“以少胜多”的表现手法，与后来中国画追求的“写意”精神一脉相承。可以说，岩画就是中国美术的起点，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线条，是最早的“中国画笔意”。

在表现形式上，岩画可分为线条式、轮廓式、剪影式三种。线条式最为简约，只用单线勾勒；轮廓式在轮廓内部加以装饰；剪影式则通体凿刻，形成剪影般的效果。其中剪影式制作最为精细，艺术价值也最高。我在一块岩壁上看到一幅“群羊图”，数只北山羊以剪影形式呈现，姿态各异，疏密有致，竟有一种现代版画的美感。

四、石上的春秋

站在这些岩画前，我不禁思考：先民们为何要在这些深山岩石上费尽心力地凿刻？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画面之中。

那些成群的动物、拉弓的猎手，记录的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以狩猎与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那些舞蹈的人群、祭祀的场面，承载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对自然、对神灵、对生殖繁衍的崇拜与祈求；那些天体、水纹、符号，或许是最早的“文字”雏形，是他们试图与天地沟通、记录时间的尝试。

在文字诞生之前，岩画就是先民的“史书”。它是没有文字前的“文字”，是古人最早的象形表达方式，对后世象形文字的诞生有着重要意义。 它没有文字的抽象与概括，却以最直观的图像，将万年前的生活场景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甲骨文是汉字的童年，那么岩画就是汉字孕育的母体——那些图像与符号的演变，为研究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五、一馆观天下：石嘴山博物馆的启示

离开贺兰口后，我本拟直接返程。行至石嘴山时，听闻市博物馆正举办“石头印记”岩画专题展，便又折了进去。这一去，倒让先前的感慨有了更深的回响。

展厅里的拓片与实物比山野间的岩画更加集中清晰。工作人员告诉我，岩画这种艺术形式遍布世界五大洲，已有三四万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现。岩画是没有民族之分、没有国家之分、没有文字传导前的图形语言，是人类的共同母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上千处世界遗产中，岩画遗址就有三十余处。眼前这些贺兰山上的刻痕，竟与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挪威阿尔塔岩画群遥相呼应，都是人类童年时代留在岩石上的共同记忆。

中国的岩画分布尤为丰富，在二十多个省区已发现遗址五百处以上。中国也是世界上岩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从制作手法上看，大体可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北方岩画以磨刻、敲凿、线刻为主，多表现动物、人物、狩猎及各种符号，风格粗犷、简洁、明快；南方岩画则大多以红色涂绘，颜料以赤铁矿粉调合牛血等制成，除描绘动物与狩猎外，还表现采集、村落、宗教仪式等内容。策展方用图片勾勒出这种宏阔的格局：从内蒙古阴山山脉的绵延群像，到广西左江流域赭红色的祭祀人形阵列，再到新疆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上如同游牧民族“朋友圈”般鲜活的凿刻印记——南绘北刻，各具风神，共同构成了中国岩画的宏大版图。

展柜中一组贺兰山岩画拓片上的奇特人面像吸引了我的目光。据考，这些人面像题材在世界岩画中占有突出位置，揭示了古人复杂而深沉的宗教意识。从环太平洋地区人面像岩画的文化关联来看，甚至有学者认为连云港将军崖的人面像图案乃是这一传统的源头之一。最令我感叹的，还是远古匠人对材料的理解与驾驭。展厅中有一段精当的解说词，大意是：南方岩画多涂绘于岩面色泽较淡的崖壁，红色颜料在视觉上最为醒目；而北方岩画的岩面深暗，先民选择刻划的方法，利用月光或火光的映照，使刻痕在岩面上产生“白”与“黑”的图底分离效果。他们或许没有现代光学知识，却凭着直觉与经验，找到了最契合自然条件的表达方式。这种质朴的智慧，比任何精致的技艺都更动人。

六、古老的回响

离开石嘴山时，夕阳已经落尽。回顾这一日，从贺兰口山谷中的实地踏访，到博物馆展厅内的拓片观摩，两相对照，对岩画的理解才渐渐完整。

混沌初开，鸿蒙晨光。 岩画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历程息息相关，其诞生时间可追溯到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文字产生前，岩画是记录人类想象和艺术创造的最早证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岩画的认识见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期，较1627年瑞典发现岩画早了两千多年。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亦曾记载过北方岩画，那是中国最早的岩画文字记录之一。一千五百年后，我循着先民留下的凿刻痕迹来到这里，又用现代的技术将它们带回。从战国时期的朦胧认知，到郦道元的笔墨记述，再到今日的数字化存档——记录文明的方式在变，但人们对岩画这一“人类共同母语”的敬畏与传承之心，从未改变。

在景区入口处，我看到了一则介绍：贺兰山岩画已被列入“阴山-贺兰山岩画”联合申遗预备名单，景区正在推进数字化保护项目，通过三维扫描、MR混合现实等技术，让古老的岩画“活”起来。截至2025年底，景区年接待游客已突破一百万人次——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聆听这些石头讲述的故事。

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岩画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道刻痕都经不起风雨的侵蚀。2016年的一场暴雨，便曾导致部分岩画受损。数字化保护不仅是对这些“石上春秋”的留存，更是让它们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生命。

返程的高铁上，我翻开手机里拍摄的岩画照片，那些线条在屏幕上依然清晰。这就是站在岩画前的每一次感动，感动那遥远时代生命的传奇和生生不息守护的力量。/

石不能言，却记录了万年的春秋。那些刻在贺兰山岩石上的线条，是远古先民留给今天的书信。当我们读懂这些“石书”的那一天，便是与祖先真正对话的开始。

是为记。

公元2026年4月12日，于银川至兰州高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