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父母心中永远的挂牵～为女儿出国十年而作

剑胆琴心

剑胆琴心

我父亲三十岁上有了我，我三十岁上才得了个闺女。闺女1980年出生后，正赶上部队计划生育开展得轰轰烈烈，注定了我们夫妻命中是 “独生子女”。孩子还在娘肚子里时，我们两口子就盼着是一个闺女，因为只生一胎，闺女才是最可以依靠的。

孩子呱呱落地，天遂人愿，我们家闺女降临到我们身边。光阴似箭，眼瞅着闺女一天天长大。在她半岁左右时的一天，躺在竹制的婴儿车里，可能是长时间没人抱抱，开始抽泣。我不耐烦地吼了一句 “哭什么！”闺女停止了哭泣，但把小脑袋赌气地扭向一边，嘿！刚半岁就敢给爸爸甩脸子。我急忙掉到另一边，盯着她，看她什么反映，她瞧都不瞧我，迅速地把头拧向另一面，拒绝与我照面。这样反复僵持了好几个回合，结果是以我的让步而告终，麻溜儿地把孩子搂到自己怀里，爱抚地亲了一口。

不久，我去石家庄学习了半年，刚进家门时，看见已经长高了，正蹒跚学步的闺女，她对我怯生生的，我也是怔怔的。

一岁半开始教闺女背唐诗，说实话除了增强记忆能力，唐诗对婴幼儿的智力开发只是起步。接下来又教孩子认字，在卡片上写上大字教他认。孩子很聪明，两岁时，能认二百多个字，不只是死记硬背，而且领会字面的意义。比如“雨”字，她读出来的同时，伴以“哗哗”下雨的声音和手势，比如读出“羊”字时，则伴以“咩咩”的叫声。以后闺女长大后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应该与早期的智力开发有关。

孩子两周岁的时候，我们辞去看孩子的保姆，当时我们两人的工资负担一个保姆还是挺吃力的。我是三天两头出差，不着家。“入托难”的问题在80年代初期很突出。托儿所进不去，妻子只好带着闺女去上班，天还未亮，抱着孩子赶公交车，前往远在通县的263医院。那会儿没通地铁，到通县得倒好几趟车，路上走几个小时。把闺女放在医院的托儿所。医院托儿所从未收过“整托”孩子，特殊照顾，她是第一个。妻子经常上夜班，下午托儿所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了，闺女一个人孤伶伶倚在托儿所门口，眼巴巴地盯着过往的行人，泪眼涟涟地盼着妈妈的身影出现，直到天黑。托儿所管理员是个上年纪的军人，闺女看到和他爸爸一样穿军装，于是信赖地拽着管理员的衣角，像影子似的寸步不离。这样的光景挨了一年，终于在我家附近街道幼儿园为闺女争取了一个名额，而且是十分抢手的“整托”，幼儿园里孩子多，管理也规范，只要我不出差，下班一定要把孩子接回家。每天早上送孩子的时候，闺女哼哼唧唧，反反复复央求着一句话：“别让我上整托”。作为父亲，我总是满口答应着，无奈官差在身，身不由己，所以每每食言。回想我自己小时候家长把我往寄宿制学校一放，最少是两个礼拜才接回去。我闺女算是幸福多了。在幼儿园，每天到接孩子的时间，老师都让“日托”的孩子坐在一排，“整托”的孩子坐在另一排。闺女每次都要执着地跻身于“日托”的行列，她反复对别的孩子强调着“我不是整托的”，但事实往往相反，最终她总还是归队到“整托”的行列。至今，回忆起这些场景，我鼻子都是酸酸的。

总算很庆幸，我和爱人没有两地分居，像大多数军人那样，戍边苦寒之地，忍受着妻儿一年见一面的相思之苦。

小时候闺女总爱闹病，发烧感冒像家常便饭。不过这时也是孩子最乖的时候，可能是不用上幼儿园的缘故。而且我们从未为孩子吃药费过心。记得我们兄妹几个小的时候，大人喂药时得把药掰开了、碾碎了、和着糖、好话哄着，实在不行硬往嘴里灌。我闺女把苦药片放到嘴里嘎嘣嘎嘣嚼起来津津有味，吃大中药丸子跟吃巧克力似的，不知道什么是苦。吃完了意犹未尽，还追着讨药吃。

随着闺女年龄的增长，早期教育提上日程。什么“电子琴班”、“游泳班”、“图画美术班”、“舞蹈班”。有的“班”安排在下午、晚上，有的则占用宝贵的星期天。

孩子对此倒并不排斥，可能因为只要上“班”就意味着可以不“整托”了。我们夫妻俩轮着带孩子东奔西跑。等到我和爱人都转业的时候（八十年代后期），倾尽二人全部转业费，花四千多元给孩子买了一架钢琴，请老师到家中教学。我们让孩子报各种“ 班 ” 的初衷很明确，并非让她成为钢琴家、舞蹈家、画家、游泳健将等等。只是想让她陶冶情操，和对丰富、美好的生活多一份享受和追求。

除了兴趣启发以外，我感觉对她以后的成长帮助最大和最受益的还是“书”。我们两口子都酷爱阅读和藏书。“四人帮”被粉碎后，出版界拨乱反正，各种外国名著、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读物纷纷再版，重现于新华书店的柜台上，我俩排大队，不吝钱财，几乎是书架上有什么书照单全收，家里书柜、箱子都装得满满当当。儿时爱不释手的“小人书”（连环画）更是勾起我无限向往，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学、传记、民间传说、战争题材，以及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小人书”全部囊括（如今成为一笔价值不菲的收藏）。

家中的读书氛围耳濡目染地传递给孩子。闺女从两岁开始，我们只要带她上街，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她对玩具店、食品店熟视无睹，从不像别的孩子那样缠着家长买玩具、买零食。但进了书店就走不动道了，不给买一摞书，是无论如何不肯出书店门的。回家后捧着书本专心致志，如饥似渴，从学习拼音到一个一个认字，吃饭睡觉都放不下书。她的图书越攒越多，并用心保管，书是她的最爱。

一次在美术兴趣班课堂上，老师绘画的命题是“我和我最喜欢的小伙伴”，老师提问，你们最喜欢的小伙伴都是啥呀？有回答洋娃娃的、有回答小汽车的，闺女抢着回答，她最喜欢的小伙伴是“书”。这种答案与她当时的年龄不相符，我却丝毫不感到意外。到她上学前，开始重新购买更高层次的书了，经她同意，把旧书处理掉，分批打捆或用纸箱装好送给孩子小的亲朋好友。从婴幼儿读物、少儿读物、少年读物、以此类推，我们送出去好几批，不计其数的书籍。在她出国留学后，我还把她留下的中小学购买的上百本科普读物、民间故事等青少年读物送给她小学母校图书馆。我总结，“孩子的成长是靠书堆起来的”。

闺女到了入学年龄，把她送进离家最近的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五小学，这是一所质地很不错的小学。路程和上幼儿园时差不多，开学第一天送她上学，第二天就让她自己回家，我们在路边悄悄地跟着，看到她与同班、顺路的同学排成一队，她走在最后，还不时提醒调皮的男孩子注意保持队形，从此我们放下心来。如今的小学在放学前，学校门口停满接孩子的汽车，爷爷、奶奶、家长们围着校门翘首以盼，这情形真让我无法理解和认同。

孩子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到了小学高年级更是出类拔萃，胳膊上从扛两道杠、到三道杠，小学六年级当上了学校大队主席。记得在小学一年级时，老师让她当小组长，因为发作业本动作太慢，第二天就让老师给撸了。闺女回家委屈地跟我们哭诉，我们一番好言劝慰，告诉她“金子总是会发光的”的道理。

上小学后，我们将各种兴趣“班”逐步停止，代之以“专业”数学班、作文班。早年的这些班全是区教育局主持，各街道分片学区组织，并非谁交钱都能上。第一批作文班和数学班，要求每个班只能选出一名学生参加，由语文和算术科任老师指定，班级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同时推举她参加，她二选一挑选了作文班，以后全国和北京市小学作文比赛闺女拿过好几个二等奖、三等奖。小学六年是我们最省心的时期，基本不用督促她写作业，也从不用担心老师请家长。一次吃完晚饭她的作业没写完，妻子严厉下令，写不完作业不能看电视。当时正热播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看不上自己最喜爱的节目，闺女急得大哭，扑通跪在妈妈面前，央求让她看完动画片，发重誓“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完成作业。孩子如愿看完电视，然后很认真地写完了作业。这种情形以后未再发生。

小学升初中时，按系统她被保送到西城区的区重点中学北京铁路第二中学。到新学校后不像在小学那样处处出人头地，虽然学习在班里还是数一数二，但只是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

不知是到了青春叛逆期，还是环境的微妙变化，她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她本不是那种 “安分守己”的书呆子，而是逞强好动的“假小子”，虽没有“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本事，却也能干出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的营生。初中一、二年级，闺女的学习出现明显退步，排名开始下滑。表现出纪律松懈散漫，最后发展到班主任“请家长”。小学六年来从没发生过的“待遇”，如今也尝试了一下。回到家里面对孩子，少不得一通雷霆大怒，继以一片苦口婆心，再假以一番循循善诱。闺女属于那种“响鼓不用重锤”，“知耻而后勇”者。到了初中三年级，学习成绩又重新回到年级最前列。

初三面临的“中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和站队，考上好高中，奠定了上大学的基础，考不上好高中，可能面临淘汰。班主任老师对她的成见很深，班上有几个同学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加分、优秀班干部加分，虽然闺女成绩全班最好，也是连续三年“三好学生”，老师却宁可把一个加分名额浪费掉，也不肯给她。

10分的加分成绩非同小可，等于在起跑线上她已经输给别人一截。为此闺女憋着劲，赌一口气。人往往是在逆境中更能产生动力。闺女参加区教育局组织的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双双考上西城区奥林匹克物理班和奥林匹克数学班，当时这种补习班属于“官办”，经考试择优录取，不是交钱就能上的，两个班的上课地点都是在北京四中。其含义无疑是在向这些尖子生们招手，有本事考到四中来吧。我在周末带着孩子去四中上课，从那时她就暗暗下决心，高中一定要考上四中。我们给她找来历年中考的各科试卷和众多模拟试卷，摞在一起有一尺多高，孩子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全都做了一遍。

当年中考成绩有30分的体育分，共三项，每项10分，长跑和仰卧起坐有十分把握，但立定跳远一项是她的弱项，能拿到8分就不容易。每天晚上抽出一个小时，我陪着她练习，后来直顿得她后脑勺疼。我们劝她歇歇，她说许多同学都有额外加分，我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落后了，因此体育决不能再丢分。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中考体育分她得了全班女生唯一的满分。最终她如愿考上北京市录取分数线和教学质量都无以伦比的北京四中。勇于不断挑战更高的目标，正是她在人生路上始终不懈的追求。

（上图为女儿高中就学的北京第四中学）

上高中后，我们就更没能力过问孩子的学习，完全靠她自己了。她从初中开始对文学书籍如饥似渴，我们家书柜里的各类名著，她全都读遍了。从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到国外世界名著《红与黑》、《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都是如数家珍。尤其钟爱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飘》，反复读过三遍。她读书非常用心，经常读书读到动情时，掩卷长泣。还坚持写读后感，壮怀激烈地痛发议论。

她也酷爱唐诗、宋词，且常常朗朗上口。只要有机会，就纠缠着和我“PK”一把，她背一首诗词的上段，我来对下段，或者我背她来对。如果遇上生疏的我对不上时，她就洋洋得意。我于是净检些毛主席诗词和她对，一下又把她难住了。我们还选择各种题材，比如涉及“酒”的诗句来对。我念一首“琵琶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她念一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爷俩一唱一和其乐融融。

在幼儿园上美术班积累的美术功底，也开始发扬光大。画画是她的业余爱好之一，基本上是无师自通。她可以用墨水笔或铅笔在画纸上临摹她最喜爱的日本漫画书《阿雷拉》、《圣斗士》等，我拿来对照，和书中画的相差无几。从小学开始，每逢过年，或者母亲节、父亲节之类节日，经常画一张彩色贺卡送给我们。这无疑对她以后学业和事业中画图、制作讲课幻灯片等等都大有裨益。

正当她对文学如醉如痴的节骨眼，却面临着一次抉择，上高中二年级以后开始文理分班。是选择学文还是学理，这个决心很难下。论对文学的兴趣和功底，她应该选择强项。当时她的写作水平很扎实，“中考”语文试卷，她分析自己的得分，刨除明确错误应扣分数后，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作文应该是满分。最后她却毅然地选择了学理科。

她给出的理由是，文科虽是我的强项，但也是我掌握知识最多的学科，我不考文科，并不耽误我今后继续钻研它，汲取它。理科是我的弱项，也是我掌握知识最少的一门学科，我如果不选学理科，今生今世我就与这门博大精深的知识海洋无缘。如此充分的理由使我们没法不支持她的选择。

在四中这等尖子生如林的学校，竞争比铁路二中要激烈得多。我闺女始终能保持中游偏上就已经很吃力了。三年时间不敢稍有懈怠，按她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在闺女面临高考最紧张的时期，晚上坚持在学校上晚自习课，在家里也不是不能复习，但是效率绝对不如在学校的高。晚上22点才下课，整个学期我每天驾车等在学校门口接她，我能为她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高考之前，我带她去清华大学校园转了一圈，孩子志得意满地表示，这里是最适合她上大学的地方。那些年在北京四中，“清华”、“北大”两校的录取率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上下。最终孩子顺理成章，在北京四中“随大流”，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完成了又一次人生挑战。

（上图为女儿就读的清华大学）

很多中学生升入大学后开始不适应，或者放松自己。她们班里就有一个外省高考状元，因跟不上课，自暴自弃中途退学的。许多高中成绩优异的学生，到大学后渐渐落在后面。我闺女却属于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那一种，学习反倒不像在四中时那样吃力，而变得游刃有余。

第一个学年以最高成绩被系里评定为全系唯一的特等奖学金，金额四千元。系主任问她，在四中排在多少名，她回答百名之外。系主任很吃惊。第二年又获得二等奖学金，金额二千元（奖学金只发三年，第三年即使成绩再好一般也应该匀给其他同学），当年清华大学每学年学杂费需要交1500元。两年奖学金全部上交家里，等于闺女四年的学杂费都是她自己“挣”来的。

清华大学体育运动开展十分活跃。对于好动的她，那才是如鱼得水。班级篮球队男女生同队，她打得不算太好，却是满场飞，经常听到对方场上队员在喊：“看住哪个小个子！（我闺女身高一米六刚出头）”

校级乒乓球比赛，没有摸过球拍的她，苦练了两个星期，就和一位同伴组成女子双打贸然参赛，两人一路过关斩将，居然进入了前八名（当然另一个选手比她打得更好）。她每天坚持长跑，一次一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跑了二十多圈，从操场下来后，立刻在清华学生网上登出博客，说遇见一位超级“牛”的女生，居然飙着他，同样跑了二十多圈，他离开后那女孩还在继续跑，彻底服了。如果他知道这位如今三十多岁的美国名牌大学的女教授，依然驰骋于美国、加拿大、北京等各个马拉松比赛的赛场上时，他会更吃惊的。

上高中后“荒废”了多年的钢琴，也在清华“捡”了起来。清华大学聘请了一位从欧洲深造的“海归”留学生做钢琴老师，经“名师”调教，钢琴水平长进不小。老师一句“极赋钢琴天才”的夸赞，更让她飘飘然找不到北。到美国后，还买了一架“雅马哈”电子钢琴，闲暇之时自娱自乐，自我陶醉。

前两学年拿到清华大学的奖学金，闺女心中有了“底气”。第三学年，开始设计自己大学毕业后的人生规划，她选择申请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读博士。必须的前提是要考“托福”和“GRE”。有了这两门英语测试优异的成绩，就等于有了美国大学“读博”奖学金的“敲门砖”。一般本科生在学业尚未完成之前，没有把握即要保证优学业成绩优秀（学科成绩不优秀同样不会被录取），同时分散精力去啃“托福”和“GRE”这两块硬骨头。大多采取毕业后在国内读研究生，然后集中精力攻取“托福”、 “GRE”。两年后研究生毕业，再以雄厚的资本申请海外“读博”，如此胜算更大。缺点就是美国不承认国内研究生资格，两年的光阴白搭了。

孩子不愿白白耽误两年光阴，决定从第二学年开始首先攻克“托福”，然后攻克“GRE”。我陪她去当时名声大燥的“新东方” 学校报名，上了两节课，她就中途退出了。因为她觉得没必要花学费，有决心，也有把握通过自学达到目的。

从初中开始，就自己购买英文版世界名著阅读，到大学后，家中各种英文小说近百本。让许多孩子头疼的外语课程，对我闺女来说却是一种浓烈的兴趣爱好。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在四中高中毕业时就通过了国家四级英语考试，大学二年级以98分通过国家六级英语考试。但是考“托福”和考“GRE”绝非一蹴而就的事。

为了集中时间和精力，必须脱离学校，在校外找一处房子突击复习。孩子在幼儿园上美术班时同班的一位小学高年级大哥哥，他把自己在中关村的房子借给她使。我把她的电脑也搬过去，除每天必要的课程坚持去学校听课，其余时间，就在借用房内不分昼夜，临阵磨枪。先后分两次，每次集中一个多月时间，硬是以优异成绩分别拿下“托福”、“GRE”考试。也感谢那位当时早已参加工作多年的“忘年”之交的大哥鼎力相助。

在第三年学业结束后，以各科优异成绩和“托福”“GRE”高分，向美国若干大学寄发了自己的申请材料。

美国各大学对申请奖学金学生的第一印象是从其撰写的申请材料开始，因此措词、格式、装帧、方方面面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让人第一印象如沐春风。当然由清华大学盖上钢印并塑封的三年各科成绩单是其中分量最重的核心。

此外要有两名相关专业教授级的推荐信，要是博士学位，业内名气尽量要大。女儿学校一位女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美公派博士生，学成回国在清华任教绶，女儿被破格放在她的实验室里实习。教授的美国导师是美国生物医学界大咖，老先生每年要来中国讲学，而且酷爱中国艺术品收藏，女儿被推荐给他做翻译，陪老人家在北京琉璃厂、潘家园，还有天津古玩街寻宝。事后老教授欣然为女儿写了一封推荐信。

她对我们说，不拿到全额奖学金，绝不会让家里出钱到国外读书。

在她心目中，我们家生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从初中到高中，六年时间里，我们始终每个月只给她10元零花钱。如果需要买书、买她想要的东西，经我们同意由我们给她买。大学四年，每月伙食费带零花钱150元，如有额外需要，再向家里要。她当时的男朋友（四中的同班同学、清华的同届同学），我们后来的女婿，两个人经常伙着买一份肉菜改善伙食（女婿的外公是我国医学界泰斗王忠诚院士）。多年后，孩子还念念不忘清华大学附近开的一家烤肉店，四年来，两个孩子无数次从门前经过，一次次羡慕地“巴望”，吞咽下无数口水，却只是在毕业前才光顾过一次，个中美味至今余香在口（我们也是多年后从闺女口中得知）。

孩子曾私下里问她妈妈：“咱家是不是很困难？我这么多年来，始终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就属我最寒酸了。”我听说后，和他谈：“咱家说不上富裕，也不算穷。正是对你严格要求，你比别人寒酸，你才比别人更有出息！”孩子表示充分的理解和赞同。

（女儿清华大学毕业照）



大学毕业前，孩子如愿接到了来自美国五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offer”，并最终选择了美国“常春藤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读博士。当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全国各地学生共二十余名，通过网上联系，凑在一起购买飞机票，搭伴出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占了一多半，好像就她自己是本科生，岁数也最小。

在首都机场，孩子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小除了幼儿园整托，没有离开过父母，今天要远渡重洋，去陌生的异国他乡，别说孩子，父母何尝不心酸。我们强打笑容劝说道：可别没出息啊，出国留学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应该高兴才是。再说你这次“投奔自由世界”，多少人偷渡都去不成（玩笑话）。出关后，孩子拉着登机箱一步三回头，我们也是挥着手，直到看不见人影了，还久久不肯离去。回家的路上，妻子终于忍不住一头扑在我肩膀上，泣不成声。我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安抚地拍拍她后背。很快妻子擦干眼泪，哽咽着：“我没事，就是心里空落落的。”

所谓全额奖学金，就是学费全免，然后学校发给一笔生活费，租房、吃饭、日常花销，足够过上当地中等（小康）水平生活。第一年好像是全年二万四千美元，以后逐年递增。闺女保持着在国内艰苦朴素的习惯，过得很节省。她个子小，面像也小，常被人认作小孩。据她形容，一次在点心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柜台里的蛋糕，犹豫着买哪块，面前那位上年纪的店主，和蔼地取出一块，对她讲：“孩子，给你的，快吃吧。” 场面令她十分尴尬。

孩子感觉自己能挣钱了，第一次回国探亲，两个大行李箱装得满满的，全都超重，在美国机场临时从箱子里往外掏东西，以减分量。手表、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啥时髦买啥。我们清楚孩子平日省吃俭用，是为了表示自己开始有能力孝敬父母、回报养育之恩了。

孩子到美国的第二年，借着她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我飞了过去，看看她。哥伦比亚大学地处纽约曼哈顿区十分繁华的地段。她租住的宿舍是学校的房子，三居室公寓，三人合租。在她的宿舍，由她下厨掌勺，并邀请同住的一位西班牙裔美籍学生和一位爱尔兰籍学生共进了一顿丰富的晚餐。在国内孩子从没有下过厨房，这次尝过她的手艺，好得让我很吃惊。那两位外籍学生对我说：“您不为自己的女儿骄傲吗？”

后来我们夫妇俩又去了一趟，孩子热心地陪我们去拉斯维加斯赌城、奥克兰迪斯尼游乐中心、夏威夷岛等地游览观光，安排我们享用异国风味的大餐，到各个大百货商场、超级市场购物，千方百计让我们尽兴。我们不习惯在美国长住，因此日程安排的很满，最后累得我们老两口快吃不消了，但又不能扫了孩子的兴，只有咬牙坚持着。

因故闺女在学业中途换到另一位导师门下，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体骨骼。这位导师是北大毕业，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的大陆留学生，如今功成名就，加入美国籍，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该教授的专业与闺女原来的专业不一样，是学力学出身。在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时，按理说她应该按力学专业参加考试。导师劝她别自讨苦吃，可以仍按她原来专业进行考试。同门的师哥也调侃说：“你要是通过力学考试，我们这些学力学的还不得跳海。” 她毅然决然选择按力学专业参加资格考试。导师辅导她恶补了一个多月，不仅顺利地通过考试，而且在全体参加力学考试的学生中成绩第一。

　　

之后的时间里，闺女成为导师门下最得力的助手。博士生毕业后，在导师极力挽留下继续做博士后，出色地完成了大量研究课题，在世界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远远超过一般博士生、博士后。继而又顺利应聘到本校医学院做研究员，前年被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聘请为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带领着博士生、博士后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大部分在校博士生，毕业后就选择就业，收入可观又稳定，但她选择继续在大学从事枯燥的研究工作，而在美国当教授的收入还不如在公司或企业高，孩子却认为如此更能体现她的人生价值。

在闺女出国后第二年，为忠于爱情，先斩后奏，回国与男朋友登记结婚。我们尊重她的选择，祝愿他们白头偕老。

不成想她返校去美国使馆面签时，却被美使馆签证处“缓签”。理由是中国理科留学生，所学专业有可能“危害美国安全”。整整拖延了半年时间才准以放行。女儿在哥伦毕业大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主要研究人类骨骼。这是造福于全人类的事业，碍着“美国安全”什么事？不过是故意刁难中国留学生罢了。

以后女婿经过多次拒签，终于也以“陪读”身份赴美，先是自费报考哥伦比亚大学最热门、最前卫的专业，读硕士研究生。一年后，以优异成绩得到导师的认可，第二年就给予他全额奖学金，五年后顺利读完博士。有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个专业的学位，本可以到华尔街的大公司谋一个高薪职位，但是女婿和女儿一样，就喜欢在大学当教授，做研究工作。前年也应聘到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做副教授，带博士生，并顺利地取得终身教授资格。

女儿如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却始终像长不大似的。除了夫妻两人一起参加马拉松外，还都迷恋上攀岩运动。前两年脑袋一热，提出要报名参加女子现代五项业余比赛。我们说她“脑袋被门挤了”，女婿也坚决反对，最后才打消了念头。不由使人想起她在初中一年级时，自作主张报名参加业余体校的射击队，梦想当“神探亨特”。据说训练成绩优秀，曾经射击考核达到三发小口径子弹几乎从十环上的一个眼里重叠钻出，教练很器重她，但是在我们坚决反对，起初教练死活不同意她退出，后来无奈地表示，别人家都是家长提着礼品登门请求多多关照，唯独我们不识抬举。兴许一个潜在的“奥运冠军”让我们“扼杀”在摇篮里了。

孩子还是一位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热血青年。读博时，参加去日本使馆抗议游行示威，发微博号召全系中国同学都参加，还蛮不讲理地声称谁要是不去，就砸了谁的电脑（玩笑话）。因为她年岁小，大家都让着她，不知是害怕电脑“被砸”还是大家都有一颗爱国心，那天人还真到齐了。为此与一位原来关系亲密的美籍日本裔同学好多天不说话。得知奥运会火炬传递在巴黎受阻，闺女愤怒地把前期所购买的所有法国制造的包、香水、衣服，只要没用过，全退掉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夫妇俩人几次踊跃捐款。

十年光阴，女儿不在身边，看到别人家儿女绕膝，确实感到心情郁闷，和诸多不便。有朋友说你们不是白养了闺女吗？我们不这么想。在她出国前，我们就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愿意出国发展，我们绝不拦着，全力支持；只要你事业顺利有成，生活美满幸福，父母比什么都高兴。我们也曾和她探讨过学业有成回国报效的问题，可客观情况是，她的研究专业属于基础科学，在国内并非急需和热门，无论国家资金还是企业投资都属于被忽略的冷板凳，除非更换专业。孩子从事的是造福于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在美国工作学习肯定比在国内各方面条件优越，更有发展潜力。何况闺女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出国读书，创业发展。我们只是在她刚出国时，怕孩子受苦，把多年积蓄的外币汇到她帐下，实际上也没派啥用场。过后，她把这些钱如数还给我们，并提出每年要给我们寄钱，我们坚决拒绝了。她给我办了几张信用卡副卡，一次也没用过。父母对孩子的爱永远是无私的。

十年来，闺女几乎每年都要抽出时间回国，她割舍不下爸爸妈妈，也惦记着身体不好的奶奶、姥爷。每次回国，绞尽脑汁地计划着给叔叔、婶婶、姑姑、姑父、舅舅、舅妈还有几个弟弟妹妹，甚至外甥女带什么礼物，十年从未中断。此举并非单纯出于礼数，而是凝聚着深厚的亲情，她始终铭记着那些长辈在她幼年时对她的疼爱、呵护。

十年来，闺女每个星期都要给我们打一两个越洋电话，在电话中向我们撒娇犯嗲、诉说委屈、抱怨困难、汇报成功的喜讯，家长里短的说不完道不尽。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何时发生了校园枪击事件，何时出现飓风水灾，何时又流行疫病，这一切一切都成为我们惦记的由头，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妻子总会不断地絮叨着，赶紧给孩子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十年了，我们无时不刻地为女儿的不断进取而自豪，为女儿一次次顺利完成人生挑战而兴奋得夜不能寐。无时不刻地为女儿在异国他乡的冷与暖、苦与乐、身体健康、饮食营养、出行安全操心费神。

女儿，是父母心中永远的牵挂！

　　

2012年12月于北京

（上图为女儿读博士、博士后的美国八所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

（女儿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照）



（上图为女儿就职的美国八所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后记：2018年4月，女儿以优异的表现成为美国常春藤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职，副教授。

2019年12月，作为高龄产妇女儿生下我的外孙子，2022年5月，外孙女诞生，一家四口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