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翁的美篇

孤翁

我的“文革”记忆

1966年上期，初 122 班成了毕业班，我的读书生涯进入最后一个学期。

随着自然界日渐升温，心情也日渐燥热不安起来：对于我来说，毕业意味着什么？毕业，就意味着我的学生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我又要重新回到农村去。想到这些，心中一片迷茫。

班主任唐光文老师找我谈话了：“读高中你是不可能了，你就考师范吧，师范不要学费，还有生活费补贴。”言下之意，我并非无路可走。

唐老师是我的恩师，然而，他哪知道，要我步他的后尘，做教书先生，我心有不甘。

谁知此时，正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拐点：5 月中旬， 报纸和广播给我们传来了“5.16 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6 月初，宣布废除考试制度，改为“推荐与

选拔相结合”，消息传来，不少同学高兴得跳起来，班上一位女同学的表情至今还深刻在我的脑子里，用“欢呼雀跃”形容毫不夸张。不久，县委副书记陈振国带着工作组进校了。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学校的礼堂兼食堂里来回拉着铁丝挂满了大字报，都是从报纸上抄的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这期间，学校还组织我们向县委陈书记作了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汇报，由我代表 122 班发言。还召开了一次全校批判“三家村”大会，我又是发言人之一。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有“主席台”的会场发言，稿子是我自己写的。现在想来，以我那样的矮小个头，

那样稚嫩尖细的嗓音，宣读那样大话连篇，甚至充满强暴色彩的文字，一定十分滑稽可笑。但是，我当时自我感觉确实很好，可以说是“充满战斗激情”。我喜欢那样的文字，似乎那样的文字可以使自己变得强壮变得自信。

社会生活不可能停留在闹剧上。闹剧过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荒诞剧和悲剧了。在工作组的授意下，揭发批判的对象从远在京城

的“三家村”转到了我们身边一向敬重一向亲近的人。一些闻所未闻的信息如校领导和老师的家庭出身、政治历史等等，变得尽人皆知。顷刻之间，人们习以为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动摇了，瓦解了，颠倒了。

这以后，气氛就日益紧张起来。随着工作组工作的深入学生知道了主持工作的杨校长在地下党工作时可能有政治历史问题；我们最喜欢最尊敬的英语老师皇甫老师的父亲竟然是“国军”的团长，还在台湾；另外还有许多老师家庭出身都有问题。

最诡秘的是要我们学生晚上通宵轮流站岗巡逻，每人手里还要拿一根木棒。

7 月初，本来该放假了，可是，高中部和初中毕业班不准离校。我们学校用做全县教师集训，我们又搬家到河对岸的二中，但仍然不上课，每天读报纸，政治学习，开会讨论，要大家回忆揭发老师有问题的言论。例如，英语老师曾经在课堂讲单词“landlord”时候说：“land”是“土地”，“lord”是“主人”，这就证明老师阶级立场有问题，在宣扬“地主”是“土地的主人”。这种讨论是分组进行的。

在二中，我参加过一次工作组主持的毕业生分配会，就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吧：每个学生有一张表格，上面有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和鉴定，同意分配的就在表格上盖一个长条形的章：“同意录取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次讨论的仅仅是城市同学的分配，农村同学即使出身再好，也没有资格盖那个章的，因为，户口比成分更重要。身再好，也没有资格盖那个章的，因为，户口比成分更重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０日，毛主席接见首都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就在这天前后，同学们到乡下去助民劳动，我在一位工作组同志的带领下，神神秘秘地去医院体检。同时，学校正筹划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共确定了１５个候选人，我是其中之一。

8月１４日，我同时接到两张通知：一张是“广州军区报务学员招生组”的“录取通知书”； 一张是“零陵县中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书”。

前面的录取通知书落款是“广州军区报务学员招生组”，没有公章。正文是：“我们高兴地通知你和你的家长，你已光荣地被录取为广州军区广字４１２部队报务学员，入部队学习期间即为现役军人，担负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我们向你和你的家长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接到通知后于八月十八日到零陵军分区报到。”

后面的通知书盖有零陵县招生办公室公章。正文是：

“在今年的推荐选拔工作中，根据党对青年德、智、体诸方面的要求，你被录取于广州４１２部队报务员学校继续学习。希你按照该校的入学须知，积极作好入学准备，按时入学。你很快就要到高一级学校学习了。党和人民对你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望你在高一级学校中，坚决听党的话，继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革命而练好过硬本领，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将来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力量。”

接到这两个通知书以后，我就不再是学校文革委员会的候选人了。

１５日，回家向父母告别。１６日返校。

１６日这一天，当我在汽车站下车后往学校走时，在人民路碰到许多老师和学生，他们刚刚在县工会礼堂开完宣布撤销工作组的会议回学校去，一路走，一边议论纷纷。正巧，遇到我的班主任老师唐光文。

唐老师知道我就要走了，十分难舍。他带我到一家商店，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我。然后说：“这几年我对你不错，你怎么对我还有那么大的意见呢？”

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老师接着说：“一共六十多条，写满了几张大字报呢！”

听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前一段分组讨论时，同学们挖空心思揭发老师讲过的“有问题”的话，我是作记录的，将同学们的发言，一条一条如实记录在一个记事本上。我去体检时，就把记录本交给了另外一位同学，肯定是他们以后把记录的内容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

回学校的路上，想起唐老师这些年对我的关爱照顾，眼前总是唐老师那难过的表情，我心中五味杂陈：三年来，唐老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对我寄予很大希望。是他，第一学期刚开学，就莫名其妙地确定我当班长；是他，在我因无钱上学开学半个月仍未到校时，三次打电话到公社催我上学，说“即使身无分文也要来”；是他，让我享受全班最高的助学金……，我很感激他，也一向敬重他，对于我这样一个穷苦孩子，唐老师真是情深如父、恩重如山啊！

第二天，８月１７日傍晚，唐老师又吩咐团支部书记陈艳芝带领团员和班干部，为我送行。我们一边走一边谈，难舍难分，在大西门浮桥上，十来个人分吃了一个西瓜。然后，他们送我到军分区大门口，看着我走进军分区，就此别过。

８月１８日，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那一天的夜晚，我们一行五人，跟着一位身穿便衣的部队教官，来到在湖南耒阳的广州军区通信兵训练大队，走进了军营，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这一天——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是我的人生拐点。

这一天，我告别了我的母校，告别了我的恩师，告别了我的同学，更重要的，我告别了文化大革命。

然而，部队不是真空，“文革”不可能不影响我们，我们也不可能不受“文革”的影响。

广州军区招收的这一批报务学员，共两个中队２４０人，其中４０人是从滑翔学校转入的，另外２００人都是我这样的应届初中毕业生，而且大多数和我一样是在。只是要回学校参加“文革”。经过教育，学习讨论，这阵思潮很快就平息了。除不适应部队生活的个别人退兵外，没有人因为“文革”退伍的。

１９６７年２月，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湖南“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驻地耒阳县的野战部队出动抓人。一夜之间，“湘江风雷”偃旗鼓。听说耒阳县有一个组织的旗子最大，章子也最大，但只有司令孤身一人。

小报和传单说，长沙造反派围攻五一路中苏友谊大厦的红卫兵，学生们播放《国际歌》，跳楼而下……也许是子虚乌有之事，但看到这样的传单，我们热血沸腾。

１９６７年７月，我们结业后被分配到广西军区。坐火车到衡阳，因为造反派闹事，铁路运输受阻，不得不在衡阳47军军部住了两天。

到了广西军区后不久，就碰上造反派第九次冲击军区大院。

当时部队对待群众组织的纪律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对付他们冲击的办法只是消极防御：将军区篮球队和一些大高个，放在最前面，阻挡他们冲击。造反派则把女人放在前面，并且用旗杆充当武器，所以，我们的每一次阻挡都是徒劳的，最终总是他们势如破竹，蜂拥而入。冲进大门后，他们一边往里面跑，一边高呼口号：“打倒韦国清！打倒韦欧死党！打倒徐其海！……”韦国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广西军区政委；“欧”是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他们都是百色起义的老红军。徐其海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因为战时负伤，走路一瘸一拐。这时，他正在旁边的林荫道上悠闲地走着，用满面微笑迎接他们的“打倒”。

不久以后的又一次冲击，似乎不是广西４.２２造反派，而是与他们势不两立的“广西联指”。这一次不是“打倒”，而是抢枪。好像事先军区领导知情，或者根据外地部队武器被抢的情况，做了预防性安排，各单位都将武器藏了起来。藏好枪支没有多久，他们就如期而至，冲进营房，到处翻箱倒柜。只是们的机房他们没敢进，他们不怕枪，但怕电台。一听说是电报机房，是保密单位，他们就视为雷池，不敢擅自进入。

几天后，我们把藏的枪支起出来保养。军区首长的枪因为多丢在水沟粪池里，已经腐蚀生锈，都交给我们电报站擦拭。

各种各样的手枪，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第一次看到那样多的手枪汇展，真是大饱眼福。

１９６７年７月下旬，广西有一个“第五次接见”，即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这次接见后有点微妙的变化：似乎广西 4.22 造反派的地位有所上升，“广西联指”的地位有所下降。这种变化来自周总理的讲话，说 4.22 也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支左”要“一碗水端平”。据说，接见后，“联指”的一位十多岁的红卫兵头头急了，追上去问：“总理，那我们是什么组织？”总理说：“你们也是群众组织嘛！”这位红卫兵当即哭了起来。

五次接见后，我们军区全力贯彻执行周总理“一碗水端平”的指示，就有了一种新说法：“调屁股。”意即原来屁股坐偏了，没有坐正，现在要坐正过来，当时的说法是“支左不支派”。一时议论纷纷，甚至有人说上次的抢枪，其实就是“送枪”、“发枪”。这样一来，我们电报站的干部战士也卷入了表态站队之中。多数人仍然坚持支持“联指”，个别人甚至被大伙斥为“小陶铸”——因为他是陶铸式的“两面派”。

我没有立场，模棱两可。

这以后不久，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奉命到“造反楼”里住了五天五夜；二是６９８４部队进城。

武斗发生后，在南宁市的４.２２造反派，逐渐被压缩到了四个彼此孤立的点：西边的广西大学、东南的广西医学院、中心城区的自治区展览馆和解放路的“造反楼”。

“造反楼”是一座五层楼房，原单位不详。４.２２占领后，就自名为“造反楼”，对方的“联指”则叫它“造谣楼”、“造人楼”——因为武斗开始后，他们处于被包围之中，有产妇临产时不能及时送医院，只能就地生产。与之对立的另一派，就汤下面，称其为“造人楼”。其实，普天之下，哪一座楼不造人呢？

67年８月的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交给我一个光荣艰巨的任务，要我带一部电台去“造反楼”，以解决“造反派”的对外通信联络。

这时，我刚到电报站还不到一个月，还不满１８岁。除了服从之外，我能有什么可说？

那时，武斗已经很热闹了。城区不时响起枪声，死人之事时有发生。“造反楼”处在“联指”的包围和火力控制之中，因此，执行这项任务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事后我想，全站那么多的干部，那么多的老兵，那么多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单单选定了我？这是我永远不能明白的。

我身背一部十五瓦报话机。送我的是我们通信站外线排的一名战士，开一部三轮摩托，一出军区大院，就风驰电掣地狂奔起来。从朝阳路拐进解放路，就不时有枪声传来，但不知是

否朝我们开枪。看得出，开车的同志和我一样紧张，我们都无暇顾及其它，快到“造反楼”下的十字路口时，我一眼瞟见路中央躺着两具死尸，在南疆八月的骄阳高温下，就像蒸发过的馒头，已经肿得很大了。

“造反楼”里人满为患，一片乌烟瘴气。有人把我带到五楼。指定一处过道给我用，没有桌凳，除了喝的水之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电台，沟通联络以后，就只有这部电台与我贴身为伴了。尽管人来人往，没有任何人与我说一句话。五天五夜，我没有洗一个澡；五天五夜，我和我的电台就像这里每层楼里

都有的垃圾一样，没有一点用处。

唯一的用处是：证明我们军区“调屁股”了。

五天五夜之后，我是怎样撤出“造反楼”回到电报站的，一点记忆都没有，也许，这证明我当时已经极度疲惫到虚脱了。

这五天五夜，如果说有收获，那就是我看到了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人与人关系。

整个“造反楼”里人非常多，拥挤不堪，但从他们的居住情况看，等级和层次是非常分明的。五楼是最宽松的，可能都是造反派的头头和大学生；一楼最拥挤，几乎都是打地铺的。

从“造反楼”里回来以后，我似乎有了立场。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只有革命者才不可避免地与困苦和屈辱联系在一起。

五次接见以后的第二件事，就是６９８４部队进城。

根据中央部署，大约九、十月份，属于五十五军的６９８４部队进驻南宁市“支左”。那一天，大约一个营的队伍在我们军区大院的广场内绕场一周走了一圈。他们打着许多彩旗，多是该部队有史以来被授予的光荣称号之类，而且彩旗形式多样。

那样整齐的步伐，那样雄壮的队伍，那样嘹亮的号子，既像是受阅，又像是示威，确实令我们这些地方兵耳目一新，精神也为之一振。

然而，应该记入该部队军史的不是这一天，而是数月以后撤出南宁市时的传奇经历。

１９６８年初，根据中央部署，６９８４部队要撤出南宁市。

４.２２造反派闻讯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挽留６９８４部队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主要是大中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直接进入部队驻地，将该部队干部战士分割包围，分片包干，用语言，用哭诉，用温情，用眼泪，用尽一切可用不可用的手段，软化指战员的心。有的战士奋不顾身“突围”而出后，除了枪支，别无它物，而且找不到指挥员，找不到战友，找不到集结地。有的跑到半路，又被“造反派”截回，有的战士甚至被他们抬着走……真正是“溃不成军”，也可以说是“军民一家”“鱼水难分”。如此传奇故事，可进吉尼斯世界记录。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撤退命令下达一个多月，周总理用电话直接下达命令，都无法执行。

不要责备这支部队素质不好，不要怀疑指战员们的忠诚；也不能责怪群众组织的痴迷执着甚至无奈。当历史进到某一拐点时，人们意识得到它的重要性，意识得到未来的命运，总想极力去控制它把握它改变它，但是，最终还是徒劳无益。

６９８４部队属五十五军。该军军长是名将陈明仁。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到“文革”时期，他更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发言权了。凡是有关广西“文革”事宜，都是该军副军长孙凤章参与并代言。

１９６８年年初，南宁市武斗升级了。有一天傍晚，一位军区机关干部在操场散步，被突如其来的流弹击伤手臂。

又一天上班时间，军区机关的高音喇叭突然紧急呼叫，说３０３医院有许多伤员需要急救，要求大家踊跃献血抢救伤员。

我是普济众生的Ｏ型血，当即献出３００毫升青春热血，换得两斤白糖补充营养。

有一天傍晚，邕江河内一艘装满油桶的货船被击中起火燃烧，顺水漂流而下，在燃烧的高温中，每隔不到一分钟就爆炸一桶油，巨大的火球和蘑菇云冲天而起，映照夜空，蔚为壮观，距离几百米外的我们，脸上都能感到爆炸的高温。当时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壮观，感到了惊恐，至于是谁造的孽，是谁犯的罪，只能让历史政治社会学者去判定了。

与我同时入伍的战友潘传发，被抽去“支左”，成了共和路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我们到他那里玩，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套绣像《红楼梦》，爱不释手，很想拿走，有贼心没贼胆，只好有空时就去看。看了几回之后就再也看不到那套书了，以后后悔莫及。

南宁市被分割包围的造反派，无奈之下启用了无线电通信。

因此，大约１９６８年２月前后，我又参与执行了一项特殊任务：监听造反派的无线电通信，抄收他们的电报。只抽调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昼夜轮流值班，值班室就在司令部作战处隔壁。只要他们发电板，我们就一字不漏地抄下来，立即送到机要处。有时，他们直接通话，通话多是闲谈。有一天晚上，一男一女聊了很久以后，女的慵懒地说：

“我要睡觉了！”

男的说：“那好，我就采取革命行动了。”

有时，他们用粤语聊天，我们听不懂，就干扰他们。

就在那里值班的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韦国清。他独自一人在作战处门口踱步，是一起值班的另外一位同志告诉我，说他就是被造反派骂为“广西土皇帝”的韦国清，个子不高，一个普通的人。

随着入夏气温逐渐上升，广西的局势也日趋恶化。造反派不断制造事端，已经不是一般的派别之间的武斗了。据说，柳州的造反派，将机车焊接起来，阻止铁路运输，严重影响我援越部队的物资供应，影响抗美援越战事。

五月，一支刚刚从越南战场上下来的高炮部队，在南宁驻地遭造反派抢劫。部队抓了他们几个为首者，在送往警备司令部的路上，又遭造反派阻击，部队战士死伤数人。

在这种形势下，两派代表一起到京，谈判解决广西问题的办法。其结果就是形成了解决广西问题的“７.３布告”。我当时听到的和理解的“７.３布告”的核心就是“武装收缴武器”。

以后我们看纪录片，“７.３布告”形成后，韦国清谈笑风生地陪同周总理走出人民大会堂，与几个月前在司令部作战处看到的他，判若两人。

从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起，广西两派实现大联合，共同执行“７.３布告”，广泛宣传“７.３布告”，还出动飞机在全区散发布告。

７月１５日，两派联合召开贯彻执行“7-.3布告”誓师大会，此后二十多天，炮火喧天，弹痕遍地。我没有参加，没有亲眼所见，但仅仅就我的“耳食”材料——亲身经历的人给我讲的情况，我都不忍心形诸笔墨。

这样的人间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就在这一年年初，“柳铁”两派曾经有一个“倒旗协议”，可是，它立刻被一篇激情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枪毙了；

就在一个月前，就在７月１５日，如果两派都切实贯彻执行“７.３布告”，实现联合，自动上交武器，这一悲剧还可以避免，可惜的是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挑起事端；

最后，在决定武装收缴武器，组织进攻时，如果采取“围而不打”，断水断电等方式迫其就范，也可以减少悲剧……

事实上，这一切机遇都失去了。仿佛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身不由己，仿佛每一个人都被魔鬼或者魔法支配着。那么，悲剧就是必然的！

回顾才能反省。就看看南宁市发生的事件吧：两年前的１９６６年夏天，这里发生了两派之间的争论，热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口诛笔伐，何等激情，何等豪迈；

一年之前的１９６７年夏天，这里发生了两派之间的“砖头大战”，虽有流血，虽有死伤，毕竟有限；

如今１９６８的夏天，却流了这么多的鲜血，牺牲这么多生命。仿佛非经历一场连天炮火不可，否则，就不能恢复本该宁静的天空似的。

我只能胆怯而无力地说一句：作为小百姓，千万不要轻易地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别人。

事态平息后，在自治区展览馆举办展览，组织我们去参观了。我特别留意的是展出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不大，大概发射功率只

有１０来瓦，是天津生产的，丰收牌。我一直忐忑不安的是，这一悲剧事件的谜底，也许有一部分就在我们抄收的电报里。

此后，南宁市的朝阳广场更名为“七．三广场”。

一年以后，被摧毁的建筑物全部重建恢复，与原来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