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口桥的前世今生

老顽童的怪想

龙源口桥的前世今生

我再次来到龙源口，是为解开龙源口大捷桥的建桥时间之谜。

藏龙江的水，从井冈山北麓淌来，在此处被一道古老的石拱桥轻轻揽住。桥如垂虹，朴拙而坚稳。它原有一个寄寓“长久通途”之愿的名字——久大桥。如今，因一场决定道路方向的大捷，它被尊称为龙源口大捷桥，成为一个地标，承载着一段传奇。

然而，它的年岁却蒙上了一层历史的薄雾。桥畔的石碑，庄重地刻着“该桥原名久大桥，建于清道光十七年”。使我心中显现桥旁那四根锈迹斑斑、疑似古吊桥系缆的铁柱，其上铭文指向同一个年份——道光十七年（1837年）。这似乎确凿无疑。而永新县在中斜陂吴氏宗谱记载：吴思远，曾祖父吴文毅，乾隆间建龙源口桥；道光辛丑（二十一年），思远捐资重建是桥，定名久大桥。永新县文化馆文保档案也如是说。

一座桥，为何拥有两个相隔四年的“生辰”？是石碑铭记了开端，而方志镌刻了新生？还是历史的笔触，在此处不小心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留白？这座桥，为何拥有两个相隔四年的‘生辰’？

一、龙源口石拱桥修建于何年？

为考证1837年，我走到桥的南面，仔细端详四根铁柱，柱高约1米，直径0.2米，柱宽约85公分，锈迹斑斑，铁柱虽风化严重，但上面的铭文依稀可辨：“五十四都莘塘贺国元公之妻安人李氏捐建道光十七年冬立。这历史遗物确实提供了文字依据。可是铁柱上的铭文记载的捐建人贺国元公之妻安人李氏与县志及吴氏家谱所说的吴文毅和吴思远不一致。因此产生龙源口石拱桥建于1837年的怀疑，以及这四根铁柱与龙源口石拱桥有什么渊源关系？那龙源口石拱桥究竟是建于哪一年？永新文史爱好者一直在考证。

最近文史爱好者吴一为依据其得到的一份民间记载，考证为1873年复修。他在考证文中说“晚清时南唐东边村乡儒吴家材在他的《一生录》中所记载的建桥记录，为同治十二年：‘九、十月，横溪李锡山倡首复修龙源口石桥一座，各处乐输。本祠尚儒堂乐输八千文，后缴输不齐，幸有高含五先生成功告竣。在后李锡山人亡，无碑刊明，后宜知之。’”这份《一生录》与县志及斜坡吴氏家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说龙源口桥有文字记载始于清乾隆时代，吊桥建与1837年，石拱桥建于1841年，重修于1873年。

二、这四根铁柱原先是做什么的？与现在的龙源口石拱桥有什么渊源？

桥离不开路，考证龙源口石拱桥应与路联系起来。路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桥体桥名的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

桥最初有可能是民间上七溪岭斫柴的便道中的桥，河中只是石。据清同治十三年版《永新县志》记载，新七溪岭古道是“明嘉靖间，永宁知县梁爵辟途于上。”新七溪岭古驿道的开辟具有划时代性，七溪岭驿道在当时相当于现在的省道，一下子将这条乡间小道提升为省道。驿道开通后行人自然多了，桥就会改观，有可能经历了木桩桥，被大水冲毁后逐渐改建成吊桥，或被水冲毁或随着人多，吊桥满足不了交通需求，而改建石桥。这四根铁柱就是吊桥的系缆柱。

明万历六年的《永新县志》桥梁篇还不见龙源口桥的身影，乾隆《永新县志》有，同治十三年《永新县志》两次出现，第156页：“龙源桥，距县南三十里，吴文毅建。小字备注乾隆志”；第158页又说“龙源桥在南五十三都七溪岭下龙源口。小字备注新增。”

有人 。认为这四根系缆柱原先就在这个位置，我认为不是。理由是既然建吊桥，应该考虑同时往来过人，而85公分的宽度不能并排走两人；关键是相对上下位的河床宽度，此处近于河床（槽）水中，故不会离河床这么近；再说现在的铁柱所在位的河堤也是修建吊桥时砌的石堤，以前不会这么高，铁柱以前离水面的高度不可能有现在这个高度。故是石桥建好后移动到桥边以作留念。

桥名也是有发展的，目前有文字和实物可考的三个，每一个名字并不是随意取的，都有一定的蕴含。起初的桥名随地名叫，在清乾隆县志和清同治十三年县志中都是称龙源桥；我曾卧于桥面，在桥南侧分开茅草观察到原刻的“久大桥”，久大桥意涵“长久坚固，大桥通途”，寄希望“永久坚固”。现在改为龙源口大捷桥，是为纪念龙源口大捷。

梳理史料，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是，乾隆年间在中斜陂吴文毅首建龙源口桥；1837年由莘塘贺国元公之妻安人李氏捐建吊桥；1841年由吴思远承曾祖吴文毅捐建石桥，并改名久大桥；1873年由横溪李锡山倡首复修成石拱桥。吊桥遗存铁柱等是龙源口桥的前世，石拱桥是龙源口桥的今生。

为什么现在以1937年定为建桥年代？是否更有利于探究桥虽其貌不扬，却备受敬重与推崇的内因呢。

三、将1837定为修建年代的意义。

果戈里说：“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它还依旧诉说”。

龙源口石拱桥旁的碑文记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二个三日，红四军在龙源口桥一带聚列赣敌第九师和第二十七师共三个团，取得了七溪岭觉斗的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风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联合‘会剿’。使并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为庆祝七溪岭战斗的胜利，红军及她方武装在龙源口桥举行了庆祝大会。”接踵而至的荣耀，1958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同时与七溪岭战斗指挥所望月亭作为同一个项目归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革命遗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的元币劵中的2元、3元币券分别采用延安宝塔山和龙源口桥作主图案，三元币劵选用龙源口桥做正面图案。可见这两个地方在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奋斗历程中具有“地标”性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勋之地。

1965年7月1日原邮电部发行了“革命摇篮——井冈山”特种邮票，一套8枚，邮票图案分别选取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有影响的旧址建筑，其中以龙源口桥为图案的那枚，左上角是10分，下方正中写着“革命摇篮——井冈山（龙源口）” 。

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国七十周年大庆，10月1号在北京举行盛大国庆阅兵活动；10月3号，中央电视台的《国宝档案》栏目被龙源口桥霸屏，主持人充满激情地介绍龙源口桥和龙源口大捷。《国宝档案》作为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栏目，具有权威性，介绍的是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历代传世国宝文物。龙源口桥是凭民族智慧还是传统文化走进《国宝档案》？似乎都是又都不是。

龙源口桥论气派华贵远不如天安门的金水桥，论雄伟高大与巫山长江大桥相去十万八千，虽与赵州桥一脉相承中华古桥建筑风格，但没有赵州桥的悠远和影响。为什么龙源口桥能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受到《国宝档案》的青睐与珍藏，令国之不忘，民心景仰？！那得从它的历史意义去考量。

我蹲下身抚摸凸起的“道光十七年冬造”。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清帝国走到道光十七年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烟毒泛滥，忧患四起。三年后的一八四零年，英帝国利用坚船利炮打开泱泱华夏的大门，开启中华民族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屈辱历程；接踵而至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战争将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到生死危亡的边缘。

具有不屈顽强与探索奋斗基因的中华民族前仆后继奋起救国，虎门销烟、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然而都没有使中华民族解放、独立和富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才有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解放富强的核心力量。

我静静地伫立桥上，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奋斗历程，探寻龙源口大捷至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意义，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价值。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起与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然而国民党右派发动“4.12”和“7.15”反革命政变，导致大革命失败。意志不坚定的党员经受不住血腥风雨的考验，畏惧白色恐怖而失去信心，丧失斗志，有的脱党、有的甚至叛党。

中国共产党急需找到新的出路，出现凝聚人心和鼓舞斗志的契机，然而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起义失败，九月秋收起义又失利，十月广州起义还是失败。毛泽东等优秀共产党员在秋收起义中总结教训，深深地反思，依据中国实际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也没有消除悲观失望情绪。龙源口大捷以少胜多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客观上验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主观上坚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心，鼓励和激发了革命斗志。所以史学家评价龙源口大捷一战定乾坤，龙源口是中国共产党浴的功勋之地，龙源口大捷是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中浴火重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是中国共产党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里程碑，作为纪念龙源口大捷的载体的龙源口桥，也就成了凝聚不屈顽强与探索奋斗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

四、两种时间的内涵

离开时，我再次回望龙源口桥。它静卧于青山绿水间，形态古朴，却气势沉雄。

它拥有两种时间。一种是物质的、线性的时间：从可能存在的更早的简易桥，到1837年的吊桥，再到1873年的石拱桥，直至今日。另一种是精神的、象征的时间：从1837年那个封建末世的历史坐标出发，途经1928年那个决定道路的辉煌瞬间，最终抵达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深处，成为不屈与奋进精神的永恒象征。

前世，它是跨越藏龙江的“久大桥”，寄托着行人平安长久的朴素愿望。今生，它是铭刻龙源口大捷的“功勋桥”，承载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艰难创业的集体记忆。两种时间在此重叠，两种叙事在此交融。正是这种重叠与交融，让它虽其貌不扬，却重若千钧，在历史的河流中，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久大”。

注:二稿，待再修。欢迎文后留言，提供修改建议。

参考文献

1. 明清《永新县志》

2. 永新县中斜陂吴氏宗谱

3. 永新县文化馆文保档案

4. 《永新野史·晚清篇》

龙源口桥修建年代考

——兼探铁柱性质与桥名演变

【摘要】 龙源口桥（久大桥）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亦是井冈山革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建年代长期存在1837年与1841年两种记载，史迹沿革存有争议。本文通过梳理地方志、宗谱、民间笔记及实地遗存，考证该桥经历了“乾隆间首建→1837年吊桥→1841年石拱桥→1873年复修”的完整演变过程，辨析桥侧四根铁柱原为吊桥系缆柱的文物性质，厘清“龙源桥”“久大桥”“龙源口大捷桥”三个名称的历史层次与内涵变迁，可为龙源口桥历史沿革研究提供新的文献与实物佐证。

【关键词】 龙源口桥；久大桥；修建年代；铁柱；吊桥；桥名内涵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龙源口桥坐落于永新县龙源口镇，横跨藏龙江，是见证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史迹。桥畔文物保护碑明确记载：“该桥原名久大桥，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然而，永新县在中斜陂《吴氏宗谱》记载：“吴思远，曾祖父吴文毅，乾隆间建龙源口桥；道光辛丑（二十一年，1841年），思远捐资重建是桥，定名久大桥”，永新县文化馆文保档案亦采信此说。同一座古桥，出现相隔四年的两种营建记载，年代界定模糊、沿革脉络不清，亟需结合文献与实物进行考证厘清，还原其真实历史脉络。

二、文献记载的梳理

文献记载是还原桥梁沿革的基础。考诸地方史志，龙源口桥的早期记载呈现清晰的时序脉络。明万历六年（1578年）《永新县志》桥梁篇中，尚无“龙源口桥”相关记录，说明彼时该桥尚未修建，或仅为民间简易便道桥梁，未纳入官方方志记载。¹

清乾隆年间县志始见相关记载：“龙源桥，距县南三十里，吴文毅建”，这是该桥首次见于官方文献，也是其最早的营建记录。同治十三年（1874年）《永新县志》中，此桥两处出现且记载互为补充：第156页载“龙源桥，距县南三十里，吴文毅建”，小字备注沿袭乾隆志；第158页载“龙源桥在南五十三都七溪岭下龙源口”，小字备注为新增内容。²由此可证，官方文献中该桥最初因地得名“龙源桥”，由乡绅吴文毅于清乾隆年间主持首建。

“久大桥”之名的正式确立，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大规模重建直接相关。《吴氏宗谱》清晰记载，吴文毅曾孙吴思远于道光辛丑年捐资重建桥梁，并更名为“久大桥”，赋予其长久通达的美好寓意。³此外，晚清乡儒吴家材《一生录》补证了后续修缮历史：“同治十二年（1873年），横溪李锡山倡首复修龙源口石桥一座”，此次复修是石拱桥建成后的重要维护工程，进一步完善了桥梁的历史沿革脉络。⁴

三、铁柱的物证与性质辨析

龙源口桥南侧现存四根铁柱，是破解年代争议的关键实物证据。铁柱高约1米，直径约0.2米，虽历经百年风雨锈迹斑驳，但柱身铭文依旧依稀可辨：“五十四都莘塘贺国元公之妻安人李氏捐建道光十七年冬立”。这段铭文是1837年营建记载的直接物证，也成为年代争议的核心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铁柱铭文所载捐建人为贺门李氏，与地方志、《吴氏宗谱》记载的吴氏营建家族并非同族，足以证明1837年的营建工程，与1841年吴思远重建石拱桥并非同一项工程，二者分属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建设行为。

结合地方道路交通史可进一步考证铁柱用途。据同治《永新县志》记载，新七溪岭古道于“明嘉靖间，永宁知县梁爵辟途于上”，⁵这条古驿道的开通，大幅提升了区域交通通行需求，原有民间简易桥梁已无法满足使用。从位置、形制、结构间距等特征来看，四根铁柱基本符合古代吊桥系缆柱的承重与固定功能特征，据此可推断：道光十七年（1837年），贺李氏捐资修建或改建的是一座木质吊桥，四根铁柱即为吊桥的系缆柱遗存。

这座吊桥投入使用数年后，或因洪水损毁、或因通行承载力不足，难以满足驿道长期通行需求，遂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吴思远承袭先祖善举，拆除吊桥并重建为更坚固耐用的石拱桥，原有吊桥铁柱作为前代史迹遗存，被移至桥侧妥善留存，成为桥梁演变的实物见证。

四、桥名的演变层次

伴随桥梁形制、历史价值的变迁，龙源口桥的名称先后历经三个阶段，每一个名称都承载着对应的历史内涵：第一阶段为龙源桥，存续于清乾隆年间至道光重建前，是桥梁的初始名称，因地处龙源口地域而得名，纯粹以地理方位命名，仅体现其交通属性，见于乾隆、同治两版《永新县志》，是该桥最早的官方定名。

第二阶段为久大桥，确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吴思远重建石拱桥之后，取“长久坚固、大桥通途”之意，既寄托了民间百姓平安通行、桥梁永固的朴素愿景，也彰显了重建后桥梁的稳固形制，是桥梁完成形制升级后的定名。

第三阶段为龙源口大捷桥，形成于1928年龙源口战斗胜利之后，因见证龙源口大捷这一重要革命历史事件，成为红色革命史迹的象征。2006年该桥作为“井冈山革命遗址”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名称也成为兼具历史纪念意义与官方认定的正式称谓。⁶

五、结语

综合地方文献记载与实地文物遗存考证，龙源口桥的完整历史演变脉络可清晰梳理为：1. 清乾隆年间：乡绅吴文毅首建“龙源桥”，形制推测为简易木石桥；2. 道光十七年（1837年）：贺国元之妻安人李氏捐资修建吊桥，现存四根铁柱即为该吊桥系缆柱遗存；3.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吴思远承先祖之志，拆除吊桥重建为石拱桥，更名为“久大桥”；4. 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锡山牵头发起复修，对石拱桥进行维护加固；5. 1928年龙源口大捷后：因承载重要革命历史意义，习称“龙源口大捷桥”，并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1837年与1841年两个年代记载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分别对应桥梁不同形制的营建时间：1837年是吊桥的修建年代，1841年是现存石拱桥的始建年代。桥畔文物保护碑所刻“建于清道光十七年”，是将吊桥营建作为桥梁历史开端，有其实物依据；而从现存桥梁本体来看，1841年才是石拱桥的正式营建年代。厘清这一沿革脉络，既能还原龙源口桥的真实营建历史，也能为井冈山革命遗址的文物研究、保护利用提供精准的史料支撑。

注释：

1.（明）佚名纂修，《永新县志》，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本，藏于永新县档案馆。

2.（清）萧玉春修，（清）李炜纂，《永新县志》卷三《建置志·桥梁》，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第156、158页。

3.永新县中斜陂《吴氏宗谱》，民国十一年（1922年）重修本，藏于永新县吴氏宗祠。

4.吴家材，《一生录》，稿本，藏于永新县南唐东边村吴氏后人家中。

5.（清）萧玉春修，（清）李炜纂，《永新县志》卷二《舆地志·山川》，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6.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06〕19号，2006年5月25日。

参考文献：

[1] （明）佚名纂修. 永新县志[M]. 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本.

[2] （清）萧玉春，李炜. 永新县志[M].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

[3] 吴氏宗谱[M]. 民国十一年（1922年）重修本.

[4] 吴家材. 一生录[M]. 稿本.

[5] 国务院. 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Z]. 国发〔2006〕19号，2006-05-25.

[6] 永新县文化馆. 永新县文物保护档案[Z]. 永新县文化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