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再走大西南（7）商丘睢阳应天书院—忧乐天下文脉社稷

冷风

20260408昨晚由山东菏泽高速抵达河南商丘古城入住，早餐后驱车前往商丘睢阳应天古城

应天书院，历史上又称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书院坐落于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三面临水，闹中取静。

范仲淹，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他与应天书院有一场“相互成就”的传奇。从划粥断齑的寒门学子，到振衣登坛的一代宗师，再到“先忧后乐”的精神图腾——范仲淹的人生轨迹与应天书院的兴衰沉浮，早已血脉交融，不可分离。没有应天书院，便没有后来的范仲淹；而没有范仲淹，应天书院也难以成为“天下书院之首”。

应天书院地处古都商丘——北宋的“南京”应天府。这里不仅是赵匡胤的“龙兴之地”，更是当时的政治副中心与漕运枢纽。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书院的选址颇具深意，既有南湖碧波的清幽，又紧邻市井喧嚣。这种“大隐隐于市”的格局，在“四大书院”（应天、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中独树一帜。这不仅反映了北宋士人“入世”的积极心态，更暗合了范仲淹“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的士大夫情怀。地理上的不避世，让应天书院天然具备了干预现实、引领社会的基因。

应天书院的历史，是一部从草莽走向庙堂的传奇。它的前身是五代后晋时期杨悫创办的“睢阳学舍” 。在五代那个武夫当权、战火纷飞的乱世，杨悫“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以在野之身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一缕书香。其学生戚同文继承师志，扩大了学舍规模，史载“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奠定了百年基业。

北宋立国后，书院迎来了转折点。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 ，当地富商曹诚捐资在戚同文旧址扩建学舍，并愿将学舍入官。

宋真宗御赐“应天府书院”匾额，书院获得官学地位，史称“州郡置学始此”。随商丘升格为陪都南京，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 ，书院被进一步升格为 “南京国子监”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它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所被皇帝赐匾、并破格提升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特例，其地位与东京、西京的国子监并列。

天圣五年（1027年），著名文学家晏殊知应天府，他延聘了正在丁忧的范仲淹执掌书院教席。范仲淹在此不仅教书，更在育人。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发出了“九河我吞，百谷我尊”的豪迈宣言，更在执教期间写下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提出了改革主张，这直接成为了后来“庆历新政”的先声。应天书院的社会影响，绝不仅仅在于它培养了多少进士，而在于它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时，便立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从“划粥断齑”的苦学，到后来“先忧后乐”的千古名句，其精神底色正是在这片南湖之畔定型的。应天书院不仅是一座书院的人才产出，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实践——应天书院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以“有教无类”的胸怀和“明体达用”的导向，培育了一代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知识分子。

崇圣殿是应天书院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面阔七间，重檐歇山式屋顶，红柱灰瓦，巍峨壮观。

崇圣殿内正中供奉孔子塑像，其后上方高悬“万世师表”匾额；两侧分别立有“孔门十哲”塑像——颜子、子贡、子路等十位孔子最杰出的弟子，象征着儒家道统的代代相承。

崇圣殿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配殿。左为“范文正公纪念堂”，纪念曾在此掌教的范仲淹，右为“至圣先师纪念堂”，展示应天书院千年历史与成就。这一布局，将范仲淹与孔子并列于配殿之中，昭示着应天书院特有的精神传承。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道统与事功在此完成了完美的接续。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应天书院杰出人物众多，其中有：

张方平，应天宋城人。他是应天书院培养出的杰出政治家，也是北宋中期政坛上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人物。张方平少年时便入应天书院读书，接受范仲淹变革思想的熏陶，景祐元年（1034年），经宋绶、蔡齐、范仲淹等人联名举荐，张方平中茂才异等科，由此步入仕途。张方平的政治生涯跨越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最杰出的表现在于经济与边防两大领域。张方平代表了应天书院“学而优则仕”的典范路径——从书院走出的学子，如何以经世之学影响国家命运。

孙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孙复从一个衣衫褴褛、四处求告的落魄秀才，最终成为“宋初三先生”之一、泰山学派的开创者，其人生轨迹几乎就是应天书院“有教无类”精神的活态注脚。当年落魄秀才孙复来到应天书院，得到范仲淹几次相助，得以在应天书院半工半读。在应天书院，孙复追随范仲淹攻读《周易》与《春秋》，打下了深厚的经学根基。然而命运多舛，他四次参加科举皆不第。宋代科举沿袭隋唐旧制，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而孙复治学重义理、轻传注，注定与功名无缘。他“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转而走上讲学之路。在泰山，孙复创建了泰山书院，并完成了代表作《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孙复是应天书院“师道精神”的化身——从受助的贫寒学子，到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他用一生诠释了教育如何改变命运，又如何反过来推动时代的思想进程。

王洙，应天宋城人。“三荐挚友”的千古佳话，就是发生在范仲淹与王洙间。天圣年间，范仲淹应晏殊之邀主持应天书院教务，王洙此时正在书院执教。两人促膝论学，切磋经义，一见如故。在应天书院的人物谱系中，王洙或许是最具“学者气质”的一位。一荐：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县主簿，范仲淹闻讯后认为这是“大材小用”，当即上书恳请留任。他在奏疏中写道：“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英才，陈正道。”言辞恳切，奏章很快获准。王洙得以继续在书院讲学八年。明道元年（1032年），范仲淹任右司谏，第二次举荐王洙，使其入国子监直讲，校阅《史记》《汉书》。庆历四年（1044年），王洙因受牵连被贬，范仲淹在邓州抱病第三次上书，以“臣甘当同罪”作保，盛赞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王洙一生最卓越的贡献，在于文献校勘与学术传承。他在翰林院存放的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经多方校正编撰成《金匮要略》——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此外，他编订的《杜工部集》，成为后世杜甫诗集的祖本。欧阳修曾这样描述他的课堂：“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宋史》评价他：“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

王洙的意义在于：他证明了应天书院不仅是政治家的摇篮，更是纯正学术的沃土。他以一己之力守护了中华医学与文学的两大命脉，堪称“书院精神的另一维度”。

应天书院大讲堂——它既是一座实体建筑，更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从范仲淹振衣登坛、讲授“治国平天下”之道，到今日专家学者在此开坛设讲、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讲堂以“讲”为魂，将应天书院“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代代相传，弦歌不绝。

现在的应天书院，多为2003年至2007年间在宋代原址附近按历史文献重建。千年沧桑，原物多已湮没于战火与洪流，建筑的形制可以重建，精神的传承从未断绝。当走过状元桥，步入崇圣殿，仰望孔子塑像时，所感受的，不仅是应天书院这座仿古建筑的视觉震撼，更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余响。

范仲淹从应天书院走向天下，又将应天书院推向了中国教育史的巅峰。应天书院的灵魂所在是“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应天书院 “以天下为己任” 精神的最凝练表达。范仲淹亲笔写下的《南京书院题名记》“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这四句吞吐天地、睥睨万物的气魄，是应天书院精神最恢弘的宣示——海纳百川的包容、披沙拣金的严谨、廓清迷雾的果决、切磋琢磨的精进，尽在其中。千年书院，魂系于此。

有人说：“再厚重的物质、再炙热的权力，在书院这片寸土上，都轻如鸿毛，都会随时间而消亡，而不朽的是人的崇高精神与博爱情怀。”

应天书院大讲堂，千年弦歌，至今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