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早期的三个第四军__作者:下关风

下关风

　　关于红军早期的三个第四军

——不能忘却的历史

下关风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早期的战斗序列中曾经同时存在过三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都简称红四军。它们的全名和简称同模一样，稍不留意，极其容量搞混淆。

但是决不能混淆。

因为这三个红四军，都是早期红军主力中的主力，基础上的基础，功勋卓著，彪炳显赫。而且，它们在我军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独特的光辉历史，作用顶梁，功能承重，其地位和意义，绝非一般。

在整个威武雄壮的中国革命征程中，以这三个红四军为主的基础上，综合各方面的力量，逐渐演变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以及抗战时期八路军的三大主力，115师，120师，129师。

它们最终汇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

早期的三个红四军，可谓星星之火，终燃成了燎原之势。

第一个红四军在井冈山，创建于1928年5月，历史上习惯称之为朱毛红军。

1928年4月28日（三月初九)，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原宁冈县砻市镇）会师，根据中共湘南特委决定，5月两军合编。初在南昌起义部队，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旧号上稍改，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此为红军史上第一个“红四军”，也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中共部队。

1930年６月，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旋改称红一军团。同年８月，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合编组成红一方面军。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及红1军团撤销，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

1932年3月，中革军委重编第1，第3，第5军团。

第1军团辖红四军，红十五军，林彪任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1月，红军撤销军级番号，军团直辖师，红四军不复存在。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红一方面军亦经历坎坷。

1931年被撤销，所辖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统称中央红军。

1932年6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撤销，再称中央红军。

1935年6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重组红1军团。

1937年8月25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及红军第74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第二个红四军在湘鄂西，但建制存在时间很短。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桑植领导起义。

同年7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贺龙任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并将起义失败剩余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9年初，部队在湖北鹤峰县堰垭（汪家屋场）休整期间，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政委(未到职)，黄鳌任参谋长。

1930年7月，红四军与鄂西地区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红4军改称红2军。

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柳直荀，毛泽东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７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1937年8月25日，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

第三个红四军在鄂豫皖。

它组建的时间稍后，但存在时间最长，从土地革命一直到抗日战争。

1927年11月13日，中国革命史上三大起义之一的黄麻起义(另为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大规模掀起。

首次爆发于长江以北地区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受挫，但革命火焰遍地燃烧，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0年春，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根据地各分散部队合编成红1军(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

1931年1月，红1军与鄂东南的红15军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会师。刚刚成立的中革军委指示两军合编，号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十师，十一师和军直独立团(又叫特务团)，中央委派邝继勋为首任军长，余笃山为政委，徐向前为参谋长，曹大骏为政治部主任。

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但实际领导权由时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控制。

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不久又建立红九军，全军共6个师。

1932年7月，国民党30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起围剿。10月，张国焘决定放弃鄂豫皖苏区，保留方面军但取销军级番号，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转战西进，创建川陕苏区。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扩展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后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红四方面军仍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并兼任政治部主任，

扩编后的红10师延续红四军番号(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

王宏坤是湖北麻城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长征路上他改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副参谋长，许世友接任红四军军长，政委王建安。

1936年王宏坤再次担任红四军军长。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陈再道接任红四军军长，为鄂豫皖红四军的最后一位军长，王宏坤改任政委。

1937年8月25日，红四方面军所辖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等合编组成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任政训处主任（10月改任政治委员）。

至此，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115师、120师、129师，下辖六个旅。

鄂豫皖红四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王宏坤任旅长，为八路军最初的六个旅长之一。

早期红军的三个红四军，全部成为了历史。

(鄂豫皖红四军，初成立时的44名军师团级干部，仅有5人活着见到了新中国建立，他们是团长倪志亮，师长徐向前，副师长王树声，团政委袁克服，团长徐海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有两次战役极为悲壮激烈，尤不能忘却。

它们是发生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的两大硬仗，战斗的主力一是井岗山红四军形成的红一军团，一是以鄂豫皖红四军为核心的红四方面军。

这就是湘江战役和百丈关战役。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县的湘江两岸地区，中央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爆发了湘江战役。

11月中旬，实施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在江西，广东，湖南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组织湘桂重兵在湘江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

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强渡湘江，进军桂东北的作战命令。

11月28日湘江战役打响后，红一，三，五军团在灌阳的文市、新圩，兴安界首的光华铺，全州的觉山铺三个战场殊死搏斗。红军战士在坚决的阻击争夺和反复激战中，拚搏至12月1日，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了时间。大战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包括非战斗减员)。但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湘江战役暴露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决策给红军带来的严重恶果，为纠正错误，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而引发百丈关战役的，则不仅仅是重大决策错误，其性质之恶劣，更为严重。

1935年红军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在国民党最薄弱的地方求取生存的正确方针，‌擅自率部南下并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单方面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他私欲熏心，狂妄自负，拥兵自重(红四方面军彼时兵员达10万之众，是战斗力最多最强的主力红军)，以为四川军阀经年混战，只会內斗，不堪一击，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想象富庶的川西平原唾手可得。

疏不知四川军阀自己内战是一回事，外人来争夺又是一回事，四川是他们的地盘，成都是他们的老窝，岂容轻易来抄“家底”。

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回忆总结百丈关战役只有一句话，“严重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

1935年10月20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了红四军(十师)，红九军， 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共17 个团的兵力，分三个纵队向雅安，名山等地川军发起进攻。

四川军阀总司令‌刘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纠结李家钰，郭勋祺，范绍增，饶国华以及彭焕章，周重生，张竭诫，石照益，章平安，梁晷华等大小军阀的七个军10万兵力，以及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分三路在雅安名山的百丈关阻击红军南下成都 。‌‌

敌我双方在百丈关（今百丈镇）及其东北一二十里弧形地带的鹤林场，黑竹关，月儿山，治安场，总岗山，大兴场，夹关，观音场，挖断山，鳞鱼桥等地的公路，田野，丘陵，村落激战。

川军飞机盘旋扫射，狂轰滥炸，地面部队殊死搏斗，拚命阻击。

苦战7昼夜，徐向前无奈致电张国焘，陈昌浩，说“……地形辽阔，布置极难，兵力疲劳，减员很大。敌兵力已集结在授救地区，与之死拼恐无益有损……。”

是日，红军撤出百丈关，全线退到九顶山，天台山，五家口至名山的莲花山一线山地，扼险防守，并从新店，万古，中峰方向，转战川康山区。

百丈关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证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宣告了张国焘战略方针的错误和右倾分裂主义的破产。

此战是红军南下以来最重大的挫折，空前剧烈的苦战，惨烈程度仅次于湘江血战 。‌‌虽歼敌万余，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数万人‌，总兵力由 近十万锐减至 4 万余人(亦包括非战斗减员)，大伤了元气。‌‌

百丈关失败后，张国焘受挫，且南下无路。

加上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承认其另立的“中央”。

在军事失利和内外压力下，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同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推动下，张国焘同意三过草地，再度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等地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

家中老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是鄂豫皖红四军的老兵。

红四军始创时，所部即合编其中。初在军直特务团，后到第十师，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基层职务任遍，一个不拉，直到改编成八路军129师所属。

老人戎马一生，征战廿年，出生入死，铁马金戈，浴血奋战，屡立战功。

其丰富经历，与红四军，红四方面军，129师，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二野相伴始终。

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反围剿。

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战斗。

两万五千里长征。

以及百丈关战役，奇袭阳明堡战斗，百团大战，延安保卫战。

直到豫北战役，雎杞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解放云南(解放贵州，解危昆明)。

老人最为深刻的记忆之一，是三过草地，两次长征。

长征时其所属部队和一方面军的部队合编成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

一过草地后张国焘搞分裂，部队南下再过草地，其失败后北上三过草地。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各类回忆，介绍文章众多，其艰，辛，苦，难，令人过目不忘，震撼心灵。

有文章说，第三次过草地时路途远历时长，沿线能征的粮食被前面的征光了，能吃的野菜被前面的吃尽了，很多红军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下，却饿殍于途。在此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能够活下来，真不容易。

《金色的鱼钩》，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那个老班长，让人肃然。

说到红军长征，世人都知道两万五千里，一，二，四方面军。

其实，在抗战后期，八路军还有一次“长征”，历时659天，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甘八省，行程两万七千里，被毛泽东评价为第二次长征。他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后，这和我军历史上的长征一样英勇。”朱德亦说，“八路军南下支队万里远征，这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

1944年9月，为应对抗战大反攻，中共中央派遣精锐部队南下执行战略任务，挺进湘鄂赣地区，开辟新根据地。

南下支队由八路军359旅3800人，工作团干部900人，编为6个战斗队，一个干部大队。

任务有三项，均带战略性质。

1，护送900名军政骨干至鄂豫边区，强化当地力量。

2，打通华北至华南战略通道，开辟湘鄂赣粤抗日根据地。

3，实现八路军与新四军(5师)的战略衔接。

南下支队历时两年，转战八省78县，行程两万七千里，作战三百余次。历经千险返回延安的时候，出发时候的四千余兵力，仅剩1893人。

家中老人在延安抗大总校(任学员中队长)学习间，作为九百名军政骨干队伍中的一员，参加了这次“长征”，到达目的地后，在鄂南四分区，冀鲁豫军区任职。

战争年代，老人曾7次负伤，均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生前讲述过负伤的时间地点战斗及身体部位，还说那时条件艰苦，一粒弹头三块弹片长留体内。

老人离世后，我们验证他说的那一段历史，果真在尚有余温的骨灰里一一拨找出来。

一粒变形的弹头，三枚齿状的弹片。

摊在掌心，刺眼醒目，令人震撼。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值此，

翻阅尘封往事，

回顾革命历程，

重温光辉历史

缅怀前辈先烈

继承传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亦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