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经纬春秋》（28）

黄山黄河

　　三十年前，学长郑建华自完成上海绢纺织厂志书编写后，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小说《经纬春秋》，重点讲述了上海某原日资丝织厂演变过程中的历史故事。整部小说共20多万字，根据时段分为三部六十七章，第一部写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接收到迎接解放时期，第二部写解放后恢复生产时期，第三部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和折腾。下面，是该小说的第三部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章，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第三部

五十六

卢先荣这个跟斗栽得不轻，虽然没有伤筋动骨，但也跌得鼻青眼肿，在医院里住了好久，当然住院的主要倒不是因为摔伤，而是因为累坏了，养了好长的时间，总算慢慢恢复过来了，可还是落下了肝脏肿大和咽喉炎的慢性病。

一百吨的铁疙瘩是如期运出了厂门，人们也为之敲锣打鼓，热闹过一阵，可这个伟大的创举并没有给这家工厂带来什么新的气象，“大跃进的干劲”留给人们的只是疲惫不堪的身子和被折磨得支离破碎的设备。人们不得不花费五倍乃至十倍的代价，把那些设备重新整修得稍微像点样子。

人们是喊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甩开膀子大干的，可当人们拼命跑了一阵子以后，并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的影子在什么地方，又慢慢把这个口号忘却了，人们甚至忘却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经经历过这么一番折腾，人们不愿去反思一下，自己也曾经在这场折腾中扮演过可笑又可悲的角色。

当上海丝厂的工人们刚从大炼钢铁的折腾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一场更严峻的考验又悄悄地向这个工厂逼来了。

卢先荣眼皮浮肿，喉咙痛得像要裂开似的，从成日成夜炼钢以来，他的身体垮得很厉害，但对他伤害更大的是心理上的折磨。他常常处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连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他一向坚信上级总是正确的，可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思考下去了，他企图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思考，但又觉得这是一种不忠实的念头，他甚至于有点羡慕在生产一线的挡车工们，她们可以什么都不去思考，什么顾虑都没有，可以真实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只要管好几台机子，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甚至还可以发一通牢骚，而他作为这个工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则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把真实想法隐藏在一个别人瞧不见的地方，这是他感到最痛苦的，此刻，他坐在办公室里，可眼前闪过的却是昨天出现在家里的一幕。

卢先荣的家离厂不远，就在那条叫安远路的小马路上，这里原来也是日本纱厂的职员宿舍，房屋的式样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日本人撤走以后，这里住上了重庆来的接收大员，解放以后，这里又成了华东纺织管理局的干部宿舍。卢先荣住了一个楼面，因为住房是按干部级别分配的，日本式的房子走道大，房间小，说是一个楼面，其实也只有两小间，卢先荣夫妻俩再加上四个小孩，住得也算不上宽畅，但与还住在苏州河北岸的工人们相比，这里算得上是天堂了。

卢先荣家吃得也很简单，全家六口人才两素一荤三个菜，一锅籼米饭还得由他妻子亲自分成六份，免得小孩子你争我夺。卢先荣的工资并不低，支撑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是可以过得不错的，但副食品供应紧张已经由农村向城市波及，连上海这样的重点工业城市也已经难以保证供应市民足够的副食品了，每人每月二两半食油的供应量使人的胃口变得难以想象的大，于是粮食成了最为紧张的物资，饥饿使人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即使是同胞兄弟姐妹之间，也会为哪个饭碗满一点而引起争吵，以至不得不由当母亲的亲自来担当这最富有实权的职位了。

卢先荣的肚子里早已经没有多少油水了，也迫切需要得到补充，但作为一家之主，他还是把夹有些肉末的豆腐干丝留给了孩子们。

卢先荣在医院住了一阵

　　当一家人勉强地凑合着吃晚饭的时候，门口响起了急切的敲门声，卢先荣打开门一看，不觉得一楞，门外站着的是三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外乡人。以前这个宿舍大院装有大铁门，有专门的守门人，像这样子装束的人是进不来的，大炼钢铁那阵子，大铁门给拿去炼钢了，守门人自然也不再需要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一直走进来。

“你们是----”卢先荣觉得来人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人。

“先荣啊，你连嫂子也不认得了，也难怪啊，我们这个样子……”那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女人拉过两个面黄饥瘦的孩子，“叫叔叔。”

那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约摸十一、二岁，个头不高，脸色灰暗，是很明显的营养不良，那女孩子蓬乱的头发上还扎着白头绳，一双忧郁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似乎要告诉人们什么，女孩子怯生生地躲在妈妈后面，叫了一声“叔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卢先荣这时才想起来，来人是他的堂房嫂子，只是他进城以后只回去过一次，偶尔有些书信往来，卢先荣忙把来人让进屋里。

那个自称是卢先荣嫂子的女人，不等到卢先荣把门关上就哭开了，她毫无顾忌地讲农村如何伐了树炼钢，如何虚报产量邀功，如何强抢老百姓的口粮去交公粮，她丈夫如何得了浮肿病活活饿死，最后一层意思是，他们娘儿仨个在乡下没法过了，想来想去只能老着脸来求卢先荣，想必卢先荣是当了大官的人，会看在死去的哥哥的份上，收留他们的。

听了嫂子的哭诉，卢先荣暗暗叫苦，没等到嫂子说完，卢先荣忙插上嘴去问，“你们还没吃饭吧，先吃了饭再说了。”

卢先荣这句话算是切中了要害，母子三人把卢家饭桌上吃剩的饭菜扫荡得干干净净，卢先荣狠狠心，又让妻子烧了一锅饭，在没有菜的情况下，又让给吃了一大半。

乡下遭灾的消息，卢先荣也听到过一些，但从来没有像嫂子讲得那么详细，那么具体，更没有人敢说社会主义还会饿死人，而且饿死的恰恰是自己的哥哥。

卢先荣的心里很矛盾，这母子三人确实值得同情，卢先荣的家也许是他们的最后的庇护所，可卢先荣没有能力留下他们，首先是口粮没有办法解决，虽说卢先荣是个不小的干部，但要解决三个人的口粮也根本没有办法，更使卢先荣担心的的是，嫂子把农村的见闻张扬出去，卢先荣是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责任的，搞得不好，反对大跃进的帽子往头上一扣，自己的命运会比阎国光更惨，想到这里，卢先荣下了决心，等到嫂子他们吃完饭后，卢先荣告诉他们，自己没有能力收留他们，只能为他们提供一点盘缠，他抖抖索索地从抽屉里拿出十张崭新的十元纸币和十斤全国粮票，交到嫂子手中，请他们回到家乡去克服困难，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说到这里卢先荣觉得自己是站在讲台上拿着事先拟好的稿子在做报告，同一个刚饿死了丈夫的乡下女人讲这话能管用吗，但反正这话无论说到哪里也是无可挑剔地正确的。

嫂子觉得卢先荣很无情，但又无可奈何，本来就是乞求于人，又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只是淡淡地道了一声谢，带着两个孩子，怏怏地走了。

送走了客人，卢先荣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很不安，他拿出来的一百元钱，是他背着妻子悄悄省下的，这笔钱至少可以维持这个六口之家两个月的开销，更使他不安的是小女孩那双充满泪水的眼睛，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的灵魂受到了无情的鞭笞。

卢先荣家里的不速之客

五十七

虽然卢先荣是上级指示的忠实信奉者，但嫂子带来的有关家乡的消息，既不能归结为流言蜚语，也不能视为阶级敌人造谣，卢先荣不能不陷入无法自拔的苦恼之中。他不能同妻子议论这类问题，因为在妻子面前，他始终要保持男子汉大丈夫的尊严，当然更不能同孩子们议论，小孩子不懂事，说到外面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至于在厂里，他更要保持一厂之长的威严形象，厂里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对他都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崇敬，他必须以忠实的上级指示执行者的面目出现在下属面前，他又不敢向上级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这会有不坚定的嫌疑，而这种嫌疑对于干部来说几乎是致命的。

此时，卢先荣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他连一个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有没有，他在一番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心理获得平衡的自圆其说的解释：乡下发生的事不是假的，但这只是极个别极个别的现象罢了，他想到这里，似乎找到了心理平衡点，并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再去思考这些使自己吃睡不香的难题。

家乡发生的事情可以避开不想，而厂里碰到的事却使卢先荣无法回避。

原料存量越来越少，原料仓库里已经空荡荡了，计划科已经无法再按常规安排生产了。

计划科长周一帆是季善工当厂长时招收的初级技术训练班学员，管计划十多年了，从解放前管到解放后，也算是留用人员。他不像郭振禹那样不甘寂寞，也不像邵炳辉那样无所顾忌，他是认了命的，能够从解放前的先生做到解放后的国家干部，也已经心满意足了。两年前，他被提拔为计划科长，成了这个厂里为数不多的非党科长，与张土根、李秀玲那些工农出身的干部相比，他缺少可以夸耀的光荣历史，虽有比较扎实的文化功底和业务能力，但两者相比，后者的砝码要轻得多，因此周一帆只能是小心翼翼地过日子。

原料历来是由行业统一调拨的，这本来就不是计划科操心的事，计划科也没有能耐去操这个心，可自大片桑树被砍了炼钢以来，原料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再加上连续三年风不调雨不顺，上级公司也无法保证有足够的原料来维持这家工厂的正常生产了。

周一帆在半天之内向公司计划科打了三只电话，回音是明确的：没有原料可供调拨。这种情形是周一帆当科长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是在他当上科长以前，自实行原料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也不曾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使他不得不跑到那幢日本式的办公楼二楼去向卢先荣摊底牌了。

周一帆是很少到二楼去的。二楼是上海丝厂的政治中心，党委、人事科、保卫科都在这个楼面上办公，给人有一种神秘而森严的感觉，自从阎国光被打倒，由卢先荣兼任厂长以后，政治气氛更浓了，即使是党员也不轻易上这个楼面去的，至于党外人士，除了得到明确的通知以外，更是不上这个楼面的。

卢先荣为了安全起见，让人把他办公室通向走廊的门封了，人们必须经过党委秘书的办公室才能见到他，他还明确告诉秘书蒋嵩和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保证书记的安全。虽然办公室的人们对此都颇有微词，但也只能在背后嘀咕几句。据说卢先荣还在办公桌的某个暗处装了警铃直接与警卫室相连，一旦出现意外，他还可以暗中报警。

周一帆急匆匆地穿过秘书办公室时，秘书蒋嵩同他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了，他又埋头去写自己的东西了。

“蒋秘书，我有急事要找卢书记。”

“那就进去吧，卢书记在里头呢。”

“要不要先通报一下？”

“我看不必了吧。”

在蒋嵩眼里，周一帆是个科长，科长找厂长，要秘书夹在里头做什么。

周一帆得知公司无法调拨原料

周一帆要蒋嵩通报厂长求见

　　蒋嵩是浙江宁海人，在这个浙东的小县城里，读书的风气向来很盛，蒋嵩尽管家里穷，也还是读了几年书。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便来到了上海，在一家同乡人开的毛巾厂里学生意，因为他读过点书，又与老板有点曲里拐弯的关系，没多久就在发行所里谋到了个小职位，他办事干练，人又和气，无论在工人、职员和老板那里都能够过得去。上海解放后，厂里成立了工会，人们公推蒋嵩出来当秘书，因为工会主席没文化，这个秘书实际上是当家的。

1956年公私合营后，纺织管理局要抽调工人出身的干部，看上了才二十几岁的蒋嵩，他凭着和气、能干和有文化，在一年中调动了好几个岗位，最终成了王副局长的秘书。王副局长也是读书人出身，后来参加了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打过日本，到解放战争时，已经是副军长了，不料在打下无锡以后，他的车被国民党的飞机盯上了，一阵机枪扫射，打坏了他的一条腿，他受伤后，只能留在地方上工作了。王副局长有资格，有文化，这本来是好事，但恰恰是这两点使他倒了霉，大炼钢铁的那阵子，人家都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他却说“不见得”，大办人民公社那阵子，人家都有跟着喊万岁，他又说了一阵子“不见得”，到59年反右倾的时候，他的副局长便当不成了，蒋嵩当然是跟着倒霉，从局里调到了上海丝厂，职务还是秘书，从局长秘书到厂长秘书，含金量一下子降低了许多，个中的道理蒋嵩心里也明白，不过他依然是在其位谋其政，本份地做他的秘书工作。

卢先荣对上级指示的虔诚，蒋嵩是不以为然的，但他也决不会去动摇卢先荣的信念，只是保持自己不被卷进去，至于卢先荣一本正经地把自己当作可能被攻击的对象，设套间，装警铃等，蒋嵩感到简直有点可笑，但他既没有向卢先荣提醒，也没有同任何人讲过自己的看法，正是因为他具有这种性格，所以他能一直在秘书这个岗位上坐下去。

转发于202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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