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不过三代”的平衡智慧

辑安文苑

《孟子·离娄章句下》中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后人将其演绎成“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是中国民间对传统富贵人家的一种经验性定论。说的是，第一代创业积累财富，第二代守成并开始走下坡路，第三代经营不善、奢靡或出现变故，从而导致最后的衰落。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传统的总结是小农思想，不思进取，家族传承的局限性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等等。总之，把“富不过三代”归结为观念、社会和文化的因素。

但另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富不过三代”主要是“诸子均分”的结果，限制豪强坐大，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共同作用下的现象。其本质是阶层流动的动态平衡机制，既包含对财富传承的警示，也蕴含对底层突破的期待，是一种体现公平性的路径选择。说白了就是富的不能总富，不能总占尽好处、固化财富。风水轮流转，好事要分享，贫富要在流动中进行切换。

一

中国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其中一个要点是不希望某一小部分群体，占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利益。这种意识和行为示范，贯穿着日常的方方面面。

例如，打麻将要四个人轮流坐庄，不能一个人从始至终独享庄家。乒乓球比赛，双方运动员要轮替发球，每打完一局，要交换球台。篮球场上的争球，第一次球权归甲方，下一次再争球，球权就轮到乙方了。学生轮流值日，员工轮流值班，都是一种得失均沾、体现公平的标准动作。

平衡乃天然属性，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就是在平衡中演进。自然生态，各物种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平衡链条关系。

在非洲大草原，角马、羚羊等食草动物是狮子、猎豹和鬣狗赖以生存的食物。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的捕杀，是保持草原植物繁茂和生态平衡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没有食肉动物对食草动物的控制，食草动物就会迅速繁衍，发展到一定数量，吃掉大量植被，导致草原退化。食肉动物在控制食草动物种群数量的同时，保护了草原。

另外，倘若植被的减少，导致食草动物数量的下降，造成食肉动物食物的短缺，进而发生食肉动物的生存危机，整条食物链将面临坍塌。平衡不能被打破，这是生态系统得以健康循环的基本原则。

二

“富不过三代”的中国情结，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平衡、平稳，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行稳致远。

有人说，中国缺少如外国那样世代传承的“百年老店”。这确是实情，其中原因复杂，但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不让商人长期富下去”的制度设计。因为商人经济实力强大后，能养门客、结豪强、买土地、通官吏，进而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威胁中央集权。所以从战国商鞅变法，到秦汉定型，历朝历代延续抑商政策。国家通过抬高赋税，禁止穿丝绸、乘车、做官，强制迁徙、抄家。

汉武帝时期，对商人财产直接征税。盐铁酒茶核心利润收归官营，切断最赚钱行业为商人牟利的渠道。

汉武帝颁布《‌迁茂陵令‌》，规定资产达‌三百万钱以上‌的“郡国豪杰”必须迁居茂陵，将其置于天子脚下，‌加强监督，便于朝廷直接掌控。以此削弱地方势力，防止其坐大威胁中央。

政府对豪强的控制，富一代可以，富二代睁眼闭眼，到第三代或被查抄，或被摊派，或子孙不能为官，家族很快衰落。这是制度对富贵传家的强行打断，使商人很难代代相传、做大做强。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是一套社会维稳机制，不让任何民间力量长期固化为顶级阶层，确保社会始终处于“有人富，但没人能永远富”的流动状态。本质就是一套制度化的“富不过三代”设计，以防止商人阶层坐大干政，客观上维持了阶层的动态洗牌。抑商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预防经济权力挑战政治权力，始终保持对资本的高度提防。

中国古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当今西方世界资本干预政治、操纵政客屡见不鲜，政府几乎成了资本的玩偶。古人懂得资本坐大对国家的危害，对它的限制从来没有放松过。纵观国史，资本豪强影响政策的制定、干预朝政的情况，罕有发生。

话说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百年老店”，有也好，无也罢，不必刻意追求。有，那是商业的成功，它的好处是局部的、有限的、可量化的；无，也不必焦虑，或许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是一把双刃剑。一刃可以繁荣经济，另一刃可能发展壮大成为破坏平衡平稳、影响政治政策的力量。

中国古代财富的平衡政策，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用意长远的智慧，与共富目标有着内在的逻辑贯通。这个财富的平衡政策，并非平均主义的概念，而是降低财富悬崖、控制基尼系数、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解决方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