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随笔】避暑山庄及寺庙群（上）

萧萧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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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之十一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群（上）

　　翻开人类文明的史册，那些煊赫一时的帝国王朝，几乎都在大地上留下过一片绿意深锁的宫苑。从罗马皇帝哈德良在蒂沃利营造的“万园之园”离宫，到莫卧尔王朝在克什米尔山间修建的清凉夏宫；从凡尔赛宫花园里象征太阳王绝对权威的几何水法，到彼得大帝隔海遥望欧洲的彼得霍夫。它们或依山傍水，或引泉叠石，但功能却惊人的相似 : 既是王权远离政治中心的休憩之所，更是帝国将天下风景浓缩于一园的雄心写照。有意思的是，这些皇家庭院大多扮演着“夏宫”的角色——国王与皇帝们总是在夏天最炎热的季节，从拥挤的都城迁徙到空气清冽、草木葳蕤的行宫，在游赏与狩猪之间继续治理着他们的疆土。

　　而在这份跨越文明的长长名单中，有一座园林以其无可比拟的尺度、格局、与象征意义，成为东方帝国晚期的最后华章。它——就是中国承德的避暑山庄。

　　从北京往北，过了古北口，山势渐渐隆起，气温也低了几分。车行续三个时辰，眼前辖然开朗，一座青灰色的城池卧在群山环抱之中，这就是承德避暑山庄。

　　两百多年前，大清皇帝每年要有大半年时间驻跸在这里，不单单是为了贪凉，而是因为——出这里往北，就是蒙古高原了。他们要站在长城的这一边，招呼长城那一边的客人。当我们在惊叹于康熙皇帝的营造魄力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也随之浮现 : 康熙和乾隆皇帝为什么在已经启动了“万园之园”圆明园这一绝世杰作后，还要倾注更大的心血和精力，在长城以北的热河山谷，再造一座避暑山庄？答案，就藏在两座园林截然不同的“呼吸”之中。圆明园的呼吸，是“文”的呼吸，它汲取了江南的烟雨水魂，汇聚了天下的奇珍异物，是帝国在汉文化腹地为自己修建的一座终极精神花园。在这里，皇帝是儒家精典所塑造的“天子”，赏玩的是笔墨、曲径和移步换景的哲学。而避暑山庄的呼吸，是“武”与“族”的呼吸。它的脉搏，与塞外的骏马、草原的朔风、喇嘛庙的梵钟同频。在这里，没有圆明园那般精微的雕琢，却有蒙古包、试马埭，以及模仿藏地雪山而建的寺庙群。这不是又一座夏宫，而是一套完整的、立体的政治语言——康熙用土木写就的诏书，宣告着清帝国不仅是中原的主人，更是驾驭草原、遥抚雪域的多元共主。因此，两园并立，非为冗余，实为互补。圆明园向内，凝视着中华文明的精深与鼎盛；避暑山庄向外，眺望着边疆民族的团结与稳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方能真正踏入山庄的门阙——，这不仅是一个消夏的别苑，而是一个王朝经营天下的“大脑”与它搏动不息的“心脏”。

　　山庄的妙处，在于一个“大”字。不是宫殿的宏大，而是气度的大。宫殿区不过是青砖灰瓦的几进院落，朴素的像是一户殷实人家的宅院。但转过宫墙，湖区的水引自热河，仿得是江南的烟雨；平原区的草地跑着蒙古马，仿得是塞外的风光；山区占了山庄八成的地面，起伏的山峦，幽深的沟谷，仿得是天下的山川。康熙皇帝把这个园子叫做“避暑山庄”，但他真正想避的，恐怕不止是暑热——他想避开的，是紫禁城里那套繁文缛节。想换一种方式，用山水说话，用草原待客。蒙古王公来了，不必穿朝服行大礼，陪皇帝在草地上打打猎就行；西藏活佛来了，不必拘泥于宫中规矩，在庙里论经说法就可以。这种“大”，是容得下别人的大。……

　　那是在1691年，康熙在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召集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康熙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跪拜藏传佛教的活佛，宣布自己也是佛门的弟子，发誓要永远保护黄教。这一跪，跪出了清朝两百年的边疆安定。蒙古王公们一看——皇帝跟我们信一个教，还这么虔诚，那我们还闹什么？从此，外蒙古（喀尔喀部）正式归顺了清朝。所以你看，在承德，不光建了避暑山庄，还建了许许多多的寺庙（现存七座）。其中有八座是由朝廷派驻喇嘛的，因是在长城之外，所以俗称“外八庙”。

　　山庄是皇权的象征，而周围这些金碧辉煌的庙宇，则是为了团结蒙、藏、维等少数民族，像众星捧月一样拱卫着山庄，象征着国家统一。康熙乾隆明白，修长城不如修庙，用信仰和尊重换人心，这才是高明的治国之道。正如同乾隆自己所说的那样 : “一座庙顶十万兵”。这些庙，既有乾隆为了自己六十大寿和母亲八十大寿专门依仿西藏布达拉宫修筑的普陀宗乘庙（小布达拉宫），还有专为供奉雪域高原保护神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普宁寺，以及专门为六世班禅远道而来贺寿修的须弥福寿之庙（班禪行宫）。

　　我站在小布达拉宫的门前，看着那块同时镌刻着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纪录着土尔扈特部东归历史的碑，回思对比着其与西藏布达拉宫同异之处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与其落成“神同步”的故事…那是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普陀宗乘庙正好落成。就在这时候，从遥远的伏尔加河畔，传来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蒙古土尔扈特部，举族东归了。这支部落原本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被沙俄压迫了几十年，还威逼他们要改信东正教。首领渥巴锡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带着十七万族人（3300多户），杀光压迫欺辱他们的沙俄传教士和商人，烧掉帐蓬和房屋，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东归的征途。一路上残遭沙俄的围追堵截，长途跋涉八个多月，行程近万里。等到抵达新疆伊犁时，十七万人还仅剩不足七万余众。乾隆那个高兴啊。专门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办了迎归盛宴：亲以蒙古语给以抚慰，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并拨银三百万两，调粮数万石、遣牛羊数万头。妥善安置其部众。划定巴音布鲁克、裕勒都斯草原等为其牧场。并于澹泊敬诚殿重封渥巴锡，赐其随围木兰秋狝。适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率土尔扈特首领与内外蒙古王公同瞻礼，亲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滿汉蒙藏四体立碑山庄，永志“万里归心，共筑一统”的家国传奇。

　　这碑，至今仍在诉说着这段“万里东归”的壮举。站在碑前，我在想 : 这样一支在伏尔加河流域已经漂泊了一百四十多年的蒙古部落，为了回到祖先的土地，举族东归。十七万人出发，到达伊犁时，只余不足七万人，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心心念念的全是远在东方的那个“家”。什么是归属感？大概就是无论走了多远，过了多久，都仍然记得回家的路！

　　而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适逢乾隆70大寿，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褝，从日喀则出发，跋涉一万多里，专程来承德给乾隆祝寿。乾隆太感动了，为此，他在承德专门为六世班禅修建了一座行宫——须弥福寿之庙，完全仿照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建。并在“四知书屋”亲自接见了班禅。规格之高，排场之大，前所未有。其实，乾隆的心里非常明白:“敬一人而千人悦”——厚待班禅，就是为了给整个西藏看的。而这也正是清王朝“尊崇黄教以安蒙古”政策的最高体现，外八庙的金顶，其实，就是民族团结的具像化符号。

　　一路浏览而去，待穿过澹泊敬诚殿，通过抄手迥廊镀进四知书屋那座青砖灰瓦，外观朴素的大殿后，看到了墙上“四知书屋”的介绍，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乾隆帝为何不在澹泊敬诚殿接见班禅，而是在四知书房接见的原因 : 澹泊敬诚殿是举行大典的地方，规矩多，排场大。皇帝在那儿端坐着，接见六世班禅反而显得有些生分。而在四知书房，乾隆就是想营造一种“自己人”的感觉——不穿朝服，不走流程，让班褝感觉乾隆和自己就像老朋友见面一样，随和而又亲切。

　　据记载，当时乾隆接见班禅时，用的是藏语直接对话。一个滿族皇帝，能用藏语跟西藏活佛进行交流，这在当时是什么分量？班禅跋涉万里来到承德，本以为见得是高高在上的“天子”，结果发现这位皇帝不仅懂自己的语言，还对自己的信仰了如指掌——那种被尊重、被理解的感觉，比任何赏赐都管用。其实，更妙的地方恰恰藏在四知书房的“四知”二字里。“四知”出自《周易 . 系辞》: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 真正的君子，要懂得察细微、明大势、用柔软、持刚强，天下人都仰望他。乾隆把这句话挂在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地方，不是随便挂的。因为，他曾经专门写过一篇《四知书屋记》，阐述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然而柔能制刚，静能制动”。用大白话说就是 : 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该低调的时候低调，该亮剑的时候亮剑。把这套哲学用在边疆政策上，就是“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给班禅修行宫、用藏语接见，这是“柔”和“微” ；但同时也让班禅看到大清的军事实力和皇权威严，这是“刚”和“彰”。乾隆在四知书屋接见班禅，等于把这八个字直接摆在了班禅面前 : 我大清对你是柔的，是微的，但我的“刚”和“彰”你也能看到。这，就是最高级别的政治表态。

　　在承德，我常听人们说避暑山庄是“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但我想，它或许更像是一首山与庙悠长的回响。当外八庙的金顶在晨曦中次第亮起的时候，在澹泊敬诚殿里，你听见的已不仅是梵钟与朝仪 : 普宁寺的诵经声里，回荡着喀尔喀蒙古归附的马蹄；普陀宗乘之庙的红台前，复刻着藏地使者远涉的足迹。皇帝在山庄里接见的，不止是王公与活佛，更是山脉、草原与高原。于是，这座园林便成了一种声音的容器——它收纳了多民族用信仰、建筑与生命共同谱写的和声，在燕山余脉的怀抱里，静静地回荡了三个世纪。

2026 / 04 /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