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记—太原纪实 ‍ 周礼忠著

红蓝白

　　 太原记事

紧急疏散 百日建厂

1950年12月，朝鲜战局突变，民航奉命将存放天津的全部航空器材紧急疏散到太原。我在1951年1月初到达太原，三九严寒时节，太原气温白天零下20摄氏度，半夜时分达到零下30度，真是呼气成霜，滴水成冰。民航机械厂占了三个兵营，大营盘作工厂，二营盘堆放航材，三营盘作办公及宿舍。两航人员及家属都住在三营盘，三营盘兵营房屋墙角都有一块石块上刻2600数字，当时好奇，一查， 2600是日本皇纪纪年，即昭和16年，公元1941年，可知这些营房都是日本人在1941年建的。营内只有一栋三层楼房，其它全是平房。三层楼房的一二层作办公用房，三层作单身宿舍，我就住在那里。

航材紧急疏散运到太原，在北营村车站卸车，数千箱航材，堆在铁路两旁长达数里。当时太原暗藏特务、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嚣张，打冷枪等破坏活动时有发生。为此，夜以继日地出动人员车辆把航材运到二营盘集中存放，日夜布置岗哨守卫，警卫战士人数不够，抽调两航人员和警卫战士一起执勤放哨，二营盘地处荒野，茅草丛生，晚上，狼群出没，初次听到狼群嚎嚎，黑暗中见到一对对绿光闪闪，老战士说，这就是狼群的眼睛，真是毛骨悚然。为了安全，哨位都建起岗楼，登楼后抽去楼梯，周围探照灯通明，岗楼在暗处任何动情一目了然。民航机械修理厂位在大营盘，于辉政委率领两航人员用了一百天时间，把大营盘的仓库、马棚，新建、改建成生产流程先进，设施齐全、具备航空发动机、附件、仪表、电器、液力、螺旋桨大修能力的13个车间和设计先进的发动机试车台的修理工厂。1951年五一劳动节，军委民航太原机械修理总厂举行落成开工典礼。

太原民航机械修理总厂共大修发动机60台、螺旋桨46套、仪表500件、飞机及发动机附件、电器等25000件，保证了民航的需要。期间，国防体育俱乐部为开展航空模型运动需要航空模型发动机，国内无工厂愿意承担试制，民航修理厂接受了任务先后制造完成1/10、1//5、1/4马力的三种航模发动机共351台，后因研制航空仪表，无力兼顾，将航模发动机制造工艺规程与全套工夹模具全部交予国防体育俱乐部工厂制造。期间正值抗美援朝，山西兵器工业任务繁忙，电力供应不上，成为瓶颈，太原市有一台30年代的瑞士制造3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因汽轮机转子涡轮叶片烧毁报废弃置15年，市委提议修复，221厂迎难而上接受任务，在三个月内赶制出2640片涡轮叶片交付装机，成功修复。另外，还接受海军鱼雷艇大马力发动机大修任务，装艇海试成功，后派出梁鹤英,叶曹华，朱贵麟，查吉善4位工厂技术人员到海军101厂帮助开展试制工作，保证五十年代鱼雷艇海上海防、护鱼、与作战任务，屡立战功。

三反运动 “逼供信”潮

三反运动开始，我调在三反办公室工作。初期，民航系统把起义后参与抢运器材回国的人员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在太原，中航器材内运负责人祁延煦、参与抢运与押船工作的兰芝穗、王洪芳、方宗惠等都被隔离审查。不久，见报，天津电讯厂厂长杭效祖被揭发为大贪污犯被捕，两航资深工程技术人员闻讯，忧心忡忡、人人自危，果然，运动一段时间后，各地检举材料纷纷来到，太原民航修理厂的许多部门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多被揭发。于辉非常冷静，把检举材料搁下。他清楚而又纳闷，中航在香港的发动机修理厂和电讯厂的全部设备、仪器、材料，在天津经过清点，账实相符没有差错。而且两个工厂都已建成开工生产，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漏洞，必须慎重对待，不能轻率地把人关起来再说。他制止运动初期“打老虎”小组日夜车轮大战逼迫交待的错误做法。要被审查人员详细列举抢运全过程各个环节的人证、物证。因为许多环节涉及香港，报请民航局组织调查。四个月后，调查证明：被审查人完全清白无辜。我亲眼目睹，四人离开隔离室时，脸色惨白，犹如大病一场。运动折磨人之精神、肉体，其惨、其酷，久久难忘。

民航天津电讯厂厂长杭效祖列名大贪污犯，送上法庭，轰动全国。我查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查到：1952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唐凯（军委民航局副局长）代表本单位对大贪污犯杭效祖进行了揭露。法庭最终宣判许多贪污犯死刑、十五年、十年、五年徒刑，杭效祖则以因能坦白悔过，并在三反运动中戴罪立功，免于刑事处分（按当时报导摘抄）。《日史》还附有一幅公审大会的照片。

三反后，杭效祖同志调任军委三部实验工厂厂长，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第二设计部副主任、1963年授予上校军衔，为国防尖端科技作出重要贡献。杭效祖同志1934年浙江大学毕业，由欧亚航空公司派往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实习，在德国西门子公司担任研究工程师，从事超短波技术及雷达发射机制造，1946年回央航。两航起义后，任央航非常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去世，享年76岁，他真是贪污犯吗？两航人员心里雪亮，是戴罪立功吗？他一生立功多多，原本无罪。

三反后期，查出：民航局财务处长沈毅才是真正的大贪污犯，逮捕法办；民航局领导高层大调整。1998年于辉同志逝世，见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报登载他的讣告生平，提到：“他在三反运动中坚持原则，保护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云云。

于辉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干部，一贯重视学习，建国初期，航空类的书籍很少，空军出版了一套航空知识挂图有30多张，一套张贴在三营盘办公大楼的走廊和办公室墙上，另一套张贴在东南角他住所的走廊和房间墙上，他硬是请工程师们一张一张的给他讲解，明白为止。他毫不讳言，说：搞民航，没有一点航空基本知识，开会听汇报，云里雾里（听不懂），盲人瞎马，岂不误事。

太原民航三反运动中，一位总务科长（长征老红军）因文化低，不懂业务，被坏分子利用假发票蒙骗科长签字贪污，犯了错误，于辉在处理大会上，当众批评说：进城前，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那就是文化、技术和业务知识，战争期间你是好样的，从一个农民娃儿成为红军战士，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不会打仗，成为善于打仗的指挥员，我不信学文化比拼刺刀、炸碉堡更难，进城几年没有长进，是你的革命意志衰退了。会场肃静，只听得这位老干部认识错误后号啕痛哭。 之后不久，于辉把他和一位青年两航人员郁鸿翔一起保送到上海同济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临行前，于辉又找他们两人亲切恳谈：鼓励那位老干部：抬起头来，振奋精神，要他们，互相关心、努力学习。四年后，学习毕业，这位红军老干部继续进北京航院特别班深造，四年后毕业，成为航空工业战线一位优秀的地区物资供应站长。郁鸿翔回到221厂担任压力计量标准工作，卓有建树，多年荣膺太原市、山西省劳动模范，因接触水银招致水银中毒症，从此，潜心投入无汞化压力标准研究工作，以硅油替代水银制成精密压力计量标准成功。221厂的老人们见之又爱又惜，称他是两航人中的一头“老黄牛”。他是我过去同车间不同工种的老友，1986年去221厂开会，严金贵曾陪我去他家中探望，他强打精神，侃侃而谈。1992年去世，享年64岁。

归队航空 马棚凤凰

1952年后民航机械厂面临美式发动机另备件库存用完，没有来源，大修工作只能靠拆拼旧发动机的另件或库存尺寸相同、型号不同稍有差异的备件改造代用，采取这些权宜措施暂时解决一些问题。

1952年5月，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民航所属的天津、太原、上海三个工厂划归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领导。太原民航机械修理厂改名为国营221厂，于辉继续担任书记兼厂长。1953年起逐步过渡为航空仪表制造，原有的发动机修理设备、人员转交成都空军11厂（5701厂）。

转归航空工业后，群情振奋，终于盼到为制造我们自己的飞机出力了。于辉号召大家努力学习航空仪表新知识。夜校开设：航空仪表、仪表工艺、俄文等课程，许多技术人员、工人积极参加学习，夜晚，灯火通明，直至深夜。于辉的案头也摆上了《航空概论》、《飞机仪表学》、《仪表制造工艺学》、《飞机构造学》、《飞机零件制造》、《飞机装配与试验》等大专教科书本，努力学习。

太原为华北重工业城市，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函授班在太原山西大学设辅导站开班，名额500人，221厂有6个名额，于辉指派吴仑、李寿、黄国铨、冯忠杰、宋光尧和我六人前去学习。授课时间每周一三五六晚上和星期日下午，学制两年，严寒酷暑，午夜时分，两位老干部和两航人员一起骑着自行车往返十余公里坚持学习完成学业。

转归航空工业后，很快接到二机部文件：“制造苏联军工产品必须百分之百按照原文数据，百分之百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当时，工厂既没有苏联产品制造任务也没有苏联专家，文件只给少数人阅知后归档。1954年仪表试制任务明确，这时，又接到二机部发文强调：“制造苏联军工产品必须百分之百按照原文数据，百分之百执行苏联专家建议”，三令五申，要求坚决执行。于辉决定找林树棠、聂开物、楼阅秉，黄国铨、沈远帆五位工程师商量。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结论是：二机部文件三申五令的目的是“严格按图制造，强调工艺纪律，保证产品质量”。对于当时的国防工厂全面进行苏式军工产品试制和成批生产完全必要；解放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的工业生产，解放后重工业部接收了国民党遗留大陆的工厂，体制杂乱，工人来源复杂，受过正规训练的产业技术工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两个“百分之百”十分必要。但对于221厂而言：1，221厂是成建制的原两航班底，是一支受过严格美国航空工业制式规程训练有素、严格遵守工业纪律、质量第一思想牢固树立的队伍，2，从试制的两项仪表（苏联样品）来看，制造工艺和外观质量明显低于美制同类产品，说明，苏联的加工技术工艺标准、水平低于美国，3，221厂当时没有苏联专家，从原文资料看，工艺数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上资料有的涂黑，有的叙述简略，无可适从，如机械执行二机部文件规定，势必影响试制工作无法进行。大家从二战期间苏联购得美国DC-3型飞机制造许可证，仿制成立二，从中苏民航用的立二飞机可知，其飞机和发动机性能均低于美制DC-3，当前试制的苏制两项仪表与立二飞机属同期产品。综上所述221厂有把握试制出高于苏联原样的产品。于辉认为工程师们的判断实事求是、冷静客观、是正确的，决定文件暂不下达。几十年后，想起此事，在当时“向苏联一面倒”的政治气氛下，这个决定是胆识、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典型事例，追忆往事，记上一笔。

同期，民航同仁，在工作中不慎议论立二不如DC-3而招致批评的大有人在，还有人因此在反右中被诬为亲美反苏，划为右派，踢出民航。

工厂改属航空工业局（四局）后，企业计划体制与民航时期大不相同，吴仑带着我们到北京四局学习，四局当时在德胜门内果子市，后院是原来的一个王府，我们在那里学习了企业计划编制方法，正好与人大学习到的工业经济课程相结合，学了就用十分高兴。

西藏班禅驻北京办事处也在果子市，第一次见到西藏人，颇感新奇。

三反刚过，社会节俭的风尚盛行，我们住的四局招待所是前门外一条小街上的万福店，解放前这是家骡马大车店，现在改为招待所，万福店的老招牌依然挂在门口，房间设施简陋，后院有一大马棚，泥地，栓马柱上可见缰绳勒成的凹痕，可见老字号年代久远，招待所准备把它改建为大食堂，尚未动工。厂长们住在离万福店不远的长安饭店，也是四局招待所，条件稍好，有卫生设备和暖气，在当时算是高标准了，名为饭店实际不备伙食，出差人员都在四局食堂用餐后回招待所。果子市位在德胜门附近，德胜门又名后门，前门又名正阳门一南一北相距甚远，六大厂（注）的厂长们局里派小汽车接送(注)，一般的厂长们则和大家一起搭公共汽车上下班了。

（注）一五期间苏联援建我国最早的6个飞机和发动机工厂：112、410（沈阳）120、122（哈尔滨）320（南昌）331（株洲）称六大厂。

　　221厂归属四局领导后，于1953年安排试制五项仪表试验器：高压配重试验器、低压配重试验器、转速表试验器、表玻璃切割器、八面水银柱。没有图纸资料，只有美国制造的样机供测绘。现在想来，这是对221厂领导的组织管理、人员素质、研制技术、生产能力的全面考验。不到半年，五项试验器全部高质量的研制完成。其后，四局决定将：空速管、磁罗盘两项航空仪表让221厂试制。221厂上上下下投入技术学习高潮，夜校开办俄语、仪表制造等专业课程，期间，我通读了《航空仪表学》和《仪表制造工艺学》两书。

当空速管、磁罗盘两项任务确定后，于辉让仪表车间主任顾镇汉把美式同类产品，分解成另、组件，陈列在三营盘东南角他家办公室的大桌上，下班后，请楼阅秉、李光宇、聂开物三位留学美国的航空仪表工程师到他家里，讲解这两种产品制造工艺、技术难点，工厂现实条件以及应采取的解决措施等，边讲解，边讨论，前后五六次，于辉心中有数。这时，大批原文资料急待翻译，俄文翻译只有一人，进度太慢，于辉决定大部分俄文资料先由两航人员译出初稿后由翻译审校，结果，通晓英语熟悉技术的两航俄语新手们的译文居然没有原则错误，初战获胜。

仪表试制任务，由于技术措施得力，空速管、磁罗盘两项仪表在1954年下半年先后优质试制完成，经过严格测试、鉴定质量完全合格。而同年，四局安排国内其它工厂试制的航空仪表任务无一完成。 后来，朱德总司令视察221厂，赞誉为“马棚里飞出的金凤凰”，成为中国航空仪表工业发展史中的一段佳话。

航空工业创建初期拥有111、112、120、122、320、331，6个飞机、发动机大厂；221等附件、电器、仪表6个小厂；上海521、北京211等几个修理厂。小厂中221厂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代中国的航空工业》记述：利用旧军营改建的太原航空仪表厂（221厂），因陋就简，艰苦奋斗将原来的马棚改建为临时厂房，在厂长于辉的领导下一面完成修理任务，一面开展新产品试制，只用半年多时间，于1954年仿制成功首批：ПВД--954空速管和КИ-11磁罗盘两种航空仪表。朱德委员长曾两次视察该厂，并誉之为“马棚里飞出了金凤凰”，热情赞扬该厂职工的艰苦创业精神。（该书297页）

两航《联谊通讯》2010年8月85期刊登《马槽里飞出的金凤凰---记第一代国产航空仪表的问世》作者傅昌铨，这是我见到的记述最为全面翔实的佳作。

全文录述：

“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初期的头几年，苏联对我援建项目主要有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因此机载设备的滞后局面凸显出来。航空工业局（四局）选定太原221厂率先仿制苏式航空仪表，在机载设备领域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221厂原是飞机修理厂，工厂位于太原大营盘，厂房由军营改建，厂区内还留有一些马棚，条件十分艰苦。但其建厂的骨干队伍由”两航“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主要技术设备系原”两航“公司的设备，由起义员工于香港陆续抢运回内地再转运至太原。为观察该厂是否具备试制生产航空仪表的能力，四局特设处于1953年初下达了试制350公斤/平方厘米高压配重试验器、26公斤/平方厘米低压配重试验器、转速表试验器、仪表玻璃切割器和八面水银柱等五项设备的任务。这些任务具有相当难度，例如美式高、低压配重试验器油压筒的配合精度达到千分之一毫米，表面光洁度、正圆度、平直度等也有严格要求，还要将美制改为公制。此时笔者和刘伯林在厂计划科工作，会同技术科和车间编制了详尽的试制进度计划。在厂党委和厂长于辉的组织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通力协作攻关，五项设备当年全部试制成功。那时国家计量局尚未成立，压力计量转递标准亦未建立。四局派昝凌工程师来厂验收鉴定。昝鉴定后予以充分肯定，将两种试验器的精度撰写了精确的数学定量分析报告。其间段子俊、徐昌裕副局长都曾到厂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并作指示。特设处刘衍举、沈显祖、金击强等负责技术干部多次到厂指导调研，确认了221厂的技术实力。1954年1月，四局作出重大决策，将221厂改建为航空仪表厂，并下达了试制空速管和磁罗盘的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航空仪表工厂。二月上旬，工厂召开技术人员专业会议，于辉厂长作了《搞好新品试制工作，坚决完成国家计划》的动员报告。会后，全厂上下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了试制工作。

空速管也称皮托管，安装与飞机外部，用于飞行时传送大气动静压力差，它和空速表的膜盒相连，指示飞行速度。磁罗盘安装在驾驶舱内，指示航行方向。

这两种仪表是当时任何类型的飞机都不可缺少的，也是修理用量最多的。

为消化苏联技术资料，大家突击学习俄语。“两航”人员英语基础较好，加上俄文科技词汇多是外来语，容易触类旁通。因此全部技术数据的译校工作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专业翻译到厂检校后认为，翻译质量较好，未出现原则性错误。

苏联提供了图纸和技术数据，但组件、工装、设备均未提供，亦无苏联专家（第一位专家普罗科亚夫在两种仪表生产定型以后到厂）。要从修理过渡到制造，从美国标准转换成苏联标准，机床设备、组件、测试设备和环境、原材料都面临代用、试验、补充、创新等诸多问题。例如，空速管外壳是产品的关键零件，用ЛС59-1黄铜毛胚经热挤压成型。苏联资料对该工序仅有三句话：”毛胚入炉预热，加温到850摄氏度取出，挤压一次成型“。工装栏只写热冲模和毛胚。设备栏只注明摩擦压力机，没有型号、功率。工程师楼阅秉和技术副科长沈远帆认为必须补充工艺规程才能施工。他们先计算设备功率，发现工厂的摩擦压力机吨位不够。用毛胚加温模具，每次需有数十件，才能使模腔上升到所需温度，这在样品试制只有几十件的情况下既不经济也不现实。老工人周鸿广建议，加大电机功率，缩小传动皮带轮的直径，使现有摩擦压力机满足了要求。对加温方法，经聂开物工程师建议，由电气技术员路家瑁设计模体电热器对模体加温，同时用石棉片垫在模体下减少热量损失，从而避免了毛胚的无谓消耗，满足了快速加温的要求。外壳的热挤压难关终于攻克。空速管银焊，一次焊几个地方，焊点距离特近。要保证焊缝、气密性、气孔少，是另一道难关。金超技师反复摸索，一天黄昏加班焊接时发现，因自然光弱，焊件的加温色泽清楚，便于掌握实际焊接温度。此后遂在暗室操作，成功地突破了焊接的关键。

磁罗盘的困难更多。其小模数斜齿轮，没有专业机床加工，徐继先工程师和计金成师傅合作，把正齿轮小滚齿机改装为斜齿轮滚齿机，解决了难题。覆杯形刻度盘用极薄的铝板冲成，盘周凹入刻度和字标。苏联工艺用分块阴模冲出，不但模具结构复杂，而且欲使阴阳模上的字标和刻度合套极为困难。楼阅秉据自己四十年代在美国所见，建议作一整体阴模，并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橡胶圆盘代替阳模，成功地冲制出合格零件。这一改进既缩短了试制周期，还大大的提高了成品率。磁罗盘的外壳毛胚是АЛ-9铝合金铸件。苏联原工艺用硬模砂芯铸造。试模时，砂芯尺寸难易控制。当时221厂铸造条件最差，更无铸造该种铝合金的经验。负责铸造工艺的老工程师黄耀荣（周注：黄是美国老华侨）不顾年迈，同工人一起在现场精心试验，解决了砂芯的尺寸难题。为解决铸件组织疏松问题，工厂到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厂请来冶金专家荣科（周注：荣科 留英冶金专家，曾在罗·罗公司工作多年，之后不久，荣科调至四局，主持喷气发动机翼片铸造任务）作指导，决定采用多孔罩压入除氧剂到坩锅底部的除气方案，并由何崇礼工程师制造了多空罩工具，终于成功铸造出磁罗盘外壳。

由修理转向制造，最缺测试设备，都要从头搞起。空速管所需的空气消耗量试验设备，苏联数据不全，加上国内无标准仪器校验，其喷嘴接口直径设计及刻度校验成为最大关键。林树棠工程师应用空气动力学原理计算，并通过多次土法试验，设计出流量喷嘴。他还同朱继华一起设计了流量计标定浮筒设备，从而使标定流量获得成功。抗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也是重要的性能指针，今天哪家仪表厂没有振动试验台？但当时221厂没有，国内也无适用产品，祁延煦工程师参考极不完整的数据，设计了第一台机械式空速管振动试验台，并设计一个匀速位移装置，夹上一片经烟熏的玻璃用固定在试验台上的缝衣针画出曲线。当时工厂没有工具显微镜，于是在投影仪上量出波幅，代替了振动测定仪。多年以后的计量证实，当年应用此法所测定和计算的数据是非常正确的。再如，磁罗盘刻度值的测试、罗盘方位的校试在环境方面都有特殊要求，而当时连很普通的低温设备没有。凡此种种，都是科技人员凭借聪明才智，千方百计，土法上马解决的。

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冶金、化工、电工、建材等行业基础十分薄弱，而新品试制所需原材料又不可能全部依赖进口，供需矛盾极大。工厂决定自行研制代用。比如磁罗盘所用的ЛС-213轻煤油国内没有，技术科组织化验员朱人义等用严格的蒸馏法，自行从航空煤油中提炼出来。又用分级沉淀法解决了轴尖抛光用的酪酐研磨粉。苏联资料对某些材料的要求很特殊。空速管有一种胶水要用阿拉伯产的，管内电热器的瓷管则要欧洲产的。技术人员在化验室内反复试验，配制出合格的胶水，并大胆采用国产优质瓷管。在与太原塑料厂共同研制K--18--2塑料过程双方努力，在我国最早研制出K--18--2塑料。太塑厂同年转入批量生产，还供应四川所属各厂。供应科人员自动组织起来学习吃透材料技术标准。他们远赴沪川等地，积极联系各类材料的试制和加工协作。据不完全统计，为两种仪表解决的缺料代用达上百种，除上述材料外还包括几何形状复杂、加工面多的磁罗盘表面玻璃以及X15H60电阻丝，ПЭЩО导线、硝基磁漆、磁钢、各种铜管、铜带、优质绝缘云母、软木纸等。所有这些都一丝不苟地遵循科学程序试验验证，确保了产品质量。在试制过程中，加强计划安排与进度检查。对一般工序，如车、钳、冲压、表面处理等，原则上半天包干合格一道工序。对关键工序、工装、测试设备、原材料代用，一遇问题“卡壳”，主管技术人员接到调度指令，立即到现场处理。

经过多个日日夜夜的拼搏，第一种国产航空仪表ПВД--954空速管与1954年11月8日试制成功，11月底性能试验合格，12月送北航测定空气动力系数。КИ--11磁罗盘于1954年11月30日试制成功，12月20日性能试验合格。经苏联航空工业有关部门鉴定和试飞，质量、性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空速管于1955年3月经二机部批准生产定型。磁罗盘于1955年6月15日经四局批准生产定型。据《航空仪表专业史》记载，1954年需在国内试制的有19项仪表，除221厂的两项，其余大多安排东北、上海、天津等地的工厂试制。尽管这些工厂做了大量工作，但遗憾的是均未能试制成功。1956年和1958年，朱德同志两次到221厂视察并称赞说：“马槽里飞出了金凤凰”。1957年二机部赵尔陆部长也说过“太原的221厂是马棚里出仪表”。苏联专家1955年到厂，1960年撤走。在送别苏联专家的座谈会上，总工艺师顾问卡茨洛夫说：“我们奉命回国在即将和大家告别的时候，请允许我向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们苏联专家，包括我自己，刚到中国的时候，对你们的科学知识、技术水准、操作技艺评价是低的。但是经过几年来我们共同工作，今天我必须承认当时的估计是个错误。事实证明，你们的知识、技艺包括实际经验，不但不比我们低，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我们，胜过了我们。你们的许多设计和工艺、工装的改进，操作工人的精湛技艺，老技师装表的高合格率，都是证明。你们所生产出的第一批航空仪表，从ПВД--954空速管到马赫表、氧气仪表等，每一种都有一个被放入我们列宁格勒仪表厂的陈列柜里。它们光亮无瑕的镀层、清晰度极高的表盘、光洁的塑料表壳，都是我们要费些力气才能赶上的，当然它们的技术性能也是很好的，有些是超过我们的。”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老航空艰辛创业的往事，老一辈人渐渐淡忘，年轻一代鲜有所知。谨以此文，献给我为之奋斗的航空机载事业，献给我的领导和同事们。

隔阂种种,“特区”生涯 

两航起义人员回国当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队伍，二十几岁的占绝大多数，三十以上只是少数，五十以上只有几位德高望重的两航前辈。怀着建设新中国，建设人民航空的美好理想，离开香港九龙，在一路欢迎声中来到广州、上海和天津。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尊敬老干部、激情满怀、思想单纯、好学肯干、敢想敢说，骑着洋马儿（天津土语自行车为洋马儿），穿着牛仔裤、皮夹克，老首长于辉后来回忆在天津的经历时说：在天津，和大家只是开会见面，深入接触不多，表面印象，两航同志讲究生活、衣着、似乎自由散漫，经过器材清点、“八一”开航、紧急疏散三件大事，才了解到，两航同志，组织纪律性非常好、业务技术能力很强，不讲条件，有令则行。器材清点，小孙庄军用仓库严禁烟火，不准自由走动，警卫森严、岗哨林立、荷枪实弹、格杀勿论，开始非常担心两航同志能不能很好遵守纪律，生怕肇事，清点开始后曾去小孙庄仓库检查多次，见大家穿着工作服埋头清点，七、八、九月正是天津的酷暑天气，库房内温度更高，人人大汗淋沥。正午、饭后，同志们在库房阴凉处、树木浓荫下坐着、躺着，休息，没有一人随意走动，抽香烟的同志一天不能抽烟毫无怨言，这才放下心来。“八一”开航，开始担心会提出许多条件，难于解决，开会时见到机务人员向供应人员提出一大摞需要航材的清单，供应人员收下，心想器材都在箱里，堆得像山那样，大海捞针，想不到，两三天后机务人员说，航材已经解决，没有提出什么难办的条件，“八一”顺利开航。紧急疏散，命令一下，员工、家属立刻就走，没有想到在城市生活惯了的太太们也能够立马出发，很是感动。

建厂过程中，于辉政委与大家同甘共苦，真心实意地和大家交朋友，他熟悉每一个两航同志，甚至清楚记得他们的家属和孩子的情况与名字。他发现：两航人员工作时忘我工作，周末工余希望有条件玩得痛快；两航人员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利用现实条件，创新、巧干，化钱不多，效果很好；机械员、工程师、技师之间团结协作，工作富于使命感、责任心很强，遇难事共同探讨，同心协力、失败重来、成功为止，不争功、不埋怨、团队精神特好，于辉十分钟爱这支队伍。大家也愿意向于政委说真心话，诸如：干厕所太不卫生，下班后希望能有淋浴，宿舍区里希望有个象样的理发室、浴室，希望有一个能开会、演戏、跳舞的场所，配备二十人的管弦乐器，丰富业余生活。于辉认为这些意见是合理的，尽可能应该给于解决。

望九之年的高大基夫人对我说过一段有趣往事：1951年春节前，三营盘几位家属边晒太阳边做家务，于辉政委过来同我们说话：你们的丈夫建厂多么辛苦，快过年了，做点好吃的，慰劳慰劳。高太说，那时，我是家属小组长，幼稚率直，不懂世务，竟对政委说，“太原天天大米白面，只有白菜、豆腐、鸡和猪肉，鱼都买不到，年货更没有了，能弄什么好吃的”。于政委听后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笑着说，等着吧，已经派沈喈凤（两航人员，总务科长）到上海采办年货了。当时建厂需要的器材都由上海采购供应，发货装车后编入军用列车直达太原，年货也随军列运到。三营盘大门旁边的小卖店里，上海口味的年货应有尽有，南北什货、干鲜海味、金华火腿、广东香肠、福建肉松、苏州采芝斋的中式风味食品、冠生园、老大昌的粤式、西式风味食品，糖果、茶食、品种繁多。大家高高兴兴的度过了1951年在太原的第一个春节。

建厂完成，大营盘兵营仓库马棚改建为工厂，文明生产、卫生条件甚好，厕所一律洁白瓷砖、水洗卫生洁具，利用锅炉余热设置热水淋浴，建立独立化粪池，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进行无害处理后排入沟渠，流入汾河。工厂建成，道旁植树，空地绿化，文化设施也因陋就简初具规模。

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工厂开工，三营盘宿舍区也面貌一新，许多庆祝活动在三营盘举行，一排平房改建成的可供500人活动的礼堂，舞台上枣红色丝绒大幕，里面三道纱幕，舞台灯光齐备，军委民航局话剧团曾来厂慰问演出，两航人自己演自己，非常精彩。礼堂水磨石地坪打上滑石粉，跳舞上好；自己的管弦乐队，周末、星期日晚上两场舞会，乐队演奏中外古典、现代流行舞曲，跳舞讲究礼节、衣着整齐、雍容典雅，蜚声省城，当时太原市中苏友好协会、山西省交际处举行招待苏联专家的舞会，必定邀请民航厂派乐队和舞伴参加。 

两航人员及家属爱好和擅长文娱活动的能人颇多，拥有一批文娱活动积极分子，组织一场二十来个节目的晚会，轻而易举，业余文娱生活丰富多彩。

三营盘理发室，配备有可升降回转的皮理发椅，做发烫发的全套设施，并从上海请来两位理发师。太太们有了做头发、烫头发的地方，皆大欢喜。洗澡塘也颇具规模，卫生洁具，淋浴、盆浴、大池，一应俱全。二营盘大食堂还请来一位上海厨师，单身汉可以吃到江南口味饭菜，更加高兴。

“八一”建军节工厂举办第一次运动会，邀请太原市领导参加，主席台，运动员入场式，绕场一周，升国旗，运动会组织得像模象样。男女运动员短袖、短裤，白色运动装，女装短裤（膝盖上两寸），太原闭塞竟被刮目相看视为开风气之先。两航工程师、机械员没有女性，只有医生、护士、材料员、营业员、办事员、打字员等，人数不多能人不少，女运动员还有部分来自家属和湖南革大的一批女青年，这些娃娃（华凤翔厂长对她们的昵称）初生之犊不怕虎，田径短跑、长跑经过短期训练成绩斐然，其中一位学骑自行车不到三个月参加比赛居然名列第一。工厂运动会后不久参加太原市运动会，决赛出的七项金牌（奖状）中，民航男女运动员取得六项，风头出足。

两航起义人员回国后，在天津黄敬市长除开欢迎会外，还召集部分人员座谈，到达太原，山西省赖若愚省长也和大家见面、讲话。太原市王大任市长和两航人员接触更多，王市长发现不少两航起义人员学识技术高超、经验丰富，更可贵的是富有创新、敢于质疑、善于提出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每当太原市工业建设出现疑难，就来到民航机械修理总厂和于辉政委商量，请两航的工程师、技师们会商解决。王市长，不愧为重工业城市市长，懂得技术真谛奥秘，深知拿到民航总厂来的问题，不仅是技术难题更是思想难题，首先是有没有胆识勇气敢于承担责任；太原不乏解放后留用的高级工程技术专家，阎锡山亲信的“旧人员”谁敢出主意？质疑苏联专家建议更有涉反苏之嫌，技术过硬又具备勇气、锐气，敢于质疑并能提出新建议的唯有两航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了。抗美援朝期间，山西太原的兵工厂增产兵器弹药，电力供应不上，太原电厂有一台瑞士3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因涡轮叶片损毁，报废已达15年，都说不能修了。1952年太原市委提出修复发电机组，市委委员民航机械厂政委于辉接受了这一任务，两航起义人员迎难而上，精密测绘设计涡轮叶片曲线标准图，设计涡轮叶片型面成形加工特种刀具，请榆次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协作加工刀具，在没有任何数据参考的情况下，经刘雨荪工程师、韩启康机械加工技师等奋力攻关，终于在三个月内用普通铣床上加工完成涡轮叶片2640片，交付装机，机组修复，试验合格，安全发电。又如，太原汾河大桥桥面和桥墩间的滚动承力件，铸钢滚柱，因铸件中心缩孔，苏联专家决定报废，聂开物工程师采取措施把它起死回生，节约资金五亿元（旧币），大桥至今屹立汾河，安然无恙。王大任市长平易近人，往往利用会议余闲，听取大家对太原市政建设的意见，与会两航人员也毫无顾忌直抒己见，说：太原道路太坏，太原不缺水泥为什么一条好路也没有。王市长听后说，你们说得对，但你们只知其一，你们南方人，不知道冰冻三尺的厉害，太原的大马路都是解放后规划开辟的，太原热电厂、化工厂、重机厂正在建设，重载车辆、链轨式工程车来来去去，再好的路面都会压坏，新开辟的大马路现在只是路基，北方筑路有“九曝十寒”之说，路基初建不甚结实，积雪融化渗入路基底部，冰冻膨胀路基会隆起开裂，春暖翻浆，只有经过反复损坏、回填土石、反复压实，几年之后，路基结结实实，不再渗水，才能铺上路面，这两三年正是压实路基的好机会，同志们，再过一年，等到太原重机厂建成、迎泽大桥通车时，你们就会看到，太原主要道路将全部铺成水泥路面，太原面貌会蔚然一新。一席话，令人心服，不由得惊叹山西干部办事之务实精明。几十年后忆及此事，成语“一曝十寒”，出《孟子·告子》“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比喻时而勤奋，时而懈怠，没有恒心，一事无成。而他说的是北方筑路，要“九曝十寒”， 要我们遵守自然规律，耐心等待，要有恒心。当年，地方领导之谆谆教诲、循循善诱，铭记于心，难易忘怀。

同期，留美水利专家，北京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炎培之子）是唯一反对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的专家，四五年后他的预言就被证实，灾害殃及关中，三门峡工程被迫多次改建，劳民伤财。他因见到清华园到北京市的道路年久失修，路况很坏，批评北京市政府，被诬为“月亮也是美国的圆”划为右派，直至拨乱反正，他的“右派”才被改正，恢复教授工作。

民航机械修理总厂初期领导层，政委于辉，厂长华凤翔、副厂长吴瑞临，厂长、副厂长、各车间、技术科室负责人都是中航原职原任原班人马，中航工作语言为英语，回国后改用中文，但是，维修美制发动机的整套规程，航材工具库房账卡领料单等仍用英文，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反美声浪高涨，全国掀起批判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鄙视、蔑视、仇视美帝思想。于辉政委高瞻远瞩，他明白，维修工作使用英文是为工作效率需要，不是两航人的亲美思想，总厂开工典礼，总厂职工堂而皇之穿着印有CNAC的工作服与会。于辉清楚，当时确有不少老干部不理解、看不惯，于辉认为，工农认识差异，消除隔阂，需要时间。为了避免误会，当时由老干部担任科长、主任的仅有厂部办公室主任李寿，计划科厂长吴仑、器材科长杨凤山，保卫科长徐一彬、总务科长廖绍清五人。杨凤山曾是民航局派驻小孙庄军用仓库的负责人，团级干部，经过器材清点、紧急抢运，与两航人员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前两位都是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老干部，能够和两航同志有共同语言，后两位工农干部和大家直接接触很少。各车间没有安排党员老干部担任支部书记，没有机械执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规定，而是积极的在两航人员中培养发展党员，采取开设积极分子党训班、进行党员知识教育，这些工作都是于辉亲自抓的。

于辉政委在天津民航负责接收两航起义人员，他历史地、客观地看待两航起义人员，在天津正面学习一段时间后，在充分信任亲切关怀的气氛下让大家交代历史，大家心情愉快、毫无顾忌，把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完全彻底交代清楚，认为自己这下真正参加革命了。他客观地看待两航起义人员的过去，理解两航人员回国初期，思想、生活诸多方面与当时现实难免的格格不入，特别是解放初期社会的普遍认知，工农干部的习惯看法有着很大差异，于辉同志以他的地位和威信，采取了许多很不寻常的做法，保护两航人员，使他们得以保持那股勇气和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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