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九 《东北师大院里的孩子们》

杨若木

这是1962年8月9日在东北师大附小校门前，我们六年级部分同学和校长老师的毕业合影照。

那时是暑期，考初中的录取还没有发榜，不少同学没有接到拍合影的通知。

记得校长看看这一百来个毕业生，很遗憾地说：“缺席不少啊！没有拍上毕业照会很遗憾！”

的确，我熟悉的一些同学都没有在照片中。

记得那天的太阳很毒，排了好一会儿队型，一个个大汗淋漓，总算挨到了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拍出了这张永久的留念——东北师大附小校长、老师和第十二届部分同学的毕业合影。

我已认不出多少位同学了。

各位我的小学同学，你们都还好吧！

这是东北师大附中初中三年二班毕业合影，老师中有三位已经逝去。他们是：邢志老师、付岩老师和张子彬老师。

学生中有七位已经去世，他们是：王淑云、薛晓红、常美光、谢淑萍、温晓光、李秋江、王联军。

2026年1月18日

继续写师大院里孩子们的“日常”，你或许问：你那时候的记忆怎么净是些无关学习的事？思考了一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因为小孩子人生中第一次懵懵懂懂地来到学校，真不大懂得这是要做什么？只是知道长大了就要去上学念书了。至于“学习目的”这类的事情，是不会“树立”的，当然，之后才有了“学习目的”，像少年先锋队队歌唱的“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和后来改的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都是通过学校和老师的教育，教育出来的，虽然仍然停留在概念意义上，但一唱起这些歌，就感到身负使命和责任的神圣和光荣。

而对于“老师”，由于师大院里的孩子们大多出生在知识分子“老师”的家庭，即使不是“老师”，只要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尊师爱教”也是天经地义的道理。所以我们尊崇老师，无条件地崇拜，唯老师的马首是瞻。听老师的话：要积极要求进步，要热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要团结同学，要有集体主义观念，要遵守纪律……一条条都是刻在我们头脑中不可动摇的准则。所以，落实到具体，孩子们一下子还闹不清楚轻重与缓急，只觉得每天都在纷乱繁杂的老师布置的作业和劳动中忙得不亦乐乎，以致把早上去抢马粪也当成头等大事去完成——因为我还是小孩子嘛！

每天清晨，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要晨读。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要参加中考、高考的孩子，他们的晨读要起得更早，尤其是到了夏天，天亮得早，大点儿的孩子们往往四点半、五点钟天还蒙蒙亮，就早早起身离开家，到院子，或者到不远的“老虎公园”找个僻静处，背课文、背外语单词，据说是早上的记忆力最好。

我开初还不起早，记得有一次睡得正酣，父亲叫我们，“起床！”

睁开眼一看，父亲“哗啦”一下把窗帘拉开，拉至最敞亮并打开了窗子，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花园里青草和嫩叶的清香沁入肺脾，“你们看看！”他指着街对面，透过萌出嫩芽的树墙，看到对面也有一扇敞开的窗，那扇窗子里现出一个男生，穿着白背心儿，对着窗外大声朗读。

这是对面祝家孩子的老大，叫祝鸿凯，当时在省实验中学读书。

“看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父亲说：“以后，必须早起，不许睡懒觉，起来即使不学习，玩儿也可以的。”

就是父亲这句话，我便一辈子就不会睡懒觉了，即使假日想睡个懒觉，“生物钟”也不给我赖床的能力。

祝家老大祝鸿凯，记得后来考取了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

我父亲在1938年（17岁）从武汉中华大学（后并入武汉大学）辍学，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艺，直到1946年被分配至当时的佳木斯东北大学任教。他自觉学业荒废不能胜任，曾经“十年熬夜”发奋自学，著书立说，1953年即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可见期间的艰苦拼搏，熬夜是他的“日常”。对于我们，他也制定了如此严酷的规矩，所以起早和晨读成了必须，必须又成了习惯。

记得在我小学六年级接近考初中的那几个月，我更是把闹钟调到早于以往的半小时，那时师大院里有孩子的家庭，都要买个“闹钟”，前一天晚上要把闹钟发条的“劲儿”上得紧紧的，闹钟的大脑袋顶上有两个大铃，一旦它“闹”起来，不把孩子闹醒是誓不罢休的。

天蒙蒙亮，悄悄出了门，清冷的晨风扑面而来不禁让人打个寒战，仍能听见草丛中活跃了一夜的蟋蟀蛐蛐们三两声倦怠的“鸣叫”——这些，是不是师大院里的孩子们都曾经经历的？

我家住在一教104号，出了门我就直奔108号的赵宗苏家，我俩同班，是童年的玩伴儿。她有一位大哥叫赵宗普，已经在读师大附中。那时师大附小的小学生，第一个学习目标就是考取师大附中初中，第二个目标是考取师大附中高中，第三个目标就是北大、清华，即使考不取，也是心向往之。

可是，能否考取，除了考试成绩的遴选，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还有超出孩子们的努力也不能奏效的“外力”的限定：例如我自小的同学，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女孩子王荔君，活泼可爱、聪明超群、品学兼优，因父母亲的“问题”，在少年时代就为此蒙难：不能报考师大附中，之后又历经磨难。虽然最后父母亲的“问题”得以“平反”，但“历史的尘埃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是一座山”，确切地说，是“落”到她的父母的“头上”，再摊派给她的“山”。人生短暂，多少曾经的天才少男少女，怎么可能抗衡这种人为制造的“命运”。

从我家104号到108号的赵宗苏家，仅隔着一栋小平房，小跑着过去，还有一位住在前趟房的女同学也到了，我们三人集合起来一起备考。我们找几块砖头或者在石阶上坐下，拿出书本，一个人先提问，另一个人回答，之后交换问和答。

我们都复习些什么呢？语文科，我们背解词，背每篇课文的主题思想，虔诚的诵读在静寂的早晨显得格外琅琅。解词部分例如“掩耳盗铃”，背诵道：“成语，贬义词，捂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铛。喻义：比喻自欺欺人。”这里只是打个比方，因为我实在想不起六年级的语文课文了，一篇也想不起来。我甚至上网查了1962年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尤其是看到那些“主题思想”，我就怀疑，这就是我起早贪黑背诵过的文字吗？

其实，当时的备考，即使只是为了考试而“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背诵的那些，也没有一个命中考试题，就更不要说对我后来学习的意义。我开始怀疑我们牺牲了睡眠的晨读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在以后的篇幅里还要写，这里姑且放下不谈。

仍然清楚地记得考初中那天，一大早，我就按要求：带进考场的只能是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而我的铅笔是一端带橡皮的，所以就只攥着一支笔出发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没有送我上过考场，我对此也没有任何要求。

一路上熙熙攘攘，大多是大人带着孩子。我看到同班的刘晓光，他坐在自行车后座，见到我，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倒是推着自行车的他父亲看到我就招呼：“你妈没来送你呀！那你就跟着我们吧！”他父亲叫刘伶，是师大中文系老师。我于是就跟在刘叔叔的自行车后面一直到考场，总算不是独来独往。

准考证在班主任老师手里，入考场前才交给我。

考场就设在师大附中主楼，位置在师大附小往西，只隔一条小街，小街叫长庆街。记得那天师大附中的考场开的不是正门，而是最东边的一个小门，要上十几级台阶。

我一路上都为我马马虎虎穿的那条裙子后悔，本想挑条漂亮裙子，就挑了这条白泡泡纱带红点儿的裙子，可我忘记我已经长高，裙子太短了，不时露出内里花短裤的裤脚，我出门时没有发现，难道我父母亲也没有看见？所以一路上，我不断往下拉裙子，还蹙着身子，仍然遮不住，上那几阶台阶时尤其尴尬。这时候听到有人招呼我，抬头一看是岳晓楣，她比我高一年，已经是附中一年级的学生了，她戴着值周生的红袖标是考场的工作人员之一。她依然是一副大姐姐的模样拉着我说：“不要紧张！好好考！”

只考两科，语文和数学。

我仍然要质疑我们那段日子里起早复习是不是有必要。

尤其是数学，最后的一道题的分量甚至是“一题定乾坤”，记得这道题好像是二十分，答对了，就考上了师大附中，答错了，一下子被扣掉二十分，怎么能考上师大附中呢？

这道题是数学考卷的压轴题，是“文字题”：计算做一个长方体的邮箱需要多少材料，已知：邮箱的长宽和高，还有要去除邮箱的投递口的材料。老同学任敬吟记忆说是卫生箱，去除的部分是圆形。

这些数学计算公式，我们六年级数学课都学过。这不是什么“难题”，只是多次运用多个公式，仍然考的是计算面积。

不过我们平时出的题，都是单一计算，或者是计算操场的面积，或者是计算教室的面积，这道题只是稍稍复杂了一点儿，就有差不多一小半的孩子算错了？这种错误肯定不是不知道“面积公式”的问题——那又是什么问题？

那天数学考试散场，所有出了考场门的孩子，都被老师和家长急匆匆地扑上去拉住，瞪大了眼睛问：“最后一道文字题，你的答案是多少？”

看来，考场外的家长们也都知道了这道数学题的“难度”，而且也知道这道题的对错，对能否考入师大附中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于是那天的考场门口，或是欢呼或是叹息，真是水火两重天。

我的这道题答对了，所以我考上了师大附中初中。

据我的初高中都是一届的老同学任敬吟回忆：师大附小六年级四个班，一个班是五十多名学生，每个班能考上师大附中初中的也仅仅是七八个同学，她的那个班那一年考上9人，是四个班考上附中人数最多的，她的班主任老师还因此受到了学校的表扬。我们班有几人考上了附中，我不记得，但和我一起起早贪黑备考的三个人，也只有我考上了附中。

看到比我高一年级的侯学章的一篇帖文，他回忆：师大附小1961届六年二班考入师大附中初中的是17人，这么说，他的班级考入师大附中初中的比例相当高，远比我们那一届的高。

而师大附小六年二班考入附中初中的这些同学，在我进入附中后，也就成了我的附中校友——学兄和学姐，这十八位是：

侯学章、郑志宁、隋龙、孟昭辉、左柱、王洪举、赵国顺、张维国、张长城、朱华里、史晓华、沈晓明、杨易、于欣、杜衡、孙雨联、李春慧、何颐。

到了三年后的考高中，1962届六年二班的这些孩子，只有10名顺利考入高中，他们是：

侯学章、郑志宁、隋龙、孟昭辉、王洪举、张长城、赵国顺、朱华里、史晓华、沈晓明。

人这一生，有很多“偶然”，比如有时因为一道题，或者一件事，就改变了走向甚至命运。

最近，见到几位小学同学，我们已经是六十多年没有碰面了，面对面，面面相觑，只记得姓名，却无论如何无法和当年的那个小同学对上号。再聊聊生活和工作就更感叹，果然大家走的是各不相同，不可能交汇的“人生道路”。

所以一次考试，而且是小学考初中，就几乎成了人们各奔东西的岔路口。

是否越想越觉得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

不用想为什么？这不是逻辑思维可以解读的——它就是被称为“人生”的东西。

注：也许是我的记忆有错，老同学方元看到这篇文章后回忆说，大多数人出错的同学，是把计算面积当成计算体积，用了计算体积的公式，出这种错误就更不能让人理解了。方元甚至还记得这道题的答案，刚才老同学柳椿看过，告诉我他记得的这道题的答案是：“22776平方厘米”，和方元的记忆一致，真佩服他们是好记性！ 考试距今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可见那个答案，那次考试，在孩子心里留下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一笔。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