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嵩阳大唐碑》看李隆基的宗教政策

郑州张世科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门前，耸立着一通高大无比的碑刻，它就是全称《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的“大唐碑”。它不仅是盛唐时期崇道风气的直接产物，也是河南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碑文记载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因追求长生，命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其炼制“九转金丹”的故事。玄宗服用后病愈大喜，便于天宝三载（744年） 刻立了此碑，以“纪圣德”。该碑通高9.02米、宽2.04米，重达80多吨（仅碑帽就重约10吨），体型之巨世所罕见。因其历史、艺术价值极高，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随嵩阳书院一起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册。

　　嵩阳大唐碑的碑文，主要讲述了唐玄宗李隆基命道士孙太冲在嵩阳观为其炼丹，以求长生不老的故事。碑文开篇先颂扬唐玄宗“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的至德与功业。接着描述一位不请自来的“真人方士”，向玄宗进言：您虽已功成天下，但金丹是长生之要，如今正是天降神丹的时机。玄宗采纳建议后，认为嵩阳观是“神岳之宅真，仙都之标胜”，乃阴阳交汇、仙人往来的炼丹宝地，于是命孙太冲在此主持炼丹。孙太冲与宦官薛履信受命后严格封炉，历经百日。开炉时“余烬未灭，还丹赫然”，宣称已炼成“六转”之丹。期间多有“瑞鹤卿云，祥光秘语”等灵异现象。次年，药炉移至缑氏山升仙太子庙继续炼制。最终“九转”功成，快马献入宫中。百官称贺，认为神丹御服后陛下可“与天无极”。碑文最后总结道:弘化至道、还风太初、异人委质、灵药荐寿这四件盛事是前所未有之祥瑞。末尾附上一首四言颂诗，以“神丹御兮福庭会……临万邦兮弥亿载”作结。碑文虽极力渲染神迹，但后世评论家多认为文辞浮夸、内容荒诞，更因出自奸相李林甫之手而为人所轻。不过，该碑的书法价值极高——徐浩所书的隶书“法遒理整”，被誉为唐隶上乘之作。

　　该碑刻立的直接原因，看似很简单。天宝初年，唐玄宗身染重疾，久治不愈，听闻嵩阳观道士孙太冲（号“嵩阳真人”）炼丹术高明，便派人求取丹药。玄宗服用后病愈，龙颜大悦。为感激道士“灵应”，同时彰显玄宗“圣德”，天宝三载（744年），朝廷下令在嵩阳观前刻立此碑。全名“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即点明了这一主题。值得一提的是，碑文由李林甫撰写（后世常因此骂碑），书法出自徐浩之手（唐隶精品），设计、雕刻均代表了盛唐时期的最高水平。号称“三绝碑”。其实并不简单，它分明隐喻着唐玄宗李隆基的宗教政策。 那就是尊道、崇道，甚至道教独尊！

　　李隆基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唐朝近三百年间，统治者几乎都将道教奉为“皇族宗教”，并制定了一整套系统的崇道政策。这背后既是尊祖敬宗的“家法”，也是巩固皇权的政治手段，更承担着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比如唐皇室认老子（李耳）为祖先，借此神化皇权。唐高祖、太宗曾先后下诏，明确道教在儒、佛之先。唐高宗曾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等。只不过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对道教的尊崇更甚。

　　唐玄宗李隆基的宠道行为，具体表现为进一步加封老子，通过制度设计将道教融入国家治理。唐玄宗李隆基令士子必读《老子》，并设立“崇玄馆”，生徒可参加“道举”考试，获得功名。将道士、女冠划归宗正寺管理，视同皇族。将道教名山纳入国家祭祀体系，给予“禁樵牧”特权，由道士专享山林资源。在李隆基执政期间，虽说三教并用，实则崇道抑佛。唐玄宗李隆基看似推行了三教平衡，但其底色却是崇道。比如他亲自注释《道德经》《金刚经》和《孝经》，试图融合三教，但仍是以道家思想为底色的。由于极力推行限制佛教过度发展的政策，以至于在会昌年间（唐武宗）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会昌灭佛”事件。

　　其实，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教的态度，绝非表面信奉那么简单。他是一位极具“经营”头脑的帝王，将道教既作为神化皇权的政治工具，也作为个人养生求仙的寄托，可谓集政治理性与个人痴迷于一身。唐玄宗李隆基的核心策略是“宗法为体，宗教为用”，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道教与皇权深度绑定。比如极力抬高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地位。不仅多次加封尊号（如“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还宣称自己梦见老子真容，命人广为画像供奉。如前所述，下诏将道士、女冠划归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亲事务的机构），从制度上视道士为“皇族宗亲”。在全国建立“玄元皇帝庙”（后改太清宫），规格模仿太庙。宫内甚至塑造老子像居中、玄宗自己像侍立两侧的布局，直观展示“神圣家族”的统治合法性。设立“崇玄馆”，将《道德经》列为科举“道举”的必考内容，用功名利禄引导天下士子研习道教经典。

　　在政治诉求之外，唐玄宗李隆基对道教方术也有着极深的个人兴趣，且随时间推移愈发痴迷：开元九年（721年），他正式受道教法箓，成为名义上拥有“道士资格”的皇帝。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并颁行天下，要求家家户户必备。深信炼丹服药能长生不老。著名的嵩阳大唐碑，记载的就是道士孙太冲在嵩阳观为他炼丹治病的事迹。他还自称研究方剂，并推荐给亲朋服用。将司马承祯、吴筠等高道接入宫中，以“老师”之礼相待，甚至让道士尹愔穿着道袍担任朝廷谏议大夫。当然，李隆基的过度崇道，其副作用也是极其严重的。它分明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

　　由于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对道教的极度崇奉，并将大量精力投入炼丹、受箓等道教活动，特别是天宝四年（745年）亲受“法箓”后，自称“太上弟子”，对朝政愈发倦怠，将大权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权力失去制衡，成为政治腐败的温床。设立“道举”以道教经典选拔官员，导致大量实干人才被排除，行政效率下降。同时，将道士划归宗正寺管理，赋予其准皇室地位，在政治、经济上享受特权。例如，在“安史之乱”财政紧张时，安禄山仍能通过道士关系获得宫观钱物支持。唐玄宗后期迷信“厌胜”之术，在边境大建道观，忽视实战。他过分信任胡人将领，尤其对安禄山过度宠信。安禄山为讨好玄宗，投其所好，自封“道君皇帝”并大力崇道，实则借机壮大私人势力。当安禄山起兵时，唐朝中央军因久疏战阵、训练废弛，很快一败涂地。唐玄宗过度依赖道教“祥瑞”来粉饰太平，如谎报老子显灵、玄元皇帝庙降甘露等。这种“盛世幻觉”导致统治者对危机丧失警觉，对安禄山长达十年的叛乱准备竟毫无察觉。唐玄宗重用了一批阿谀奉承的道士，如王鉷、李林甫等。王鉷为玄宗炼丹、修宫观而大肆搜刮，引发民怨；李林甫则利用玄宗慕道而怠政的机会，长期专权，堵塞言路，排斥异己，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当然，“安史之乱”的爆发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玄宗崇道只是其中一环。但可以说，正是他对道教的过度沉迷，导致了政治、军事、用人等方面的系统性失误，最终引爆了这场动摇国本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