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人杜牧少年惊世，以其《孙子兵法》注以及传诵千年的诗歌而成为风流人物…… 杜牧生于公元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公元852年（唐宣宗大中六年），享年50岁。一生历经唐代八位皇帝：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 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这样几位贵人，可以说是“达官贵人”因赏识或者世家等原因帮过他，这里根据新旧唐书的历史来列举几位 首先是吴武陵，他是杜牧的科举引路人，当场向主考官崔郾力荐，直言“讨个状元”，尽管状元已内定，他仍坚持为杜牧争得进士第五名，助其踏入仕途，使杜牧摆脱了家道中落而困顿的处境，为其政治生涯奠基。《新唐书》中有传：吴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进士第。淮西吴少阳闻其才，遣客郑平邀之，将待以宾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阳子元济叛，武陵遗以书，晓以利害，斥其不智、不仁、不孝、不明。《新唐书》载其大和二年（828年），吴武陵任太学博士时，在崔郾赴洛阳主考的饯行宴上，当众朗诵杜牧《阿房宫赋》，并坚持要求崔郾将杜牧列进士第一，后因种种原因杜牧列进士科第五名。后来吴武陵因事流放永州，与柳宗元交厚，为挚友柳宗元向宰相裴度求情，望给予柳宗元调离险地延续子嗣，也是一位热心助友的好同志！ 第二位非崔郾莫属，崔郾作为中唐名臣，出身清河崔氏，豪门世族，家族显赫，兄弟六人（崔邠、崔鄯、崔郾、崔郸等）皆官至三品以上，时称“一门六杰”。弟崔郸为唐文宗、武宗两朝宰相，崔鄯左金吾大将军。崔郾作为集贤殿校书郎，任礼部侍郎期间，连续两年（827-828年）主持东都洛阳进士科考试，录取杜牧（第五名）、韩昶（韩愈之子）等33人，崔郾顶住“杜牧疏旷”的舆论压力坚持录取，传为佳话。在任期间劝谏唐穆宗勤政，穆宗为之动容。针对敬宗不重经义，与高重合编《诸经纂要》供帝王学习。做陕州观察使时宽仁抚民，“经月不笞一人”， 作鄂岳观察使时因当地民风剽悍，改用严刑峻法，提出“陕土瘠而民贫，抚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威刑不能治”的辩证思想。 旧唐书说崔郾天资俊秀奇伟，神情深沉文雅，大明宫延英殿直谏穆宗，新唐书载其姿仪伟秀，四世同住同食，兄弟六人都官至三品，五次礼部，两次吏部，建唐从未有过，他们一家居住在长安光德里，宣宗为其题名德星堂，后来京兆人称光德里为德星社，这可不是德云社！ 唐长安城的光德坊位于西安市友谊西路，核心范围就是西工大校园内，友谊西路两侧法国梧桐林荫道就是贯穿坊址的主干道，其东南角有慈悲寺（今西工大附中附近），与《长安志》记载吻合，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靖安司”设定于此，跟前的边家村是唐代通义坊，紧邻光德坊东侧，为李渊旧宅所在地 光德坊在唐代以“政务中枢”闻名，京兆府在此处理全城司法、户籍。其西邻西市胡商聚集区，东接皇城，是长安城治安与经济的关键节点。今人在此可遥想当年官吏穿梭、文书往来的盛景 第三位就是沈传师，他任江西观察使时，邀杜牧任幕僚巡官，使其脱离枯燥的京官职校书郎，获得地方实践机会，从而躲避了长安党争的漩涡，还在此结识歌妓张好好，虽情路坎坷，却催生名篇《张好好诗》，杜牧笔下的《张好好诗》写的就是沈传师府中歌妓张好好，沈传师弟“沈述师以双鬟纳之。又二岁，余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欧阳修评价沈传师治《春秋》、工书法、吏治严明，年轻时受到杜佑的器重，也是进士科和制科双料牛人，被权德舆推为70门生中的颜回，曾担任户县尉，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苏州吴县（一说湖州武康）人，史学家沈既济之子，子沈询曾任昭义节度使。贞元末进士及第，复登制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历官太子校书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湖南/江西/宣歙观察使，终官吏部侍郎，以“性夷粹无竞”著称，任地方官十年“无书贿入权家”。工楷、行书，与柳公权并称“沈柳”。 米芾眼界很高，对唐朝的书法家极少嘉许，唯独对沈传师的书法大为推重，赞其书法“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米芾还自称他的大字主要学自沈传师。卒于大和九年（835），享年59岁，赠吏部尚书。 最后一位达官贵人就是牛僧孺，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聘杜牧为掌书记。在杜牧流连扬州青楼期间，牛僧孺暗中派兵保护并记录行踪，“某夕宴某家无恙”， 既包容杜牧的放浪形骸，又为其抵挡政治风险，使其在乱世中暂得安身立命之所，离任时婉言劝诫，保全其官声 牛李党争中的牛僧孺旧唐书赞其“贞方有素”清廉刚直，拒贿典范，新旧唐书均载其拒收韩弘千万钱贿赂，被穆宗赞为“守法之臣”，任御史中丞时顶住穆宗压力，以“帝王立法，正为才多者”为由处死贪官李直臣，文学贡献卓著，传奇集《玄怪录》被鲁迅誉为唐代志怪小说巅峰。但《新唐书》直指其“奋私昵党，排击所憎”，与李宗闵并称“盗儒”， 斥其“逢吉险邪”。 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献城归唐，牛僧孺以“守信为上”力主归还降将与城池（829年），导致唐朝丧失战略要地，司马光《资治通鉴》评其“维州小而信大”脱离实际，姑息幽州叛将杨志诚，称“此小事不足计”（831年），纵容藩镇割据。文宗问其治国方略时，答“太平无象”粉饰现实，被批缺乏政治担当。重用献石官吏（如李道枢），雅好赏石沦为党争工具，是位毁誉参半的晚唐重臣。陈寅恪认为牛代表寒门进士集团，与李德裕门阀势力对抗，本质是晚唐社会转型的缩影……其人生轨迹印证晚唐政治生态的崩坏——个人的道德闪光难抵体制性腐朽，最终与政敌李德裕共同卷入时代洪流，成为帝国衰亡的注脚！ 这些贵人虽助力杜牧渡过重重难关，却难改其“报国无门”的宿命。晚唐牛李党争激烈，杜牧因与牛僧孺亲近遭李党排挤，辗转黄州、池州等地刺史，军事才能（注《孙子兵法》13篇）与政治主张（削藩镇、抑宦官）始终未获重用。青楼纵酒，诗赋风流，实为抱负落空的无奈寄托，最终他自焚诗稿、草撰墓志铭，病逝长安，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人生慨叹，令人唏嘘！ 部分配图为大明宫丹凤门、骊山华清池九龙湖、飞霜殿、长乐公园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