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黄的批准书 1969 我的下放岁月

地主

　　我家至今珍藏着一张泛黄的批准书，是1969年12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签发的上山下乡批准书。纸的最上角印着毛主席的像，最醒目的是四个鲜红大字；

最高指示

下方 便是那句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话；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批准书上写着；史益贞同志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志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干重命，特予批准。希望你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思想革命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立新功。右下角、江苏省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印章，泛黄的批准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依旧清晰醒目。

当年父亲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批准书，只可惜在后来一次次搬家中不慎遗失，如今家里只留下母亲这一张，成了那段岁月最沉甸甸的见证。

这张批准书是我母亲史益贞的，也正是这一一纸批准书，在1969年的冬天，七岁的我跟着父母、奶奶、还有我们四姐妹一家七口人，把家里所有东西搬到江边，从南京中山码头坐船出发，坐船到淮阴再从淮阴坐卡车到灌云县侍庄公社桥圩大队周陈庄。

因为爷爷是地主，我们一家就这样被下放农村，开启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生产队的队长专程去接我们一家人，到了生产队后便安排我们家暂住在村里二蛮子家。初到农村时那里特别穷全是土坯房，没有电晚上就点煤油灯，当时才七岁的我什么都不懂，大姐回忆说，母亲和奶奶看到这情景抱头痛哭，哭得特别伤心，怎么就到农村来受罪了，满心都是对命运的无奈。

可村里人见到我们一家却觉得稀奇的很，我们家从南京搬到农村带过来的家当还算过的去，家里还有一张竹子凉床，夏天没事的时候我爱和妹妹爬到凉床上玩耍，那张凉床的模样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犹新。我和妹妹头上戴的帽子是大哥从新疆插队的地方带回来的样式特别好看，这份记忆至今都难以忘怀，一家人从头到脚都穿得整齐干净。

母亲也是地主家的小姐，年青的时候穿过漂亮的旗袍，因为爷爷是地主，除了家里的奶奶在上海还有一门亲人，那就是上海的奶奶和姑妈一家，那时我还没出生家里才有大哥，上海的奶奶人特别好，这是母亲后来讲给我们听的，上海的奶奶时常会来我们家，每次来都会带旗袍和连裤袜送给母亲穿，如今老一辈的人都已经不在了。四姑妈一家至今还住在上海，她们待人特别和善，这些年我和大姐也时常去上海看望她老人家，每次见面四姑妈和四姑爷一家都格外开心。只可惜四姑爷去年也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排行老五。从小到大我们穿的都整洁干净，母亲一辈子都爱穿，而父亲只讲究吃，两个人特别般配，母亲不当家，家里都是父亲当家可他从不存钱，挣的钱都花在我们吃穿上，母亲不会做饭烧菜，父亲却做得一手好菜味道特别香。

那时候的农村是真穷，很多小孩大冬天屁股都露在外面，鞋子都是趿拉着的，所以衣着整齐体面的我们一到村里就让大家格外惊讶，那时候的农村很多人一辈子都守着这片土地从来没有走出过农村见识过外面的世界。

　　父亲的第一份工就是在沂河堆看青，因沂河堆大堤河对岸分了属于周陈庄生产队的集体耕地，粮食种下去长熟之后必须要有人日夜看守，防止被盗、被牲畜糟蹋，这个活就叫看青。沂河堆离周陈庄有段距离，所以父亲要在河边的棚子里值守，也正是这份工作让他认识了同在看青的郭庄郭大爷，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成了忘年交。

　　当时我们家在村里二蛮子家住了一般时间，后来又搬到村庄前面杨大姑旁边的三间房子先住下，杨大姑是生产队唯一一户五保户，记得杨大姑家门前有棵很大的杏子树，杏子熟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都会围过来摘吃，这时杨大姑总会想办法把好的杏子留着给我们姐妹摘吃，看到我们摘杏子时她脸上总会带着温和的笑容。大概一年左右我们家的房子就盖好了，房子盖在村庒的最前排住的都是下放户，共六户下放户，周陈庄只有两户，另外三家是隔壁村的。

房子当时盖得还真是非常好，是父亲花钱让人从灌云县城拖来的石头，房子一半是石头、一半是土坯、顶上是茅草，大约过了两年又换成了瓦房。在这期间我们姐妹四个也都开始上学了，父亲除了上工其它时间都在家里忙里忙外，开始建设我们的小家园。

我们家前面是菜园，父亲把它划成一块块的很整齐，中间是一条路两边是菜园地里种了青菜、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菜园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水塘，里面有不少鱼，水塘里还有藕，房子的墙根还种了一排菊花叶，我们家在房子的后边还种了一大块地的西瓜🍉夏天西瓜熟了真是一道风景。同时家里开始养了猪🐷鸡🐔鸭🦆鹅🪿，每到菜园丰收的时候，母亲就会用箩筐把熟了的瓜果蔬菜，还有鸡鸭蛋，吃不完的挑到大约有三里路的待庄公社去卖，换点钱回来用。

大姐我和妹妹回到了四十年前下放住的房子，但房子己经彻底变了样🏠。

2019，7，12

　　就这样大概过了两年左右吧，国家开始照顾下放户，大姐被分配到灌云县城专门为下放户建造的纸盒厂糊信封糊纸盒，基本上下放户每家都有一个名额，只优先分配一个，当时父亲就问大姐你是上学还是选择上班？那时她正上初中，在这两年多时间里大姐已经被折磨得早就不想上学了，初中学校也有田地，施粪、下田插秧时田里还有蚂蟥，姐姐怕蚂蟥、脚还不能沾地嫌泥巴脏，用脚踩着盆坐凳子上一点点往前挪，施粪她更不会去，只能从自家茅厕弄一点送过去，割稻子收麦子她也不怎么会，还被老师说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姐姐当时就生气了说自己又不是地主、又不是反革命，正赶上这个名额，她就说不上学了要去上班，义无反顾地去县城上班。在初中学校大姐受过的那些罪后来我上初中时也同样受过，插秧时因怕蚂蟥同样也是用脚踩着盆一点点往前挪，同班两位处的好的同学，插秧时总会回头帮我，这份同学情到现在我们都保持着联系。

同学

　　记得沂河堆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大块地种粮食等粮食熟了就按户划分每家都要去收割稻子或麦子，父亲就会带着二姐去完成，我长大后也去过帮忙收割。还有生产队组织修路，记得是我家门前那条路也是按工分到每家每户都要出工出力，这些对当时我家来说真的是有点难，好在每到这种关键的时候我泗阳老家的舅舅就会出现，帮忙挖土平地帮我们家扛过不少重活。在我们家下放的十年农村，村里有个小伙叫小四巴我叫他四哥，他就像我父亲的干儿子一样，十年里没事就跟在我父亲身边，在我们家总会看到他的身影，帮我们家做了太多太多的事和重活，现在想起心里还是满满的感谢。

在农村的那段日子记忆里的生活真的是太多，太多美好的画面，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有一对勤奋善良的父母亲。

　　母亲很聪明贤惠本是地主家娇生惯养的小姐，下放到农村很不适应生产队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记得刚到农村没多久村里组织挖河每家都要出劳动力那时灌云县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辆独轮车，运土筑路收粮食全靠它，当时父亲推着独轮车往上运土，母亲就在前面用绳子帮忙拉拽，不知怎么回事母亲脚下一滑一下子摔了下去，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生产队的重体力活。不过队里收棉花、剥玉米这类轻一些的活母亲都会去挣工分，从来不肯闲着母亲尤其有一双巧手特别会做衣服，每到过年我们姐妹都能穿上母亲亲手为我们做的新衣裳。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母亲还学会了做布鞋，就是用浆糊把碎布一层层裱起来，再用粗线一针针纳成鞋底的那种，母亲的针线活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年青时还绣过花，村里的姑娘们出嫁，嫁衣大多是找母亲做的，姑娘们一身大红的棉袄棉裤和红鞋，喜庆又好看，我至今还记得小伙子骑看自行车来接新娘总会经过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新娘子穿着一身红艳艳的新装坐在车后，在那个年化真是一道格外动人的风景，那年代帮人做嫁衣没有什么物质回报，往往就只收到一把糖，也正因如此我那时候的糖吃得格外多，还玩糖纸🍬压在书本里。

　　我们家在农村这十年能过上安稳好日子，说到底全靠父亲是他撑起了这个家，父亲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却用自己勤劳的方式默默撑起这个家。

记得刚到农村没有多久，父亲发现村里人喝不上干净的水，就带着村民规划在村子中心挖了一口又深又大的水塘，还砌上了木桩台阶。村里有老人手关节炎很严重，手都舒展不了，父亲就会拿出祖传秘方为他们治疗。这些事让我们家在村里赢得了很高的尊重，村里上到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八岁的孩子见到父亲都会亲切地喊他声颜大爷。

关键是父亲会做的事情特别多，生产队收完黄豆，他会带着我们去捡掉落在地里的黄豆捡回来的黄豆做成豆腐和豆腐脑给我们吃。收山芋的季节他会做山芋粉丝，一排排挂在架子上的粉丝，在当时不仅是一道好看的风景，更藏着满满家的味道成了我心底最温暖的画面和记忆。在那个年代父亲还会做葛根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了不起，过年时父亲还会熬红薯🍠麦芽糖，甜丝丝的是我童年最难忘的年味。

带刺的球形果实，是我家祖传秘方

苍耳

　　记得除了我们家前面的水塘有鱼里面还有红色的鱼，在当时想吃鱼时父亲就带我们去小河里捞鱼，把两头用泥巴堵上再用盆把水舀出去，用这种方法总能抓住不少鱼，他会河水炖鱼，锅边再贴上一圈烙饼，那味道至今想起来都无比的好吃。

父亲还养过很多免子，偶尔也会杀免子给我们改善伙食。前面提到郭庄看青父亲认识的郭大爷，他家靠近沂河堆，沂河里有许多海鲜，他经常挑着两筐海鲜送给我们家吃，父亲每次都会精心炖上一锅海鲜，锅边贴着小麦饼和玉米饼🌽一家人吃得格外香。父亲也从不让郭大爷空筐回去🧺总会装上不少好吃的让他带回去。我从小就比较懂事会察言观色，家里来人吃饭菜不够时我就少吃菜，饭不够吃我就主动少吃，那时候小麦饼更受欢迎大家都喜欢吃，我会把小麦饼让给家里人吃，自己吃没人爱吃的玉米饼，大姐也常说我小时候真的特别懂事。

我们家每年过年都会杀猪，只有一年养的猪不幸死掉了，父亲把它埋在一棵泡桐树下，那棵泡桐树后来长得又粗又壮。

父亲还会给果树嫁接，结出来的果子非常好吃。记得我家前面父亲还载了一棵无花果树结出的果子也非常好吃，那滋味现在想起来还是难得的美味。

　　父亲当过生产队的会计，有一年队里杀牛村民们都围着等分牛肉，父亲非常认真的过秤，挨家挨户分得清清楚楚，同时他还管过生产队的菜园。我们村还有一个很大的鱼塘，每年冬天村里都会清塘捕鱼分鱼，每家都会分到不少鱼，那热闹的场面依旧是一幅特别美好的画面，有趣又难忘。

父亲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爷爷当年是地主，家境十分宽裕，在父亲小的时候爷爷专门在家里办了学堂，还特意请了私塾老师上门教他读书识字，也正是因为从小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在父亲后来下放农村的十年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不管什么年代有文化和没文化终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家当年之所以会被下放到农村，根源在于爷爷是地主成分。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后期，那时候凡事地主资本家家庭都属于被批斗的对象，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批斗。虽然爷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但地主这一家庭出身是改不掉了，父亲见形势越来越严峻为了躲避灾祸选择下放，更何况父亲当时还是汽车修理厂队长，属于有职务的人在风暴中更易成为靶子。原本申请下放到泗阳老家，毕竞那里是故土亲戚族人大多也都在泗阳，回去多少能有个依靠。可在那个年代个人意愿根本做不了主，国家并没有批准我们回老家，而是把我们全家分配到灌云县一处偏僻的农村。

小时候在农村父亲一直安稳度日，从未受过批斗，想来一是父亲好友郭大爷的儿子后来当了大队书记。二是我南京的舅舅下放到灌云县城五金公司当主任，那时自行车缝纫机都是紧俏物资，不少人托我家帮忙。村里也有出生问题遭遇坎坷的人家，批斗的场景我至今难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亲能安稳生活已是万辜，这也多亏了乡亲们对我家的关照。

　　就这样我们在乡下的日子也算安稳舒心。大概到了1974年，那年我上五年级，政策上出现了一点微光，好多下放户从哪里下放就回哪里找政府，我们家也回到了南京，当时就住在白下区第二医院旁边父亲原来的单位汽车修理厂，厂里当时住了十几户家庭都是一起下放的职工家属，大概住了一个多月，回城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们又被单位派来的解放牌大卡车，每个人胸前都被戴上大红花，轰轰烈烈的仪式感又被送回了灌云县农村周陈庄，不同的是这次是单位送回来的。

　　1974年被送回来以后，政府开始对下放户给矛最大的关注，先是每家又安排一个到县城上班，父亲就这样被安排到灌云县城的一家工厂上班。大概没上多久父亲的身体就出现了状况，当时大姐和二姐拉着板车从二十里路的县城，把父亲拖了回来，乡亲们看到父亲回来都纷纷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吃过饭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一下子开始吐血，母亲正好进房间一把把父亲抱坐起来，一大口鲜红的血喷了出来，我赶紧拿来脸盆，父亲又吐了好多血，母亲慌了立刻喊来乡亲，几个状汉把我家的门䣃下来当门板，铺上被子把父亲抬上去，乡亲们找来绳子，抬着就走往三公里待庄公社的医院赶，抬到医院时已经是傍晚医生看了父亲的情况太严重不敢收，大家又立刻往县城抬，母亲和大姐跟在旁边，灌云县城离我家有二十里路哦，就这样乡亲帮忙抬到了县城，路上都不敢休息，快到县城时母亲叫大姐赶紧去喊县城的舅舅，舅舅当时是县城五金公司的主任出差刚到家，听说后立刻赶去县城最大的医院直接找了院长，立刻安排上手术，胃穿孔切除手术，手术非常成功父亲得救了。因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如果不是乡亲如果不是县城的舅舅，慌忙中母亲身上又没有带钱，在那个年代父亲危机关头根本挺不过去，光靠母亲和姐姐也不可能及时把父亲送到县城医院。真的这一辈子都感谢我的舅舅还有周陈庄那些善良的乡亲们。

真的那年遇到这个情况，奶奶一听说父亲在县城医院开刀做手术，她老人家急火攻心一下子就晕了过去，随后也被乡亲们送到侍庄公社住院治疗，二姐在照顾奶奶，母亲和大姐在县城医院寸步不离照顾父亲，家里赶紧拍电报喊回在南京江宁县插队的二哥回来照顾住院的奶奶。

那段日子家里一分为二，一边是县城病重开刀的父亲，一边是公社医院晕到住院的奶奶，留下我们三姐妹在家，母亲心里满是牵挂根本不放心，村里乡亲看在眼里都主动到我们家来陪伴照看我们。这段经历现在想起心里全是暖意，满是道不尽的感恩，那些淳朴的乡亲是那段最难的日子里我们家最温暖的依靠。

　　就这样一家人互相支撑靠着乡亲们的帮衬扛过了那段最难熬的岁月，父亲手术过后便安心在家休养，身子慢慢调养着，奶奶身体也慢慢的好起来了，父亲身体渐渐恢复也不在干重活，只在家里做些轻巧的话，打理家里的琐事，整理院里的蔬菜，日子总算归于安稳。大概到了1975年父母亲正式开始领取退休工资了💰记得大队每个月都会有人来喊父亲去领退休工资，当时父母亲的退休工资加起来大约有七十多块钱，把乡亲羡慕的直说颜大爷家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我们一年一头大肥猪的钱。

　　在往后的日子里，远在新疆的大哥终于回来结婚了，天高地远，他难得探亲回来一次家。大嫂是那个年代难得的大学生知书达理。而在南京江宁插队的二哥离家近了许多，回来探亲的次数自然也就频繁得多。

二哥人缘很好嘴又会讲，天南海北什么都能聊，口才特好。所以每次回来村里总有几个小伙子天天围着他跟着他，还会把钓来的黄鳝、家里的鸡蛋鸭蛋🥚都会拿来给二哥吃，哥哥也会回赠他们一些东西。

　　我们家在当时的农村条件算得上很好的，甚至可以说，能跟我们家相比的人家并不多，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父母是他们用智慧和勤劳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地，让我们在艰苦的岁月里，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富足。也正因如此，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段日子，脑海里浮现的大多都是美好的画面。而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下放户和知青都不愿再回首那段往事。

正是因为条件好，我泗阳的二姑妈几次到我们农村来住上段时间，二姑妈有次带着我的三表姐和小表妹来，每次她们来父亲总是好酒好菜招侍，开饭时父亲还总爱拉着三表姐先喝上几杯俩人边吃边聊那份亲热劲，让我们这些孩子都忍不住有些嫉妒，也正是那次我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家族秘密，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长这么大从不知道远在上海还有一位奶奶。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那段历史和亲属关系一直被父母小心翼翼地封锁着，直到有一天表姐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什么，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轻声说表妹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你家在上海还有个奶奶，你看报纸上这个人跟你上海奶奶长的有点像高高大大的，那一刻我真的被震住了，长这么大我从未听过半点风声，父母不提我也只能把这份震惊悄悄埋在心底，也就是那时我才知道我不仅有个上海奶奶还有姑妈一家亲人在上海。

　　我记得后来我们家回城时此时文革早已结束而我们家和上海奶奶一家也已断了几十年的联系，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失散的亲人，正好妹妹要去上海玩，父亲便把寻找上海奶奶和姑妈的重任交给了她，几经周折终于和上海的亲人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我成长记忆里母亲常跟我们说，南京六合你们还有一位三姑妈，她为人厚道实在人也特别好。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农村家家户户都不宽裕，我们家在农村三姑妈从末来打搅过，只是默默牵挂关注我们一家，分寸感十足，也从不给我家添任何麻烦，一直安守本分体谅亲人。

　　我始终记得1974年那次短暂的回城经历，让我心里从此埋下了对南京的向往。那时我已渐渐长大，每天放学回来都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自从大姐去县城上班，二姐就成家里付出最多的人，家里所有重活大多也都由二姐承担，我会帮忙抬水浇菜、会和村里的小孩一起拿着绑了红绳的小树枝到小河边放鸭子，还有两只鹅🪿会去割草喂猪🐷大嫂嫁过来时带了一头奶羊，我和妹妹去挤羊🐑奶，用那个年代的白色大茶杯挤上满满一杯羊奶烧开后加点糖，味道特别好我俩都爱喝。

　　那时候为了家里生火做饭，我没少跟着母亲和姐姐忙活，我们会去生产队的广场上一起剥玉米瓤🌽带回来烧锅，剥玉米时总能看到自行车驮着白箱子卖桂花冰棒，母亲也总会买给我们吃。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学着为家里分担更多家务。一闲下来我就会趴在门框上往南方眺望心里一遍遍盼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南京？

母亲也曾经跟我们说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绝不会让我们四个姑娘任何一个留在农村，一定会把我们都嫁到南京那怕是郊区都可以。

那时农村我家生活再好终究还是农村，环境太重要了。就我们那地方一到下雨天☔穿着胶鞋走在路上一脚下去全是泥巴，粘在鞋上厚厚一层，跟带了一脚《黄金》似的。所以在她心里环境才是最关键。

　　后来国家政策慢慢也有了变化，开始照顾下放户，一家能有一个人回原籍，从哪里下放就回哪里去。那时大姐已经在灌云县城上班，二哥也从江宁插队回到南京分配了工作。大哥一家因大嫂是灌云县城下放的，也就落在了县城。按理说这个回城名额本该是二姐的。可父亲特意把大姐从县城叫回来，当着姐妹俩的面商量，跟二姐说你大姐岁数也大了该找对象结婚了，你们姐妹俩商量下这个名额谁先回去。二姐想都没想二话没说就把回城的机会让给了大姐。

要知道那时候一家就一个名额，以后还能不能回城谁也说不准。多少人家为了抢这个名额争得面红耳赤，可我们家姐妹俩互相体谅、和和气气就把这事定了下来。

大姐也顺利回到了南京参加了工作。回到南京后，大姐没忘二姐的成全心里满是感激她拿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二姐买了一条在当时特别时髦漂亮的围巾，还特意托人带回来的。二姐拿到时笑得可开心了心里暖暖的。姐妹俩这份情谊，在那个年代格外珍贵。日子依旧在期盼中慢慢过着。

　　十年农村生活我最怀念的还是那些过节的日子。端午节、家里会煮一大锅粽子，还配咸鸭蛋和鸡蛋🥚大姐手很巧会编好看的蛋络子，我和妹妹每人挂一个，里面装着鸡蛋那就是端午节的味道。

七夕节、我躺在院子里的凉床上，看天上的牛郎织女，听着水塘里阵阵蛙鸣，心里满是安宁与欢喜。

中秋节、家里会杀一只鸭子，再配上鱼塘捕的鱼，菜园里现摘的蔬菜。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烟火气。月亮升起来🌙饭菜飘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格外温馨。

春节更隆重，杀鸡、宰鸭、杀猪、年货备得足足的，屋檐下挂满了鸡鸭鱼肉，喜气洋洋。反观我们那一排下放户，他们平时除了上班，剩下的时间大多用来打麻将，日子过得很清闲，甚至还看不起我们家这般勤劳。我们和他们仿佛活在两个世界。

但是有一年过年我记得特别清楚，算是狠狠给他们打了脸，隔壁的下放户门口传来低泣声走近一看家里没有一点年的样子，冷冷清清，满是凄凉。再看看我们家年货充足热闹喜庆。后来父亲还拿了许多吃的去接济他们。

这一对比勤劳与懒散的差距一目了然。他们一年到头只顾休闲玩乐，我们家却始终勤勤恳恳。父母一辈子从不打牌赌博，只知踏实过日子，这份勤劳深深影响了我们六个子女。

　　就这样又过了年把光景，转眼到了1979年，国家的政策彻底转变，下放户终于可以全部回城，这次政策实打实落地了，我们打心底里感谢邓小平他老人家，若不是他，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否回到城里，政策明确从哪里下放就回哪里去，我们一家回南京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就在准备启程时奶奶却舍不得离开，那十年我们在农村生活安稳舒心，吃喝不愁，邻里和睦，奶奶早已习惯这里。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大间正房，一间厨房、门前是宽敞的水泥地，院里还打了一口水井，丰收时节，乡亲们干完活常来我家歇脚，打井水喝，所以奶奶舍不得这片熟悉的地方，我们都能理解奶奶。

父亲见奶奶不舍离开，耐心劝导您要是留在这里，我的几个丫头就要一辈子待在农村，将来嫁在乡下再也走不出去了，正是这番话让奶奶同意了跟我们一起回城。

1979年的夏天，一辆熟悉的东风牌大卡车载着俩户下放人家，从乡间驶向南京，十年前的1969年的冬天车上是尘土与未知；此番归途装的是欢喜与期盼。母亲和二姐先一步回城，在白下区光华门的河边找地方搭简易房为一家人落脚着准备，等屋子收拾停当，阔别已久的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团聚，刚落户那段日子，我跟大姐走在南京的街头，心里总有些怔，我忍不住对姐说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回来了。那种恍如隔世的踏实与恍惚，时隔多年，依然清晰记得。

十年乡野岁月，就此轻轻落定，那些风吹日晒，泥泞坎坷的日子，都成了身后的往事，从此我们告别田野，重回城市，在熟悉又陌生的南京城里，开启新的日子。

泛黄的批准书 1969 我的下放岁月

图片 豆包生成

一，始祖；孔门第一贤人

1 世；颜回 （字子渊）

孔门七十二贤之首，复圣，真正的先祖

1，孔子七十二贤

2，颜家真正的祖先，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排在第一位的颜回

3，爷爷 颜光奎 是颜回第67世直系后人

4，父亲 颜绍余 是颜回第68世直系后人

5，那6位颜姓贤人，全是颜家同宗先贤。

　　回望这十年乡村岁月，心中满是温情与感概。祖上曾是地主，爷爷凭着一身胆识与辛劳，创下过丰厚家业；到了父亲这一辈，更是聪慧能干，踏实坚韧、撑起了整个家。父母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二哥尤为聪慧。而在梳理家史时，我竟意外发现，我们竞是孔子七十二贤之首颜回的后人，父亲一脉正是第六十八世贤人支系。原来祖辈的勤勉，既是荣光，更是我一生前行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