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的星光

丽烨

1997年的10月，霜降刚过，田里的稻子早已归仓。那时候，我在镇上的实验中学读初三，每天的生活就是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日子紧张而有序。

我们宿舍的窗户朝北，正对着一片收割后的稻田，再远些就是镇政府的大院。那段时间镇政府院子里每晚都在放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声音不大，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旋律便丝丝缕缕地飘进我们的宿舍。

我们宿舍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每周三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学校会议室会开放那台二十寸的黑白电视，让同学们看一集《动物世界》。至于《霍元甲》，我们只听过班上有位走读生眉飞色舞地讲：“昨晚霍元甲跟俄国大力士打擂了，三拳就把人打趴下了！”我和同学们听得心痒难耐，却只能咽咽口水，继续埋头做题。

那天是星期四，离期中考试还有二十来天，晚自习九点结束，我们洗漱完毕后九点半熄灯。按惯例，熄灯后不许说话、不许走动，值班老师会打着手电筒挨个宿舍查房。可那天晚上，隔壁宿舍有个同学不知从哪里打听到：《霍元甲》今晚大结局。

消息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整层楼顿时炸开了，有人压低声音说：“去看看？就这一回了。”有人犹豫：“被抓到就完了，班主任李老师可不好说话。”有人撺掇：“怕什么，看完就回来，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宿舍六个人都没睡，我上铺的阿霞第一个翻身坐起来：“我去。”她是我们班出了名的胆大，她对面的小林犹豫了一下也说：“那我也去。”剩下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齐刷刷地起了床，只有下铺的老周翻了个身，闷声说：“我不去，你们去吧。”

我们五个人蹑手蹑脚地打开宿舍门，走廊里静悄悄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地面映得发白。阿霞打头阵，贴着墙根走到楼梯口，往下张望了一下，朝我们挥手，我们鱼贯而下，摸到一楼，从食堂后面那扇没上锁的侧门溜了出去。

从学校到镇政府大院要穿过一片菜地和一条土路，满打满算也就三百米。可那三百米走得心惊肉跳——路边的狗叫了一声，我们全体蹲下；风吹动菜地里的稻草人，我们差点掉头就跑。等翻过政府大院矮矮的围墙，摸到放电视的那间会议室窗外时，后背已经全是冷汗。

会议室窗户没关严，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见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屏幕上霍元甲正和日本人比武，拳来脚往，看得我们眼睛都直了。我们五个人蹲在窗台下大气不敢出，生怕被里面的人发现。正看到高潮处忽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角，我一回头脸都白了——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们身后。

月光下李老师的脸铁青，他没说话，只是朝学校的方向指了指。我们五个人像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往回走，一路上没人吭声，只有脚步声沙沙地响。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完了，明天肯定要叫家长，搞不好还要记过处分。

回到宿舍，李老师让我们在走廊里站成一排，他背着手从我们面前走过去又走回来，足足走了三四个来回，才开口说话。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还有二十天就期中考试了，你们倒是有闲心去看电视。行，你们去看了，我问你们，霍元甲打赢了没有？”

我们面面相觑，没敢回答。

他冷笑了一声：“你们连结局都没看到就被我抓回来了，这就像你们现在的学习——半途而废，前功尽弃。”他顿了顿，“你们以为我不让你们看电视是跟你们过不去？我跟你们说，我巴不得你们去看，看完了我好清闲。可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家里供你们读书容易吗？你们爹妈在田里刨食，一年到头能挣几个钱？你们倒好，大半夜跑出去看电视，对得起谁？”

我们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阿霞的眼眶红了，小林咬着嘴唇，旁边的小杨已经哭出了声。

李老师又说：“今晚的事，我不上报学校，也不叫你们家长，但你们每个人给我写一份五百字的检讨，明天早上交到我办公室。”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以后想看什么，等考完了试我放给你们看，现在都给我滚回去睡觉！”

我们灰溜溜地进了宿舍，躺到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周忽然小声说了一句：“我不是没去吗？你们非要去，这下好了。”没人理他，过了好一会儿，阿霞闷声说：“老李其实……挺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检讨交了上去，李老师收了什么也没说。期中考试结束后，成绩出来，我们五个去看电视的居然都有进步。阿霞考了全班第五，小林前进了十二名，我也前进了七八名。周五下午班会课，李老师抱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走进教室往讲桌上一放，插上电，调好频道说：“说好了考完试给你们放，现在兑现。今天看一集《霍元甲》，下不为例。”

全班欢呼。

那集《霍元甲》我们到底还是没看到结局——因为电视机信号不好，雪花点比人影还多。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同学聚会时还常常提起那晚的事。阿霞现在已经是县城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了，有一回她红着眼圈说：“那年要不是老李那一顿骂，我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

我记得那夜回宿舍的路上，月光很好，星星也亮，李老师走在我们身后，手电筒的光一晃一晃的，替我们照着脚下的路。那光不亮，可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