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幸运儿

特立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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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自存照

外面淅淅沥沥下了一天春雨，无法外出散步和锻炼，索性在家里翻找一下不知道放到什么地方的大学期间的两个“老物件”——学生证和校徽。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我一通翻箱倒柜的倒腾，终于找到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当我把它们捧在掌心的时候，关于四十九前我成为那场高考幸运儿的回忆，瞬间在脑海霸屏。

1976年底，当兵4年的我已经由炮兵团榴弹炮营一连指挥排侦察班长提升为该连二排长。次年秋季，我们榴弹炮营代表我所在的某野战军，在某炮兵靶场参加了军区组织的“走、打、吃、住、藏”五个科目的炮兵大比武，这是我作为炮兵排长仅有的一次指挥火炮实弹射击的体验。

就在此时，关于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插上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如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但是，从来也未曾想到过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居然能和部队特别是和我本人扯上关系。

这次大比武，在军区参赛的十一个大单位中，我们营获得了总分第三名的成绩。我们连还代表我们营接受了李德生司令员的接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骨干队伍建设，部队班师回营后，炮兵团便成立了以三号首长和五号首长分别担任队长、副队长的骨干集训队，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我这个炮兵排长就当了骨干集训队的一名班长。

一天下午，集训队以班为单位正在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营教导员王德富找到我，他告诉我说：“你准备去考大学。”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对教导员说：“您该不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教导员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平时说话总是面带微笑。为了证明他的确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居然变得很一本正经，神情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团党委的决定，我是代表团党委正式通知你！”

原来，就在刚刚，团里开了党委会，研究确定了全团参加高考的人员，一名干部，一名战士。允许部队干部战士报考地方高校，这在我国建国后还是首次。全师一共分配到十个报考名额，五名干部，五名战士，师直属队和四个战斗团各两名。干部的条件要求：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周岁，党员，未婚。

至于在全团众多符合条件的干部中，团党委为什么会选中了我，王教导员是这样描述的：团党委书记、政委郭全文问王教导员：“一连那个叫许永利的兵提干没有？”王教导员回答：“已经提起来了。”郭政委继续问：“他今年多大年龄？结婚没有？”王教导员回答：“二十五周岁，未婚。”郭政委眼睛一亮，当即拍板：“那就让他去参加高考，他一定能考上！”

郭政委曾经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田维新的警卫员。自己虽然文化底子不厚，但却十分爱才。1976年底，我当时还是侦察班长的时候，在全团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大会上，代表全团战士发言，给郭政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才有了前面团党委会上他的力荐。他是团党委书记，他的推荐很自然地就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么好的机会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我的心里却忐忑不安，矛盾重重。我是一个农村孩子，那个年代，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差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几度停课，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68年，沈阳市的知识青年下乡到我们大队，对农村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城里的孩子都下乡了，农村的孩子读书还有啥用啊！好多孩子都辍学了，我也回到生产队当了半拉子(未成年社员)，每天放生产队的七头老母猪，挣七个工分。

后来老师挨家挨户作动员，把我们找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教育制度也做了改革：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小学代管），高中两年，而且高考也早已取消了。好多老师都不是科班毕业，有的甚至是临时找的挣工分的代课老师。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入伍了。让我去考大学，简直无异于天方夜谭！再说了，全团就一个干部报考名额给了我，万一我没考上，就等于浪费掉了这个名额，会被别人戳脊梁的。

我问教导员：“我可不可以不去，我怕考不上白瞎名额，丢人！”教导员说：“党委会定的事能说改就改吗？你就去吧。考上了，就上你的大学；考不上，还拿你的2352（当时的排长是行政23级，工资52块钱）。”

确定让我去参加高考，距离吉林省的高考还有十一天时间。我从骨干集训队回到连队，每天参加早操、操课，只有业余时间才可以看看书。最关键的是考什么、复习什么、该从哪入手复习？我一无所知，脑海中一片空白。

得知我的情况后，王教导员果断通知连队让我脱岗复习。连长卢文金的家属（部队称妻子为家属）张老师在驻地佐安小学任教，她有一个同事，也准备参加高考，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份《吉林省高考复习大纲》，张老师给我借来后，我如获至宝，连夜誊抄归还后，第二天就跑到通化市的唯一一家新华书店，按图索骥，购买了一大堆我认为有用的参考书。按照复习大纲挨道题作答案，挨道答案背记，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

为了助力我们的高考，在高考的前几天，师里又把我们准备参加高考的人员集中到师招待所进行闭门备考，在全师范围内抽调几名老大学生干部对我们进行重点突击辅导，临阵磨枪。

1977年11月26日，全师十名考生由时任干部科干事的吴宝珍带队，乘火车从通化赶赴吉林省会长春市参加高考。

我的考试分到了长春市第七十五中学考场。27日，我们在统一安排下，到学校熟悉考场。28日，高考正式开始。

停止了十年的高考，沉积了无数莘莘学子。来自各条战线的、各个年龄段的考生，怀着惴惴不安与忐忑，怀着无限向往与憧憬，步入庄严而神圣的考场。

说句心里话，对于是否能够赢得考试，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怕什么还偏偏就来什么！我比较弱项的是数学，可巧，第一科就是考数学。题难不难？现在说，不难。但在那个年代对于我而言，很难。自我评估，那一科的考试成绩我充其量也就是三十分多一点（不怕看官笑话，我报考的自愿是辽宁大学中文系，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其它学科的存在，而且更不知道部队考生只允许报考所在省的地方院校。我甚至不知道总分数上线就可以被录取，以为有一科不及格就会被淘汰）。我想，完蛋了！数学不及格还考啥呀！干脆放弃算了。

正当我垂头丧气之际，监考老师走到我身旁。他轻声对我说：“解放军同志，题有点难是吗？”我抬头看了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不要失去信心！你们报考的是文科，只要总分够，即使数学不及格，照样会被录取。”

监考老师短短的几句话，如同给我注入一针强心剂，使我沮丧的心即刻振作起来。接下来的三科，政治、语文、史地相对都是我的强项，一路顺利。

至今我还记得，语文作文二选一，华主席和吉林人民心连心；伟大的胜利——难忘的1976年10月。我选了第二题。

我还记得，语法分析：华主席健步登上雄伟的天安门……

高考结束了，按理说心情应该放松下来了，可是，一点都不是这样，感觉整天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要是考上了，咱就好好的准备上大学了；要是没考上，咱就安下心来努力的工作。这可好，上不上下不下，死不死活不活的太蹂躏人了！尤其偶尔还会听到有人说：“他可能没考上，不然怎么还没走呢”的时候，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为了逃避囧境，我干脆向连队请求休假，春节回家探亲，这样至少可以减少20天的煎熬。

结束探家回到部队后，关于是否被录取的消息依然是泥牛入海。

1978年3月，漫漫严冬渐渐走远，春风轻拂山原，万物渐苏，通化地区的山崖上映山红已是含苞欲放。我真切地体验到了春风送佳音的感觉。在这个阳春三月，我终于收到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即将成为该校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历史系本科新生。

入学后我找到系党总支书记于风楼老师，我特别想知道的两个问题，都在他那里找到了答案。第一，我的志愿填写的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为什么会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他告诉我，部队考生只在部队所在省录取；而且，当时报考中文系的考生太多，报考历史系的考生相对较少，于是就把中文系的新生调到历史系一部分。第二，我的考分到底是多少？经查，我的总分数是221分，而录取分数线为210分。

人们都把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赞誉为天之骄子，因为，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仅为4.8%，我和这4.8%的新生一样，成为了那场高考的幸运儿！

历史学科有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历史不能够假设”。但是关于我与高考，我还是忍不住想做一些假设：假如没有恢复高考；假如我不是从上小学就一直学习非常好；假如我参军后没有一直坚持自学；假如郭全文政委没有在团党委会上推荐我；假如没有连长家属给我借来的那份《吉林省高考复习大纲》；假如没有王教导员果断决定让我脱岗备考；假如我没有遇到那位好心的监考老师；我还会是那场高考的幸运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