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大地的心跳:竺可桢和宛敏渭与《大自然的语言》

垚之焱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倾听大地的心跳:竺可桢和宛敏渭与《大自然的语言》</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文/垚之焱</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这温润如诗的文字,出自竺可桢先生的手笔。一位气象学家,一生与云雨风雪为伍,却用这般清亮的嗓音为自然作序,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寓言。而这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大自然的语言》,原是他与宛敏渭合著《物候学》的普及之作,发表于1963年的《科学大众》。那一年竺可桢七十三岁,宛敏渭五十三岁,一老一少,一位海归博士与一位本土培养的气象学家,在共和国初升的阳光下,联手为古老的物候之学写下现代的注脚。</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竺可桢的物候观察始于1921年——他留学归国的第二天。此后的五十三年,每一天都不曾间断,直至1974年2月6日,也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天。一个绍兴东关镇走出的少年,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时就追问天气的奥秘,后来远渡重洋,在哈佛拿到气象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气象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布下最早的气象观测网。可谁能想到,这位严谨的科学家骨子里藏着诗人的敏锐——他从草木的萌发、燕子的归来看见了大自然无声的语言。那语言不在实验室的仪器里,而在杏花春雨的田埂上,在布谷鸟的啼鸣中。“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这样的句子,不是学术文章的降维,而是一种更深邃的智慧:真正懂得物候的人,必定对脚下的土地怀着朴素的热爱。</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36年,竺可桢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后抗战全面爆发,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领全校一千多名师生西迁。从杭州出发,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跋涉两千六百余公里,至1940年定址遵义湄潭。在流亡的炮火中,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和温度计。大学搬到哪里,气象观测就进行到哪里。1944年在贵州湄潭,他还在破旧的校舍里作了一场关于二十八宿起源的学术报告。一个在战火中守护教育火种的校长,一个在颠沛中坚持记录的科学家,竺可桢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求是”——追求真理,无论身处何地。</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与竺可桢的煌煌声名相比,宛敏渭的名字似乎黯淡许多。他是安徽庐江人,1910年出生,1931年毕业于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专科。没有留洋镀金的履历,没有哈佛博士的头衔,他是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代气象学家。他花了数十年时间,在江淮大地上建起安徽省第一个官办气象测候所,独立自主地观测和记录了珍贵的气象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潜心从事农业气象和物候学研究,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物候观测法,建立起了中国物候观测网。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但大地听到了他的声音。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三十年的积淀,宛敏渭的观测数据、物候记录、农业气象研究成果,构成了中国物候学最初的基石。</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他们二人的相遇与合作,像两条河流的汇合。一条来自海外,带着现代科学的严谨框架;一条来自本土,浸透着对江淮平原每一寸土地冷暖的切身记忆。1963年初版的《物候学》,收集了丰富的历史物候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在其他国家的物候著作中极为少见。而《大自然的语言》正是这部著作的入口——它用最平易的方式告诉人们:大自然会说话,只要你懂得倾听。“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种将科学道理融入日常生活的笔法,不是刻意为之的通俗化,而是两位科学家共同的信念:科学应当走进田野,应当服务于亿万劳苦大众的生计。</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诞生的时代背景。1963年的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农业生产亟待恢复。竺可桢和宛敏渭写《物候学》和这篇科普文章,绝不是书斋里的闲情逸致。那是一个粮食关乎国运的年代,他们深知,物候学可以帮助农民更准确地把握农时,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沉甸甸的人文关怀——真正的科学家,心中装的不只是数据和公式,还有土地上劳作的身影。竺可桢早年说过:“科学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无论真理在哪里,我们都要去追求。”而宛敏渭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真理不在高处的殿堂,而在低处的田野。</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逝世。他的日记定格在前一天。五十三年的物候记录,跨越了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像一个老农的节气表,清晰地刻在一个国家的记忆里。而宛敏渭一直活到了2000年,他看到了计算机时代的到来,看到了物候学在数字化的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合著的《物候学》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古老农耕智慧与现代科学。他们的《大自然的语言》,被一代代中国学生诵读,成为无数孩子科学启蒙的第一课。</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此刻,正是仲春时节。窗外杏花初绽,燕子从南方归来。我忽然想起《大自然的语言》开头那句话:“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大地从未沉睡,它一直在低语,只是我们常常听不见。而竺可桢和宛敏渭,用他们一生的倾听,为我们译出了那古老的语言。恍惚间,仿佛看见两个身影,一个高大清瘦,一个沉默敦厚,并肩站在观测场上,仰望天空,俯听大地。布谷鸟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阿公阿婆,割麦插禾。”那是大自然的语言,也是他们献给这片土地最后的诗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