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俯首书《创业》

王 琢

铁肩担道义，俯首书《创业》

“柳青，我的文学教父和人生导师”。

——路遥

清晨初升的太阳散发出苍凉而温暖的光，1952年的陕西农村在晨熹中也渐渐苏醒。薄雾中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一个身穿对襟褂子的背影渐渐清晰——柳青。

影片《柳青》将我们带回到新中国成立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1年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农村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柳青在随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便萌生了扎根农村的愿望。他深信，不久的将来，新中国的农村就会发展得和苏联农庄般富足美好。

于是，1952年，柳青放弃大城市的优渥条件，几经周折，终于踏上了他心心念念的那片黄土地。他始终秉持“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的创作理念。在长安皇甫生活十四载，他扎根黄土，扎根农村，俯身耕耘，书写心灵与精神的“创业史”。

当影院的灯光重新亮起，我望着渐渐熄屏的荧幕，心中满是感慨——这部影片细腻程度堪比一部纪录片，可为何票房如此惨淡？当我静下心来，细细深思，才发觉这部弘扬主旋律的电影票房遇冷，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电影《柳青》宣发过度依赖文化精英的宣传，未能有效贴近普通群众，走进大众视野。它聚焦于农业合作化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当代观众生活经历以及认知存在一定的距离，容易产生较强的历史裂隙感。同时在新媒体已成主流宣介的当下，未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和推介。最终使这部优秀的影片没有被更多人看见。

但这绝不是对《柳青》的全盘否定。在我看来，这部影片《柳青》没有被市场流量所裹挟，始终保持对艺术纯粹的追求，这份不随波逐流的制作态度，就足以在一大批弘扬主旋律电影中脱颖而出，这部电影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其一，这部影片严格控制了话题的范围和表达力度，并未追求鸿篇巨制，也没有依赖流量明星的热度。而是精准地选取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一个个典型的农村历史场景，以柳青写《创业史》为主线串联成篇。它把解读与评价的空间，留给了每一位观影者，尊重我们基于个体认知的理解与思考。

其二，影片在人物的塑造上尤为生动可感。而这也恰恰源于柳青长期扎根群众之中。他来到长安农村，正是为了走进“生活的学校”。刚到皇甫村的柳青就被村民视为“官家人”，处处遭受村民的冷眼，为了融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他褪去了“四个兜兜”的干部装，穿上了对襟褂子，剃成了光头，扣上了“农民帽”，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下田干活，逐渐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正因为一次次地贴近观察，一次次感同身受，使他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生活习惯。让他的笔尖沾满了泥土的清香，让《创业史》也成为了一部人民历史的生动见证。而这部影片的创编，也正是依托小说《创业史》和其女儿刘可风女士的人物传记《柳青传》。田波导演还在电影中为我们呈现了诸多鲜活的人物：比如，毕生的梦想就是“种庄稼、攒钱、盖房、娶妻生子”，经历三起三落，渴望成为像郭世富那样“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的旧式农民梁三老汉；又比如把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买稻种、分稻种、带领大家进山砍竹子搞副业，事事以集体利益为先，不计个人得失的梁生宝。

其三，影片之所以能被一大批观众所喜爱，还得益于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人物呈现，剧组选取一批当地农民本色出演，台词中融入大量关中当地的歇后语与方言，传递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给当地观众带来一种亲切感和地域真实感；同时又巧妙控制方言浓度，没有超出普通话理解范围，确保全国观众都能轻松走进剧情，听懂方言——这份“接地气”与“大众化”的平衡，也无疑成为这部影片的一大亮点。

如今，柳青离开我们，离开长安，远去皇甫村，已有五十余载了，他在皇甫村躬身“创业”的故事或许正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他那份扎根黄土，贴近生活，心系人民的精神和风骨，始终被我们铭记和传颂。这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代长安人民继往开来、奋勇前进。柳青精神如同“百日黄”的稻菽般激荡起千重浪，愈发金黄。

“创业难，守业更难”，尽管电影票房未能如金黄的稻田迎来丰收的盛况，没能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掀起靓眼的风景线，但它始终以真诚的创作态度，独特的观影体验，回应着每一位观影者的期待与信赖。正如电影中柳青那句掷地有声的台词：“如果我认错了，我就不是柳青。”这并非虚言，而是他的每一步选择、每一次坚守，都经得住人民和历史的双重考验。

1978年6月13日，柳青带着无限的遗憾与世长辞。一部没写完的史诗巨著《创业史》留在了人间。柳青说：“他写的从来都不是皇甫村，也不是蛤蟆滩这一个地方历史变迁，而是整个中国新的社会生活的开始。”

而这部电影——《柳青》，亦如是！

作者：王博超

个人简介：王博超，陕西西安人，2008年10月生，现为高中在读学生，共青团西安市长安区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代表。自幼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学语言艺术，积极参与各类文体实践活动，多次参加区级及以上书画、朗诵、合唱等赛事，斩获多项荣誉。创作涉猎广泛、形式多元，多篇作品在网络平台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