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阅读《政策与对策》

汉水唐姓

在全民阅读中，我认真地阅读了《政策与对策》，这本书是享誉海内外的宋史学家黄宽重先生在大陆出版的第6本书，是一部精心编辑的论文集。

全书分3编收录了7篇论文，"导言：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提纲挈领，高屋建瓴，是作者的研究宣言。第1编"中央集权下的基层权力结构"论文3篇，分别讨论"五代的巡检""宋朝的基层武力﹣﹣弓手"和"宋朝县级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与运作"；第2编"地方势力与政治适应"论文2篇，分别讨论"两宋之际的洛阳地方武力"和"宋元时期的四明士族"；第3编"政局变动与信息流动"论文2篇，分别讨论"北宋晚期的广西经略"和"宋蒙广西战役的军情搜集与传递"。"结论"帮助读者收拢思绪，启发思考。

以论文为形式便于聚焦议题、深入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历史的真实。而所有这些角度和议题均指向标题所示的两大主题词"政策"与"对策"。权力的集中与中央控制，是帝制国家两千年一贯的不懈追求，然而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却很难心想事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帝制政治从未间断的实际发生。在"五代宋元"这个充满变化的历史时期之内，"皇帝国家"的政策与地方政府、地方人士之间的关系究竟呈现出怎样复杂的互动交融？平时如何，战时又如何？作者以自身丰厚的宋代社会史、军事史积累为基础，回望政治史，希望"跳脱传统偏重典章制度的讨论方式，以兼顾基层的角度考察宋代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为读者"描绘出更为生动、深刻的政治史图像"。

阅读重点：近民作县：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一是以县衙为中心的基层事务与人际关系；二是基层武力的发展及转变；三是财政结构的变化与地方势力的兴起；四是结语。

宋元时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唐代以降，科举成为国家拔擢人才的重要途径。此制不仅加强了皇帝权威，改变了中古门第社会的传统，更是个人与家族荣衰的关键指标；与之相关的教育、经济、婚姻、人际网络等因素也连带影响着个人与家族的兴替。到宋代，科举擢才更为公开而竞争激烈，不论个人或家族，均难如中古时代常保繁盛。已崛起的家族为维持原有优势，除了积极经营产业、教育子弟，更借由参与地方公益、慈善活动，以维系地方声望；即便如此，面对科举社会的现实环境，家道仍受经济环境、人际关系等变化所左右。谚语"富不过三代"反映的家道陵夷之易与各家族为维系家业荣景极力塑造有利发展条件的努力，相互交织在自唐迄今的历史中，成为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写照。士人家族兴衰与地方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然其发展是地方家族间彼此互动的结果，而非单一家族的表现。士人家族内部的流动情况不仅是理解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探讨地方社会权力组成及其如何影响地方发展的重要线索。本章立基于既有的家族研究基础，尝试从"衰替"的角度，探讨长时期地区士族之间的关系与变化，掌握四明地区士人家族间的互动及其对个别家族和地域的影响。以此观点切入，既可由反面凸显维持家族荣景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显示家族的实际发展结果。实际检视士人家族衰替过程，更有助厘清以统计数字呈现"社会流动"所无法说明的精英阶层内部流动情况及个案与整体描述间的差异与断裂。

除了家族成员的仕途表现与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士族荣枯尚取决于成员兴趣、家风、家族内外人际关系，以及国内外政治情势等因素的变化。四明士族长期在南宋政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朝政关系特别紧密。如果将这些家族与地域社会放在历史发展脉络中去理解，更能将家族兴衰、精英阶层内部流动与地方社会结构三者间的变化密切结合，同时也有助理解国家政治局势与家族荣枯、地域社会发展之间的联动关系，更能借以呈现南宋中晚期的整体历史面貌。

四明士族的兴起与文化形塑

宋代四明家族中，名望甚盛的大家族包括史家、楼家、两袁家、汪家、高家和舒家等六七个家族，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戴仁柱、石田肇、包伟民、伊原弘、万安玲等人的论文，都有探讨。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对南宋四明家族的崛起，归纳出几个较具一致性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和宋代其他地区士人家族崛兴的现象相当一致：科举考试，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的起点，也是一个家族崛起的关键，它磁石般地吸引着有意改变命运的家族迈向科举。

教育是通往科举考试的必要途径，但需要庞大经费及长期投入。因此，从家族的发展策略而言，一个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经营，达到小康之境以后，多经由安排，让家中一两名聪慧子弟到家塾、私塾、书院，乃至州县官学接受教育。从地域社会的角度而言，这些教育的场域，让乡里或族中年龄相近的幼童，因学习而建立了深厚的乡党同学情谊，一旦成为进士，这些曾经共学的士人很容易因同窗兼乡谊关系形成集体力量，在仕途上互为奥援。而这种个人之间的结合，不仅有助于个别家族的发展，也促进了地方集体的兴盛。就四明而言，家族兴起的同时，也是地方兴起的过程。例如北宋中期，楼郁在四明所教的学生舒亶、袁毂、罗适、丰稷等人，共同为四明士人打开了迈向政治发展的途径。南宋四明士子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如汪大猷与史浩是同乡、同学，又是同科进士，关系十分密切。楼钥说："（汪大猷）其在朝行，史文惠公（史浩）有同年之好，钱公（钱端礼）知奖最深，魏成公（魏杞）少小相处如兄弟，蒋丞相（蒋芾）同为宫僚，王侍御伯庠实为姻家，前后同时。"这种同乡之谊，表现出来的是提携后进，或在政坛上互相扶持、支持。史浩辞官时，向孝宗推荐了袁燮、杨简等四明士人。全祖望称赞史浩"吾乡史氏，一门五宰执，忠定虽以阻恢复事，为梅溪所纠，然其立朝能力荐贤者。乾淳而后，朱、陆、陈、吕、杨、舒诸公，皆为所罗，而使诸子与杨、舒诸公游，尤可敬"。此外，汪大猷推荐过钱象祖、史弥大、潘畤、沈铢、郑锷等五位四明同乡，楼钥也向宁宗荐举杨简、高似孙、冯端方、楼昉，这是四明士人在宁宗朝形成群体力量，影响朝政，而被视为当时最具实力之地域的主要因素。

为了稳固家族基业，成为进士的士人一边以自己经历举业的经验培育子弟，一边经营产业，厚植经济实力，甚至成立家族义庄，以维持竞争优势，经由任职、历官，建立多元的人际关系，并借由婚姻的缔结，铺展更坚实的人际网络。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幸运者便能开创个人的政治高峰，同时让家族成为地方名门。此后，由于荫补的保障和婚姻、人际关系的扩展，家族发展趋于稳定，如此一来则能对新兴的挑战者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家族在地方上既已累积了丰沛的人脉与社会资源，自然成为当地实至名归的名门望族。而从地域社会的角度，这些名门望族正是影响地方社会发展的主要骨架。

个别士人或家族的崛起，固然需要靠个人的努力与际遇，但要维持竞争优势，更需要与各方合作，援引各种资源，才能成功。因此，参与乡里的文化与公益活动，乃至慈善救济事务，都是培养个人及家族声望的重要手段，而乡里公共活动的推动，则让各个家族的经营策略由重视自身发展走向与邻里共谋发展，也因此形成了具有在地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追求个人事业发展的同时，宋代士人也活跃于乡里社会。这一点从邓小南教授讨论宋代苏州士人家族交游圈的论文，及本人研究有关四明、江西的家族个案中，都可以看出①。在南宋，由于对金和战及政治路线经常变动，进士录取人数多而官僚员额有限，使得官员留在乡里待阙或辞官归乡者增多，高官也多因政见不同而难以久任高位，提早告老返乡。四明人中，高闶、史浩、汪思温、汪大猷、楼钥等人都是长期居乡。他们乡居期间，不免有因私而干预地方事务的情况。如史弥正奉祠就养后，仍介入明州事务，以致宋廷在制书中谴责史弥正"尔奉祠就养，宜无预于公府。知笃葭莩之好，而忘瓜李之嫌"，罢其祠宫之官，以及钱端礼与民争产事。不过，更多的乡居者通过个人乃至家族间的合作，推动了具有特色的文化与社会活动。如史浩在淳熙八年（1181）告老返乡之后，曾延致沈焕居竹洲，杨简讲学于碧沚，袁燮、舒璘和吕祖俭等人也一齐带动讲学辩论之风，让四明成为南宋教育学术活动中心之一。史浩、汪大献则先后推动以恰情游赏、赋诗唱和为主的诗社，如五老会、人老会，乃至真率之集等。他们通过联谊，关怀推动乡里文化活动，复兴以尊老序齿、团结上人及建立集体意识为目的的乡饮酒礼。元人程端礼说，乡饮酒礼废些之久，在宋淳化间，四明独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细兴以后，贤守济相继，订礼益精，且立恒产，以供经费。风俗之美、文献之盛，遂甲他郡。"这些活动能行之长远，固然需要地方长官的支持，但要形成文化传统，则王伯庠、汪大猷、何炳、陈卓等四明重要家族成员的长期推动及乡人的积极参与，更为关键。

四明士族除了个别家族参与修建州县学校、造桥铺路、救济慈善活动等地方公共建设，更进一步组成超越家族义庄、具有地域色彩的"乡曲义庄"。四明士族之间，得益于因同学、同事、婚姻关系而逐步建立的绵密人际网络，只要有人从中鼓吹发起，就极易从个别士人家族的行动，形成集体力量。四明的乡曲义庄即是此类具有集体意义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个构想由史浩在绍兴府先推行，他的同乡好友沈焕赞同这个理念，建议在家乡实行，以砥砺四明士人，建立廉能政治。经由集体力量，建立超越个别家族的地方经济互助体系，并通过制度化的组织，常态持久地运作，长期帮助四明地区穷困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子弟，以达到知廉耻、培养廉能官僚的目的。乡曲义庄将关怀照顾的范围，从个别家族延伸到整个乡里的士人阶层。

史浩的意见得到同辈好友汪大猷、沈焕的积极支持，他们共同完成劝募、制定规章以及实际执行的工作。乡曲义庄由四明士人如汪大猷、史浩、楼钥、沈焕、袁槱、高文善结合当地富人如边氏等共同筹划推动。民间为主、官府为辅的运作模式是四明士人及其家族走出各自的藩篱，合作创造的重要举措。在乡曲义庄的推动过程中，除了史浩的领导，其他参与者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显然是成功的要因。然而，从理念的提出到规划运作、付诸执行，前后历时十余年，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创造突破个别家族的集体成果，是需要费时沟通、捐弃成见的，并非一蹴可及。从这里可以看到南宋中期以前，四明家族的兴起与四明地区的发展相为表里，相辅相成，这和地区家族之间的合作及四明政治文化的集体表现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认为，四明士人家族在南宋崛起后，士人官僚经由教育、婚姻、乡里情谊等方式，相互合作援引，形成集体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在政坛上互相扶持，即便辞官返乡，仍一齐携手，共同关怀乡里。他们从个别人物或家族出发，在慈善救济、乡里建设，或诗社、乡饮酒礼，甚至乡曲义庄等地域性的公共事务方面，都展现了群体合作的成果。这样的成绩，大约在庆元党禁之前，使四明成为全国最富特色的地方。这些名门望族，在政治与学术、文化思想的表现上，都达于巅峰，形成四明士族群体表现的最佳时期。嘉定以后，在四明士族中，个别士人或家族的政治和学术表现都有再创高峰之势。特别是史家，在史浩之后，有史弥远、史嵩之叔侄，分别在宁、理宗两朝任相，垄断朝政，其政治影响力更胜于史浩之于孝宗。袁燮、袁甫父子在宁、理宗二代的政治与学术的表现也远超过其父祖辈。同样地，在高氏家族中，高文虎、高似孙的政治影响力也较高闶、高开为重。不过，从整个地域社会的角度来看，四明士族开始走向分化对立，家族内部出现个人兴趣、家风的转变，整体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式微的趋势，这些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导致家族的没落。以下，分别从不同的面向，讨论南宋四明家族内外面临的挑战、家道转变的因素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

政见歧异衍生对立。前文已经阐述，南宋四明地区家族得以崛起并形成地方社会的集体繁兴，与意见领袖及各家族之间的通力合作，有密切关系。其中史浩扮演了重要角色。史浩是孝宗的老师，两次任相。在孝宗朝，他虽因在和战问题上与其他朝臣及孝宗意见不同而不能久任，但他能荐贤，能用人，能任事。除了推荐四明同乡人，也广荐贤能之人，如他于淳熙五年（1178）三月再相后，急于荐用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他有理念又有执行力，虽罢官归乡，其意见仍受到朝野的尊重，有一言九鼎之势；他热心参与乡里事务，而其同乡好友汪大猷、楼钥、沈焕、袁燮等人，也都能和衷共济，协力办事。从乡曲义庄的动议到执行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在四明领袖人物推动下，家族之间合作无间的气象，这是四明地区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人际复杂的社会中，要成就众人的事业，除了可推动合作的议题与人才，能化解疑虑、减少彼此的摩擦也很重要。孝宗淳熙年间，执政的王淮与道学家的关系相当紧张，幸赖王淮的女婿姚颖从中调和，才能化解成见。袁燮记其事："时士大夫各从其类，有党同伐异之风，君深病之，调和其间，不立珍域。既与叶公定交，又并叶公之友为鲁公（王淮）言之，所以消融植党之私，恢张吾道之公也。"姚颖是四明人，他的祖母是史浩的姑姑，这样的身份有助于消弭王淮与史浩之间的歧见，延迟党争的发生。袁燮认为姚颖若长寿，则"天下异同之论，将泯然不见其迹，岂复有后来若是之纷纷哉！"但随着史浩、姚颖这样正面领导或在背后化解疑虑的人物逝世，当不同政治风浪来袭时，四明地区领袖人物由于政见的歧异，极易由亲转疏，甚而转为对立，遂使个人乃至家族之间的乡党情谊面临挑战。

第一个浪潮，来自韩侂胄推动的庆元党禁。在庆元党禁的风暴中，四明人居于不同立场，形成对立之势，有被列为党人而遭打击的袁燮、袁韶、楼钥等人，也有为韩侂胄张目的高文虎、高似孙父子。高氏族人一向在政治立场上与当政者关系较近，如高闶曾被赵鼎提拔，也被评附秦桧。高闶得罪秦桧罢官回乡后，仍有仕进之心，曾致书秦桧述其穷困之状，意图"觊复耻名，庶几禄及后人"，以致被朱熹评为"一向苟合取媚"。高文虎、高似孙父子攀附权贵的心态更为明显，他们迎合韩侂胄，是推动庆元党禁的要角。文虎于庆元四年（1198）奉命草诏禁伪学，与胡合党，攻击道学，贬逐正人，"学校诸生语言小异，辄坐伪罪"。高似孙则于庆元元年（1195）六月著《道学之图》，罗织道学之人，亦曾献九锡诗为韩侂胄祝寿，被评为谄佞者，因而不见容于道学家。明人何乔新即批评文虎"不过欲阿时宰，以速富贵耳，岂复顾名义，而知人间有羞耻事哉"。虽然韩侂胄对庆元党禁执行不严，但高氏父子与四明道学人士一同卷入这场政治冲突之中，彼此针锋相对，他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也压缩了四明家族之间协同合作的空间。

与此同时，楼钥和叶适门人王大受的冲突，也将四明楼昉和史弥远卷入争端。楼钥和楼昉是四明两个不同房系的宗亲，楼钥曾举楼昉自代，显示两人或两家关系的密切，但后来楼钥兄长楼镛和王大受发生冲突，楼昉似乎支持王大受，彼此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而在楼、王互相攻击的背后，也牵扯了前后两任宰相韩侂胄和史弥远。楼钥曾期望史弥远"窜大受",但因王大受与韩侂胄的女婿顾熹相善而不能如愿，以致楼氏兄弟愤恨难平，最后韩侂胄为争取楼钥的归心，以逐大受，返楼镛所削之秩，才结束了这场争纷。事情虽小，但多少牵涉四明几个士族之间的关系，影响彼此的和谐。

随着韩侂胄被杀，史弥远继相，南宋政局趋向平稳，四明士族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执政初期，史弥远积极招揽人才，重振士气，《吹剑四录》即说："学党五十九人，无非端人正士，尽入刘珏一网。侂胄既诛，史卫王当国，一切擢用，悉至显官，无一人遗者。天地闭塞之气，至此一舒，四方忿郁之情，至此一快。其于国脉，岂小补哉。"四明士人也在弥远的牵引下大量进入朝中，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当时相府宴客，唱杂剧的艺人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改作"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清楚地凸显了嘉定初期四明人在政坛上独居优势的现象。

嘉定十年（1217）之后，不论南宋的外在局势，或四明士族之间的关系，都有极大的转变。蒙古迅速崛起，发动南侵，不仅敲响金亡的丧钟，也让宋廷陷于纷扰之中。宋与金、蒙之间形成鼎峙之状，如何联盟、抗拒，成为南宋朝廷必须面对的新情势，对金的和战也成为朝臣关注争议的焦点。史弥远杀主战的韩侂胄而秉政，主和持重成为他执政的主轴，但主和之说招来主张恢复的清议分子的批评，其中理学家如真德秀、魏了翁，以及袁燮，都属慷慨激昂之辈，相继就当时的对金政策提出批判。嘉定十年起，宋金战火再启，两淮、荆襄、四川先后遭到金兵攻击。双方虽互有胜负，但倡议主和的工部尚书胡榘批评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内因廷臣横议，外而边臣邀功",致使"边境久未安"。这样的言论引起袁燮的反击，也使四明家族因政见不同而对立。袁燮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今日边陲不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缘被其扰，不得不应"。两人针锋相对。袁燮在侍讲时，针对四川的紧张情势向宁宗建言备边，并指斥和议之非，此举引起史弥远的不悦。其后，太学生、宗学生及武学生三百余人相继伏阙上疏，斥主和误国，要求杀胡榘以谢罪。袁燮自恃一代老儒，好持论，不满胡榘所言，当廷欲以笏击榘，为众所夺。台谏劾袁燮与胡榘各执偏见，求胜报怨，两人均被罢。太学生三百余人不满宋廷的处理方式，设宴于都门外，向袁燮赋诗饯别，更引起史弥远不满，此即袁氏与史家关系转变的开始。

袁燮之后，攻击当政史家最强力者，是他的儿子袁甫。袁甫自嘉定七年（1214）以进士第一入仕，即成为四明地区受瞩目的名人。他承袭其父衣钵，发扬陆学，个性耿直，在朝秉持所见，评议朝政。端平二年（1235)，袁甫任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说书，兼中书舍人，他在奏论中对蒙古兵犯四川、百姓受兵祸之苦有很深刻的批评。他指出四川的处境是"和战不决，举措不审，召衅纳侮"，将肇祸责任归咎于史弥远，认为"故相当国，以言为讳，词臣揣摩意见，多所避忌"，人民感受不到朝廷德意。因此，建议在推动"端平更化"政策时，更应该彻底矫正史弥远的作风，"庶几远民明知上心，亦使军士生其气势"。理宗为感念史弥远拥立之恩，在史弥远死后，对史家多所回护，如要求中外臣僚的奏章"毋得捃摭，务存大体，以副朕终始元臣之意"，袁甫也对此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史弥远在理宗一朝秉政十年，使"太祖大宗之纲理天下者，几至大坏而不可收拾","今保全元勋、禁绝人言之札一颁，天下必又潜疑窃议曰：'是将更端平元年以来之化矣。'"因而要求理宗"欲全史氏一门，则当使之常有忌惮公议之心，如一撤其闲，将以爱之，适所以祸之也。况宅之兄弟，久处富贵，涉历未深，正当左右诗书，遵蹈绳检，不致贻讥清议，乃可植立门户。故御札未必能福史氏，而公议乃可以全史氏也"。

此时秉政的丞相郑清之以国用不足，下令"人户有田一亩，输会子一贯，分为六限，三月而足"。袁甫反对郑清之的做法，他指出州县不体朝廷之意，使中下户先受督促之苦，而豪家巨族与胥吏相为表里，不按时缴纳，造成极大的流弊。他也将造成这一景象的责任归于"故相当轴，士大夫不义而取之者多矣"。为扭转时弊，他建议"乞睿断行下诸监司，专主先督势家之说，过期不纳者必罚无赦。如州县奉行不虔，纵胥吏与势家为地，抵拒拖延慢上之令，则监司定将守令按劾。如监司曲为庇护，不即发觉，许台谏纠察以闻"。

袁甫对史嵩之的攻击，更甚于史弥远。端平元年（1234)赵葵兄弟兴兵入洛，谋收复三京时，史弥远的侄儿、担任江西安抚使的史嵩之，力主与蒙古议和，袁甫极力反对，更不书嵩之刑部尚书之诰命，因而出知江州，改知婺州。嘉熙元年(1237)，袁甫迁中书舍人，指议和误事，并反对史嵩之出任京湖沿江制置使，说他"轻脱难信"。可以说，袁甫至死都反对史嵩之或是史家的当权派。理宗虽未完全接纳他的意见，却尊重他的想法。全祖望说："广微（袁甫）最荷理宗之眷，而所值时相皆乡人，前后无一语阿私者。其于史弥远，言其老当还政；于郑清之，言其履亩害民；于史嵩之，言其不可为相。尝因边遽，条指时务，无不切当。李宗勉荐其可以大用，理宗方欲相之，会以病终。"袁甫向理宗说："臣与嵩之居同里，未尝相知，而嵩之父弥忠，则与臣有故。嵩之易于主和，弥忠每戒其轻易。"这句话道出了史家内部与史袁两家之间的矛盾，贴切地反映了理宗以来四明家族关系的疏远。

牵动更大的，则是郑清之、赵葵兄弟与史嵩之三家由友好而交恶，这不仅影响四明士族之间的关系，更是理宗朝政极大纷扰的开始。郑清之与史弥远同为四明人，因史弥远的拔擢，以理宗老师的身份，在仕途一路扶摇直上。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郑清之继史弥远为相。为了化解史弥远执政时期朝野关系的紧张，扭转理宗的形象，郑清之一方面高举"端平更化"的旗帜，招纳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名家，推动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在其弟子赵葵、赵范兄弟的鼓动下，欲趁蒙古军北退，执行恢复汴京、归德、洛阳三京的军事行动。此举与一向主张蒙古和议，而且刚联蒙灭金的史嵩之想法完全相反，也与朝臣期待相违，不仅引起激烈的攻击，也改变了三姓四人的关系。史家与湖南衡山赵方早年关系融洽，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任咸宁县尉时，与任蒲圻县尉的赵方交好，两家先后生嵩之和赵葵，乃持羊酒相贺。赵方任青阳知县时，其直属长官为史弥远，两人曾对论为治之道。由于这样的关系，赵方在史弥远当权后，得以一展长才。其后，史嵩之与赵葵先后在襄汉立功，均为理宗早期负有盛名的边将。不过，二赵与史嵩之对北方的政策有分歧。如在对付金朝与蒙古两股势力的问题上，二赵兄弟倾向与金联合，史嵩之则主张与蒙古接触。二赵反史嵩之联蒙灭金，他们想利用蒙军北退、中原空虚的机会，收复三京，据守关河以抗蒙古，而嵩之对端平入洛之举不仅反对，更观望不助，遂致入洛之师败退而回，从此三家交恶，也牵动了理宗亲政以后一连串的政治斗争。

当然，在史氏当权时，四明士人也有因政见不同而与之疏远甚至对立的情况，但也有部分乡人仍依附权势尚盛的史家。这种现象在史弥远死后仍然存在，显然与郑清之回护史弥远的后人有关，史宅之主持的"田事所"即是一例。理宗为感念史弥远拥立之功，亲政后除了不准朝臣批评史宅之等故相家属，也积极地为史氏后人创造维系名望的政绩，好让朝臣信服。当时殿步司所辖有芦荡地，臣僚认为可以辟为良田，增加国库收入。史宅之时为都司，遂创括田之议。宰相郑清之当国，也想增加收入，于是成立"田事所"，将天下沙田、围田、圩田、没官田等拨隶该所，由宅之任提领官，分派官员到江浙诸地打量围田。四明人汪之垫任检阅，赵与膺为参详官，各郡也都差朝臣任其责。然而，于实施时刻剥太过，以致怨嗟满道，刑罚残酷，死于非命者甚多，执行甫一年，有扰无补，高衡孙就对史宅之尽括浙西公田的做法，深表不满。朝廷也知不可行，但不敢遽停，批评者相继被罢罪，一直到宅之逝世，才并归安边所。

四明士人之间的不和，自然影响了人际互动与社会和谐。早期的事迹，如楼钥与王大受的纷争，就牵扯了当朝几个重要人物。史嵩之的内弟陈埙任处州教授时，与知处州高似孙不合，后来也因批评史弥远的政策而辞官，并为袁燮议谥。另一个例子是晚宋余晦与王惟忠两位四明人，同样由于私人恩怨而反目。余晦以王惟忠弃战逃遁为名，命其党人陈大方、丁大全攻惟忠，兴大狱。最后，以惟忠任知阆州利西安抚府时，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等罪，将其处斩。这说明到了晚宋，所谓乡里情谊，早已在政治纷扰与个人人事斗争中消磨殆尽。

早期四明社会的凝聚力，也表现在乡里士族组成的社群活动上。四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当地家族在无私合作之外，也能接纳外来的寓居者，营造共容发展的局面。楼钥在《祭赵侍郎》所说的"四明尚齿，犹存古风，虽有乡老，亦赖寓公"，正显示了和谐是四明社会发展的主因。一旦这种族际凝聚力消退，甚至转为对抗，就会发生许多对立的情势，明显地表现在诗社上。全祖望对宋元四明诗社的变化，有很详细的描述。他认为北宋元祐、绍圣年间是四明诗社兴起之时，建炎以来则有五老会，以孝友倡乡里敦厚之俗，而唱酬亦日出。及乾道、淳熙年间，史浩、魏杞相继告老归乡，不论乡居或寓居士人均与盛会，篇什极盛。人际关系甚为和谐，乡里凝聚力极强，因之能共同经营、组织地方公益活动。但庆元、嘉定以来，有道学家在史家碧沚馆的诗社，及另树一格的楼钥诗坛，高似孙、史友林别有诗坛，另外史宅之兄弟与赵汝谋等人，在湖上又为一社。从全祖望的描述与五老会、八老会、真率之集的诗社相较，可见嘉定以后诗的内容趋于多元，诗社也多了，其中固然有学术品位与文风多元发展的影响，但诗社分立与人事关系的复杂化、人际关系的淡薄化相结合，则可看出四明家族之间的竞合与家族的发展与地域社会的关系。虽然咸淳年间被贾似道废罢的六十多位四明士人在高衡孙等人组织下，凝聚成一个每月一集的诗社，但这是当权者的压力下形成的，且只能消极地以咏诗排遣时光，无法也无力再发挥集体的影响力。况且，这已是赵宋政权步上败亡的最后阶段，随之而来，则是另一场浩劫。

虽然自庆元以来，四明士人被相继卷入一波波的政治活动中，影响着彼此的关系与地区的和谐。不过，这段时期的不和谐现象尚局限在个人或个别家族之间，而且仍不断有人攀登高位，影响的层面尚小。况且，史弥远执政的嘉定初期，积极招揽党人，使四明人在朝廷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固然是唱戏者的恭维，其实也有讽刺的意味，这对史家而言，自然是一种示警。史弥远因为这句话，在此后二十年宴客时不再用杂剧。史弥远此举可能是有感于先例而有所顾忌，如饶州人士短暂形成地域性优势政治集团而招来"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讥评；也可能鉴于绍熙三年（1192),他的兄弟史弥正奉祠家居时，以望族高官的身份干预地方事务，与知州高夔有瓜田李下之嫌，而被罢职，因此谨慎地处理各项人事。此后的政治发展，四明士族之间虽因政见不同，形成对立，但在外人眼中，嘉定以来史弥远长期任相，专擅朝政，用人有地域考虑，益使四明等地形成优势政治集团，成为其他地区政治群体发展的障碍。如刘克庄在给事中丁柏桂的神道碑中记载："宝（庆）绍（定）间，一相擅国，所拔之士，非鄞则婺。其言曰：'闽人难保，尤恶莆士。'如陈宓、郑寅之流，皆扫影灭迹，于是朝无莆人。"这句话显示了四明士族的优越地位，但同时也预示四明士族在表象优势之中已潜藏危机。

到理宗淳祐年间，郑清之再相，他年岁已高，政事多由其侄孙赞可否。当时贾似道任京湖制置使，统军对抗蒙古军，为壮大声势，"数张军旅"，向朝廷要挟费用。郑清之不支持。贾似道忌恨郑清之及其侄孙，同时迁怒四明人，因此在他任相后，即提出"浙东唯温、处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的说法，并以强力手段迫使当时在朝任官的四明人，如高衡孙、赵汝梅以户部侍郎，汪之林以知汀州，陆合以军器少监，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赵孟传以赣州，从执政官至州县官等凡六十余人，皆遭罢黜家居。这些乡居的四明士人，为避免惹祸上身，虽每月定期聚会，但只讨论先哲言行，不敢议论敏感的时事，才稍除去当政者的疑虑。从此四明人在朝者少，家族与地区性的优势明显消退。诚如袁桷所说："吾乡盛时，比屋皆故家大官。咸淳，贾相擅国，绝恶四明，由是衣冠皆为月集，悉不敢议时事。"全祖望评论此后四明人殉难者少的原因，是"宋之将亡，四明以贾氏摧折之余，鲜豫于军师国邑之寄，故殉难者寥寥"。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贾似道对四明士族打击的力道很强，这是晚宋四明政治势力与家族没落的重要因素；二是四明士人位居要津，并以其位抗蒙殉节者不多，相对地，蒙元政权建立后，也没有刻意打击四明士族。

阅读笔记来源《政策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