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余秋雨散文 荣玉朗读 <p class="ql-block">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汇集散逸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浊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在良性整治阶段也有恶性冲撞,但就整体而言当时的科举制度还瑕不掩瑜,种种整治或多或少都带有试验性和创建性;在恶性整治阶段也有明智的举措,但机制性的痼疾已多方面发作,任何一种整治都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毛病,于是整治越来越严,毛病却越来越深,再也解脱不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科举制度本身是一个严肃而深刻的构思,并不像后人所渲染的那样荒诞不经,那么,这些暴露出来的弊病也同样是严肃而深刻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易于避免。我在阅读有关史料时一再地想,如果我们现在要进行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定期选拔行政官员的社会考试制度,许多问题照样会遇到,照样难于解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为此,我想陪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会遇到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实际上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考试很像西方戏剧中的“三一律”,必须把一个漫长的活体生命挤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程序之中,而这种挤压又是书面化的。考试前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应考者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是什么?这实在是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的事,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解决。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p> <p class="ql-block">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但是,废除了科举制度的中国有了新式教学,却没能从制度上解决管理人才的选拔问题。我们记得,科举制度在它产生之初首先是一个人才选拔制度而不是教学制度,它在教学上的恶果只是它后期发展的副产品。副产品的恶果被阻遏了,而千余年前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的宏伟初衷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去替代。新型的学者在成批地产生,留学外国的科学家在一船船地回来,但管理他们的官员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而如果没有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切学者、科学家都会在无序状态中磨耗终生,都会在逃难、倾轧、改行中折腾得精疲力竭,这已被历史反复证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一种没有结论的回顾,没有终点的叙述,走笔至此,满心怅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