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初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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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路局报到前的那几天，我总不自觉地想起三山街那座老交通大院，想起院里最让我惦念的六号楼。

不是现在那座气派的新大楼，而是紧挨着家属区、带着七十年代印记的老楼——六号楼五楼。我在那儿住了好几年，后来又在那儿办公好几年。自一九八二年踏入单位，到一九九八年新大楼落成，整整十六年，我都在这个院子里打转。食堂、澡池、球场，楼道里的烟火气，夏夜的蚊香，走廊上随风飘动的衣衫——六号楼的这些寻常人间烟火，反倒比办公室更像我真正扎根过的地方。

如今才渐渐懂得，人这一生最踏实安稳的岁月，往往不在功成名就之后，而在那些看似一无所有，却偏偏拥有全部的年纪。六号楼里的日子，便是我生命中那块最温润、最沉实的压舱石。

六号楼一共五层，四楼以下多为交通设计院和科研所办公用房，仅有少许房间安排单身居住。每层楼共用一间厕所，挤挤挨挨，却也热热闹闹。王元春、王永安、王建元、王正义、王大荣、王学标、王绍坤、刘伟、汤志平、朱伯平、朱培德、李宗山、何杰、沈德才、汪怡、张毅、邹红、陆晓锦、陆世安、周克勤、赵秋琳、夏何威、徐德智、崔建华、詹跃进……一帮年轻人，全都住在这里。

五楼楼道对面左侧那间屋里，还摆着一张红色圆形小桌。那是我们常常凑在一起打牌、吃饭、聊天的地方。

我还记得，汤文英那时常从苏州来找住在四楼的张毅，我在楼道里偶尔碰见，两人都像怕被人撞见似的，神色慌张，又带着几分青涩腼腆。只是后来我下派基层，再后来成家搬出去住，许多细节便渐渐模糊了。

我和王永安的房间紧挨着，中间只隔一堵砖墙。他和王元春同住一间。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每天夜里临睡前，总爱隔着墙轻轻敲几下，像孩童般顽皮，又带着几分默契。墙的那头不再有声响，夜便静了下来。如今再回想，那无声的敲击，便是我们当时最笨拙、也最温暖的晚安。

那时候公路局还不叫公路局，叫工程管理局，既管公路，也管航道，都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每天上下班能碰见，食堂打饭能碰见，球场边上也能碰见。他在工程局路政科，我在厅安监处，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年轻，都还单身。

也就是在那儿，我开始喊他“大安”。

一九九八年新大楼落成，我们搬进了现在的办公楼。我在十五楼，他们在十一楼。从一个院子，变成了一部电梯的距离；从抬头就能遇见，变成了“偶尔才会碰见”。两年间，电梯里遇见过几次，点点头，寒暄两句，便各奔各的楼层。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从一九八二年初在二号楼拐角报到上班，到如今站在十五楼电梯口，犹豫着要不要按下十一楼，整整十八年。那条江，那条河，我守了十八年。我知道它的脾气，懂得它的暗涌，熟悉它每一段航道上的渡口与险弯。可现在，我要去修公路了。

陆与水，能一样吗？我不知道。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转了一遍又一遍，始终转不出答案。

可想着想着，思绪就飘远了——

飘回交通大院，六号楼五楼，正对楼梯口左侧那间宿舍。那时候电视剧《霍元甲》正火，里面有个角色叫陆大安，老实憨厚，很是讨喜。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后来我便一直叫他“大安”。

“大安，出牌啊，磨蹭什么呢？”

“大安，该你了！”

后来我渐渐明白，他其实并不喜欢。

可那是事实，是历史，是我们二十出头的青春印记。那时候见面，一口一个“大安”，喊得真诚又热络。至于从哪天开始少了、停了，早已记不清。只是后来，便再也不叫了。

我从无半分取笑，全是真心。

那时的日子多简单，没有职务高低，没有利益牵扯，不过是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玩，一起闹，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后来我二嫂去收费站工作，他还帮忙说过话，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一晃十八年。从交通大院到新大楼，从六号楼五楼到十五楼。如今，办公地点要从十五楼挪到十一楼。他从当年的“大安”，变成了局长。

报到前一晚，我兴奋得没睡踏实。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明天见了面，他会怎么招呼我？会不会还是当年那样，喊我一声“老兄”？或者我还能再喊一声“大安”？从大院到新楼，从年轻到中年，那些快二十年前的旧事，他还记得吗？

心里那份到一个新部门、新岗位的期待与担忧，就这么被这些细碎念想一点点熨平。我想：到一个全新的领域，有兄弟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000年12月7日。

我站在电梯口，看着楼层显示屏上跳动的数字。从十五楼到十一楼，不过四层。可我在十五楼待了两年，在交通大院待了十六年，加起来十八年，才走到这一步。

电梯来了，门打开。我走进去，按下十一楼。

电梯缓缓下降。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

门开。走出去。十一楼的走廊和十五楼没什么两样，一样的色调，一样的灯光，一样的办公室门开开合合。可这里是别人的主场。来大楼两年，我是第一次踏足这一层。

他的办公室在走廊中间，门虚掩着一条缝。我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

推开门，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抬起头看着我。

我等着，等他像从前那样，笑着喊我一声——随便什么都好。

“我们还没准备好呢。”他说。

意思是，应该先约好，再来。

我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

从规矩上讲，或许没错。可我是奔着兄弟来的。从交通大院到新大楼，从六号楼五楼到十五楼再到十一楼，我走了十八年才走到这扇门前。我以为，我们之间不用这些。

那句话，像一阵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散了屋里本应有的暖意。

我只说：“好。那我回头再来。”

转身，走出去。

十一楼的走廊，和来时一样漫长。

等电梯时，我盯着跳动的数字。电梯门开，我走进去，按下十五楼。

回办公室的路，只有四层。可我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回不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好长时间没有具体分工。

我没有去问，公路于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今天去这个科室坐坐，明天到那个科室聊聊，表面客客气气，实际上谁都看得明白——新来的这个人，还没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段时间，王永安改革力度很大，一上来就推行竞争上岗，不少老科长被调整，局里人心浮动，议论纷纷。有人私下问我看法，我始终沉默。说实话，我还在维护他。毕竟，是从交通大院一起走出来的人。也许他只是太忙，也许他自有考量。山风虽冷，或许只是乍起。

可后来发生的事，让我再也无法自欺。

那天上午的局务会，开到中途，他突然当众宣布我的分工：“协助两位班子成员分管路政一科、路网办和宁淮江支队。”

我是厅党组任命的班子成员。若是某项具体工作需要配合，“协助”本无可厚非。但放到整体班子分工中，“协助”二字分量截然不同。

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这无异于当众表明，我在班子中形同虚设，既不合组织程序，也让人深感被轻慢。

散会后，我在走廊拦住他。兄弟情分，至此已是名存实亡。

“我是厅党组任命的干部，不是来给谁做助手的。若你觉得我不合适，尽可直接向党组汇报，用不着这样安排。”

他急忙解释，说另外两位同志尚未回来，需要等他们一起商量。

商量？如此重要的分工安排，事先竟不与我通气商量？

后来他告诉我，分工已作调整，我不再“协助”任何人。只是有些东西可以调整，有些东西一旦破了，便再也回不来了。

这件事在我心里困惑了许多年，如今才渐渐看清：这并非简单的工作分歧，也非寻常琐事，而是我从交通大院走出的那一刻，便成了他急于划清界限、用以表明立场的对象。昔日情谊被轻轻放下，只剩现实的冷漠与决绝。

我这一生，委屈可忍，磨难可扛，唯独尊严，半分不让。只是当一切尘埃落定，心头涌上的，不知是释然，还是悲凉。

他后来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你太急了。”

太急了？是不该在那时据理力争？

我不知道。这句话，我一想，便是二十年。

与他第二次不愉快，是为了一辆车。

起初给我配的是一辆桑塔纳，我已经很知足——有车用，免去了交通上的诸多不便。

可开了一段时间，驾驶员李政跟我念叨：“蔡总，这车上高速，心里没底。”

我说：“怎么没底？”

他说：“车况不好，刹车软，跑起来发飘。咱们经常要往下面跑，高速上一百多码，万一出点事……”

我听着，没接话。车是办公室安排的，我能说什么？总不能刚来就挑三拣四。

李政又补了一句：“好车不是没有。马桂芳局长退下来的那辆，一直在库里闲着。”

马局长是原公路局班子成员，她退下来不用的车，按理说我用并无不妥。我问：“那车谁在用？”

“没人用，就停着。”

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到了安全，我不能不当回事。第二天，我对李政说：“把那辆车开出来吧。”

不到两天，王永安一早就叫我去他办公室。

进门，直奔车的话题。

我看着他，等他把话说完，然后问：“那辆车，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那是马局长用过的车。”

我说：“马局长用过的车，就不能用了？那车现在谁在用？”

他说：“暂时没人用。”

我说：“既然没人用，我开出来，有什么问题？”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继续说：“李政跟我说，现在这辆桑塔纳上高速不安全。安全两个字，你比谁都懂。咱们公路局不缺车，不缺好车，甚至不少车借给外单位用。我为了安全，换一辆别人换下来的车——错在哪儿？”

他无言以对。

我站起身：“只要你说出一个不能用的理由，我立马让李政把车还回去。”

他没说。

我转身走了出去。

这两次交锋过后，彼此反倒客气了。

也许他意识到，我不是那种任人拿捏的人；也许他本就只是奉命行事，对我并无私怨。后来我也想通了——为了往前走，谁没做过几件违心的事呢。

2003年初，他调去了省高指。

如今，我们都退休了。

回头再看，当年那些事，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一点波澜。我们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那些年的不愉快，说到底，不过是——

我不会变，也学不会变。

可那个坐在十一楼办公室里的人，当年毕竟是在交通大院六号楼五楼，被我喊过“大安”的人。

我与永安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年。2002年初我去灌南扶贫，之后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扑在扶贫上，公路局的事基本不过问。待我扶贫归来，他已调去省高指上班。

可就是那一年里，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

2002年，他和文虎书记带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驱车几百里，专程到灌南看我。那天见面，没有工作，没有公务，就是来看看我。在那个偏僻的小县城里，看见他们从车上下来，我心里一热——那是我调到公路局后，第一次觉得，那些大院里的日子，其实没走远。

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有过隔阂，有过不愉快，可也有过那样的时刻——几百里路，专程来看你。

现在想想，我与他之间那点小事，其实不值得写。有些事，当时那样处理，都有当时的因素。可它毕竟是我近二十年公路生涯的起点，而他，又是我到公路局后遇到的第一位一把手。从“山风正起”这个角度讲，又绕不过去。

如果这篇文字有幸能到他眼前，若是给他带来一丝不快，还请多多谅解。

我真正的意思，不过是——

岁月带走了青春，带不走的是当年在交通大院一起玩牌、一起打球、隔着墙互道晚安的日子；职位已成过往，留下的还是那个可以坦然叫一声“大安”的亲切。

兄弟，还是当年那个兄弟。

山风初起时，我以为迎面而来的是同行的暖风。

山风过后才明白，有些风是用来吹醒你的。

但醒来之后，还能坦然说一声“兄弟”，才是这一生最难得的释然。

江风止息，山风初起。

从交通大院到新大楼，从六号楼五楼到十五楼再到十一楼，不过几里路、四层楼的距离。

可这几里路、四层楼，我用了一辈子，才真正走完。

人生这条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长到要用一辈子才能走完四层楼，短到一回首，那些敲墙的夜晚还像在昨天。可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距离，丈量了我们的一生。

此生向山，已经开始了。

当年住过六号楼的同事，一提到往事，一提到我们都是六号楼出来的，那种亲切感就油然而生。

因为我们都明白，六号楼不只是六号楼，那是我们共同的青春旧址，是生命里再也回不去、却也永远走不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