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垣寻梦见后金 古今交织觅清初---辽阳东京城遗址

孙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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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景点：辽宁辽阳东京城遗址公园

　　2026年3月10日下午，我和老伴来到辽阳东京城遗址公园。站在天佑门城楼前，这座始建于1621年的后金都城遗址，在静谧中透露出历史的厚重感。‌‌

东京城遗址位于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太子河右岸新城村，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攻占辽阳后，为加强防御而兴建的第二座都城。该遗址作为清代关外三京（赫图阿拉城、辽阳东京城、沈阳盛京城）之一，见证了后金政权从山区向平原扩张的关键历史阶段。

　　天佑门作为东京城仅存的城门遗迹，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伫立在遗址南端。部分为1997年复建。‌‌ 站在门楼下，抚摸着斑驳的砖石，指尖能感受到夯土墙心的粗糙。墙体夯土中夹杂的废旧石碾、石碑碎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营建时的仓促。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后，因旧城难守、汉民反抗激烈，仅用十个月便在太子河东岸建起了这座新城。为赶工期，他甚至下令拆毁辽阳老城的官署、民房，连百姓家的石磨、墓碑都被征用，如今这些“拼凑”的痕迹，成了那段特殊历史的直接物证。

　　穿过‌东京城遗址大门，走进大门旁的“大清关外第一京”展馆。这是集中展示后金政权（清朝前身）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场所。该展馆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京城遗址，系统介绍了这座都城在清朝开国史上的关键地位及其文化遗产。是了解清前史的关键窗口，集中展示了这座都城作为满族政权转型起点的重要地位。

展馆其核心主题是阐释东京城作为“大清关外第一京”的历史意义。后金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建立了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和盛京（沈阳），史称“关外三京”。其中，东京城由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年）亲自命名并定都，是三者中最早被正式命名的都城，因此被誉为“关外第一京”‌‌。展馆通过图文、实物等形式，展现东京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为清朝奠定基业的过程。

　　展馆共四部分，通过图片资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后金的崛起及发展过程。

第一部分：女真族的掘起

女真族，源于中国北方的肃慎人，汉代称挹娄，隋唐称靺鞨，辽金时期始称女真。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为满族。明代女真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东部。明朝建立后，将主要精力用于防备蒙古各部，而对女真族采取怀柔政策，设立奴儿干都司以统御其地，女真族趁机发展壮大，并不断南迁。明朝末年国势日衰，努尔哈赤乘势而起，征伐女真各部，势力不断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汗建国。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经萨尔浒一战，挫败明军围剿，一举扭转了双方的攻守格局，辽东都司的首府辽阳城随即成为了八旗兵绞杀的目标。

称汗建国：

努尔哈赤，满语的意思是"野猪皮"，是其父母期望他能像野猪一样勇猛，像野猪皮一样坚韧。他的祖先一直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务。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为报父、祖被杀之仇，率部攻占图伦城（今抚顺县上马乡苍什村），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女真大部，遂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年号天命。

第二部分：迁都辽阳

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八旗兵经过三天浴血奋战，里应外合，终于攻克辽东首府辽阳城。明朝辽东都司的官署随即成为了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衙门和寝宫。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以"天既眷我，授以辽阳，即宜居之"，遂决定将都城迁至辽阳。

　　天启元年八月，努尔哈赤又决定在辽阳城东、太子河右岸低矮的土山之上建造一座新的城池作为都城。经过八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新城基本建成，努尔哈赤将其命名为东京城。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又下令将祖陵迁至辽阳。迁都辽阳，标志着后金政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努尔哈赤把明朝统治东北的中心，变成了后金进攻明朝的基地。

第三部分：东京施政

后金占领辽阳后，又于天命七年（1622)正月，一举攻占河西重镇广宁城，辽河以西大小40余城全部归降。后金的统治区域从辽河以东迅即扩展到辽河西岸。为了加强对这个幅员广阔、人口繁盛地区的治理，努尔哈赤顺应形势的变化，对原有的统治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实行"八王共治"；经济上，推行"计丁授田"，开始铸造钱币；民族宗教政策上，联姻蒙古，推崇喇嘛教；外交上，向朝鲜展开外交攻势，使朝鲜突破"天朝法禁"，确立了与后金政权的"交邻"之道。努尔哈赤推行的改革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后金的统治力量，对后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孝庄皇后，馆中有专版说明：“庄妃嫁进东京城”。庄妃，即孝庄皇后，一生辅佐过崇德、顺治、康熙三代皇帝，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的蒙古名叫布木布泰，意为"天降贵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蒙古科尔沁部人。天命十年（1625)正月，13岁的她，在兄长的护送下来到东京城与皇太极完婚。在此前11年，皇太极在赫图阿拉娶了她的姑姑哲哲。9年以后，她的姐姐海兰珠也嫁给了皇太极。由此，成就了清朝历史上"姑侄三人同侍一夫"的传奇故事。正月三十日，皇太极亲自带人赴沈阳城外北岗之上，架设帐篷，置办酒席，迎接送亲队伍。第二天下午，在东京城北十里接官厅，努尔哈赤率众后妃、贝勒、大臣设宴迎接。二月初二，皇太极和布木布泰在东京城内正式"以礼成婚"。

十年以后，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清，布木布泰受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生下皇九子福临。福临即位以后，改元顺治，庄妃母以子贵，尊称圣母皇太后，康熙二十六年（1688）去世，享年75岁，谥号"孝庄文皇后"，葬于河北遵化昭西陵。

第四部分：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在东京城期间所做的一切努力，几乎都可以看出他扎根辽阳的决心。然而，天命十年（1625）三月，努尔哈赤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决定迁都沈阳。其实，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考虑，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也不例外。东京城短短不到四年的时光，明金双方实力此长彼消，努尔哈赤的雄心迅速爆棚，只是由于袁崇焕的出现和来自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威胁，使努尔哈赤尚没有必胜的把握，加上辽阳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迫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另外寻找一个四通八达、进退有据的都城。濒临浑河的沈阳城，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因此，迁都沈阳是努尔哈赤为了进攻关内所做的一次战略转移。

　　东京城遗址展厅里陈列的1970年出土的四方城门石额——汉文的“天佑门”“德盛门”“内治门”与满文的“抚近门”，石额上“大金天命壬戌年”的边款清晰可辨。清史专家早已证实，后来沈阳盛京城的城门题名，正是移用了东京城的规制，这几块石额，便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最初印记。

　　走出展馆，沿着园内的石板路向北走去，两侧是断断续续的夯土墙心，墙土中夹杂的旧石碾、碎石碑，无声诉说着当年仓促筑城的往事。

行至城北土岗上八角殿遗址。这里曾是努尔哈赤议政的核心场所，如今只剩柱础石的痕迹依稀可寻。就在这座殿中，努尔哈赤推行了八贝勒共治、计丁授田，还通过十数次蒙古联姻巩固势力，将后金从部落联盟推向了帝国的雏形。

　　按指示图标，不远处的全城制高点上，是汗王宫遗址。这座建在7米高土台上的寝宫，摆脱了赫图阿拉城“办公与居住一体”的旧制，标志着后金政权的统治架构逐渐成熟。遗址上曾出土过础石、花砖与琉璃构件，那些带着岁月斑驳的碎片，仿佛还残留着当年宫闱的余温。

　　继续前行便来到了娘娘庙遗址，这是后金（清初）时期努尔哈赤在东京城修建的一座寺庙建筑遗存，反映了努尔哈赤时期多样且虔诚的宗教与风水观念，为研究后金（清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文化政策以及从东京城迁都沈阳（盛京）的历史决策提供了实物线索与解读视角。‌‌

　　我按着指示图标探寻了辽阳东京城遗址点位，返回时再次站在天佑楼门下。这座仅作了四年都城的东京城，虽已只剩残垣断壁，却是满族从部落向帝国转型的“试验场”。它见证了后金从偏居一隅到称霸东北的蜕变，也记录了满汉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历程。

　　东京城辉煌的宫殿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湮灭，只有天祐门城楼、残存的城墙基址，还在向世人彰显着它曾经辉煌的历史瞬间。

东京城的残垣像一部未写完的史书，每一块砖石、每一片瓦砾，都在默默诉说着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峥嵘岁月。我站在这些遗迹前，倾听历史的回响，那些沉睡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重新焕发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