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革命历史文献中的“太宁暴动”：跨省域革命联动的微观样本与历史回响

忆茶阳风物

引言：名称的差异与历史的交汇
在中国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中，许多地方性的武装斗争因其规模或地域所限，往往被简化为一个名称、一个时间点。然而，当我们深入历史的肌理，便会发现这些事件背后复杂的层次与跨区域的联动。发起于广东省大埔县太宁村的农民武装起义，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广东本地的权威史志《中国共产党大埔县地方史》中，它被系统记载为“县城茶阳暴动”或简称“茶阳暴动”；而在一山之隔的福建省，在多部闽西革命历史文献如《张鼎丞传》、《永定人民革命史》、《闽西人民革命史》中，它又以“太宁暴动”之名被屡屡提及。更关键的是，这一事件并非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在1927年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份里，于6月和9月先后爆发了两次。
名称的差异，暗示了记载视角与侧重点的不同；两次暴动的史实，则揭示了革命斗争的连续性与阶段性。闽西文献的记载或许不如大埔本地史志那般详尽系统，但其反复提及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强烈的历史信号：这场主要发生在广东土地上的斗争，与闽西革命力量的成长血脉相连。本文旨在融合粤闽两地的历史视角，以闽西文献为主要线索，结合基本史实，重新梳理“太宁暴动”（即“茶阳暴动”）的完整脉络，重点剖析闽西革命力量（尤其是永定金砂农军）如何深度参与其中，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如淬火般锻造了他们，使其成为随后永定乃至闽西土地革命的中坚力量，从而揭示土地革命初期闽粤边区革命力量跨省互动、协同发展的生动图景。

大埔县太宁村俯瞰图

第一章：厘清概念——两次暴动的基本史实与名称辨析
要准确理解这一历史事件，首先必须厘清其基本时空框架与称谓来源。
两次暴动：根据史实，“太宁暴动”共有两次。
1. 第一次暴动（1927年6月）：发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大埔县党组织领导太宁等地农民自卫军，首次攻占大埔县城茶阳，成立了革命政权，但不久后在反动势力反扑下撤离。这次暴动是当地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在危急关头的一次英勇反击，积累了初步的武装斗争经验。
2. 第二次暴动（1927年9月）：发生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入粤的战略背景下。大埔党组织再次发动农民武装，在闽西永定农军的支援下，第二次攻占茶阳，并配合起义军行动，进行了艰苦的守城战斗。这次暴动与全国性的重大军事行动直接关联，战略协同性更强，影响更为深远。
名称辨析：“茶阳暴动”与“太宁暴动”实指同一系列事件，侧重不同。
• 茶阳暴动：此称谓主要见于广东大埔本地史料，如《中国共产党大埔县地方史》。其命名以攻击和占领的目标——大埔县城茶阳镇为核心，强调事件的军事成果和对当地政权的冲击，是一种基于地理目标和政治影响的命名方式，记载也更为全面系统。
• 太宁暴动：此称谓则多见于闽西革命历史文献。其命名源于暴动的主要策源地和农民武装的集结地——大埔县太宁乡（村）。对于闽西革命者而言，他们参与的是从“太宁”发起的军事行动，这个地名是他们与这次事件发生联系的起点。因此，“太宁暴动”的称谓，更侧重于揭示暴动的群众基础、发起地点，以及从外部（闽西）视角观察这一事件的起源。
名称的差异，本质上是革命历史记忆在不同区域语境下的自然投射。广东文献着眼于事件对本地旧秩序的颠覆（攻占县城茶阳）；闽西文献则聚焦于事件与自身革命力量输出的关联（来自太宁的召唤与历练）。两者共同构成了对这一革命事件的完整认知。
第二章：文献图景——粤闽两地不同的记载侧重与原因探析
在搜集整理大埔县太宁村革命历史资料过程中，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浮现出来：同一场武装起义，在广东梅州大埔各级史志部门编纂的历史文献中，被详细而系统地记载为“茶阳暴动”；然而，在福建龙岩（闽西）地区的多种史料中，它却以“太宁暴动”之名被反复提及，着墨颇多。这一命名与记载的差异，并非简单的笔误或忽略，而是深刻反映了地方革命史书写中不同的视角、关切与叙事逻辑。
广东大埔文献（以“茶阳暴动”为核心）：作为事件发生地，大埔的党史文献自然将其置于地方革命史的中心位置进行详述。记载会全面涵盖两次暴动的社会背景、组织领导、具体过程（包括6月暴动的细节）、主要参与者、建立的政权、后续影响以及在整个大埔革命历程中的地位。其视角是内向的、主体性的，旨在完整记录本地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里程碑事件。命名为“茶阳暴动”，凸显了斗争的终极目标和最显著成果——攻占并一度控制县城，这是对旧政权最直接的挑战，也是地方革命史上最辉煌的战绩之一。
闽西革命文献（以“太宁暴动”为切入点）：闽西文献的记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记载的分散性与非核心性：在《张鼎丞传》、《永定人民革命史》、《闽西人民革命史》等文献中，对“太宁暴动”的记载并非独立成章的系统叙述，而是散见于相关人物的活动记述或革命进程的背景交代中。它通常作为张鼎丞革命活动的一部分，或作为永定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事件被提及。
2. 记载的焦点高度集中：尽管记载篇幅不长，但闽西文献的关注点异常集中且一致：强调永定（尤其是金砂）农军参与二次（6月和9月）暴动，以及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骨干返回后，对永定本地革命斗争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永定人民革命史》记载，县委“集中了参加过‘太宁暴动’的铁血团员，带领各乡村农军在附城开展游击活动”。而《闽西人民革命史》进一步明确指出，这支参加暴动的队伍后来“成为永定暴动攻城的特务营骨干”。在个人经历层面，《张鼎丞传》则着重记述了张鼎丞率部参战及守卫的历程，并将其视为其革命军事实践的重要起点。

《永定人民革命史》的记载

《闽西人民革命史》的记载

3. “太宁”命名的内在逻辑：闽西方面采用“太宁暴动”的称谓，恰恰体现了其记载的独特视角。对于闽西革命者而言，他们奔赴的是“太宁”这个地方，响应的是来自“太宁”的召唤，战斗是从“太宁”发起。因此，“太宁”作为一个地理坐标和行动起点，深深烙印在他们的集体记忆里。这个命名，凸显了事件与闽西革命力量输出的直接关联点。
这种记载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大埔，这是“我们的暴动”，是本土革命的高潮，故以成果地“茶阳”命名并详载；对于闽西，这是“我们的队伍参加的一次重要暴动，并因此变得更强”，是本土力量成长的关键外部历练，故以参与地“太宁”命名并强调其转化效应。后者视角，正是跨区域革命联动在历史书写上的直接体现，也解释了为何闽西文献虽不系统记载过程，却要多次提及——因为它关乎自身革命谱系中重要一环的锻造。
第三章：六月烽火——第一次太宁暴动的背景、过程与闽西因素的初现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转入低潮。广东国民党右派随之加紧“清党”，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此危急关头，大埔县党组织决定发动武装暴动，以反抗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第一次太宁暴动（亦称第一次茶阳暴动）于1927年6月爆发。在县委负责人饶龙光等人的领导下，太宁、湖寮、西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在永定农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占县城茶阳，逮捕反动官吏，并成立了大埔县政务委员会。这是大埔党组织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首次尝试，极大振奋了当地群众的革命斗志。
此次暴动虽主要依靠大埔本地力量，且在敌人反扑后迅速转移，但其中已可见永定农军的身影。据永定史料记载，暴动前大埔党组织便与毗邻的永定党组织保持联系。早在1926年夏，张鼎丞在青溪石下坝保灵寺小学任教期间，已开始与饶龙光等人接触，并于1927年6月在大埔由饶龙光、张高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细节至关重要——它表明在第一次暴动前夕，两地革命者之间已建立起基于共同信仰的个人纽带与组织认同。这也为第二次暴动时更深层次的跨省协作埋下伏笔，并解释了为何在九月暴动前，饶龙光会首先向张鼎丞求援：二人不仅是同志，更有着介绍人与被介绍人之间特殊的革命情谊。
第四章：九月协同——第二次暴动与南昌起义南下背景下的跨省联动
如果说第一次暴动是绝境中的反击，那么1927年9月第二次太宁暴动（第二次茶阳暴动），则是在南昌起义军南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推动下的主动策应与战略协同，其跨省联动特征尤为鲜明。
背景：起义军南下与战略机遇 1927年9月上旬，南昌起义军途经福建上杭，计划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重建根据地。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吸引了周边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也为闽粤边区革命力量创造了难得的“借势”之机。
决策与求援 大埔县委书记饶龙光敏锐捕捉到战机，决定再次发动暴动，攻占茶阳，以配合起义军行动、扫清障碍。鉴于敌我力量仍较悬殊，饶龙光通过正在上杭迎接起义军的县委代表李明光，向同期抵达上杭的中共闽南特委（领导闽西、闽南地区）书记罗明以及永定党组织负责人张鼎丞发出武装支援的请求。
驰援与联合 闽南特委协调支持了这一请求。张鼎丞受命后，立即返回永定，从金砂、西溪等地的农会骨干和秘密武装“铁血团”中紧急挑选40余名政治坚定、勇敢善战的队员，亲自率领驰援大埔太宁。这支队伍的加入，不仅增强了暴动的军事力量，更彰显了跨省党组织之间高度的协作精神。
攻克与守卫 9月16日，在大埔农军与永定农军的联合进攻下，暴动队伍第二次成功占领茶阳，并建立革命政权——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起义军主力随后顺利进驻。为保障主力侧翼安全、防备福建方向敌军袭扰，张鼎丞率领的永定农军与大埔部分武装合编为农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第一连，由饶寿田任连长、张鼎丞任党代表，奉命坚守茶阳。他们与反扑的国民党军及地方民团激战17天，出色完成阻击任务，直至获悉起义军主力转移后才撤离。战斗中，多名永定籍战士牺牲，鲜血染红了茶阳的土地。
此次暴动与茶阳守卫战，是闽西革命武装第一次成建制跨省作战，也是一次成功的战略配合与实践练兵。
第五章：火种归来——金砂农军的历练及其对永定革命的塑造
闽西文献反复提及“太宁暴动”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它对永定革命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塑造作用。参加第二次暴动的永定金砂、西溪农军，犹如一批投入革命熔炉淬炼的钢坯，归来时已成长为锋利的刀刃。
实战淬炼，完成蜕变：对于这些原本以农运和自卫为主的农民武装骨干而言，茶阳的17天守城血战，不亚于一所残酷而高效的革命军校。他们经历了正规的攻城与守城战斗，学习了基本的战术配合，体验了与正规敌军持续作战的强度，更在张鼎丞等人的带领下，初步实践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张鼎丞任党代表）。这种实战经验，是任何日常训练都无法替代的。

骨干归建，成为中坚：1928年初，这支队伍撤回永定。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宝贵的战斗经验，还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更高的组织纪律性，成为永定武装暴动的中坚力量。正如《金砂暴动》等文献所强调，这批在太宁接受过战火淬炼的战士，“也给以后金砂暴动创造了条件”。

《金砂暴动》的记载

催化永定暴动：1928年6月，在福建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永定暴动爆发。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武装起义中，攻城战斗是最关键、最艰巨的一环。而承担攻城先锋任务的，正是以从太宁归来的金砂农军骨干为核心组建的“特务营”。他们利用在茶阳获得的攻坚和战斗经验，在暴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永定暴动的成功，一举奠定了闽西土地革命的重要基础。
奠基闽西红军：永定暴动后，以此为基础，闽西最早的正规红军部队之一——红军营（后发展为红军团）得以建立。张鼎丞等领导人，以及众多基层指挥员和战斗骨干，都经历了太宁战火的洗礼。可以说，“太宁暴动”为闽西红军的创建，提前准备了一批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种子。
第六章：历史回响——从“太宁-茶阳”暴动看边区革命互动模式
“太宁-茶阳”暴动（两次）的历史，为我们观察土地革命初期边区革命的发展模式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微观样本。
“革命互动区”的自然形成：大埔（粤东北）与永定（闽西）山水相连、方言相通、社会结构相似，构成了一个天然的“革命互动区”。党的组织建设（如张鼎丞在大埔入党）、人员往来、信息传递在此区域内流动顺畅。当革命条件成熟时，这种地理与社会的亲近性便迅速转化为军事与政治上的协同能力。
跨省协作机制的有效运作：第二次暴动展现了早期党组织跨省协作的高效机制：1. 上级协调：中共闽南特委作为跨区域的领导机构，起到了关键的批准与协调作用。2. 需求-响应：大埔方面提出明确的军事支援需求，永定方面基于革命大局和同志情谊迅速响应。3. 人员与经验流动：永定输出军事人员参与战斗，带回升级后的经验和骨干。这种机制虽然朴素，但极具实效。
地方革命与主力红军的战略呼应：第二次暴动是地方革命力量主动策应主力红军（南昌起义军）行动的典范。它表明，革命的成功不仅依靠主力部队的征战，也离不开无数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在全局战略下的主动作为与密切配合。
历史记忆的差异化构建：广东文献的“茶阳暴动”叙事与闽西文献的“太宁暴动”记忆，共同丰富了这一事件的历史内涵。前者记录了事件的本体，后者揭示了事件的辐射效应。两者合一，才是一部完整的、立体的、充满互动感的边区革命史。
结语：星火何以燎原
回顾“太宁暴动”（茶阳暴动）的烽火历程，尤其是第二次暴动中永定农军的跨省驰援与浴血奋战，我们得以窥见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深层逻辑。那燎原的烈火，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火，而是在无数个如同“永定-大埔”这般的“革命互动区”中，凭借党的组织纽带、革命者的生死情谊、劳苦大众的共同渴望以及一次次成功的战斗实践，才被一处处点燃，继而相互传递、彼此助燃，终成不可阻挡之势。张鼎丞率领的金砂农军，正是这股洪流的生动缩影——他们从闽西的群山走向粤东的村镇，应太宁的召唤而集结，在茶阳的硝烟中淬炼，最终将这份经过战火洗礼的力量带回故土，率先点燃了永定暴动的熊熊烈焰，并最终汇入创建闽西苏区的时代洪流。
闽西革命历史文献中对“太宁暴动”虽略却恒的记载，正是这段“经验输出、战火淬炼、力量回归、境界升华”完整革命链路的珍贵见证。尤为难得的是，作为大埔县的一个村庄，太宁村的事迹能如此频繁地见诸闽西的多类革命史籍，这本身便是两地革命血脉相连、互动深融的明证。 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壮阔画卷，是由无数条跨越省界的线条共同勾勒而成。这些线条，是迂回进军的路线，是隐秘传递的情报，是络绎不绝的人员往来，更是用鲜血凝结而成的革命情谊与集体记忆。
“太宁暴动”作为一个鲜明的历史坐标，不仅铭记了大埔农民武装斗争的英勇无畏，也永恒镌刻下了闽西革命力量在跨省协作中发展壮大的关键一步。在这片层峦叠嶂的红色热土上，行政的省界从未能阻隔革命理想的传播与人民力量的汇聚。而这，正是边区革命生生不息、终成燎原之势的力量源泉。

作者：饶超然 曹达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