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回老家｜扫墓记

羽清子

　　2026年4月4日 星期六 晴

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回到了老家。

住在酒店里。兄弟姐妹家里不是不好，只是住着总要顾忌些什么，连叹口气都不太方便。酒店就好。门一关，这间屋子就是我的了。夜里听见窗外的虫声，想起小时候在木樨村，也是这样的虫声。只是那时候，虫声里还有父亲的鼾声。

第二天，在酒店吃过早餐，开车去木樨村。老屋现在是大姐和大姐夫住着，院子里种满了花花草草，叫不出名字的居多。大姐已经把祭品准备好了——煮熟的鸭子、切整齐的猪条肉、烧饼、艾草粿、黄酒，还有黄纸、冥币、蜡烛和香。今天上午要去三个地方扫墓，其他人还没来，我说，我们先走吧。

　　大姐夫走在前面。他七十七了，腰板还是直的。腰上系着旧柴刀夹，一把柴刀插在里头，锄头荷在肩上，一头挑着装满祭品的篮子。他不大说话，偶尔回头看我一眼，说一句：“慢点，这里滑。”

他年轻时是村里最俊的后生，眉毛浓，眼睛亮。现在眉毛白了，像落了一层薄霜。

大姐随后骑着电动车追上来，把姐夫肩上的篮子卸下来放在车上，先骑上山去了。

大姐今年73岁了，依然身手敏捷。我们要去的是南坑塘。上次去是十年前，是从岩后那条山路开车上去的，大姐说那条路堵了。另一条小路要翻过猪房山顶，也荒了。现在只能走苗圃前面那条黄泥路。这条路，我大概五十年没走了吧。

我和大姐夫边走边聊。说起他同辈的人，他说已经走了一半。我问起他那位在省里当大官的同学，他说：“被关进去了。”

我愣了一下。小时候大人们都说那人有出息，是村里的光荣。现在想想，倒不如像大姐夫这样，一辈子在村子里，种田、砍柴、养花，安安稳稳的。大姐夫也没说什么感慨的话，只是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拐进山间小路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记忆中的黄土路没有了，山坡也变了样子。小时候走这条路，路边都是坟，吓得我不敢喘气。现在路变成了沙石路，路边种着小树苗，绿油油的，倒也好看。只是当年那个害怕的小女孩，已经找不见了。

山路走了一半，侄儿骑着摩托车赶来了。他虽已年过四十，但在我眼里依然是个孩子。打过招呼，他骑车去追大姑，我和大姐夫继续慢慢走。

山上扫墓的人很多，不时有人跟大姐夫打招呼。天气真好。阳光洒下来，山上的树木泛着新绿，杜鹃花一丛一丛地开，还有白檵木花，一丝一丝的，像细碎的纸屑。这些花一开，便知故乡的清明时节到了。

到了墓地。这是我亲祖母的坟。墓碑上写着：民国二十五年立。

我算了一下。民国二十五年是1936年。不对！父亲出生于1931年，三岁失慈，祖母应该是1934年去世才对。差了两年。

大姐说：“也许是后来补的碑。”

我想了想，也没再追问。祖母走的时候，父亲还不记得她的样子。两年三年，又有什么分别呢。小时候我跟父亲来过这里，不止一次。路边的每一棵松树我都认得。现在父亲也躺在坟墓里了。

侄儿把坟边的杂草锄去，大姐夫挥着柴刀割铁芒箕。大姐摆祭品，烧纸。我也跟着烧，火苗舔着黄纸的边缘，灰烬飘起来，落在衣服上，也不掸。

二姐夫和大嫂去了后墙山——那里是父亲的外祖父母、祖父母、还有他的父亲和继母的合葬墓，成分有点复杂。下山后侄儿骑摩托车去后墙山帮忙，大姐夫则骑着大姐的电动车去了夹山——我父亲的坟在那里。

　　我和大姐走路回老屋。四妹扫完她养父母的墓回来了，哥哥和二姐也到了。他们身体不太好，在家准备午饭，大姐也留下帮忙。我和四妹一起走路去夹山。夹山在河对岸，与南坑塘、后墙山的方向相反。

我们沿着田间小路慢慢走，一年没见了，话多得说不完。走着走着，居然走错了路，回头找主路，也不急。到了山脚，遇到六妹，正带着侄孙小可乐趴在地上看蜈蚣。大嫂说小可乐太小，不宜去坟地，让六妹照看。六妹腰椎不好，蹲一会儿就得站起来捶一捶。

我说我们先上去，山上有茶树，可以采茶。

清明时节的茶山，十点钟光景，阳光正好。不是清晨的薄凉，也不是正午的燥热，是那种温温润润的亮。光线从山顶一路淌下来，每一层茶垄都泛着嫩芽的青光。露水刚退，叶片上还带着湿意，被阳光一照，像敷了一层薄薄的油。采茶人的影子短短的，手指翻飞，光斑在手背上跳。

我们不急着去墓地，跑到茶垄里，双手胡乱采着，也不管什么手法。小可乐也学着我们，揪一片叶子放进兜里。这么好的景致，不拍几张相是可惜的。我和六妹互相拍，又给大家拍。拍完了，才往父亲的坟上去。这回让四妹留下来照看小可乐。

等我们赶到父亲的坟前，他们已经快忙完了。墓碑前摆着祭品，纸灰还冒着细细的青烟。

回到家，十二点整。

　　下午去塔陵。这地方，是母亲生前自己选的。母亲皈依佛门，不要土葬，塔葬简单。的确，来这里扫墓，不用锄头，不用柴刀，回来鞋上也不沾泥。

哥哥和二姐也来了。母亲的照片放在格子里，笑盈盈的。点了三支香，烟雾细细地往上飘，很快就散了。

从塔陵出来，太阳明晃晃地照着。路边的杜鹃花开得正艳，红得发亮。六妹说，明年清明还回来。

我没说话。山里的风吹过来，暖洋洋的，带着青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