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基考释《西游记》（十五）

白玉基

第十五篇：《西游记》白龙马原型考：基于青海吐谷浑历史文化的新阐释

摘要

    白龙马作为《西游记》取经团队的核心辅助成员，其形象并非单纯的神魔虚构，而是多重历史文化元素的叠加与融合，蕴含着深厚的边疆族群交往记忆。本文以青海吐谷浑的历史文献、地理空间与族群文化为核心线索，结合明万历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下称“《西游记》通行本”）及《西游记平话》等前身文献，从马种特质、身份隐喻、历史事件映射及群体原型四个维度展开考证。研究发现：白龙马的马种原型为吐谷浑培育的“青海骢”（龙种马），其“日行千里”的非凡特质与“龙种”属性均与《西游记》文本形成互证；“西海龙王三太子”的身份设定，隐喻了吐谷浑作为“西海”非正统割据政权的政治属性，“敖”姓与“闰”字的命名逻辑暗藏历史密码；“纵火烧毁玉帝殿上明珠”的获罪情节，精准映射了吐谷浑王伏允为抵御唐军而焚烧草场的历史事件；而吐谷浑王族“慕容”姓氏的语义内涵（蒙古语系中本义为“马”），则揭示其群体原型为往来于中西交通要道的吐谷浑“脚力”群体。白龙马原型的多元构成，印证了《西游记》作者“以神喻人、以魔写史”的创作手法，既记录了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互动，也为理解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新的边疆史视角。

关键词

《西游记》；白龙马；吐谷浑；青海骢；原型研究；历史隐喻；边疆族群交流

一、引言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人物形象的原型考证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取经团队“师徒五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谱系中，白龙马虽非核心决策成员，却以“驮经脚力”的关键角色贯穿取经全程，其“龙种”身份、形变能力及“罪罚—救赎”的叙事线，均蕴含着超出普通坐骑的文化隐喻。正如《西游记》第十五回所写：“那龙道：‘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幸得观音菩萨救了我，劝我归正，着我在这鹰愁涧等候取经人，他去得成，我与他做个脚力。’” 这段自白直接点明了白龙马的特殊身份与叙事功能——既是获罪的“龙子”，又是皈依的“脚力”，双重属性使其形象兼具神性与世俗性。

    以往研究多从神话传说（如应龙、龙马精神）、佛教文化（如驮经神兽）或中原民俗（如龙王信仰）视角解读白龙马形象，却较少关注其与边疆族群历史的深层关联。事实上，结合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诸政权的交流背景，青海吐谷浑政权的马种培育、政治格局与历史事件，与白龙马的形象特质存在高度契合。吐谷浑自晋永嘉年间迁徙至青海地区后，长期控制着丝绸之路南道（青海道），既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活桥梁”，又是以养马技艺闻名的游牧政权，其培育的“青海骢”成为隋唐时期的珍稀马种，其“西海之主”的政治定位与“非正统”政权属性，其与唐朝的战争互动，均在白龙马的形象设定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本文通过钩沉《魏书·吐谷浑传》《隋书·吐谷浑传》《旧唐书·吐谷浑传》等史料与《西游记》文本细节的互证，探析白龙马原型的多元构成，试图揭示神魔叙事背后隐藏的边疆族群历史文化密码，为白龙马形象研究补充历史维度的阐释，同时印证中国古典神魔小说“借神魔之壳，写历史之实”的创作传统。

二、吐谷浑“青海骢”：白龙马的马种原型

（一）吐谷浑的畜牧经济与“龙种”马培育

    吐谷浑政权以牧业为核心经济支柱，《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马、牛、羊、驼数十万匹”，其族群素以养马技艺闻名，所产良马长期作为战略资源输往中原，成为中原与边疆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中最负盛名的“青海骢”，被时人称为“龙种”，其培育方式充满传奇色彩：“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北史·吐谷浑传》）这种通过跨地域马种杂交（波斯马与本地马）培育的良马，兼具耐力与速度，完美契合游牧民族“跨越山岭、驰骋草原”的交通需求，也成为隋唐时期声名远播的珍稀马种——隋炀帝曾派裴矩经略西域，“遣使多赍金帛，历诸国市马”，其中便以“青海骢”为主要目标；唐太宗李世民亦对“青海骢”极为珍视，将其列为宫廷御马之一。

    “青海骢”被称为“龙种”，既与其培育于青海湖（西海）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其“日行千里”的非凡特质相关。在古代认知中，“龙”是兼具水陆空三栖能力的神异生物，象征着超凡脱俗的力量，将良马称为“龙种”，本质是对其性能的极致赞誉。这种“龙马同源”的认知，为《西游记》白龙马“龙种马”的形象设定提供了历史文化基础。

（二）与《西游记》“龙马”特质的文本互证

    《西游记》对白龙马的核心定位是“马中龙种”，绝非凡马，这一特质与“青海骢”的历史记载形成精准呼应。小说开篇即设定唐僧初始坐骑为唐太宗所赐白马，《西游记》第十三回写道：“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门寺。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余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三藏骑了马，徐行前进，正值秋深天气，飒飒西风漫卷，凄凄雁落平沙。师徒们行了数日，到了巩州城。早有巩州合属官员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两三日，又至河州卫。此乃是大唐的边界。” 然而这匹“凡马”在越过两界山、进入鹰愁涧后，便被潜藏于此的白龙马所食，《西游记》第十五回载：“却说那龙吃了三藏的白马，伏在那涧底中间，潜灵养性。只听得岸上有人叫骂，他按不住心头火发，急纵身跃出水面，挺枪来刺行者。行者见他来得凶猛，掣铁棒劈手相迎。那龙与行者斗经二十回合，不分胜负。原来那龙吃了白马，肚里疼痛，又斗行者不过，急回头，复潜入水涧。” 这一情节看似简单的“换马”，实则暗合“凡马不及龙种”的隐喻——唐太宗所赐白马虽为中原良马，却难以承受西天取经“涉万水千山、历千难万险”的考验，而白龙马作为“龙种”，恰能弥补凡马的不足。

    《西游记》对白龙马“龙种”特质的刻画，贯穿于全书多处细节。例如第五十回，唐僧被独角兕大王擒获，白龙马献策道：“师父，弟子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犯天条，观音菩萨救我，劝我与你做个脚力。自离了长安，驮你经两界山、鹰愁涧、流沙河、黑水河、子母河、火焰山、盘丝洞、黄花观，一路上来，历过了千辛万苦。今日到此，不想遭逢此难，被那妖把师父拿了，我又不能救，奈何，奈何！” 这段自述既点明了白龙马伴随取经历程的“耐力”，也暗示了其“龙种”身份带来的非凡经历——普通坐骑绝无可能穿越如此多的险地。此外，《西游记》第三十回中，白龙马为救唐僧，还能“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樵夫”，甚至“现了本相，飞在空中，厉声高叫道：‘那泼妖！认得我么？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奉旨在此等候取经人。你这厮，敢伤我师父，我怎肯容你！’” 这种“马形、龙形、人形”的形变能力，虽为神魔小说的艺术夸张，但本质上是对“龙种”超凡属性的强化，而这一属性的历史源头，正是“青海骢”作为“龙种马”的珍稀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的前身文献《西游记平话》中，存在“女国首领赠白马于唐僧”的记载（据《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引《西游记平话》）。女国地处西域，其赠马情节暗合吐谷浑作为中西交通枢纽的地理区位——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正是中原通往西域女国、波斯等地的必经之路，这一情节为白龙马的西域马种渊源提供了文本铺垫。尽管史载“青海骢”为“青白杂色”（《隋书·吐谷浑传》载“青海骢，马色青，故谓之骢”），而非《西游记》中白龙马的“纯白”，但这一差异实为文学艺术加工：小说作者为突出“龙种”的圣洁与珍稀，将其设定为白色，核心是保留其“龙种”属性与“日行千里”的核心特质。因此，吐谷浑“青海骢”当为白龙马的直接马种原型。

三、“西海龙王”隐喻：吐谷浑的政治身份投射

（一）“敖”字辈龙王的文化内涵

《西游记》中四海龙王均以“敖”为姓，东海敖广、西海敖闰、北海敖顺、南海敖钦，这一命名逻辑并非随意虚构，而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政权属性的隐喻。据汉文化语境解读，“敖”在古代典籍中有特定含义：《说文解字》注“敖，出游也”，而在先秦至秦汉的文献中，“敖”更常特指“死后没有谥号的帝王”，或“未被正统认可的割据君主”。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共王之子四焉，不及五人，故无谥”，这类无谥之王，在后世文献中多被称为“敖”；《汉书·王莽传》亦载“莽自谓黄帝之后，其自号曰‘新’，去汉号，改元始建国，然天下不以为正统，谓之‘敖’”。这一文化语境表明，《西游记》中四海龙王的“敖”姓，本质是对“非正统政权统治者”的隐喻。

其中，西海龙王敖闰的“闰”字更具深意。“闰”本指历法中为调整年、月、日与回归年、朔望月的差异而增设的“补充部分”，《说文解字》释“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群公居朝”，引申为“偏、副、非正统”，与“正”相对。古代政治语境中，“闰位”即指非正统的帝位，如《后汉书·袁术传》载“术据淮南，自号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然天下谓之闰位”。西海龙王敖闰的命名，以“敖”（无谥之王）+“闰”（非正统）的双重语义，精准隐喻了某一边疆割据政权的政治属性——该政权虽占据一方地域、形成独立统治，却未被中原王朝完全正统化，始终处于“偏安”“补充”的政治地位。

（二）“西海”的地理所指与吐谷浑的政权定位

“西海”并非《西游记》虚构的地理概念，而是有着明确历史沿革的真实地域。西汉王莽时期，为实现“统领四海”的政治构想，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遣中郎将平宪等多持金币诱塞外羌，使献地，愿内属。宪等奏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莽奏请立西海郡，以鲜水海为西海”（《汉书·王莽传》）。此处“鲜水海”即今日青海湖，青海湖及其周边区域由此获得“西海”的地理称谓。尽管西海郡在王莽败亡后一度废弃，但“西海”作为青海湖地区的别称，在后世文献中被长期沿用，如《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居西海之滨，周回千余里，控弦之士数万，号为强国”。

自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年）起，鲜卑吐谷浑部迁徙至青海地区，击败当地羌、氐等族群，建立起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割据政权，“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东至叠川，西至流沙，南至白兰，北至黄河”（《隋书·吐谷浑传》），直至贞观九年（635年）被唐朝所灭，吐谷浑政权在青海地区实际统治长达三百余年，成为事实上的“西海之主”。值得注意的是，吐谷浑政权始终未被中原王朝完全正统化：北魏时期，吐谷浑虽遣使朝贡，被封为“西秦王”，但北魏朝廷始终视其为“塞外蛮夷”，不承认其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地位；隋朝时期，隋炀帝曾亲征吐谷浑，“破其国，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隋书·炀帝纪》），试图将其纳入直接统治，然隋末战乱中，吐谷浑复起，重建政权；唐朝建立后，吐谷浑虽与唐通好，接受“河源郡王”的封号，但仍保持相对独立的统治，直至贞观八年（634年）因“寇凉州”引发唐击吐谷浑之战，最终被唐军攻灭。

李靖追杀吐谷浑伏允

    吐谷浑“西海之主”的地理占位与“非正统割据政权”的政治属性，与《西游记》中“西海龙王敖闰”的形象设定形成完美互证。《西游记》第八回载观音菩萨前往东土寻找取经人时，“路经鹰愁涧，忽见一条玉龙在涧中悲啼。菩萨近前问曰：‘你是何龙，在此受罪？’那龙道：‘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 这里的“西海龙王之子”身份，正是吐谷浑政权“西海之主”的神魔化投射——小白龙作为“西海龙王三太子”，对应吐谷浑王的子嗣；而“父王表奏天庭”的情节，则暗合吐谷浑与中原王朝（天庭隐喻唐朝）的臣属关系，以及其“非正统”的政治地位（需通过“表奏”获得认可）。因此，《西游记》将白龙马设定为“西海龙王敖闰三太子”，本质是以神魔化手法，映射吐谷浑作为“西海”非正统割据政权的历史事实。

四、“纵火获罪”：吐谷浑历史事件的叙事转化

（一）“玉帝殿上的明珠”的隐喻解读

《西游记》中，小白龙获罪的直接原因是“纵火烧了玉帝殿上的明珠”，这一情节看似荒诞，实则暗藏对真实历史事件的隐喻。若仅将“玉帝殿上的明珠”理解为普通珠宝，纵火烧毁不足以引发“玉帝震怒，不日遭诛”的重罚——《西游记》中诸多神仙妖怪犯下更严重的罪行（如孙悟空大闹天宫），亦未被直接判处死刑，可见“明珠”绝非普通玩物。结合《西游记》“神魔喻现实”的创作手法，“玉帝殿上的明珠”必然是对某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的隐喻。

联系吐谷浑以牧业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答案便清晰可见：青海湖周边的广袤草原是吐谷浑族群生存的根本，“牧草”作为支撑牧业经济的核心资源，其重要性远超金银珠宝。吐谷浑政权的兴衰与草场资源直接相关——“水草丰美则民富国强，水草枯竭则民穷国弱”，历史上吐谷浑与周边羌、氐族群的战争，多因争夺草场而起；而其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也常涉及草场资源的控制。因此，《西游记》中“玉帝殿上的明珠”，实为吐谷浑赖以生存的“牧草资源”的隐喻，“纵火烧毁明珠”则对应“烧毁草场”的行为，这一情节背后暗藏着隋末唐初吐谷浑与唐朝战争中的真实历史事件。

（二）与唐击吐谷浑之战的历史互证

    隋末唐初，吐谷浑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时战时和。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可汗伏允“遣兵寇凉州”（《旧唐书·吐谷浑传》），唐太宗李世民大怒，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李勣、侯君集等名将，率军远征吐谷浑。此战中，伏允为抵御唐军追击，采取了“烧光野草以断绝唐军马草”的极端策略，《旧唐书·李靖传》记载：“靖等进至赤海，遇其天柱王部落，击大破之，获其杂畜数万。遂历于河源，李大亮又俘其名王二十人，杂畜五万，至且末西境。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吐蕃。靖等进至图伦碛，伏允子顺举国降，伏允自缢而死。” 而《资治通鉴·唐纪十》则更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策略的实施：“伏允闻唐军至，悉烧野草，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马无草，不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向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督诸军深入。”

伏允“烧光野草”的行为，对唐军造成了严重威胁——唐军战马因缺乏草料而“瘦弱不堪”，一度陷入追击困境，这与“纵火烧毁明珠（牧草）”引发“玉帝震怒”的情节形成精准映射：伏允作为吐谷浑的“西海之主”（对应西海龙王），其烧毁草场的行为，恰如小白龙（对应伏允之子或伏允本人的隐喻）焚烧“玉帝殿上的明珠”，触犯了“涂炭生灵、断绝资源”的重罪。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中负责“征缴孙悟空”的天将李靖，其现实身份正是唐击吐谷浑之战的主帅——这种“天将李靖”与“唐军统帅李靖”的双重身份叠合，绝非巧合，而是作者刻意设置的历史映射，进一步印证了“纵火获罪”情节与唐击吐谷浑之战的关联。

    此外，《西游记》中“北海龙王敖顺”的形象，亦与吐谷浑历史存在呼应。敖顺的“顺”字，暗合吐谷浑王伏允之子“慕容顺”的名字——贞观九年（635年），伏允被唐军追击，走投无路自缢而死，其子慕容顺“斩天柱王，举国降唐”（《旧唐书·吐谷浑传》），被唐太宗封为西平郡王。北海龙王敖顺在《西游记》中多次协助孙悟空（如第三回“借东海神针铁”、第七十七回“助悟空降伏大鹏金翅雕”），其“顺从天庭”的态度，正是慕容顺“归降唐朝”的神魔化投射。因此，小白龙“纵火获罪”的情节，不仅映射了伏允焚烧草场的历史事件，更通过“西海龙王（伏允）—北海龙王（慕容顺）”的形象设定，完整呈现了吐谷浑政权从“对抗中原”到“归降中原”的历史进程。

五、“慕容”语义与群体原型：吐谷浑的“取经脚力”

（一）“慕容”姓氏的语义内涵

吐谷浑王族姓慕容，这一姓氏的语义内涵为白龙马的群体原型提供了关键线索。据语言学研究，“慕容”一词源于蒙古语系，其本义为“马”——在鲜卑语中，“慕”（mu）意为“路，即陌”，“容”（rong）为“然”之谐音，合称为“陌然”，异写为“慕容”。《魏书·官氏志》载“慕容氏，本鲜卑檀石槐之后，以部为氏，其语谓‘马’为‘慕容’，故以姓焉”，这一记载印证了“慕容”与“马”的语义关联。吐谷浑作为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其王族姓氏“慕容”（本义为“马”），本质是对其族群“善养马、善用马”特质的标识——吐谷浑部众不仅以马为生产资料（牧业），更以马为交通载体（运输），马在其族群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

这种“姓氏—马”的语义关联，与《西游记》白龙马的“脚力”角色形成深层呼应。白龙马在取经团队中的核心功能是“驮经”，即作为“运输载体”，而这一功能恰是吐谷浑族群在历史上的核心角色——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自长安西行，经兰州、鄯州，出青海湖，西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且末，再西通波斯、印度”（《通典·边防典》），吐谷浑部众凭借其对西域地理的熟悉和强大的骑术，长期承担着物资运输、人员向导的职能，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活桥梁”。《旧唐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自隋季以来，恒自通中国，朝贡不绝，然亦时为边患。其地与凉州邻接，道途便利，商胡往来，多取其路”，这里的“商胡往来，多取其路”，正是吐谷浑作为“中西交通脚力”的历史写照。

（二）“脚力”群体的历史投射

    取经故事的核心背景是中西文化交流（佛教东传），这一过程并非单一的个人行为，而是需要大量“脚力”（包括牲畜与人力）的协同参与——从长安到天竺，万里之遥，翻山越岭，跨江渡河，若无强大的运输力量支撑，取经根本无从谈起。历史上，吐谷浑部众正是这一“脚力群体”的核心成员：许多慕容氏贵族与平民充当了商队向导、物资运输者的角色，“吐谷浑人善识路径，耐饥渴，能在戈壁沙漠中长途跋涉，为往来商胡、使者提供向导与运输服务”（《隋书·西域传》）。《西游记》作者将这一群体特质浓缩于白龙马形象中，使其不仅是伏允个人的原型映射，更成为所有参与中西交流的吐谷浑“脚力”的群体象征。

    《西游记》中白龙马的“形变能力”（马形、龙形、人形），实则隐喻了吐谷浑部众在中西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1. 马形：对应“运输者”身份——吐谷浑部众作为“脚力”，驾驭着“青海骢”，承担着物资运输、人员驮载的核心功能，正如白龙马驮载唐僧西天取经，是取经成功的基础保障；

2. 龙形：对应“族群领袖”身份——吐谷浑王族（慕容氏）作为“西海之主”，是青海道交通的掌控者，其“龙种”身份（青海骢为龙种马）象征着族群的领导力，正如白龙马作为“龙王三太子”，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如第三十回救唐僧），展现领袖气质；

3. 人形：对应“普通行者”身份——吐谷浑部众在交流过程中，不仅是“运输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参与者，他们与中原人、西域人交往互动，传播语言、习俗、技艺，正如白龙马化为人形时，能与取经团队其他成员协同作战，是平等的“行者”而非单纯的“坐骑”。

    《西游记》第一百回对白龙马的结局设定，更强化了其“群体原型”的意义：“太宗见了，连忙下殿，接进宫内，道：‘御弟辛苦，远涉归来，可喜可贺！’三藏拜谢道：‘臣僧托陛下洪福，得观音菩萨保佑，一路上收了三个徒弟，又得白龙马驮经，历尽千辛万苦，方得回还。’……菩萨道：‘白龙马，你本是西海龙王之子，因犯天条，幸吾救汝，今又驮经有功，加升汝为八部天龙马，盘绕在灵山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 白龙马最终“加升八部天龙马”，摆脱“脚力”身份，成为灵山护法，这一结局正是对吐谷浑群体历史贡献的肯定——吐谷浑部众作为中西交流的“脚力”，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融合，其历史功绩值得被铭记，正如白龙马的贡献被“天庭”认可，获得封神之位。

    此外，《西游记》中取经路线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存在诸多重合。据小说描述，唐僧取经途中“过两界山、鹰愁涧、流沙河、火焰山”等，其中“流沙河”（今青海贵德县境内黄河段）、“火焰山”（今人认为是新疆吐鲁番，但历史上曾为吐谷浑势力范围）均在吐谷浑曾经统治的地域内。这种地理空间的重合，进一步印证了白龙马群体原型与吐谷浑“脚力”的关联——作者以取经路线映射中西交通的青海道，以白龙马映射往来于青海道的吐谷浑部众，使神魔叙事与历史地理形成深度互证。

六、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青海吐谷浑的历史文化与《西游记》文本细节的互证，证实白龙马的原型是多重文化元素的叠加与融合，其形象的每一个维度都暗藏着吐谷浑历史的印记：

1. 马种原型：吐谷浑培育的“青海骢”（龙种马），以其“日行千里”的非凡特质与“龙种”属性，成为白龙马马种的直接原型，彰显了边疆族群的畜牧智慧与马种优势；

2. 身份隐喻：“西海龙王敖闰三太子”的设定，以“敖”（非正统帝王）+“闰”（非正统地位）的语义密码，映射了吐谷浑作为“西海”非正统割据政权的政治属性，“西海”的地理所指与吐谷浑的政权定位形成精准呼应；

3. 历史映射：“纵火烧毁玉帝殿上的明珠”的获罪情节，直接取材于吐谷浑王伏允为抵御唐军而焚烧草场的历史事件，而“西海龙王（伏允）—北海龙王（慕容顺）”的形象设定，则完整呈现了吐谷浑从“对抗”到“归降”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4. 群体原型：吐谷浑王族“慕容”姓氏（本义为“马”）的语义内涵，结合吐谷浑作为中西交通“脚力”的历史角色，揭示白龙马是往来于青海道的吐谷浑部众的群体象征，其“形变能力”隐喻了吐谷浑部众“运输者、领袖、行者”的多重身份。

    《西游记》作者运用拟人、隐喻、映射等文学手法，将吐谷浑的马种、政治、历史与族群文化融入神魔叙事，既丰富了白龙马形象的文化内涵，也记录了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边疆族群的交流互动。这一原型考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打破了以往白龙马研究“重中原文化、轻边疆历史”的局限，为白龙马形象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维度；另一方面，再次印证了中国古典神魔小说“以神喻人、以魔写史”的创作传统——神魔叙事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对真实历史、文化、族群关系的艺术转化。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白龙马的原型研究也为理解中国古代“中原—边疆”的文化互动提供了典型案例：吐谷浑作为边疆族群政权，其文化元素（马种、政治身份、族群角色）通过《西游记》的神魔叙事，融入中原文学传统，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正如白龙马最终成为灵山护法“八部天龙马”，吐谷浑文化也最终融入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这一过程既是边疆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滋养，也是中华文化多元融合的必然结果。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更多西域族群历史文献与《西游记》版本差异，深入挖掘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如沙和尚、牛魔王）的边疆文化渊源，为《西游记》的历史文化解读提供更丰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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