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的奇迹”：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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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秋，在法国卢浮宫一整天仅看了5个展区，不得已放弃伊斯兰展馆，甚感遗憾。令人惊喜的是上海浦东美术馆举办“图案的奇迹：卢浮宫～印度、伊朗与奥斯曼的艺术杰作”特展，300件左右馆藏珍品浓缩了16世纪至19世纪三大伊斯兰帝国的辉煌。步入展厅，仿佛翻开一部绚烂无比的天书，在繁复的纹样中，感受历史的脉络。

（上海浦东美术馆）

（“图案的奇迹”特展）

本次特展主场设于美术馆三楼，入口处是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骑马青铜像。这件17世纪法国宫廷雕塑的代表作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捣毁，并于19世纪重新复制，见证了卢浮宫从王室宫殿向公共博物馆的转型历程。

（特展入口处的路易十四骑马青铜像）

旁边展柜里展示几只奥斯曼宝石镶嵌玉杯，是路易十四本人的珍藏。在16世纪，玉杯的用法是奥斯曼苏丹先举杯对光，象征将天堂之水饮入口中，外交场合则再递给使节，完成一次天堂之水的神圣仪式。

（路易十四珍藏的玉杯和镶嵌宝石杯）

正式展览共分为三个展区，分别展出莫卧儿（南亚）、萨法维（中亚）和奥斯曼（西亚）三大伊斯兰帝国的精美图案艺术。

（三大伊斯兰帝国分布图）

印度莫卧儿帝国：玉石与光影的皇家礼赞

展览第一篇章，将观众的目光引向印度莫卧儿王朝（Mughal Empire，1526～1857年），它在印度历史上极为重要，由来自中亚的突厥化蒙古人贴木儿的后裔所建立。该王朝在超过三个世纪的统治中，深刻塑造了南亚次大陆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面貌，其留下的泰姬陵等宏伟建筑至今仍是印度文明的标志。

‍展厅以象征莫卧儿建筑常用的砂岩色调～赭石色为主，营造出一种庄重而神秘的氛围。

（印度展厅）

莫卧儿的帝王们热衷搜集稀世奇宝～玉石、祖母绿、红宝石、大马士革钢……从表面上看，艺术成为财富的延展，而更深层次，却是一种神学语言：绿色是真主最爱的颜色；红色是生命与殉道的双重时间观……等等等等。

（镶嵌宝石玉器）

17世纪的马头柄匕首极尽奢华，柄部由温润的玉石雕琢而成，马首上镶嵌着璀璨的红宝石与祖母绿，刃身是大马士革钢。

‍在莫卧儿文化中，马象征着地位与胜利，玉石代表着神圣的“光”。匕首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当时工匠对材质与光影极致追求的见证。

（马头柄匕首）

执壶和鸟形灯是莫卧儿时期金属工艺的典型遗存，既展现了伊斯兰金属器的通用形制，又保留了印度本土的装饰审美，是跨文化工艺交流的珍贵实物。

（黄铜执壶）

（铜鸟形灯）

“雕刻镀金银箔与珐琅装饰执壶”以本土印度教艺术为基底，吸收波斯伊斯兰的金属工艺、中国的纹样元素以及欧洲的珐琅技法，代表莫卧儿时期印度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准，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经典范例。

（雕刻镀金银箔与珐琅装饰执壶）

16世纪起，以精湛的珍珠母工艺而闻名的印度古吉拉特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珍珠母贝制品传播至欧洲、奥斯曼帝国，融入了大航海时代的跨文明贸易。

精美的珍珠母贝（中国人俗称“螺钿”）托盘通常与执壶配套，是莫卧儿贵族进行净手仪式的器具，也可用于盛放贵重物品、陈设赏玩。

（古吉拉特珍珠母贝莲花纹托盘）

在阿格拉堡（Agra Fort）和泰姬陵大放异彩的“贾利（Jali）”窗屏，拥有“石材上的蕾丝”之美誉。这些砂岩雕刻的镂空窗，通过复杂的几何图案将光线过滤，在室内投下斑驳的光影。这种设计既兼顾了隐私，又让光线如流水般在空间流动，完美诠释了莫卧儿建筑美学中对“光”的崇拜。

（“贾利”窗屏）

莫卧儿王朝在文化艺术领域留下不朽遗产，其特点是波斯、伊斯兰与印度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在瓷器艺术上展现得尤为突出，形成独特的“波斯～印度”风格。

（莫卧儿釉砖与瓷器）

伊朗萨法维王朝：青花与诗歌的浪漫回响

穿过印度展区，便步入伊朗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年）和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1794～1925年）的艺术世界。

‍在许多中文读本和波斯艺术展中，16世纪初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也被译为“萨非王朝”，是古波斯继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之后的“波斯第三帝国”，也是伊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卡扎尔王朝即“恺加王朝”，18世纪末由突厥部落首领建立，定都德黑兰，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

（伊朗展厅）

‍萨法维时期，贯通东西方的商贸之路让波斯成为文化艺术交流的中心，中国青花瓷的传入，对当地陶瓷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萨法维青花瓷）

前些日子参观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纹章九州”特展，感受元青花在中国陶瓷史上君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霸主地位，持续至明清两朝七百多年无法撼动。除了优雅悦目的一抹蓝色开辟出超越传统的装饰新路，更在于它是汉文化、蒙古文化、波斯文化的结晶，在广袤的亚欧大陆有着跨区域的审美共识与贸易优势。

（“纹章九州”特展上的中国青花瓷）

17世纪的波斯彩陶也格外引人注目，部分纹饰特别是龙纹源自中国，然而线条变得更加棱角分明，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波斯式张力。策展人曾介绍当时的伊朗工匠在模仿中国瓷器时，虽然不理解某些纹样的原始寓意，但他们将其转化为自己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创造出了一种“混血”的美学。

（萨法维彩陶艺术品）

波斯地毯是伊朗的文化名片，地毯编织是萨法维王朝宫廷工坊的核心产业，代表当时世界手工编织的最高水准。此次展出一条珍稀羊毛地毯，主毯区以深邃藏蓝为底色，对称花卉纹布局，采用多层放射状莲花、石榴花等传统纹样，搭配卷草纹、云纹，形成“生命之树”的视觉感受，呼应波斯“天堂花园”的文化意象；边框以暖红、橙色为基调，装饰几何纹与小型花卉；最外层米黄色流苏边；强化地毯的仪式感，也体现伊斯兰艺术的对称美学。

（萨法维手工羊毛地毯）

“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双龛纹地毯”令人大开眼界～卡拉巴赫是高加索地区最负盛名的地毯产区之一，两厢对比：波斯地毯更强调宫廷化的对称花卉与冷色调；高加索地毯保留游牧民族的奔放与暖色调；它们是伊斯兰地毯艺术的两大分支，2010年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张地毯主题双壁龛即“米哈拉布”，是清真寺礼拜殿中指示麦加方向的圣龛元素，双龛设计让地毯可双向使用，适配不同礼拜场景，体现了伊斯兰宗教文化与实用功能的完美结合。

（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双龛纹地毯）

如意云头的镂雕牌饰为伊斯兰艺术经典的莲瓣形，采用极致精细的镂空透雕工艺，在金属板上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缠枝花卉、卷草纹，并嵌入阿拉伯书法，是萨法维王朝金属工艺的巅峰代表之一。

（镂雕牌饰）

在展厅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哈塔姆工艺装饰（Khatam Kari decoration)”深深吸引我，这种微马赛克工艺将木条、染色骨条、金属条拼合成几何图形，再切割为薄片，粘贴于器物之上，将其完整覆盖。

19世纪几个精美的工艺匣属于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它们长期寄存于卢浮宫。

（“哈塔姆装饰”匣）

（“哈塔姆装饰”匣细部）

中国宋代花鸟画和欧洲植物版画在15世纪后分别传至伊朗，风靡几百年。至19世纪，名为“玫瑰与夜莺”的题材达到鼎盛。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以华丽的漆绘工艺展现波斯文学中经典的爱情隐喻～夜莺对玫瑰的痴情与痛苦。

‍这个系列展品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器物，更是“会说话的艺术品”，承载着那个时代文人的浪漫情怀，是卡扎尔王朝最靓丽的展品。

（“玫瑰与夜莺”图～约1850年）

（“玫瑰与夜莺”系列展品）

（“玫瑰与夜莺”书籍装帧）

（“玫瑰与夜莺”水烟壶顶饰）

（“玫瑰与夜莺”笔盒）

（“玫瑰与夜莺”半月形镜盒）

本次展览最感性的展品是两件19世纪的“泪滴瓶”，一件半透明孔雀蓝，瓶身呈水滴形（梨形），整体轮廓借鉴伊斯兰传统鲁特琴（琵琶类乐器）形状，玻璃色泽均匀，在光线下呈现出丰富的光影层次。

另一件是浓郁深邃的钴蓝色，瓶身呈圆润的球形腹，搭配S形螺旋纹长颈，造型灵动飘逸，呈现出明暗交错的金属光泽。

“泪滴瓶”瓶口为鸭嘴状，在伊斯兰文化中，这类器物最初被赋予盛放泪水、寄托哀思的象征意义，用于葬礼、纪念等仪式场合，承载着对逝者的追思；古代中东贵族阶层也常用于盛放香水、香精、精油等芳香制品，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

（琵琶形蓝玻璃泪滴瓶）

（钴蓝螺旋纹长颈泪滴瓶）

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偶像崇拜，装饰艺术多以几何图形、植物图案、阿拉伯书法表现，对莫卧儿、奥斯曼等逊尼派帝国而言的金科玉律在什叶派的伊朗却有例外：当图像表达诗歌、灵魂隐喻或宫廷贵族题材时，则可出现人物、动物形象。本次展出一系列极为精美的釉面陶板画，生动地呈现了这种“合法越界”：

‍“兽斗纹圆形饰板”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狮牛搏斗场景。在波斯文化中，狮子是王权、力量与胜利的象征；公牛代表农耕、财富与生命力；二者搏斗被赋予了“阴阳平衡”“宇宙秩序”的哲学内涵，同时与巴比伦天文学中狮子座、金牛座的黄道符号相关联。

（兽斗纹圆形饰板）

“吹笛人饰板”人物造型延续波斯细密画的经典风格，面部线条柔和、神态宁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吹笛人釉面陶板画）

“鸭与瓶釉面陶板画”正中是阿拉伯式花纹瓶（或圣杯），两侧分别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鸭（或水鸟），姿态灵动，与中心稳定的花瓶形成“动与静”、“疏与密”的视觉平衡，完美体现中心对称的伊斯兰美学。

（鸭与瓶釉面陶板画）

“亚美尼亚宗教仪仗图”描绘公元314年，亚美尼亚“圣启蒙者”格列高利为国王梯里达底三世施洗的历史场景。这一事件标志着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首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

（亚美尼亚宗教依仗图）

诗歌是伊朗艺术的灵魂。《赛诗会饰板》也称“花园赛诗图釉面陶砖墙板”，为本次展览的重磅珍罕展品，推测描绘的是伊朗伊斯法罕皇家庭院的宫廷雅集。

‍画面‍叙事核心是两位男子斗诗场景，蓝袍者吟诵诗句，黄袍者在诗册上书写；左侧黑衣侍者静立待命，右侧蓝衣侍女手捧果盘侍奉，再现了17世纪波斯宫廷的社交礼仪与生活方式。

周围繁茂的果树、盛开的花卉、散落的果盘与器皿，构建出波斯“天堂花园”的丰饶与诗意。

（“赛诗会”陶版画）

彩绘木门是波斯贵族宫殿与宅邸的重要构件，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也是阶层和身份的象征。展出的“双叶门”底层是17世纪装饰，以棕黑色绘制植物、动物纹样，并用金色勾勒轮廓；上层是19世纪进行的二次装饰，彩色团花（开光）覆盖原有装饰，描绘人物肖像和园林娱乐场景。色彩浓艳亮丽，是典型的波斯细密画风格在木器上的延伸。

（双叶门）

（“双叶门”细部图案）

19世纪，西方金匠技术传入伊朗，推动波斯珐琅工艺的发展，形成兼具东方审美与西方技法的独特风格。这个时期的水烟壶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见证，既保留了波斯传统金属工艺的精湛，又吸收了欧洲绘画的造型与审美，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型产物。

（珐琅工艺人物图像水烟壶）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书法与花卉的帝国威仪

展览的第三部分位于四楼，聚焦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1299年～1922年）。定都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其艺术成就既保留了伊斯兰传统，又吸收了拜占庭风格，同时融合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元素。

（奥斯曼展厅）

这一板块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阿拉伯书法的艺术表现。从庄严的官方文书到精巧的书法册，文字在这里超越了记录的功能，升华为一种纯粹的视觉艺术。

‍奥斯曼帝国内通行多门语言，但都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

奥斯曼土耳其语：用于官方函件、行政文书。

阿拉伯语：用于宗教场合与地方行政文书。

波斯语：用于文学创作。

书法享有崇高地位，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金属器、玻璃器、纺织品……这些铭文既有装饰作用，也承载宗教、政治、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

（镜像铭文砖）

（阿拉伯语铭文饰板）

（奥斯曼土耳其语诗歌铭文砖）

（波斯语诗歌铭文饰板）

（书法册）

（《古兰经》抄本）

17世纪初，以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一世之名签订的条约，其书法既威严又优雅，彰显了帝国统治者的绝对权威。

（以苏丹之名签订的条约）

（艾哈迈德一世的花押）

2024年初，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见过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的花押，并了解学习到奥斯曼苏丹专属的图格拉（Tughra，花押）是伊斯兰书法与帝国权威的完美结合，其形制有严格的象征意义：

三根垂直竖线象征苏丹的力量与权威，是图格拉的标志性元素；左侧同心圆弧向左延伸的流畅弧线，代表奥斯曼帝国权力覆盖地中海与黑海的疆域，寓意“两海之主”；底部堆叠文字的密集书法，是苏丹的全名、尊号与父名，也是花押的核心身份信息。

花押主体填满细密蓝金缠枝花卉卷草纹，是奥斯曼细密画的巅峰，既彰显奢华，也符合伊斯兰艺术“无偶像”的装饰传统。

书法融合波斯与阿拉伯风格，线条繁复难以仿制，兼具防伪功能与美学价值。

（苏莱曼大帝的花押）

16世纪起，咖啡从也门传入奥斯曼帝国，迅速风靡。咖啡器具成为宫廷与民间核心饮品及伊斯兰金属工艺‍‍的重要载体，土耳其咖啡也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宫廷咖啡器具组）

奥斯曼后宫女性的净手礼器，用于餐前餐后清洁双手，或每日礼拜前的宗教净身仪式，是宫廷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之女米赫丽玛·苏丹公主8岁时获赠的一套净手礼器，是其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反映了奥斯曼宫廷贵族的奢华生活。

（铭米赫丽玛苏丹公主名号的执壶与托盘）

伊兹尼克窑相当于奥斯曼帝国的“景德镇窑”，15世纪后期以蓝白纹饰为主，仿效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至16世纪中叶，色彩体系趋于丰富，各类花卉图案精致典雅，产品远销意大利与西欧地区。之后在宫廷委托的推动下迅速兴盛，以珊瑚红底高足碗为成熟的标志性作品，代表当时伊兹尼克窑的最高水平。

（伊兹尼克窑的青花瓷和彩瓷）

（珊瑚红底高足碗）

奥斯曼帝国在吸收拜占庭、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伊斯兰模式，也见证了那个时代东西方贸易与文化的频繁互动。

（奥斯曼封闭展厅）

观展5个多小时意犹未尽！

‍莫卧儿的玉石光泽、萨法维的釉彩诗意、奥斯曼的书法威严……这些跨越四百年的图案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文明交流的密码～中国景德镇青花瓷、欧洲珐琅工艺与伊斯兰纹饰相遇融合，最终凝聚成卢浮宫的永恒。

‍“图案的奇迹”背后的文明对话，再一次印证艺术无国界！美，永远是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人类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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