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松龄娘舅

亦农

　　网上说，丙午马年的清明节，是农历二月的早清明，属于“60年一遇”。清明前夕，我去金山枫泾墓地，给父母上坟，就默念着告诉母亲，在今年“非同一般”的清明节，去看看多年未去，安息在苏州墓地的松龄娘舅。

　　我这位娘舅生于1932年5月，逝于1998年11月，葬于1999年的冬至。他的墓地在苏州太湖东山半岛华侨公墓的万隆墓区，背靠莫厘峰，面向太湖，紧挨着李政道与夫人合葬墓的旁边。

　　苏州有许多墓区，都隐蔽在满目葱笼的山上，山上一年四季有瓜果，又有湖光山色的太湖，有山有水，景色宜人。怪不得上海人都愿意把故人的灵柩或骨灰，存放在这风水宝地的好地方。

　　正清明驱车到东山，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天上云朵如棉花，千姿百态，洁白无瑕。地上油菜金黄色，飘香四溢，招人喜欢。墓地肃穆寂静，人们养成了文明扫墓的习惯。我凝视着墓碑上娘舅的遗像，脑海里的思绪，翻涌而起。

　　在我家上一辈里，父亲是独子，亲戚不多。母亲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妹，一个妹妹从苏州嫁到上海，上世纪50年代，随当工程师的夫君，去贵阳支援内地建设，子孙繁衍，成为贵州人。而与贵州阿玉姨妈同胞兄妹的这个娘舅，到了上海后，就是我家在上海唯一的至亲。

　　我从小敬佩这位上海的娘舅，苏州口音，轻声细语。他自小看着外公拉二胡，耳闻目染，喜爱音乐。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华东开关厂当学徒，以工人身份，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从贺绿汀、丁善德及俄国音乐名师学习深造，与中国第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者之一的何占豪，成为同学。娘舅在校时，先学作曲后学指挥，一学就是六年时间。

娘舅住校读书或工作期间，会隔三差五到四平路邮电新村看望父母，喜欢吃母亲烧得苏州口味的菜。娘舅来了，就变成了我家的中心。学音乐的人，一般活泼风趣，心情开朗，又很会临场发挥，调节气氛。娘舅在我家时，就听他海阔天空的趣事与音乐漫话，家里充满着欢声笑语。几个姐姐在他的影响下，也喜爱唱歌，至今年逾古稀的她们，唱歌爱好，乐此不疲。

　　娘舅的恩情，铭刻在心。记得有一年的夏天，他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到新村附近的和平公园游玩，一起走在湖边。幼儿的我，一时东张西望，跟丢了娘舅，急得他满头大汗，还以为我掉入湖里，让湖内划船的人，注意水面的动静。结果虚惊一场，我被好心人送到公园边上的新港派出所，才有惊无险。后来就一直成为他笑谈我的话题。

上海工人文化宫

　　娘舅毕业后，分配在被陈毅誉为“工人的学校和乐园”的上海工人文化宫当音乐老师，专职群文创作。上海开埠后，工商业崛起，带来了产业发展。解放后，产业工人得到重视，各行各业的工人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不计其数，市工人文化宫就成为当年工人文化生活的最佳场所。血气方刚的娘舅，找到了用武之地的舞台。

我从“豆包”上查询了当年市工人文化宫的史料，记载着舅舅参与组织由工人子弟组成的“红孩子艺术团”与产业工人为主的“茉莉花文艺团”，并担任过市宫合唱团第三任团长，统筹工人与少儿合唱。当年市宫下属的这二个文艺团体，在上海滩轰动一时。许多音乐前辈，都对市宫的文艺团体，专业指导，传授经验。从市宫文艺团体中涌现出众多的文艺骨干，输送到专业团体，成为文艺精英。

记得娘舅曾同我说过，50-60年代的上海，文化氛围，十分浓厚。他作为工人出身的音乐人，深入工厂，贴近群众，创作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的歌曲，被《上海歌声》等刊物发表。当年厂矿企业的工会，说起文化宫人缘好的“陈老师”，都有口皆碑。

娘舅很有亲和力，音乐素养扎实。他打磨过的“红孩子合唱团”，扬名上海歌坛数十年。他带过的市宫合唱团，连专业合唱团都赞不绝口。当年从事合唱指挥的马革顺、李金声等大师，经常来市宫指导，与娘舅切磋唱法技艺。娘舅还重视基层文艺苗子的选拔，不断为市宫合唱团增添新生血液。

当年我二姐也是“红孩子合唱团”的一员。他鼓励小学三年级的二姐，去报考上音附小，初试晋级，等待复试，以当年娘舅的人脉关系，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当年家里子女多，经济不宽裕，上音附小有额外的费用，会增加家里开支，只好断了爱唱歌的二姐的音乐之路。

我还记得文革后期，在虹口体育场举办某届工人运动会，作为担任开幕式交响乐团指挥的娘舅，让司机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邮电新村接我去观摩。村内的邻居，误以为我被公安抓捕归案，让我哭笑不得。

我更记得自己当兵的1978年底，娘舅特地赶过来为我送行。饭桌上一边聊家常，一边鼓励我安心服役，并赠送了一本日记本，扉页上写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的字样，还告诉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虽然我如母亲一样，有较强的记忆力，但从那时开始，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现在我也经常关照离家远走的儿子，要把遇到的喜怒哀乐、得失利弊，通过写日记，日积月累的好处。当一个人走过千山万水之后，回望过往，把锁碎的点点滴滴，串连起来，就是一本原滋原味、人生厚重的自体书，它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来得珍贵。

　　一介书生的娘舅，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文革初期贬为“臭老九”。当年父亲从北苏州路邮电大厦四楼隔着小间的“牛棚”出来，去了奉贤“公交五七干校”干农活，娘舅也被送进了奉贤“文化五七干校”劳动，近在咫尺，却从未唔面。直到文革结束，他们惺惺相惜，才说起这段令人不堪的往事。

上海师范学院

　　恢复高考，大地回春。娘舅不愿意待在曾被批斗过的工人文化宫，来到了上海师范学院刚成立的艺术系，不久，学院单独设置音乐系，当了一名音乐教授，教作品分析的音乐课程。有一年暑假，娘舅带着学生到青海湖采风，被粗旷原野的西北风情所震憾，与同仁合作，创作一组“青海湖组曲”的交响乐，这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最后一部音乐作品。

　　娘舅当了老师后，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80年代后期的上海，开始流行学钢琴，后来学钢琴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演变成了一个经济文化的现象。小孩学琴费用不少，老师教琴劳动所得。刚时兴时，教钢琴的老师，凤毛麟角，家里有钢琴的，也为数不多。当年娘舅从学校毕业，遇到中苏交恶，一些俄籍老师贬卖私产，被迫回国，娘舅下手购进了一台三角钢琴，这为他后来当“外教”老师，派上了用场。听舅妈说过，当年上门学琴，络绎不绝，娘舅变成了上海滩教钢琴的“稀缺老师”。

娘舅退休之后，又被殷承宗二哥殷承典与别人一起创办的厦门音乐学校聘为老师，来回两地，忙得不可开交。正值此时，不能顾家，闹得夫妻不和，心情忧闷，又因劳累过度，突遇厦门一次车祸，雪上加霜，恶病缠身，于1998年11月在中山医院病故。

厦门音乐学校

　　记得娘舅离世的这天，我推着他遗体尚有余温的车子，送进医院的停尸间。在龙华殡仪馆大厅办完他的告别仪式之后，我又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宿舍楼，他女儿借住的卧室里，为他超度亡灵一整夜。

苏州东山民舍

　　娘舅一直有个心愿，退休之后能回到苏州东山，自购民舍，养老度日。但最终在年过66岁的他，过早撒手人寰，成为他不能在世时，思念家乡，重返故土的一生遗憾。

娘舅落葬在万隆墓区后的一年，我随舅妈一家亲友，来到墓地扫墓。他的墓碑上，刻着音乐的文字，表达自己因音乐而生，又因音乐而长眠于心心念念的太湖之滨。他把最美的旋律，留给了人间，把最亮的身影，留给了故土。故乡之情，叶落归根，都置放在这方寸之间的墓穴里，凝聚了他一生追求音乐的不变之心。

　　娘舅酷爱音乐，孜孜不倦，曾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上海音乐家协会理事。他在上大学时，要求进步，受到过是地下党，我父亲的叮嘱，在校入了党。后来娘舅又成为比他年轻的在校生，毕业留校，创办上音“民族音乐”之先风，之后担任过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江明悖的入党介绍人。

娘舅培养了众多的学生，最令他欣慰的是把自己的独女，从小培养，启蒙学琴，后来成为钢琴演奏家。表妹是文革后期，同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的儿子李坚，双双被上音附中录取，后直升上音钢琴系。文革结束，表妹在恢复“上海之春”音乐节，全国钢琴比赛中斩获第二名。

表妹师从上音钢琴系“四大元老”之一的吴乐懿和康却非教授。1983年表妹公派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攻读并取得最高钢琴演奏证书。在欧洲各国巡回演出，十年之后回到上音钢琴系当了老师，同年破格为副教授。表妹一边教学，一边演出。与曹鹏、陈燮阳、曹丁、丁芷诺等指挥家合作，举办过多场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她培养的一些学生，后来也成为了钢琴演奏的后起之秀与各地音乐学院的教学骨干。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通过努力，学有所长，成绩斐然，理应得到褒奖。上音对表妹不薄，可是表妹如她父亲一样，不施张扬，不愿炫耀，更不想出人头地，就想当个平凡的教师匠。看似在她身上遗留了过去知识分子的风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四岁学琴，一步一步走上钢琴演奏的殿堂，酸甜苦辣，穷尽付出，成名之后，依然低调处事，自谦不响。

在改革开放高潮掀起，形形色色，接踵而至。表妹远离喧嚣，不合流俗。与众不同的她，过于“洁身自好"，又过于“固执己见”，反而脱离了繁花似锦的社会，融入不了鲜活的现实之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看破，不易点破，否则吃亏自损。当然人各有志，各有所好。如今表妹已赋闲退休，照顾年过九十的舅妈。女承父业，一生追求，也算对远去天国的娘舅，所予的回报。

　　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是思念亲人的最佳时节之一。娘舅与我母亲相差十岁，却亲密无间。驾鹤西去的父母，在遥远的天国，肯定同这位娘舅，招手互应，欢聚畅享。我在心中点上一柱香，以这篇《忆松龄娘舅》的忆文，寄托对亲人的思念，追思他们的恩情。

本文中涉及的人与事，有些从网上查询得知，有些凭记忆所写，若有笔误或失实，由作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