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纪念的人

索玛花（谢绝私聊）

文字：索玛花

图片：网络 索玛花

谨以这些文字，献给一位在黑暗中为我推开一扇门的人。

他叫曹野。我知道他名字的时候，对他还是陌生的。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知道他的真实模样。可正是这位素未谋面的“父母官”，曾为我们这些深陷命运泥泞的少年，救赎到一条向阳之路。

那一年，我十二岁，正上初中。一个普通的早晨，两双手将我和同桌从学校拽进了派出所。罪名是参加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组织”。于是，命运的齿轮进入了冬天。

为避难，我转学到母亲单位附近，可命运并未放过我，在之后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低头扫地、低头挖地道、低头写检讨，低头挨批斗。在学校所有人的目光里，我已经活成了一粒任人践踏的尘埃。

初中毕业那天，我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离开，是唯一能想到的逃离。十八个少男少女，背着行囊，和我一同走进了南漳的崇山峻岭，从此我们成为了“知青”。

在山里，我学会了沉默，也学会了和土地说话。春天撒种，夏天收割，秋天背粮，冬天垦荒。汗水滴进泥土的声音，成了我唯一的语言。直到有一天，大队团支书叫住我说：“你表现的很好，组织上考虑让你入团。”我愣在原地，像一棵被雷劈中却未倒下的树。那一刻，是光吗？我连夜补写了入团申请书，把几年的委屈、期待、不敢言说的渴望，一笔一画刻进纸里。那一夜，我梦见自己站在团旗下，终于能挺直脊梁。

第二天，还未等宣誓，同小组的揭露让光熄灭了。支书再见到我时，什么也没说，但我看见她眼中有和我一样的破碎。

那一晚，我没有睡。月光冷冷的透过窗户铺在炕上，像一层霜。我忽然想起十二岁时走进的那间审讯室，想起这些年的每一次低头，我问自己：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天亮时，我做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我拦车回到家，然后告诉父亲：“我要写信，写给能决定我命运的人，如果失败，你们就登报和我断绝关系，我只能认命，一辈子留在山里。”

父亲哭了，我也哭了。但我们都清楚，这是为有尊严活着的最后一搏。

我将信写给了时任市委书记曹野，把十二岁以来的每一次委屈、每一次不甘、每一次在深夜睁眼到天明的时刻，全都写进信里。父亲颤抖着手接过信封，只说了一句：“等我消息。”

信送出后，我回到山里，日子照旧，只是更沉默。春天播下的种子已发芽，我的命运，是否还有破土的可能？

三个月后的一个下午，公社秘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襄樊教委来人为解决我的事。见面后，他们自我介绍，一位是市教委的科长，一位是我母校的革委会主任。科长说：“我们是代表市委、代表曹野书记，来向你赔礼道歉的。”“你的问题，组织已重新做了调查，纯属于莫须有，今日起将全部撤销……。”

山风吹过，田野寂静。我坐在他们对面，忽然泪如雨下，那一刻，压了我整整六年的巨石，轰然碎了，我内心只有说不尽的感谢。

后来，我进了工厂，入了团。调到机关后，又入了党。最后，又调进了市妇联。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谨慎很用力，像要把当年那个低头走路的自己，一步一步重新扬起。我总想着，等有一天，我要当面告诉曹书记：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很多年后，我终于有资格、也有勇气去找他。可当我辗转打听到他在武汉的住址时，他的朋友告诉我：“曹书记啊，前几年走了。”太遗憾了，原来有些感谢，是来不及说出口的。

为记住他，我在网上为他建了一座小小的纪念馆。每年清明、春节，我都会进去，给他敬香烧纸献花，给他讲讲这一年的阳光与风雨，就像汇报一个孩子终于没有辜负的那束光。

如今我也两鬓斑白，但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在绝望中被轻轻拉起的下午。我终于明白，所谓“父母官”，不是高高在上的名衔，而是在某个平民蜷缩于命运角落时，他俯下身，听见你心底微弱呼救的那颗心。并在黑暗里，为你留一缝光，续一段路。

后记：

曹野同志：（1925—2001），山西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至1975年担任襄阳地委副书记兼襄樊市委书记。他工作雷厉风行，大胆引进技术人才，务实亲民，敢闯敢干，虽主政时间不长，但让襄樊在1980年跃升为“全国十大明星工业城市”，在襄阳工业发展史上，被视为极具魄力的改革先锋和最受欢迎的领导。后调任湖北省科协党组书记，2001年在武汉逝世。

曹书记让我懂得，真正的公仆既要有推动历史的魄力，又要有体恤寒微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