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元典 为儒、道、释思想提供了共通的符号体系、核心的思维范式与根本的价值预设 《易经旨归》作者赖思敏

田心易主（赖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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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观天理悟人道”的元典智慧

与中华文化的基因建构

《易经旨归》作者赖思敏

摘要：

本文以《易经旨归》所界定的六十四卦卦旨与卦性为切入点，重新定位《易经》在中华文明中的“元典”地位。其“观天理悟人道”的智慧与“载道敬天，厚德爱人”的实践，并非仅为一家一派之学，而是为后世儒、道、释三家思想提供了共通的符号体系、核心的思维范式与根本的价值预设。

本文论证，《易经》卦旨所蕴含的“王官之学”实践理性，如“乾卦”的隐显之道为儒家“时中”哲学奠基，“谦卦”的卑以自牧为道德伦理提供模型，“革卦”的除弊鼎新为道家自然哲学注入动因，其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象数”思维，更是佛学中国化理解“缘起法界”的本土认知框架。

通过分析“简易、变易、不易”.的哲学思维如何内化为儒家的“经权之道”、道家的“反者道之动”与佛家的“真俗二谛”，

本文阐明《易经》实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基因的编码者。在当代，回归并转化这一“元典”智慧，对重塑民族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易经旨归；卦旨；卦性；元典；儒释道；观天理悟人道；生生不息；现代转化

引言：

重返“元典”——从《易经旨归》的卦旨体系出发

笔者所著《易经旨归：载道敬天 厚德爱人》中，对《易经》六十四卦进行了极具创见的现代诠释，其提炼的“卦旨”与“卦性”，为我们重新理解《易经》的本真面目打开了一扇新窗。书中将“乾卦”主旨界定为“论君子的隐潜和显露之道”，卦性为“健而健”；将“谦卦”主旨界定为“论谦虚”，卦性为“止而顺”；将“革卦”主旨界定为“论除弊之道”，卦性为“明而悦”。这些精炼的概括，超越了传统的象数训诂与哲学玄谈，直指《易经》作为古典“王官之学”实践手册的本质：它是一部教导治理者（君子）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情境中（“变易”），把握根本原则（“不易”），采取恰当行动（“简易”）的决策总集。

本文认为，正是这一本质，使《易经》成为孕育其后所有主流思想的“文化元典”。它并非与儒、道、释并列的“第四家”，而是为儒释道三家提供了最初的概念工具箱、思维语法与问题意识。所谓“观天理悟人道”，即是《易经》确立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根本范式；“载道敬天，厚德爱人”，则是此范式下的核心价值与实践总纲。儒家的仁政礼治、道家的无为自然、佛家的心性觉悟，均可视为对这一元典范式在不同维度上的深化、展开与转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语境下，厘清这一“体用源流”关系，不仅关乎国学研究范式的正本清源，更关乎如何激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底层文化基因，为当代世界提供一种源于东方、关乎整体的生存智慧。

1. 政治实践（“修齐治平”）的全面指南。卦旨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所有维度：

修身内圣：乾卦（隐显之道）、谦卦（谦虚）、复卦（改过）、无妄卦（诚）等，聚焦君子人格的锻造，此为儒家“内圣”之学的直接源头。《大学》“修身”为本的思想于此有雏形。

齐家安内：家人卦（治家之道）、渐卦（守正安命），确立了“正家而天下定”的伦理基础，为儒家“齐家”观念所本。

治国理政：临卦（治民）、观卦（自观与察民）、噬嗑卦（刑罚）、井卦（养民）、革鼎二卦（变革与鼎新）等，构成了系统的“外王”之术。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智慧，可视为对“临”、“观”等卦“无为而治”精神的极端化发展；法家的刑名思想，亦可溯至“噬嗑”之狱。

平天下与应变：同人卦（和同）、大有卦（处富）、解卦（解脱困境）、未济卦（慎终如始），则处理更广泛的联盟、财富、危机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蕴含的“和而不同”、“富而不骄”、“居安思危”思想，为儒、道两家共同吸收。

2. “卦性”揭示的二元辩证思维结构。

《易经旨归》中独特的“卦性”标注（如“健而健”、“顺而动”、“明而悦”），实为对每卦核心矛盾结构与动力机制的揭示。这种“A而B”的结构，如“动而止”（艮卦）、“悦而顺”（萃卦），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统一模型。它摒弃了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强调两种性质或力量在特定情境中的相互作用与转化。这一思维模式，深刻塑造了中国哲学的基调：

儒家“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道家“反者道之动”的循环观、佛家“不二法门”的超越性智慧，均可在此找到思维结构的原型。

二、 “观天理悟人道”：《易经》为三家注入的核心范式与思维基因

“观天理悟人道”是《易经》方法论的总纲，也是其影响儒、道、释最深层的哲学馈赠。

1. “观天理”：关联性宇宙观的确立。《易经》通过八卦象征体系（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将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同构、互动、感应的巨系统。“天行健”（乾）、“地势坤”（坤）既是自然之理，也是人应效法之德。这一“天人关联”的宇宙观，成为三家共享的认知前提：

儒家将其伦理化、秩序化，发展出“天命之谓性”（《中庸》）的心性论与“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道家将其自然化、本体化，提炼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与行为准则。

中国佛教在阐释“缘起性空”、“法界缘起”时，亦借助了这种万物相互依存的关联思维，使其“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二”的思想得以被中国人理解。

2. “悟人道”：境遇性实践理性的成熟。“悟”的关键在于“时中”。每一卦代表一种“时”，每一爻代表一种“位”，卦旨即是在该时位下的行动指南。如乾卦“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便是“时”与“位”变化的极致演绎。这种对具体境遇（时位）的深刻洞察与灵活应对，铸就了中国思想极强的实践理性：

儒家将其发展为“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的经权智慧。

道家将其发展为“动善时”（《老子》）的处世艺术。

禅宗“应机接物”、“当下即是”的教化方式，亦充满这种境遇性智慧的光彩。

三、 “简易、变易、不易”：《易经》辩证思维的三重维度与三家分化

汉代阐释《周易》的一组纬书《易纬》概括的“简易、变易、不易”，是《易经》哲学思维的核心，三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分别被儒、道、释所侧重与发展。

1. “变易”（现象界）的洞察与应对。这是《易经》最显著的层面，六十四卦模拟了世间万物的变化流转。卦旨中大量关于“革故”、“解困”、“趋吉避凶”的论述，皆基于此。

儒家侧重在社会人伦领域中把握变易，

强调“穷变通久”，在持守常道（不易）中开创新局。

道家则更深刻地洞察到变易背后的自然律动（“周行而不殆”），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以顺应变化来驾驭变化。

佛家（尤其大乘空宗）从缘起观出发，将“变易”推向极致，指出诸法“无常”，无有自性，从而教人“放下”对流转幻象的执着。

2. “不易”（本体界）的追寻与安顿。

在纷繁变化背后，必有不变之道。《易经》以“乾坤”（天地）、“阴阳”为此不易之“道体”或“法则”。

儒家将“不易”锚定于“天理”与“仁”的道德本体，视为人伦社会的永恒基石。

道家将“不易”归于“常道”，是“独立而不改”的宇宙本源。

佛家则将“不易”指向“真如”、“佛性”，是不生不灭的究竟真实。

3. “简易”（方法与实践）的功夫与境界。把握了“变易”与“不易”的辩证统一，最终要落实为“简易”的实践。“简易”不是简单，而是“执一御万”、“由博返约”的至高境界。

儒家追求“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于日用伦常中体证天理。

道家倡导“抱一为天下式”，以清静无为之心应对万机。

禅宗标举“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将修行化为最直指人心的“简易”法门。

四、 “生生不息”：《易经》为中华文明注入的文化基因与灵魂

“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上》）。《易经》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生生”哲学。“生生不息”不是简单的循环重复，而是在阴阳开阖、新旧更替（如“革”、“鼎”二卦）中的创造性演进。这一基因，通过儒、道、释的传承，成为中华文明历尽劫波而总能涅槃新生的内在动力。

在儒家，表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进取精神，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的革新意识。

在道家，表现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老子》）的绵延不绝的化生力量。

在中国化佛教，表现为“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于当下现实世界中追求超越的圆融精神。

“载道敬天”，是“生生”体系中对超越性的敬畏与追随；“厚德爱人”，则是“生生”精神在人间社会的伦理展开。儒家的“仁爱”、道家的“慈俭”、佛家的“慈悲”，共同丰富了“厚德爱人”的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文化最温暖、最具感召力的价值核心。

结论：元典的现代转化——为民族复兴“铸魂”的国学新路径

综上所述，《易经》绝非故纸堆中的玄奥符号，而是通过《易经旨归》这类现代诠释，鲜活地揭示出其作为中华文化“源代码”的地位。它以其“卦旨”体系承载的“王官之学”实践智慧，以其“观天理悟人道”的根本范式，以其“简易、变易、不易”的辩证思维，尤其是以其“生生不息”的宇宙人生观，完成了对儒、道、释三家的最初编程。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国学研究与转化的正确途径，正应由此“元典”切入：

学术上，应超越三家分立的传统研究模式，转而探究《易经》作为共同“元典”是如何通过其符号系统、思维框架与价值预设，结构化地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主流精神形态。这需要更多像《易经旨归》这样，致力于经典本义创造性诠释的扎实工作。

实践上，“载道敬天，厚德爱人”的元典精神，可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敬畏自然、珍视德行、关爱他人的整合性价值坐标。其“生生不息”的智慧，更能启发我们在科技迅猛发展、文明面临转折的今天，思考如何实现一种可持续、可循环、充满人文关怀的文明新形态。

传播上，应系统阐释和传播这种以《易经》为源头的、儒释道互补的中华“整体生命观”与“关联性思维”，使其成为与西方分析性、机械论思维对话互补的人类重要思想资源，为解决全球性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因此，重归《易经》这一智慧之源，深刻理解其如何统御与催生儒、道、释，并非复古，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更自信地进行现代性的“创造性编码”。这既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驻魂”的学术使命，也是“为中华之崛起助力”的文化实践。唯有如此，国学研究和转化才能根深叶茂，真正激活那贯穿于我们文明血脉中的、“生生不息”的伟大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