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随

由之

清明，扫墓。归来，黄昏已逝，满城的灯火。回到家，随手打开电脑，又找到静静呆在电脑角落里的一组写给自己的短文：生死相随。二十年前的文。那时，姑姑虽还活着，但在重病中，生命已经垂危。

1 一个人和世界

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活着的人不知道，因为不曾体验；死了的人却再也无法说出死的体验。生死两茫茫。关于死，少年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不是从哲学书里看来的，是自己慢慢地想出来的。
14岁那年，母亲死了。她自己的选择。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最亲的亲人。最初得知母亲死了的那段日子，除了恐惧还是恐惧。后来，则是小心翼翼，在内心深处躲闪着的想念。常常坐在家门外一片小小的园子里，看黄昏日落。园子临街，荒芜着，四处散落着一丛丛的野蔷薇。有树，冬青、白杨、梧桐，树下杂草遍生。一条石板铺就的小径。过去，妈妈下班的时候，穿过小径，回家。
很热的夏天里，蔷薇开得正旺，像天边的夕阳，火一般燃烧着。非常的一九六六年，非常死亡。我没有看到熊熊烈火，汹湧着吞灭母亲温和的笑靥。是从一个莫名的电话里猜到母亲的死，尔后从父亲口中得到了证实。那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一个星期了。
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一个14岁的女孩子的心里是推不开的。是不是像出一趟远差，有一天她还会从那条石板铺成的小径上，笑笑盈盈地回来。
街的对过，是一座灰色的小楼。楼前的公共汽车站缩在梧桐树的树阴下。夕阳光辉耀着楼顶树端，很灿烂，艳丽。明灭却在一瞬间里。马路上的车，如流，尘埃般万马奔腾。路上的行人，亦如流，川流不息。夕阳一暗，天就黑了。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跳跃着红红绿绿的灯。
往来的车，往来的人，天天同样喧闹着，你不会发现其中缺少了什么。
我的母亲死了。
那些车，那些人，那奔腾的喧闹，会像我一样停留下来吗？回头张望一个人的死亡。
秋末冬初，我去了北京。大串连。见到外公外婆、姨和姑姑，还有哥。哥带我去了动物园对过的天文馆。第一次进天文馆。坐在天文馆的大厅里，像坐在漫漫长夜中。仰起头，沉沉的夜空，闪耀着无数星星。银河、星座、天穹，我一无所知。刚刚才上初中一年级。心里奇异着，充满比对死亡还深刻的好奇。
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人像什么？一棵树？一朵花？一株小草？一粒沙？一只小蚂蚁？甚至一颗飘浮着看不见的尘埃？
回家的路上，挤在公共汽车里，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死了，世界还活着。
世界是永远的。日出日落，风吹雨打。

2 永远不再

《永远不再》是高更的一幅画。和死亡没有什么关系。一个胖大赤裸的女人斜躺在棕黑色的沙发上，门外一对男女说笑着走过。她的眼神是淡漠的，空洞，什么也没有。
落在我心里的就是什么也没有了。
母亲去世后三年，我跟着哥哥去了陕北。插队。那么远的地方。地角天边。村庄散落在面南的山坡上，二三十户，土窑。土窑，像山的眼睛，深深浅浅地落在若大的山的黄脸盘上。那个小山庄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庄河。河只是山角下的一湾水，弯弯曲曲的，常常干涸着。大庄河离公社四十里地，没有公路。脚踏出来的土路，沿着庄稼地和山畔。一抬脚黄土飞扬。因为一年里下不了几埸雨。到县城七十里。穿过山后的老林，走九十里没有路的路，就到延安城了。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悼念的张思德，就在那没有人烟的老林子里烧过炭。
革命圣地。
去的时候，正下着雪，尺把厚的雪深没半膝。小驴车拉着我们兄妹三人的行李，在雪地里摇摇晃晃，跋涉了三天。天亮得晚，黑得早，像是总在打瞌睡。夜又特别地长。在烧热的土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为刚刚开始的未来担忧着，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恐惧。
车过铜川后，就再也没有吃过大米饭。第一次吃黄米饭时，像是塞了一嘴的沙子，怎么也咽不下去。菜只吃过三种，胡萝卜白萝卜、土豆、大白菜，用盐水煮，上面漂着几星油花，还常常是羊油。冻成圆圆的一块羊油，用绳子穿着，吊在墙角，吃的时候用刀削一丁点，扔到锅里。很腥。
又冷又饿。
老乡却是温和的，亲亲热热地唤我碎女子。队里没什么活，我就跟着哥和他的同学一起去后山砍柴背柴。晌午不回来吃饭，把冷硬的玉米面窝窝架在火上烤，烤得焦焦的，就着雪团。太阳刚一往下掉，就背上柴往回走。走走歇歇。下了山，踏上冰河，就看见半山腰从一眼眼窑洞里飘出的炊烟。那些眼睛全都活了，有一种人间烟火的亲近和温暖，仿佛能让人抓住点什么。
我砍不了柴，也背不动柴。还常常摔跤。有冰有雪的地方因为滑摔跤，没有冰雪的山路上，我常常会被树桩、石块绊得摔跤。带我一块去砍柴背柴，干不了什么，还是一种负担。只好留我在家做饭。十七八个人的饭，对我来说，很恐怖的，不堪重负。虽然只需熬一锅小米土豆粥，切一盆酸菜萝卜。我不会削土豆皮，切出的萝卜丝比手指头还粗。灶里的火也烧不旺，阴阴地往外倒烟。还有担水……
在乡下，不会干活，活着，就被生命所累了。我想起了母亲和她的死。想必她一定不想看到我这样遭罪地活着。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很无望地想起我们家门口的那片小小的园子，园中的杂草、石径，我坐在落日的余晖中，等待着母亲温和的笑靥。
第二年秋天，我和老乡一起，在收割干净的玉米地里，把玉米的根茬刨出，聚拢到一起，点上火。熊熊的大火，不一会儿便吞没了一堆堆玉米根茬，只留下黑色的灰烬。我是跟着那些玉米过了这一年的，看着它们破土发芽，一寸一寸地长高，开花结穗。它们就像一个人的一辈子，结了籽，就死了。留下黑色的灰烬，再也不会青绿？永远不再。
就像我母亲？再也不会从那条石径上向我走来。
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亦如同在田野上面对黑色的灰烬，再也无法相知相会，相亲相爱？永远不再。我心里难受着，很悲伤，但却无法心平气和。
很多年后，我才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时间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3 不添堵

外婆有点疯。是个文疯子。她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后来又嫁到一个大家庭。那个时代，那样的大家庭里，母以子为贵。外婆生过一个儿子，可是没有活过周岁。于是，外婆疯了。
我第一次见到外婆时五岁。她带着哥从遥遥的北京来到这座古老的小城。白发萧萧。真正的鹤发童颜。脸很红润，皮肤绷得紧紧的，不见皱纹。个子很矮，又有点儿驼背，很像圣诞老太婆。她很唠叨，会讲很多种话，福建的闽南话和北京话。七绕八缠地搅和在一起，像红枣、莲子熬成的八宝粥。听不懂。平常，她讲福建话，给我们讲故事念儿歌时讲带着浓浓京腔的普通话。还常常让我们伸出手掌，看着掌心上的纹路，给我们算命。
外婆对带我的阿姨说：“我要是看不见，你是会看到的，孩子她妈一准死在她爸前。”阿姨不信。那时，父亲刚刚经过一埸大难，胃出血，严重的神经衰弱，睡不着觉。风吹吹都会飘倒，人就像一个苍白的影子。母亲却是健康的，和外婆一样，红润着脸。
不幸被外婆所言中。母亲早父亲三年离世。
我和小弟去北京投奔姨和姑姑时，父亲也已去世。外公外婆和姨一家住在麟阁路上的一座独门小院里。外公外婆像是根本不知道我们家的变故，外婆很兴奋，小孩子一般人来疯，双手紧紧攥着我的一只手，久久地抚着我的手背，呢喃：“好啊，好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将近十年过去了，好像时间并没有在她身上落下脚印，门外大街上的革命与纷扰，亦与她无关。还是萧萧白发，红润着脸。走路不用拐杖，说话又响又快。关于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她没有打问一句。只是不断地催姨下元宵，做拔丝红薯，她喜欢甜食，我们的到来，她更有理由多要一点儿甜。外公则像一座腐朽的沉钟，坐在一旁打瞌睡，鼾声时起。
他们老了。老得不知世事。
不久，哥带着我和小弟去了陕北，每年冬天才能回北京。外婆除了更爱说话，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喜欢挤在我们孩子中，让我们摊开掌心，算命。算来算去，什么好命都是哥的。哥是她带大的。

有一天，平弟的一个同学到家里来，外婆迎面棒喝：“你爸爸去世多年了，你妈妈拉扯着你多不容易，你还不好好听话？”那个男孩第一次见外婆，像是遇见了神，以后外婆说什么他都信。还有一次，外婆面色严肃地对我的一个朋友说：“今天晚上有苏修特务要害你。”真正的疯话。我的朋友却落荒而逃，连晚饭也没吃。
七六年冬天，我回到北京，外婆已经不在了。她活了八十六岁，无疾而终。外婆的死没有给我们大家留下悲伤，是白喜事――寿终正寝。我对姨说，外婆命好，一辈子享福，连死都没有受罪。姨摇头，一个人活了八十六岁，那么漫长的日子里哪能没有裂缝？其实，大串连我来北京时，外婆就知道了母亲的死。是街道造反派把她和外公揪了去，罚跪、搧耳光、写认罪书。还有比这更难堪的。
外婆是个疯子。其实，她最不疯。我母亲的死，于她，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连送都没送上。可是，她不哭，也不说——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孩子们添堵。
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外婆挤在我们一群孩子中间的照片，她乐得大张着嘴，像是吃了很多甜食。

4 怜悯
　　
看到南燕拍摄的陕北高原雪景，就像回到了过去。暴风雪席卷的漫漫冬日，踡缩在县城汽车站――一间低矮的平房里，眼巴巴地盼着车轮上缚着防滑链的长途汽车。只有那车才能载着我们去铜川，换火车，回北京。窗外的雪，一层一层地落在远远近近的山巅上，满目荒凉。
南燕是个喜欢冒险的人，一个人背着行囊，在最偏僻遥远的地方寻找她的艺术之梦。她镜头里的山，高昂着头，笑盈盈的。而我却是个喜欢安定的人。也许，心境不同，落在眼睛里的山和雪也就不同。没有南燕拍摄下的挺拔、雄伟和美丽。南燕还在西藏呆过一段时间，她说那儿的气候特别恶劣，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很难活下去。
我从没有接触过宗教。最初到陕北那几年，很遭罪。什么也不会，地里的活不会，厨房里的活也不会。哥常对我叹息：真没用啊。同样都是知青，别人干活就不像我那么笨，手无缚鸡之力。也许是因为小时候在家里没有干过活的缘故。
很怜悯自己。我怎么这么倒霉？夜晚，躺在不点灯的土窑里，睁着眼睛想母亲和父亲的死。自己的这一辈子，就跟着他们的死，拐了一个弯，另开了头。心里恐惧着，不知道明天又会怎样？
有一次，在西山糜子地里锄草。歇晌，别人吃罢喝罢，都躺在树荫下用草帽盖着脸睡。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毒日头下的崖畔，东张西望。在对面山拦羊的大枣他大（大，即爹），看到了我，拼命挥着手里的拦羊棍，扯着喉咙喊：回去，回去！像是想用拦羊棍把我拦回崖畔。我笑笑，回头走开了。天黑收工后，路过羊圈，大枣他大问我：你咋价啦？我说不咋。他摇着头不信：城里的娃娃没受过苦，受不下啦？
老汉和我都没想到，几天后，他的儿子大枣受不下了啦，离他而去。大枣才二十岁，他大就他一个独儿子。二十岁的大枣已取妻生子。大枣身量比他爹高，脸黑红黑红，像一颗晒红的枣。一双眼，细长。他喜欢笑，一笑就眯缝起眼，像是什么心思都没有。

大枣家在庄子里算是光景过得好的。他大和他都是勤勉的人，受得下苦。家里有两眼石窑，地窖里装得满满儿的萝卜土豆大白菜，还养了两头猪，一院子的鸡。院子里的柴垛堆得高高的。他娘和他媳妇，过个一半个月就会磨豆腐用黄米面做油馍馍。大枣的媳妇白白胖胖的，像个发得虚虚的白面馒头，村里的人都喊她白面缸。过门一年就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大枣的儿子已经会走路了，在院子里追得鸡飞狗跳。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虽说，早已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了，牛和地都是公社的。大枣也并不缺什么。
大枣正活得兴兴头头。有一天傍黑，大枣喊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队里的赤脚医生治不了，连夜往县城抬。等抬到县城，人就不行了。也不是很重大的病：肠梗阻。那是他第一次去县城，就死在了县城里。
他大他娘他媳妇哭得死去活来。大枣下葬的那一天后晌，他娘口吐白沫，仿着大枣的声音，舞着手，在地上滚着，哭哭说说闹腾了一下午。庄子里的老乡都说是大枣的魂附在他娘身上了。
再以后，我们上工下工路过大枣家的院落，不是听见他娘哭，就是听见他娘骂。他娘哭她自己命苦，骂她媳妇不好生待她的宝贝孙子。只有大枣他大照旧，风里雨里，天天出去拦羊。只是很少挥着拦羊棍，笑呀唱的。他再也看不到我在毒日头下的崖畔旁东张西望。他拦羊的时候，羊如云散，他却埋着头抽旱烟，想心事。看不到旁的人，也看不到旁的事。
不过几天时间，大枣一家，天上地下。
死从来不是死者的不幸。死把不幸留给了生者。我这样想。看着大枣拖着青鼻涕的儿子，蹒跚着跟在他家的大黄狗后，我再也不怜悯自己了。

　5 好死还是赖活

福子死了。他本来是可以不死的。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一直想不明白，福子选择的好死还是赖活？
我们刚到陕北那会儿，福子已经有三十好几岁了。人高马大的。看不出他从小没爹没娘。一张晒不黑的红脸膛，越晒脸越红，三天不见日头，脸就还原成白净净的，像雪。肩宽腿长。不管在哪儿，都懒懒散散地斜靠着，像是没有长骨头。还喜欢抽纸烟，没钱买，就向来插队的学生讨。他把烟卷叼在嘴角，闭着眼睛，斜签着身子，一缕白烟从鼻孔徐徐喷出，活脱脱一副赛神仙的神气。
队里的老老少少都骂福子溜光槌，懒。他两三岁时爹妈就没了，没人管，就这样东家一口，西家一口地懒大了。三十大几的人也娶不上个媳妇。他住在牲口棚旁的土窑里，夜里给队里看牲口，加料添草。
有一年春上，上山送糞。福子赶着两头驴一匹马，那马性子烈，半道一尥蹶子，一麻袋糞连同福子滚下沟去。福子摔断了大腿。从此以后，福子就没有干过活。队里派人把福子抬到县城接的骨。三个月后，拆了夹板，医生说可以下地慢慢儿锻炼着走。

福子却不。他说他的脚一沾地就痛得受不下，哇哇乱叫。医生说越不走越不能走，以后可就真的不能走了。福子不吭声。

回到队上，福子就整天躺在炕上，哼哼叽叽的。他是为队里送糞摔断了腿，队里不能不管他。就给他派饭，挨着户来。开始，还有些好心的婆姨帮他洗洗涮涮。哥的同学送了个收音机给他。他天天躺在炕上，听着收音机，吃着派饭，和婆姨们说说笑笑。老乡说，福子这下好了，跟公家人一样享福。
福子不说什么，嘴角叼着烟卷，闭着眼睛笑。队长曹植贵打着骂着劝他下地走，他死活不肯。渐渐地，给他送去的饭，有一顿没一顿。两个土豆一顿饭，一块冷窝窝也是一顿饭。有时，一天就啃几根胡萝卜。就这，他也不肯下地锻炼着走。吃也炕上，拉也在炕上。那土窑便不大有人去了，从门口路过的人都掩着鼻。
福子不再听收音机，躺在炕上，哼哼着。直到他死。他死的时候，身子底下都生了蛆。
没有人同情福子。都说他是躲懒。我猜不透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不肯下地走？是觉得像他那样的孤家寡人活着也没什么劲，身边连个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不如懒在炕上死掉。还是想躺在炕上，赖着再多活几年。
如果，福子不是那样赖在炕上，听医生的话，下地慢慢地锻炼着走。想必他现在还活着。像他那样摔断腿的人，很多都恢复得很好，没落下什么残疾。
有一次上班在电梯里，一大堆人议论着一个我不大认识的人因出国太高兴，在飞机上突发心脏病，很意外地死了。都替那人惋惜。一位老者却很大声地说：活着就是胜利！像是在庆幸他自己还活着。吓了我一跳：活着就是胜利？
突然，就又想起福子。福子活着也就是活着，死了大概也并不想望活着，那样满身屎尿地躺在冷炕上。

６　墓地

　　
　　父亲和母亲都是不在意形式的人，他们去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们的遗嘱，想必是不会嘱咐留骨灰的。本来，他们也没有留下骨灰。但是，我还是把他们的空骨灰盒一并埋在小蜀山的一棵松树下。树葬，和他们活着的时候对生活的态度比较相近。一块极小极粗糙的石碑，上面只写着两个字：勿忘。和我们兄妹三人每个名字中的一个字。那三个字本来极普通，组合在一起，却仿佛深有诗意：冰雪兰。
　　下葬的那天下午，小雨渐止，天阴着。我还在不远处的石槽里烧了些纸。烧纸放鞭炮这样的祭奠于我是遥远的。入乡随俗。当我点着纸的一瞬间里，火光跃起，心里涌出丝丝暖意，仿佛那火是生与死的联结。火跳起来，舔着我的脸，在风中摇晃，我想起蓝德的诗：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该走了。
　　平常的日子里，墓地很安静，人也少。太阳晒着墓碑，风吹树动。顺着墓碑拾阶而上，总是心惊。碑文大体相同，格式也差不多，变换的不过是具体的名字和生死年月。死后也保持着一致，中国人的传统。跳过寿终正寝者，碰到一个和我同年生的，就会久久驻足。他或她已经死了，我还活着，在他或她的碑前猜想他或她的生与死。他们沉默着，不和我说话，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想？是不是躺在死中，看望着我的生？还常常会碰到很年轻的夭折者，甚至孩子。黄土陇头无老少。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或早或迟。
　　我的朋友说，她要是有墓碑，就会在上面写下一句话：下辈子不来了。
　　我比她斯文，有点儿酸，想套用海明威的半个小说名――永别了。海明威的小说全名是――永别了，武器！我想和什么人、什么事永别，那是我一个人的密秘。
　　可是，有下辈子吗？
　　清明、冬至，是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相聚的日子。很多的鲜花，还有纸钱和鞭炮。活着的人，带着活着的气息和想法，还有活着的嘈杂，来到墓地。人多车挤，很折腾，也很热闹。浓烟滚滚，蔽天遮日。鞭炮像子弹一样，四处横飞。纷扰中，悲哀和忧伤，变得不确定了。
　　是一种喊着叫着的祭奠。红灯照里人生的一部分。
　　大平的奶奶埋在乡下一片油菜地边。旁边是她族里的两个亲人。三座坟。坟前有树和草。不远处是一个小池塘。清明去祭奠的时候，油菜花开得正旺。土坟掩在一片金黄色中。洗衣服的年轻姑娘端着盆，笑盈盈地从坟前走过。生和死之间，很冲淡，没有戳心扯肺的锋利。那样的清明和平常的日子一样。也烧纸钱，也放鞭炮，也在坟前磕头、鞠躬。
　　只一会会儿，纸钱就烧尽了，化成一缕白烟，在一片金黄色中盘旋。鞭炮也就响一阵阵。一家人走的时候，伴着依依不舍的安静。大平二平的儿子都没有看见过躺在坟墓里的老太太，但也年年都惦记着来扫墓。为了城里看不见的井，满院子优闲散步的鸡，还有懒懒地躺在圈里的猪，拴在树畔的牛，拉着车的马。
　　牛哞马嘶。
　　黄昏渐渐远去。 　　７　死亡教育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史铁生说：徐志摩的这两句诗是最好的墓志铭。虽然，徐诗无关生死。
　　史铁生的朋友，弯人陈村说：我们是一点儿一点儿地死去。
　　我们一点儿一点儿离世界而去？这个纷扰、喧嚣，充满诱惑的世界。
　　俄国著名的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奇说：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地奔向死亡。
　　我最初得到的关于死亡的教育，是我的小学老师。一个男老师。他没有教导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要珍惜生命，而是绷住脸，神情凛然：我们每活一天就离死近一天。很郑重的。我的心里突然一片寂静。在蹦蹦跳跳的大操场上，常常会冷不丁地想起老师的话，更加用力地蹦跳，蹦着跳着挣脱――死。不让它一天天离我们近。那是一个孩子的想法。
　　渴望活着，长久地活着，人的本能？每一个人都这样想？
　　可是，有一天下午，和一个同事在办公室里聊天，他模模糊糊地拉开大网。声音很低，又语焉不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满屋子都是热哄哄的太阳，烤着“颤抖的灵魂”。只觉得生命一下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得没有尽头，像梅天的雨，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恨不能伸手一把将它扯断。
　　活着，很烦恼。
　　然而，“烦恼没有了，生命也就完了。”张爱玲如是说。
　　我的朋友教导我：烦恼即菩提。
　　其实，这不是关于死亡的教育，而是生的教导。我是一个很怕烦恼的人，所以常常想到死。有生就有死，生死相随。虽然，生不是死的原因，生死同时而来。

８　短暂，却永远

　　有一天傍晚，在细雨蒙蒙的小巷子里，看见一位和父亲同辈的伯伯。他拄着柺杖，提着几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黄瓜，还有西红杮和烧饼，蹒跚而行。没有打伞，蒙蒙的雨，雾一般飘洒在他稀疏的白发上。
　　过去，他是很风采的。高大、英俊，他夫人也是出了名的漂亮。为了夫人，他失去了“升官进爵”的“进步”。不爱江山爱美人。他是那种很豪爽的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更喜欢听人夸他——不爱江山爱美人。日子一点一点吸干了他的风采。老了。
　　然而，人都是要老的。
　　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他们曾经彼此熟悉。父亲五十岁就去世了。留在我的记忆里，也就是五十岁和五十岁以前的父亲。苍白，瘦削，淡灰色的衬衫系在藏青蓝的裤子里。一直让我惊疑不已，在比戏剧更疯狂的年代里，他经历了那么多，妈妈又离他而去，他竟没有——　一夜白了头。一头乌黑的发，自然卷着。

　　和父亲相依为命的日子里，睡不着的夜晚，我常常听他说话。哥远在北京，小弟又小，唯有我。在那样的境地里，父亲最需要的就是说话，有人听他说话。一杯红葡萄酒，一支烟，不敢开灯，烟头上那点红光，燃烧着窗里窗外的黑暗。他说他读过的书，还有周围的人和事。

　　他总是叹气，放心不下我们三个孩子。但是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哪怕稍稍减轻一点儿因为他和母亲给我们三个孩子带来的灾难。
　　握着酒杯的手，在烟头的微光下，格外的苍白，像他的眼神浸泡在忧郁与忧伤之中。
　　后来，连这点温暖也没有了。父亲因批斗与病痛，也离开这个世界。满心牵挂地离开。
　　很多年后，有一年春节，我们兄妹三个好不容易在北京相聚，正说笑着，姨叹息：要是你们爸爸妈妈活着，该多好！说笑突然停顿下来，一片静寂。

　　好一会儿，哥说：活着，不好玩。
　　懒洋洋，灰扑扑的调侃。
　　那一年，哥远还没有到父亲去世的年纪——五十，知天命。却常常把西安的三兆（火葬埸）挂在嘴边。
　　你看你这孩子！姨温和地笑着，轻轻一绕，就绕开了沉重的过去和对死去的亲人的惋惜。
　　我却忘不了父亲的苍白和忧郁。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苍白着。因为瘦削，他的白衬衫灰衬衫都像云一般，里面灌满了风，飘飘荡荡。他沉默着，抽烟，下围棋。修长的手指揑着玉一般的黑白棋子，在桌边轻叩着。经历了很多很多磨难之后，却并不缺乏悠闲和从容的小小快乐！很特殊的萧瑟之美。
　　还记着父亲的长辈，都惋惜他英年早逝。特别是姑姑。父亲长姑姑八岁。姑姑对她唯一的兄长，多少带着几分崇拜的心情。姑姑说沈家本是她的曾祖父，但沈家人丁不旺，到我爷爷这一辈，已家道中落。爷爷是个胆小懦怯的人，一辈子小心谨慎。穷。但却死要面子。那也只有活受罪。父亲13岁就开始卖文贴补家用。不多的几文稿酬换了肉，不好意思提在手中，用纸裹吧裹吧，塞在口袋里带回家。我想像不出。姑姑送我一张她和父亲小时候的合影，上了彩的。父亲文弱、细瘦，鼻梁上架着眼镜。姑姑才三四岁的样子，撅着红嘴唇，歪着腰。父亲长姑姑八岁，同样黑而深的大眼睛。父亲的眼神里飘着游疑的忧郁。少年老成？姑姑却不同，黑而深的大眼睛里像落了火花，笑嘻嘻的。姑姑说她不像沈家人，她像带她的佣人，手一双嘴一张，干活麻利，说话也麻利，而且敢做敢当。
　　性格决定命运？父亲和姑姑的命运很不相同。但姑姑说，她喜欢读书，早早地出来做事，都得益于父亲的影响。是父亲开阔了她。
　　那天傍晚，走在杂乱的雨巷里，望着老伯的背影，心里感叹着。在活着的世界里，一个人多活几十年，少活几十年，无关紧要。一个人活着，总是短暂的。哪怕他活了一百岁，也就一百岁。可是，他死了，便是永远。而永远是无法计算的。
　　姑姑现在也已经老了，且病重。可我父亲，在她心里却还年轻，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