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永远激励着我们

老屋

作者：王利华

清明节到了，和往年一样，我带着家人们专程从济南来滨州扫墓。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情地缅怀追思他们。

父亲王凤仁虽然走了已十四年了，但感觉他老人家从没离开过我们。他晚年写的回忆录《跟党走过七十年》始终陪伴着我，并在娓娓讲述着他革命的一生。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中成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我们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他的曲折经历，还有那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勾起的我对老人家的记忆，父亲的生平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一百零一年前的1925年，父亲出生在乐陵县黄夹镇菜园村。我爷爷28岁就因病去世，抛下我奶奶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艰难维生。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12岁时就带着弟弟到周围几十里内的村里去讨饭，受尽屈辱。父亲在世时常和我们说“他和狗有仇”，因为他在小时候讨饭时，有一次被地主家放出来的一群恶狗咬伤过腿，那天饭没有讨到，他一瘸一拐的带着弟弟哭着回了家。

1938年，肖华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八路军每当遇到像父亲这些讨饭的穷孩子，就给他们一顿饱饭吃，还关切的问他们家庭状况。自从接触到了八路军，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就认定了八路军是好人。1939年，父亲14岁那年，一位在区农救会参加抗日工作的远房叔叔，知道奶奶一家的困境，也看到父亲挺机灵，就介绍父亲到区农救会去“干点事”，也可以有口饭吃。就这样，父亲便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乐陵县七区农民救国会的一名通信员。父亲说，他刚开始是农救会干部们开会时，他在门外站岗放哨。后来，农救会经常派他去给各个村的农救会送信。传达上级指示，发动群众破坏鬼子公路、挖交通沟、给夜间行军的八路军带路等。当时很多地方要路过鬼子和汉奸的岗哨，带书信很不安全，只能口头传达。父亲当时年龄小，他经常背个粪筐装成拾粪的样子，经过敌人岗哨时也不太容易引起他们注意。15岁那年，父亲被调到乐陵县青救会做宣传队员，他一面参加宣传动员活动，一面学习文化。父亲说，他们青年宣传队还经常跟随县青年连到敌占区去掐敌人电话线，到敌占区去贴标语。16岁时，他被调到乐陵县人民抗日政府武装部当文书，当时的武装部担负着领导民兵保卫青纱帐、破坏敌人的电话线、自力更生制造炸药和除奸等任务。父亲跟随县武装部长，带领县大队、县青年连和民兵武装队在乐陵县及周边地区活动。他亲身经历过多次日寇对冀鲁边区铁壁合围和大扫荡的残酷战斗，亲眼目睹了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大队战士们的英勇奋战和壮烈牺牲。父亲是在党的教育下，在战火纷飞的烽烟中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刚满17岁的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乐陵县大邦区农救会主任，积极组织民兵训练，支援前线；组织农民开展反奸诉苦运动。这一年我大哥出生了，为了纪念抗战胜利，父亲为孩子取名叫“得胜”。1946年他担任大邦区各界救国会主任（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都隶属各界救国会领导），领导当地农民进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使翻身的贫农耕种上自己的土地；他带领民兵到津浦铁路线破坏铁路，阻止国民党军队通过火车向北运兵，进攻解放区。当时，我党在山东省设立了渤海、胶东和鲁中南三大行政区。渤海行政区党委和公署驻扎在惠民县，管辖着垦利、清河、洛北、沧南四个专区共40多个县。

1947年春节后，父亲被调到渤海行政区沧南地委工作，他先是在旧县区委任组织科长，后又担任沧南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地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开始了他在党内的组织工作生涯。他组织群众开展反奸诉苦运动，组织民兵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组织南下干部队伍和培训，抽调干部去新的解放区。

1949年，党组织调父亲到中共渤海行政区党委组织部工作，担任干部干事。1950年渤海、胶东和鲁中南三大行政区撤销，合并到济南成立了解放后新的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政府。父亲说当时渤海行政区党委组织部的大部分同志都去了省会济南工作，他觉得自己在农村长大、文化程度低、经过战争年代又都是在农村，则要求留下来，在新成立的中共惠民专区地委组织部工作。此时，惠民专区地委和专署也从原驻地阳信县城迁至原中共渤海行政区机关驻地惠民县城，管辖着十二个县。1950年至1952年，父亲先后担任中共惠民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和干部科长。1950年底，我二哥出生了，这时抗美援朝刚刚开始，所以父母给他起名叫卫国，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意。

（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时任中共沧南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

1950年中共惠民地委组织部全体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三为父亲，时任中共惠民地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被抱着的婴儿为我二哥王卫国）

惠民县位于惠民专区的最西部，当时又交通不便，地委、专署机关与它管辖的大多数县联系很不方便。1952年，地委、专署机关就在北镇旧城西北处建了新城区，老百姓都叫它新北镇。原来的北镇成了老北镇。新北镇的街道规划的方方正正，地委、专署、军分区、供销社等单位用房就在街道两边建了起来。那一年父亲未满27岁，被地委派遣到黄河入海处的利津县任县委第一书记。此后，他又在惠民、滨县、阳信、垦利等县担任县委书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利津县是革命老区，1944年8月利津县城解放，成为山东全境解放第一县。据中共利津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执政利津》记载，第一次任县委书记的父亲在那里领导成立合作互助组，创办农村合作社，抓棉花生产，动员年轻人参加志愿军保卫国防，领导进行黄河防汛抢险等。他在1953年4月召开的利津县第六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主席。此时我三哥出生了，父亲在他回忆录里这样记载：“四月九日晚上，当我正在办公室起草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词时，县妇联的同志向我来报喜，说在县委大院妇联的房子里，我爱人为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我高兴的一夜没合眼。我想在利津县生人，就为孩子取名叫利生吧！”

1954年7月，父亲又在利津县召开的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人大主席。1955年国庆节前，父亲带领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刚刚回来，母亲又生下了我。父亲在他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为纪念在利津县工作顺利并庆祝国庆节，我为孩子取名叫利华（利津的利，中华的华）。”

利津，这方“以一县之壤地，纳千里之洪波”的弹丸之地，自1855年黄河在铜厢决口北夺大清河道从利津铁门关入海以来，已经遭受了50多次决溢之苦（见崔光著《探路黄河口》）。1955年春天，黄河上游已具备了冰融开河条件，然而在黄河入海口地区，气温却还在零度以下，在宽阔的冰封河面上，人畜车通行无阻。上、下游冰厚、冰质悬殊，河谷蓄水量大，所有迹象显示，黄河下游入海口地区那高出平地数米的河道随时都可能发生“武开河”（指开河以水力作用为主，开河剧烈、易形成冰坝且凌汛风险高）。1月22日，“武开河”形势终于显现。黄河上游相继开河，洪峰流量随之剧增，河谷蓄水大量释放，冰阻水，水拥冰，排山倒海般地推动着冰凌下行。当时省黄河防务局爆破队在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利津县河段上用炸药炸、用迫击炮轰冰面无果，甚至济南军区派飞机来用重型榴弹炮弹去炸冰面，还是只能在厚厚的冰面上留下一个个白印。最终，黄河在利津城南一个叫五庄的小村旁决溢。那是一次几十年不遇的黄河特大凌汛，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洋洋万言，写下了他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那次惊心动魄的黄河防汛抢险、决口合拢和重建的记录。

1954年7月12日利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前起第四排、右起第十六位是我的父亲，时任利津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主任。

　　1955年底，父亲调任惠民地区拖拉机总站任党委书记兼站长。那个年代我国正在学习前苏联搞农业机械化，拖拉机总站的30多台拖拉机差不多就是整个惠民地区的全部家当了。当站长就要懂专业，父亲因此亲自参加省农业厅举办的机耕训练班，为搞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认真学习机械原理和操作，也留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1956年5月6日机耕训练班第一中队全体同志在济南留影（后排右起第二位是父亲）

1956年9月组织上派父亲到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学习，他认真学习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因此懂得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以此约束自己的行动；懂得了经济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和改善人民生活。

1957年5月中共中央第四级党校全组同志合影（后排中为我父亲）

1957年秋天父亲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地委安排他到地委农业生产合作部任副部长。他先是负责地委驻地北镇的街道绿化（见笔者在老屋主编《北镇印记》第3辑中“老北镇街头的白杨树”一文），又带领地委工作组到基层农业合作社去做调查研究。当时高产风（虚报农产量）盛行，遍地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他带领工作组的全体同志，用他在党校学习毛主席《实践论》中要事实求是的思想指导工作，没有跟风而上，坚持不搞虚报高产。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高潮中为追求钢铁产量而掀起来的全民炼钢运动）中，上面要求“家里只留一口锅”，因而收上来许多好锅，有的群众感到很心疼，反映说“好锅也砸了，太可惜”。父亲由此决定“好锅先存起来不要砸”，想方设法保存下一些好锅，避免了让百姓遭受更大损失。在那股席卷一切的狂潮中，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百姓守住了一点实在的利益，也守住了党实事求是的传统。

1959年惠民地区与淄博市合并，地委驻地迁至张店。那年我四岁，对父亲有了最早的记忆。记得元宵节那天，他带着一家人从张店乘火车去周村看花灯。那天晚上，周村街头上游人熙熙攘攘，父亲让我骑在他肩上，我们一家随着人流，沿着两边摆满了纸灯笼的街道观赏各式各样的花灯，十分开心。

那一年惠民县与滨县合并为惠民大县，县委就设在北镇原惠民地委的大院里。地委调父亲到惠民大县任书记处书记。受1958年大跃进的影响，加上1960年涝灾严重，父亲他们一班人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经济困难、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难关。1961年惠民地区与淄博市又分开，恢复了惠民专区，地委和行署机关又回到北镇。各县合并后都有一些不利于发展的因素，惠民大县又分为惠民和滨县两个县，惠民县机关又搬回了惠民县城，滨县机关又搬回了滨城。地委安排父亲到滨县任县委第一书记，这是他在县委书记任上时间最长的县。他带头学习种棉技术，引进棉花新品种，帮助杨柳雪大队实现棉花过百斤的目标，促进全县棉花生产不断提高质量和产量。杨柳雪大队被周总理誉为“全国棉区一面红旗”，向全国推广。他还在全县搞农田水利工程，为以后的连年农业丰收打下了基础。

父亲在滨县工作时，我们一家人都住在北镇母亲上班的单位。记得父亲每次回家时都是骑着自行车，身后跟着一个胸前交叉背着两把驳壳枪的警卫员，我们都叫他小边叔叔。后来，父亲又兼任滨县武装部第一政委，还换上了解放军军装（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张由原国防部长林彪发的委任状）。我当时正在上小学，很为自己有一个军人父亲而自豪呢！

（1965年父亲担任滨县县委书记期间在农村小麦丰收现场）

1966年开始了文革动乱，父亲被造反派摘掉了领章帽徽，成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天天被红卫兵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挨批斗，被关禁闭，和家人失去联系，身心备受煎熬。那个时期，尽管父亲也想不通，但因为他对党无比信任以及他的乐观精神，使他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磨难。父亲坚定不移地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坚信“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变化过程是曲折的，发展变化的结果总是向上、向好、向前发展的。”这种在至暗时刻依然不放弃信仰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一种穿透历史的智慧与定力。

1967年冬天，父亲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改造。他先是来到滨县杜店区胡家村，后又到了滨县堡集区高家湾村。最后又和我母亲一起到了杜店区南部，黄河边上的大安定村下放劳动，一直到1969年春天。下放劳动期间，他们都是住在房东家里。遇上房子好一点的还可以，条件差的房屋则破旧简陋，门窗四处透风，冬天晚上盖上两床棉被都寒冷难耐。尽管吃住条件差，但房东都很善良，热情。他们关心父母冷暖，从不因父母是走资派而鄙视，另眼看待，这让身处逆境的父母感到温暖如亲人。父母重新恢复工作以后，这几家房东与我们家依然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父母他们春天参加春耕生产；夏天下地锄草，浇地施肥；秋天参加秋收秋种。父亲对我们说过，到了冬天，他就每天早早起床，背上粪筐沿着马车走过的路去拾粪。不知他是否想起了当年参加革命假扮拾粪者做通讯员的情景。父亲还说，经过在这几个村参加劳动，与社员群众亲密接触，使他自己得到了锻炼，对有些村庄生产为什么搞上不去有了进一步了解。譬如，社员说父亲一个县委书记，不常干农活，为什么干农活比社员干的还好？如果每个社员都像给自己家里干活那样，生产肯定能搞好。父亲回忆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央决定先在经济落后和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政策，后来在全国推广，最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不久，地委领导找父亲谈话，调他去阳信县工作。刚刚经历过文革被打倒的父亲，依然初心不改，坚持原则，在工作中与文革后期派性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老干部之间相互信任和支持下，团结大多数党员同志，坚持党性原则，最终邪不压正，党性战胜了派性，稳定了局势，发展了生产。

1973年春天，地委又调父亲去垦利县任县委书记。垦利县位于黄河入海口南岸，是渤海区老革命根据地，那时是胜利油田的主要生产基地，也是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济南军区军马场、山东省黄河农场、华东石油大学的驻地。在那里，他领导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争取与油田合作治理广利河；抓引黄放淤改碱工程；加强地方管理，改善油地关系；抓县里的化肥厂、炼油厂、窑厂等小型工业，增加了县财政收入。

父亲离休后，受邀到东营市和垦利县参观指导黄河治理和发展规划（右二）

就这样，父亲先后在惠民地区五个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始终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同志是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他对父亲十分了解。他在为父亲的回忆录《跟党走过七十年》序中这样写道：“中国自古就有“郡县治，则天下治”之说。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县一级政权是离基层最近的政权，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而县委书记是以县之帅，居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凤仁同志先后在惠民地区黄河两岸五个县的县委书记岗位上，忠实实践党的宗旨，在一切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为了群众的利益和疾苦，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上说实话，对下干实事，事事处处都起模范带头作用。......凤仁同志在县委书记岗位上，与我们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经历辉煌和曲折。在困难时期他从没有动摇和退缩过，为党和国家基层政权留下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体现了他不追求名利地位，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党性原则和高尚品质。”

1978年，父亲回到地委工作，先任中共惠民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又任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惠民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一直到1990年离休。

1978年是历史上大变革的一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像一声惊雷，全党、全国上下都在热烈讨论。同年12月，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当时还处在文革后期，父亲的主要工作是按照中央精神落实干部政策和培养选拔干部。解放老干部工作，恢复建立了各级领导班子。选调培训青年干部，补充干部来源；考察知识分子干部，开辟人才宝库。后来这批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当时惠民地区十二个县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后来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对错划右派给与改正，对于在各种运动中错误处理的冤假错案给与平反纠正。后来，党内恢复重建纪律检查委员会，父亲又担任了文革后中共惠民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首任书记，为加强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离休后，父母受阳信县委邀请参加梨花节。

父亲的一生是廉洁自律、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始终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是共产党的一个清官。他长期分管干部、人事和落实政策，从来没有收过礼、受过贿。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作为一名党政领导干部，应把清政廉洁视为自己的黄河大堤时刻严守，放纵自己易于潰堤，造成一世不可挽回的后果。”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言行一致，胸襟坦荡，光明磊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父亲的一生，也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忠诚、担当与风骨的缩影。

作为一个父亲，他给自己四个儿子家国同构的命名：大哥“得胜”纪念抗战胜利，二哥“卫国”呼应抗美援朝，三哥“利生”记录有意义的出生地，我的名字“利华”寄托国庆之喜。每个名字都是他们的生命与国家大事紧密交织的烙印。父亲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的孩子们，使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事业有成，父亲也常常以他的四个儿子引以为豪。

父亲用他的一生回答了“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我们要对父亲说，您终生爱戴的中国共产党后继有人，您无限热爱的共和国繁荣富强，您的后人们健康、幸福、事业有成。您写的《跟党走过七十年》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会成为我们做人的典范、做事的标准，激励着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四个儿子

左起：作者王利华，大哥王得胜，三哥王利生，二哥王卫国。

附作者简介：王利华，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全国斜视与小儿眼科学组副组长，中国医师协会斜视与小儿眼病专委会副主委。获亚太地区眼科学会防盲突出贡献奖、中华眼科学会奖、中国眼科医师奖、山东省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编辑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