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忆

禾苗

电视里正播着一部连续剧，讲的是一群北漂，为各自的梦想京城打拼的故事，励志剧。高满堂编剧。把剧中各自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居住的一个旅馆，叫做“冬去春来”。

说是旅馆，其实就是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北京当时有许多这样的防空洞，名曰“人防工程”，是“备战备荒”的产物。许多大宅院里也都挖有这样的洞。郭沫若故居院里的那个小山包，上面草木葱郁，下面就是个防空洞。章含之《忆父亲》中也讲到政府为章世钊史家胡同宅院挖防空洞的事儿。

高满堂的戏，故事情节“有来道去”，颇能吸引人。如《闯关东》《老酒馆》。这部《冬去春来》，每天两集，正在追。

看完大屏又刷小屏。百无聊赖的日子大抵如此。偶然间便刷到，一位北京老哥儿，细数着由柴米油盐，吃喝用度，到个人收入之间的今夕对比。三毛几一斤的带鱼，一毛以上便能见到肉的炒菜，三十多元的工资养全家。有人说那时的物价真便宜。“胡说吧您哪，您那时一年能见几次肉！”批驳的有理有据，挺“正能量”。

但引起我兴趣并勾起我记忆的倒不在这儿。而是他提到曾经在四川饭店吃过一次的往事，称四川饭店是当时北京城里最高档的饭店。

大屏上的地下室旅馆，小屏里的四川饭店，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当它们同时袭入我的眼帘的时候，却一下子勾起了我心底沉淀的记忆。

那年我去北京公出，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比“冬去春来”旅馆里住客们打拼的年代早十年。下了火车找旅店，不知怎么便找到了一家叫做“广内旅店”的店。之所以时隔四十多年仍能记得它的名字，是因为这家“旅店”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那是一家由防空洞改建的旅店，上面是居民楼。“广内旅店”四个红色大字，醒目还有点儿气派。进去一看，才知道是地下室。反正就住一宿，将就吧！

一个矮胖的大妈，手里拎着一圈儿带着铝片的门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啦”地响。我随了这“哗啦啦”的响声去找分给我的房间。走廊里灯光昏暗，未加粉刷的水泥墙面上掛着水珠。房间里只有两张单人床，中间一个床头柜，此外再无它物。最醒目的，是床头柜上方，贴着棚顶用洋铁皮敲成的排风管，“嗡嗡”作响，并夹带着铁皮震动的“吱吱”声。但它除了制造噪音之外，本职的功效似乎发挥的不大，室内潮湿发霉的气息袭人。原本白色的床单已有些发黄，一摸，潮乎乎的。好的是，还算干净。

这便是我初探京华的“下榻”之处。自然不如电视剧中那个叫“冬去春来”的地下室旅店的洁净与温馨。戏毕竟是戏。

行囊甫卸，便满大街的找饭辙。那时的北京，饭店不像如今这么多，况又都是按饭点儿开业。即早中晚只在饭点上开三悠，其余时间关门儿。天可怜见儿，东投西撞地，还真找到了一家正在营业的饭店。

那饭店按今天的眼光不算大，但却透着一种古朴甚至庄重的气度。能得到这个印象，大概是因了门楣上的那块匾额，“四川饭店”，郭沫若题。

那天在里边吃了什么，用度几何，早己没记忆了。只记得长方形的餐桌，上面铺着洁白的台布，靠背椅。但有个情节却记忆犹新。接待我的是一个男服务员，四十来岁，矮小清瘦，一眼便可看出来自蜀地，着白色工装。他很热情，甚至可说很殷勤。端茶倒水，眼里都带着笑。餐毕，他双手呈上一个本子，恳请我“留下宝贵意见。”我总算还懂点世故，这么热情的服务，哪能有什么意见？当然是要表扬喽。于是，我拿起他递上的硬芯炭素笔，看一眼他胸前的牌牌，略加思索，在本子上留下四句话，“春风抚面暖人心，零零四号最可亲。无愧首都新风貌，堪称四化好后勤。”落款:辽宁 冬禾。写毕，掷笔扬长而去。落辽宁而非沈阳，大概是觉得级别能高点儿。

记忆这东西挺怪。退休后闲来无事，常学作一些诗词之类。有些作完之后还自觉挺得意，但却没有一首能完整的背下来。而这四句似诗非诗的东西，却隔了四十多年，仍清晰地印在脑子里。

四川饭店据说是当年由周恩来总理提议开办的。虽未必如那位北京老哥所说是“顶级”饭店，但档次高是肯定的。想想我的从地下室里走出来，却进了这么高档的饭店，偶然之外，却也显露了我的性格或行事风格的两个方面。公出住旅店，本来是可以报销的，而我却随便地住了个地下室，此为随遇而安；囊中羞涩却公然“用膳”于四川饭店，此为不善“为稻粱谋”。想改，来不及了，就这样吧！

大屏小屏上两件似不相干的事，勾起尘封的记忆，还挺有戏剧性。回忆，纵使带有苦涩，也是美好的。因为那是逝去的时光。

20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