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十一、马尾巴、老茧与青春

月影蓝调

随着同窗情谊日渐深厚，家住场部的赵显志、宗伟、陈涛、陈美秋兄弟俩，还有李振生、郭卫华等几位同学，成了住校生男生宿舍的常客。而在宿舍里，我和赵小川、樊民、马秋海同学因为常一起打篮球而越走越近。两拨人马聚到一起，男生宿舍顿时热闹了不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赵显志弄来了一副沉甸甸的杠铃。从那以后，这里便又成了我们这群男生的专属“举重场”。

寒来暑往，四季轮转，转眼到了1975年，我们正式升入初中三年级，站在了初中生涯的最后一段路口。同宿舍的张华朝初中毕业后远走外地，开启了新的生活；高平川则顺利进入了中学的高中部。

1975年的校园，“批林批孔”运动的余波依旧激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那时的文化生活，也处处印着时代的烙印。电影《决裂》的上映，几乎成了全校师生的盛事，银幕上的台词，成了我们茶余饭后最常谈论的话题。

“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教务主任一本正经的话语，配上那副故作高深的神情，让我们几个一起看电影的同学，瞬间记牢了这句台词。而校长的反驳则掷地有声：“有人说上大学要有资格，什么是资格？……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一柔一刚的两段台词，道尽了那个年代对知识与实践的复杂态度，也像一颗种子，悄悄埋进了我们这群少年的心里。

电影散场后，校园里的调侃便成了常态。“哎，你们说，马尾巴的功能到底是啥？”樊民笑嘻嘻地问，立刻引来一阵哄笑。赵小川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我看——是散热用的！”毛韶德坏笑着伸出手，露出磨出的老茧：“中，以后上大学，就靠这个了！”马秋海马上把手举得老高，嚷嚷着：“你们瞧我这茧子，这么厚！总该有资格了吧？”袁海陆懵里懵懂地凑过来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挠挠头：“谁知道呢！”笑声里，有戏谑，有无奈，更藏着对那个时代的懵懂困惑。

也是在这时，校园里悄然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不学数理化，照拿二十八”的说法，不想学习、混日子的同学越来越多。我们这些心底还藏着求知欲的人，却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在这样的年代，埋头读书还有意义吗？我们的未来，又该走向何方？

此时的课堂上，混日子成了常态，更有甚者故意捣乱，让本该安静肃穆的教室变得毫无学习氛围。

物理课上发生的一件事，至今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温老师生得瘦高，脖颈细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平日里总是板着脸，没什么笑容。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同学们背地里都偷偷给他取了个“长颈鹿”的绰号。有一天上课前，有个调皮的同学抢先跑到讲台前，一边说“长颈鹿马上就要来了”，一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活灵活现的长颈鹿。画完之后还特意叮嘱：“谁都不许擦啊！”随后便笑着跑回了座位。眼看温老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要走到教室门口，全班同学的心都揪到了嗓子眼，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在这紧张的节骨眼上，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张筱芳二话不说，快步走上讲台，拿起黑板擦，几下就把那幅恶作剧的画擦得干干净净。她这干脆利落、勇敢仗义的举动深深震撼了我，让我在感到敬佩的同时，只觉得脸上发烫，无地自容。

课堂上的荒唐事远不止这一件，更让人啼笑皆非的还在后面。上课途中，有同学故意高高举起手起哄，扯着嗓子问：“温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马尾巴的功能？”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连一向沉稳的温老师都忍不住皱紧了眉头，满脸无奈。更过分的是，课上到一半，我的发小张华东竟然直接从教室后面的窗户跳了出去，引得全班一片哗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满心错愕——怎么也想不到，曾经熟悉的伙伴，竟变成了这副模样。

如今回想起来，这两段源自电影的台词，看似只是艺术演绎，却无比真实地照出了1975年教育的真实模样。教育被时代运动裹挟，课堂失了秩序，老师失了热忱，我们这群学生也失了方向，只能在迷茫的岁月里，艰难地守着那一点对知识的微光。

还记得当年语文课上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大概是那时候难得遇到这么耐读的好文章，语文老师对它情有独钟，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讲了整整一个学期。到后来，那段“护官符”更是全班同学张口就能背：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政治课的袁老师，瘦高的身材，脸膛像柄刚出鞘的青铜剑，瘦棱棱的线条藏不住锋芒，平日里想见他笑一回，比戈壁盼雨还难。他上课不但有讲故事的绝活，而且政治上的敏锐劲儿十足。

记得有次临近下课，袁老师往讲台边一倚，慢悠悠地清了清嗓子，全班同学立马竖起了耳朵——“故事时间”要开场了。“话说那天夜里，侦察员老李刚摸到山脚下，忽觉头顶刮过阵冷风，他猛地抬头往树上一瞅——嘿，一对绿幽幽的眼睛正瞪着他呢……”

“绿眼睛？是狼不？”后排有人忍不住插话，话音刚落就被同桌拽了胳膊。全班人屏住呼吸，有的张着嘴忘了合，有的身子恨不得弹到讲台前。我攥笔的手捏出了汗，心里擂鼓似的：老李接下来会怎么样？

就在这节骨眼上，“叮铃铃——”下课铃骤然响起。袁老师“啪”地合上教案，面无表情丢下一句“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转身走出教室，留下我们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座位上咂摸情节，只能眼巴巴盼着下次上课。凭这讲故事的能耐，他的课成了全班最受欢迎的，连上课爱打盹的男生都支棱着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

袁老师的厉害不止于此，他看形势的本事也是炉火纯青。

1975年底，“批林批孔”运动还没有消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又开始席卷校园，学校要求写批判文章。一个晚自习，班长高会斌、我，还有张筱芳、袁翠萍正围在一起苦思。“我念段报纸，看看对咱们有没有启发。”班长一边说，一边开始字正腔圆地朗读起来。

忽然，我感觉一股莫名的寒意悄然渗入，无影无形，后颈的汗毛“唰”地根根倒竖！

“袁老师！”声音比目光更快，脱口而出时，我才看清那个清瘦的身影如沉默的雕像，立在光影交界处。其他人听见喊声一激灵，不约而同地望向他。袁老师静静站着，目光平静无波，缓缓扫过每张脸，最终落在摊开的报纸上。整整一分钟，空气仿佛凝固成冰。

“不要太晚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无波。说完背着手，悄无声息地隐入黑暗。

他走后，我们面面相觑，长吁一口气。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听见？”班长一脸茫然。

“许是听报太入神了。”张筱芳道。

“我爸也真是，大晚上不待家里。”袁翠萍小声埋怨。

“好了，不说这个了，文章怎么写？”班长言归正传。

“这文章尽是理论口号，批判得讲事实，总不能胡乱扣帽子吧！”张筱芳直言。

“我觉得阿芳说得对，确实不好写。”袁翠萍附和。

此刻，我已经忘记了写批判稿的事，心里依旧是莫名发慌，忍不住望向窗外夜色，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窥视。鬼使神差地，我蹑足走到门后，猛地一拉门——

“啊！”我失声惊叫。门口果然立着人影，定睛一看正是袁老师！我吓得踉跄后退，他却只深深看我一眼，未置一词便融入夜色当中。

多年后回望，才恍然那晚袁老师是以独特的方式给我们敲警钟。这位穿越特殊年代的老兵，用沉默的身影给我们上了堂鲜活深刻的政治课。最终，那篇批判文章终究没能落笔。

在那个书本知识被淡化的年代，课外活动成了我们接触世界的重要窗口。学农、学军，成了日常，而定期组织的狗头山植树造林，更是让我们热血沸腾。

狗头山，是塘格木农场中心的一座小山包，因形状酷似一只卧伏的巨犬得名。这里是赫赫有名的“风口”，狂风常年呼啸，卷着草原的沙尘，打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可每到植树时节，我们便化身成了改造自然的生力军。带着精心挑选的沙棘、杨树树苗，肩扛铁锨，手提水桶，浩浩荡荡地向山头进发。

风再大，也挡不住我们的热情。“同学们加油干，多磨点老茧，以后上大学就靠它了！”大家一边挖坑、栽树、浇水，一边互相打趣。“你这个树苗埋好以后，最好再往上提一下”正在浇水的李振生在提醒着一位同学。虽然汗水浸湿了同学们的衣衫，可看着一棵棵小树苗扎根在狗头山上，心里却满是自豪。那是属于我们的青春豪情，是在特殊年代里，对祖国、对农场最朴素的热爱。

如果说植树是对耐力的考验，那么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就是我们青春最盛大的释放，也是整个农场的狂欢。

夏日的阳光，把草原晒得暖烘烘的，学校的运动场上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新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农场场部和学校的领导，神情庄重。开幕式上，入场式拉开帷幕，由我们班男生组成的红旗方队，身着整齐的运动服，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走过主席台。那威风凛凛的姿态，那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了我们心中最耀眼的荣耀。

运动会的项目五花八门，短跑、长跑、跳远、跳高，还有极具时代特色的手榴弹投掷。在这片辽阔的高原草原上，这场盛会的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

赵显志成了赛场上最耀眼的明星，他简直是个“全能王”，短跑、长跑、跳远、跳高，几乎参与了所有的田径项目。后来，他如愿考入西安体育学院，将这份对体育的热爱，延续了一生。而我，偏爱爆发力强的项目，跳高、跳远、手榴弹投掷，都是我的强项。尤其是手榴弹投掷，即便到了工作后，在单位的运动会上，也依然让我屡屡夺冠。

转眼冬天来了，为了解决教室的取暖问题，学校照例组织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去附近山上捡牛粪。这听起来或许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可在当时，却是我们最盼望的“户外活动”。对我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暂时逃离课堂束缚的机会，更奇妙的是，它悄然改变了平日里男生女生之间那种略显生疏、界限分明的关系。

平常在校园里，男生女生总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连话都很少说。可到了捡牛粪这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这项需要体力的劳动，让男生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拉架子车、扛麻袋的重活，而女生们则展现出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温柔与体贴。

“看，快看那边。”正当赵小川、樊民、马秋海我们几个休息吃干粮时，马秋海突然朝我们使了个眼色。顺着他示意的方向望去，家住场部的几个同学——高会斌、赵显志、陈涛、汪小曼、袁翠萍——正围坐在一起说笑着。汪小曼从手绢里小心地拿出水果，袁翠萍则从书包里掏出家里带来的包子，纷纷分给旁边的男同学。“有好东西吃，咱们也过去吧！”赵小川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咽口水。“算了，就那么点东西，咱们别去凑热闹了。”樊民笑着摆摆手。看着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女同学突然变得温柔可亲，我们这些男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让人心动的是，当男生扛起麻袋时，女生们还会紧紧跟在身后，那画面仿佛重现了“男耕女织”的古老场景，在金色阳光下显得格外温馨。

夕阳西下，远处的农场已经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我们这支满载而归的架子车队伍才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

下山路上，男生们又主动承担起驾车的重任。虽是简陋的架子车，可握紧车把的感觉，丝毫不亚于如今驾驶汽车的兴奋。当年我和顾老大就有幸成了“驾驶员”。

有趣的是，第二天回到教室，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昨日的欢声笑语从未发生过。同学们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男生女生之间重新筑起那道若有若无的界限。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就像被牛粪滋养过的草原，那些看似粗糙、质朴的相处时光，恰恰孕育了我们最纯真、最纯粹的情感。

晚饭过后，随着赵显志、宗伟、郭卫华、李振生、陈涛陈美秋兄弟的到来。宿舍里又恢复了热闹。李振生喜欢爬上男生宿舍的床铺，独享一方小天地；郭卫华喜欢找人聊天；樊民推着宗伟的大飞鸽自行车，嚷嚷着要去练习骑车。赵显志则成了大家的“体能教练”，同学们轮流举杠铃，他认真地测量每一个人的胸围、肱二头肌，记录着每个人的进步。平日里不大爱说话，一开口就逗乐全场的陈涛，看着赵显志忽然笑着说：“你再怎么量，胸肌还能比得过我姐？”他的姐姐在省体工队工作，一句话引得全场哄堂大笑，男生宿舍里的烟火气，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三年初中，转瞬即逝。当提笔写下这些回忆时，当年许多老师的面容，已在岁月中渐渐模糊。据赵显志同学回忆，教过我们的初中老师有：语文老师沈兰琴、杨庆春、杨宪道；数学老师刘洪善、钱玉琴、马怀玉；政治课老师王德鉴、袁中尧、熊荣适；化学老师谭俊安、姜葵；物理老师温启鑫；英语老师王德鉴、陈泽杰；体育老师苏发堂。

师恩似海，虽不常联系，但在这片特殊的土地上，他们曾传道授业，曾在迷茫的岁月里，为我们点亮一盏盏小小的灯塔。在此，让我们向这些可敬的老师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