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牌头九号（连载二十一）

秋水散人

由吃说到穿。六七十年代绍兴流行两句话，颇能说明当时草根民间普遍的窘迫相。

第一句是：“新三年，旧三年，縫缝补补又三年。”也就是说，做一件新衣裳或一条新裤子，至少要穿九年。

第二句从第一句自然引申出来：“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一件衣服或裤子要“传代”。从老大，依次传到老二，老三。如果你穿越到那个年代，大致可从孩子身上的穿着，判断出他或她的排行。八九十不离。

自古以来，对中国人来说，吃肉和穿衣是人生两件大事。国家大事，“肉食者谋之”，论不到小民评头论足。衣服也如此，“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不要说罗绮。上世纪六七十代，布衣也难觅。当时添置衣裤，光有钞票不行，还得有布票。布票额度每年每人多少，已经不记得了。网上说，有年代和地区差别，没有统一标准。最少的1960年，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全国经济大倒退。绍兴城关镇，每人每年只发1.8市尺布票，做一件上衣都不够。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不富余。绝大多数当母亲的，平时不购置衣物，把两票省下来，过年过节才敢咬咬牙，先给丈夫，再给孩子，最后才给自己，买一身布料。这样，正月初一，一家大小才可以着上新衣，去宕（逛）大街。

记忆中，当时绍兴好像没有成衣店，只有布店。整个鉴湖街，就吊桥头有一家百货商店，里面有个卖布料的柜台。远远望去，一匹匹不同颜色、图案、花样和材质的布料，竖在布店柜台后的木架上。如同待嫁的姑娘，等待未来的婆婆品鉴，挑选，娶（买）走。

绍兴话“买布”叫“戴布”。动词“戴”，意为“扯”“裁”。比“买”更具体，生动，形象。绍兴有个成语“戴来邦起〞，相当于北方话“胡说八道〞，应该是从戴布这里引申出来的。还有一句俗话叫“斜纹布直角戴”，意思是明显不讲道理。出处也差不多。

曾经跟母亲一起去“戴”过几次布。母亲隔着柜台，看中一种，问清价格，说明欲购的尺寸。然后从自制的碎花布钱包中，掏出几张布票、几张钞票，交给营业员。营业员开好三联收据后，把钱票和收据一起夹在头顶悬着的一个小衣夹上。小衣夹有勾，套在一根长长的铁丝上，可以前后滑动，直通店铺深处的收银台。营业员用手一拨拉，“嘶啦"，小衣夹就顺着铁丝滑到了收银台前。收银员算好账，在单据上盖章后，将其和要找的零钱一起夹回小衣夹。接着如法炮制，“嘶拉”一下，把小衣夹滑回前台。

前台营业员取下小衣夹，将找零的钱票和收据交给母亲。然后从木架里拉出母亲看中的那匹布料，摊在柜台上，取出一把长尺，一把很大的专业裁剪刀。量好，剪个口子，双手往两边使劲一扯，“嘶拉”，一块布料就顺势扯下来了。居然齐齐整整，不歪不斜。然后取出一团纸绳，拉出一段，扎好布料，交给母亲。整个过程心手眼高度合一，物理学知识灵活运用，让少年的我看得目瞪口呆。有网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留言说，这不就是原始的快递，具象化的互联单网吗？

布料买回家后，就可以做新衣服了。前面说过，大姨娘在缝纫店工作，我们几个男孩的外衣，从裁剪到制作，基本上是她承包了。但内穿的夹袄和棉祆，因为都是中式的，得母亲自己动手缝制。她有个籐编的针线盒（绍兴话叫“生活笪〞），像个小而浅的洗脸盆，里面各种缝纫工具，针头线脑，一应俱全。标配是三样。线板，一块长木条，长约三五寸，宽约一两寸，中间微微凸起，画有精美的图案，梅兰竹菊等。两头则用来绕线。顶针，顾名思义，是用来顶住缝衣针头，给手指助力的。边上刻了很多小圈圈，便于增加摩擦力。顶针一般戴在中指上，像个银戒指，由于经常摩擦，变得闪闪发亮，很好看。缝衣针，绍兴话叫“泥线”，有各种规格。最小的是绣花针，最大是缝棉被的大泥线，都插在线圈上。除了这三样标配，还有各种各样小配件，玻璃珠，挂件，装饰品，布纽扣，盘扣，塑料纽扣，拷扣，捺扣（金属制的，有弹性）……都一骨脑儿放在里面，像个聚宝盆，令人产生翻找寻觅的念头。

做新棉袄一般是在秋凉之后。母亲在堂前摆开八仙桌，摊开布料，敷上一层棉花，开始穿针引线。因针眼小，需要先将线头沾点唾沫，捻得细细的，才可以穿过去。《圣经》说，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耶稣是个聪明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取譬，难怪耶教能发扬光大，普惠信众。

冬天日头短，天暗得早，有时母亲会让我帮忙，把八仙桌抬到天井里，借太阳落山前的余晖，再缝几针。冬至过后，日光渐长。母亲说，每天可以多做一根线的活。我说，一根线有长短的，怎么做标准？母亲说不过我，默然干活。日常经验的总结争不过科学计量法，但人间许多事情，有时还是常识管用。这是许多年后我才悟到的。

对了，母亲的针线盒里还有一本厚书（这本书以后我还会提起），是用来夹鞋样的。母亲是个“六边形战士”，几乎无所不能，布鞋也是自己动手，纳鞋底，做鞋面。最后一道工序，是将鞋底和鞋面连接起来（绍兴话叫“鞝鞋”），实在太难，且没有专业工具，不得不交给鞋匠师傅做。这个鞋匠师傅就住在伟联村环翠楼，远近闻名，生意很好，他的大儿子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