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位于河南灵宝阳平镇的《轩辕黄帝铸鼎原碑铭并序碑》,简称《铸鼎铭碑》,是唐代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刻立的,由时任虢州刺史王颜撰文,著名书法家袁滋用篆书书写。该碑碑首部分残缺,但碑身尚保存完好,碑文字迹多数清晰可辨。碑阴亦镌刻有碑文,内容大致与碑阳类同,为楷书。此碑为现今国内发现的专为记述轩辕黄帝事迹的最早碑铭,它较陕西省黄陵县桥山黄帝陵前的石刻碑铭早700多年,被誉为“轩辕黄帝纪念第一碑”。</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该碑的撰文者王颜,唐代的官员,撰写此碑文时担任虢(guó)州刺史。王颜出身太原官宦世家,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他是著名诗人王维和王缙的侄子。王颜在立碑过程中,意外挖掘到一块古玉佩,他为此专门写了 《进黄帝玉佩表》 上奏皇帝,随后才正式立碑。此碑立于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铸鼎铭碑》的书丹者(即书写者)袁滋,更是了得。袁滋(749年—818年),字德深。他不仅是唐代中期由地方官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宰相,更是当时顶尖的篆书大师。袁滋的官场轨迹非常典型,既做过地方能臣,也当过中枢宰相,但因军事能力不足而晚节有亏。他在担任华州刺史时,对百姓非常宽厚,收留外来流民并分给土地,离任时百姓拦道挽留,道路都堵住了。他曾持节出使南诏,成功册封其国王,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立下功劳。唐宪宗时期,他被召回京城担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后来他被调去平定藩镇吴元济的叛乱,但因畏惧叛军、久战无功,被贬为抚州刺史,最后在湖南观察使任上去世。</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袁滋还有个身份,即唐代篆书的“顶流”。《旧唐书》称他“工篆籀书,雅有古法”。在唐代,他的篆书与李阳冰齐名,被评价为“鼎足而三”。除了《铸鼎原碑》,他在云南留下的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 更是无价之宝。这块石刻不仅是唐代篆书、楷书的顶级真迹,更是记录大唐与南诏关系的“石质史书”,如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袁滋本人还有一个著名的桥段,即堪比“宋慈”的破案高手。民间流传着他一个著名的“破金案”故事:有个农民挖出一坛金子,送到县衙后却变成了土块。县令被冤枉偷换金子,屈打成招。袁滋接手后,命人用黄金铸造了同等大小的金块,结果发现这批黄金重达几百斤,根本不可能像证人说的那样由两个农夫用扁担抬到县衙。他由此推断——最初挖出来的就是土块,替县令洗清了冤屈。</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正是由于撰文与书丹者的不同凡响,从而使《轩辕黄帝铸鼎铭碑》身价倍增。在中国碑刻史上拥有极高的地位。其一,它是现存最早的“黄帝事迹”专碑。此碑立于唐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比陕西桥山黄帝陵的碑刻早了700多年,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专门记述黄帝事迹的石碑,堪称中华第一通黄帝纪念碑。其二它是印证了关键传说,填补了史缺。碑文虽仅137字,但清晰记述了黄帝“采铜铸鼎”“鼎成升天”等核心传说,为研究黄帝文化在唐代的传承提供了确凿的实物证据。其三,它是唐代篆书的典范之作。书丹者袁滋以罕见的籀书(大篆)书写,笔法遒劲、古朴典雅,是唐代篆书艺术的顶尖代表,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四,它是中华文明源流的实物标志。碑刻内容将黄帝从神话人物落实为可追述的历史先祖,强化了民族认同。碑刻所在地河南灵宝铸鼎原,也与《史记》中“黄帝铸鼎于荆山”的记载相互印证。总之,这块碑是集早期纪念性、文献唯一性、书法艺术性于一体的国宝级文物,对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唐代祭祀礼仪及书法艺术,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