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题]我的职业的春天

扬帆远航

春天，是从那个早晨开始的。

邓公山的风格外清凉，像是从春天深处吹来似的。我登上山巅的观景台，晨光正把整座城市染成淡淡的金黄色。凭栏北望，党校教学综合楼前面的那面国旗，猎猎地、饱满地、骄傲地飘扬着。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下子把我拽回了二00一年九月——那个暑气未消的早上，我第一次站在党校门口，叩响那扇微锈的大门。

门开了。我的春天，也开了。

二00一年九月，我怀揣一纸调令，像一棵刚刚移栽的小树苗，被安放进市委党校的院子里。那时的党校不大，教学楼有些破旧，但是在我眼里它是圣殿。我的理想是站在讲台前，把思想酿成光，照进学员的心田里。但是第一学期，教务处并没有给我安排一节课，只是让我协助写材料。

失落是有的。夜深人静时，我独坐在空荡的单身宿舍里，望着窗外那一面旗帜，心中充满难言的寂寥。我不怕吃苦，只怕离讲台会越来越远。但我没有沉下去。在认真写材料的同时，有时间就搬张凳子到后排听课。老教师们每句话、每个手势，我都记在本子上。我告诉自己：蛰伏，不是枯萎，而是扎根。

春天不会辜负一棵默默扎根的树。

第二学期，终于等来了通知：教授函授本科班公文写作、诉讼学。接到电话的那个下午，我站在走廊里，对着那面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备课的那段日子，我把教材翻得卷了边，案例换了一个又一个。讲课前一天晚，我失眠了，脑海里不断浮现着授课的内容。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学员。我手心渗汗，但声音却很平静。四十五分钟，如同一次漫长的飞行，落地时掌声响起。课后，一位乡镇来的老学员说：“扬帆老师，您讲得真清楚！”那一刻，我的眼眶发热。

此后，我的课渐渐有了口碑。《宪法学》也交到我手上。每次课前，我依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学员们专注的眼神，就是我最大的奖赏。

最令我珍视的，是学员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一次科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结业典礼上，一位学员代表动情的说：“老师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实践。”学员匿名评价表上写着，“老师讲课深入浅出，是我们碰到过的最好的理论课老师。”这些朴实的评价，是我孤灯苦心备课最珍贵的收获。有时课后学员会围过来探讨，有时深夜会接到咨询电话，甚至几年之后还有人分享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快乐。他们见证了我如何从青涩成长为一个让学员信赖的老师。

二0一七年，全市党校系统精品课比赛，我主讲的题目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了那四十多分钟，我足足做了一个月的准备。比赛那天，我讲得酣畅淋漓，台下鸦雀无声。一等奖！课后很多老师围过来要求分享课件，交流心得。

理论宣讲是党校教师又一战场。我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力求出彩出新、入脑入心，让党的创新理论像溪水一样流进听众的心里。一次宣讲之后，一位老党员握住我的手说：“老师，你的讲授我们都听得懂、记得住！”这句话，比任何奖状都要重。

教学之余，我便潜心科研。二00六年四月，第一篇理论文章在《右江日报》发表。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我拿着报纸，在办公室坐了很久。真正的丰收是从二0一一年开始——那些年，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耕牛，在法治中国、反腐倡廉的田野上埋头耕耘，多篇论文在省级社科杂志上开花结果；七十多篇理论文章在报刊见报。但数字是冷的，我知道，每一字之功背后，是无数个深夜的孤灯。

最让我心潮澎湃的，是科研咨政。四份咨政成果得到市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其中最难忘的是二〇一四年，我主笔的平果县年度重点调研报告，获得了自治区主要领导亲笔批示。当天接到电话时，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静静地望着那面国旗。放下电话，很长时间没有转身——怕别人看见我的眼泪。一个基层理论工作者的思考，能被看见，并转化为推动现实的力量，这是多么大的幸运。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会照本宣科的新手。

二0一七年底，我申报全区党校系统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顺利通过。全区党校系统每年评上副教授以上不超过25人，堪称凤毛麟角。从中学老师到副教授，我花了十六年时间。十六年里每一个脚步，都踏在了春天里。

春风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我从回忆中醒了过来。但我并没有马上下山，而是靠在栏杆上，闭上眼睛。风传来粉蝶飞舞的声音，有远处学校上课铃声，仿佛还有我当年第一次上课前的脚步声，笃笃笃，轻快而坚定。

二十一年，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种在了党校的土壤中。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春天从没有离开过。那些文章偶尔还被翻阅、那些学员正在各自的岗位上传递火种，那些提出的建议早已融入到城市发展的血液中。我的讲台不在了，但我的“课堂”更广阔了，在社区的板凳上，在网络平台深夜与师友们的交流学习中……春风所至，皆是讲台。

原来，春天并没有围墙。它只在愿意扎根的地方，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

走下山时，我再次回望城北端的市委党校教学综合楼前的那一面旗，她仍如2001年那般，在温暖的春风中迎风飘扬，猎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