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粮的记忆

如日中天

　　提起集体化年代，让人最难以忘却的酸苦是缺粮填不饱肚子。那时候都实行工分制，分粮全看工分多少，按规矩男人们下地扛重活、女人们拾掇细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身力气全换算成工分，年底就按工分核算粮食。家里劳力壮、工分高的，分粮时能挑回满满几箩筐，日子过得就富裕；而劳力单薄或压根没劳力的家庭，分到的粮食就少则又少了，一年到头愁的就是锅里那口饭，尤其那些有老弱病残、娃娃又多的人家，粮食连半年都撑不住，一到青黄不接，就只能厚着脸皮四处借粮。

借粮，是当年缺粮户最没法子的法子。要么扭扭捏捏地向粮食宽裕的邻里借谷，一借就是一担；要么硬着头皮向有富余米的人家借米，一借最少也得一角箜。我家，算是村里缺粮最多的一户，借谷借米是件常事。一家七口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得有人伺候；大姐年纪稍大，只能守在家里照料母亲、打理家务，没法下地挣工分；我与兄及妹，都还在学堂里念书，所以全家上下，只有父亲和二姐两个劳力，他俩挣来的那点工分，要养活七口人，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每年分粮的时候，看着别人挑着一担担稻谷回家，我家分到的粮食却少得真少，没几个月谷柜就见底。为了不让一家人饿肚皮，每年都得向村集体借储备粮，收成好点的年份，借十几担，遇上欠收的年景，得借二十来担。而借来的粮食可不是白借的，总得还，可家里工分少，没什么收入，到了年底结算，不仅还不清借粮的债，每年还得欠生产队两百多块。这笔欠款，一年年攒着，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来。

最让我刻在脑子里忘不了的是：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日。家家户户都已备好年货、贴好春联，年味已甚浓，可我家的灶台上，冷冷清清的，米缸里更是一粒米都没有，连一口像样的年夜饭，都凑不齐米。寒风裹着冷意，从破旧的窗缝里钻进来，母亲躺在床上，一边叹气一边抹眼泪，父亲皱着眉头，蹲在门槛上抽闷烟，末了，咬了咬牙，还是起身去找村里的干部，再借点储备粮过过年。可村干部也犯了难，因我家之前已经欠了二十多担储备粮没还，村干部实在不愿再借。父亲知道家里亏欠太多，只能陪着笑脸，一遍遍说着家里的难处，看着我家一家老小实在无米下锅，村干部终究是软了心，勉强借给我们一百斤谷，这一百斤谷，在当时，就是我们全家过年的指望，父亲和二姐立马轮挑稻谷往十五华里外的东干赶，去找熟人帮忙碾米，找到熟人碾好米，又马不停蹄地挑米回白革，等他们挑着碾好的白米回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了。窗外是漆黑的夜色，耳边传来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别人家过年的热闹，我们一家人，就靠着这半夜挑回来的米，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就这么，过了一个酸溜溜、冷清清的大年三十。

那段集体化的岁月里，缺粮、借粮、欠债，是无数像我家一样的农户最寻常的日子。靠着父亲和二姐没日没夜的辛劳，靠着一次次向村里求情借粮，我们一家人，才算勉强熬过了那些不寻常的日子。如今，日子越过越好，衣食也无忧了，可当年大年三十，父女俩连夜挑米的场景，却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如今的安稳好日子，来得太不容易，也让我永远铭记，那段艰苦却又咬牙坚持、从未放弃的时光。

晓林随笔

原村里粮食储备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