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欢喜让我忧（1978年夏天我母亲做媒）

韦四娃内江资中新桥人

让我欢喜让我忧（1978年夏天我母亲做媒）

1978年的夏天，资中的太阳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九姑带着她的三女儿从新桥区清平乡文化大队来我们家时，日头已经爬到头顶，把土路晒得发白，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蔫头耷脑地垂着。她们踩着热浪走进院子，母亲正蹲在猪圈边煮猪草，铁锅里的水汽混着猪草的青涩味，在闷热的空气里蒸腾。两个猪圈里，母猪哼唧着甩尾巴，两头小猪崽挤在阴凉处，连拱食的力气都没有。

九姑用衣襟扇着风，额上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三姐十九了，天天在农村干活，也该给她寻个对象了。”母亲直起身，擦了把汗，目光落在远处安木店的方向：“安木店有个周忠耕，当兵三年回来的，二十五岁，人长得精神。”吃过午饭，母亲连碗都没顾上洗，顶着日头就往安木店走。她的身影在热浪里晃了晃，像一株被晒蔫的庄稼，却走得格外急切——那时候农村的姑娘，十九岁还没定亲，家里人心里都像揣着团火，又急又怕。

下午母亲回来时，裤脚沾着泥，手里捏着张照片。照片上的周忠耕穿着旧军装，眉峰英挺，嘴角带着笑，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九姑和三姐凑在煤油灯前，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三姐的脸颊泛起红晕，像熟透的桃子。九姑拍着大腿说：“得去看看真人！”第二天一早，我们顶着晨露出发，空气里还飘着昨夜雨水的湿气，路边的稻田里，青蛙呱呱叫着，像是在为这场“相看”伴奏。

去周忠耕家的路要经过安木店的打米房，机器轰鸣声混着稻谷的香气扑面而来。再往双河街方向走，半坡上的土房子在绿树间若隐若现。周忠耕家的五间土房是村里少有的“洋气”样式，屋檐下挂着红辣椒，院子里堆着金黄的玉米棒。他站在门口迎接，一米七五的个子，肩膀宽厚，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三姐站在他身边，一米五六的矮胖身材显得有些拘谨，却忍不住偷偷抬眼看他。那天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我们坐在院子里吃晚饭，周忠耕给三姐夹菜，两人的手不小心碰到一起，又慌忙缩回，惹得大人们一阵善意的笑。

那年冬天，母亲带着我去周忠耕家商量婚事，天空飘着细碎的雪粒子，落在脸上凉丝丝的。三姐已经在周家干农活了，粗布棉袄裹着她略显臃肿的身子，却掩不住眼里的喜气。周家宰了只羊，灶台上的铁锅里，仔姜炒羊肝的香气混着羊肉汤的醇厚，在寒冷的空气里弥漫。我捧着粗瓷碗，喝了一口热汤，暖意从喉咙一直滑到心底——那时候的农村，能吃到羊肉，是只有办大事才有的待遇。

1981年冬天再去周家，是喝三姐生女儿的“酒碗”。那晚雪下得很大，棉絮似的雪花落在屋顶，积了厚厚一层。我躺在客房的床上，棉絮里的風子和跳蚤咬得我浑身发痒，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寒风呼啸着，像有人在哭，我心里莫名有些烦躁——三姐嫁过来才两年，就生了女儿，在农村，没生儿子总归是抬不起头的。

后来我去双河街赶场，路过三姐家时会进去喝口水。有次碰上周忠耕收拾行李，他说要去昆明打工。三姐抱着小女儿站在门口，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像撒了把盐。她没说话，只是用力攥着女儿的襁褓，指节泛白。我知道，她心里一定很难受，丈夫要远走他乡，留下她一个人带孩子、种庄稼。过了几年，三姐又生了一个女儿。后面，我去三家家那个院子里，她两个女儿还高兴的接过我给她们的糖果和煎花生。

今年春节回资中，大年二十九在二姐家过年。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二姐说起三姐的外孙儿去年在县城办了婚礼，场面很隆重，九姑已经八十多岁，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却笑得眼睛眯成缝。我望着窗外的雨幕，忽然想起1978年的夏天，母亲顶着烈日去安木店说媒的场景。那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田埂上全是劳作的人影，孩子们追着跑着，笑声能传二里地。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去了城里，老房子空了，田埂荒了，连猪圈都塌了。时间像流水，带走了人丁兴旺的热闹，却留下了那些关于媒妁之言、关于生离死别的记忆。那些夏天的烈日、冬天的风雪，还有母亲奔波的身影，都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宝藏——它们让我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也让我明白，那些看似“旧时代”的习俗里，藏着多少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