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集长篇小说连载•山河沉浮 （第八回）

岁月倾城

50集长篇小说连载•山河沉浮

作者 / 岁月倾城

美编号：73598086

第八回 督军逼宫龙旗落 护法烽烟南北分

. 民国六年的北平，春寒料峭，却比往年更添了几分肃杀。自黎元洪与段祺瑞因对德宣战问题公开决裂，府院之争已呈水火之势。中南海的湖冰初融，漾着冷冽的波光，却照不暖居仁堂内黎元洪心中的寒意。那寒意不是从湖面吹来的风带来的，而是从骨子里渗出来的——一个手中无兵的总统，在这武人当道的世道里，便如无根的浮萍，看似居于庙堂之上，实则随时可能被风浪卷走。

红墙黄瓦的紫禁城沉默地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像一个巨大的历史旁观者，冷眼看着这座古都在新时代的漩涡中挣扎。它见过太多兴亡，听过太多誓言，也见证过太多誓言被碾碎在铁蹄之下。如今的这一出，在它看来，不过是又一场闹剧罢了。

街市上，报童们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尖声叫卖着最新的时局新闻，声音又尖又脆，划破了清晨的薄雾：“看报看报！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段总理强硬表态！”“看报看报！督军团集结北平，局势一触即发！”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前门大街，车上挤满了神色匆匆的市民，他们的脸上带着对时局的忧虑和对生计的焦灼——这两样东西，在这个年头，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分也分不开。新思潮与旧传统在这里碰撞，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西式建筑林立，门前站着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而胡同深处依然回荡着冰糖葫芦的叫卖声和京胡的呜咽。拉胡琴的老人闭着眼，咿咿呀呀地唱着不知名的曲调，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无关。他的胡琴声在胡同里飘荡，穿过灰砖墙和褪色的门楣，最终消散在凛冽的空气里，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一日，三月四日，国务院会议厅内，气氛剑拔弩张。
长条会议桌两侧，文武官员分坐，泾渭分明。段祺瑞一身戎装，腰佩军刀，目光如电，逼视着主位上的黎元洪。他身后，倪嗣冲、张怀芝等皖系督军派来的代表个个面色冷硬，手按腰间，虽未佩刀，却自有一股杀伐之气。厅内的暖炉烧得正旺，煤块在铁炉子里烧得通红，发出细微的噼啪声，却驱不散那几乎凝滞的冰冷空气。墙上悬挂的孙中山肖像和五色国旗，在这群对立的人影映衬下，显得格外肃穆，仿佛也在注视着这场无声的对峙。
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茶水以及旧纸张混合的味道——那是权力的味道，也是阴谋的味道。
“总统！”段祺瑞的声音洪亮，不容置疑，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射向黎元洪，“对德绝交已行，宣战之事岂容再拖？欧战局势已明，协约国胜算大增。我国早日参战，战后方能争取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此乃国家利益所在，绝非祺瑞一己之私！”
他猛地挥出一叠文件，纸张哗啦作响，在寂静的会议厅里格外刺耳：“各省督军联名电文在此，皆敦促中央速定大计！民意如此，总统还要固执己见吗？”
他的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位官员，带着毋庸置疑的压迫感。那些被他目光扫到的文官都不自觉地低下了头，仿佛被一柄无形的刀锋掠过头顶。有人偷偷瞥了一眼黎元洪，又迅速移开视线——在这个世道，站错队是要命的。
黎元洪身着西装，试图保持总统威仪，但微微颤抖的手指暴露了他内心的惶恐。他面前也放着一叠文件，是国会多数议员联署的反对立即宣战意见书。他能感觉到身后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他清了清嗓子，声音略显干涩。
“芝泉兄，非是元洪固执。”黎元洪尽量让声音平稳，却难免带上一丝沙哑——那是一种长期在压力下说话才会有的沙哑，“对德宣战乃国家大事，关乎国运民生，必须经国会慎重讨论，依法程序通过。如今国会内异议甚多，各方意见尚未统一，岂能强行表决？所谓各省督军联名——”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仿佛要汲取一些勇气，直视段祺瑞锐利的眼睛，“究竟是真民意，还是……”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声音压低了几分，但在寂静的会议室里依然清晰可闻：“有人假借民意，以军权胁迫政治？”
这句话仿佛耗尽了他在这个房间里积攒的所有勇气。说完后，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沿着鬓角缓缓滑落，痒痒的，但他不敢去擦。
“总统此言何意？”段祺瑞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盏作响，几滴褐色的茶水溅落在光亮的桌面上，如同泼洒的污点，缓缓洇开，“国会议员空谈误国，只顾党派私利，何曾顾及国家大局？若事事迁就国会，国家大事何时能决？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事！”
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带着武人特有的蛮横，在整个大厅里回荡。他身后的督军代表们纷纷点头，发出低沉的附和声，像一群被激怒的野兽喉咙里滚动的低吼。
“莫非总理所谓的非常之事，便是效仿前清‘皇族内阁’，视国会如无物？视《约法》如废纸？”黎元洪身边的教育总长范源濂忍不住出声讽刺。他推了推眼镜，脸上因激动而泛起红晕，手指因为用力握着茶杯而指节发白。他是文人，骨子里有一种文人的倔强——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
段祺瑞冷笑一声，目光如刀般扫过黎元洪及其支持者：“范总长好大的帽子！祺瑞一心为国，天地可鉴。若总统与国会诸公一味阻挠，致使国家错失良机，恐天下督军寒心，届时生出什么事端，祺瑞亦难掌控！”
　　威胁之意，赤裸裸不加掩饰，如同出鞘利刃，横亘在所有人面前。
　　会议厅内一片死寂。只有暖炉里煤块燃烧发出的噼啪声，和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的电车铃声。那铃声听起来那么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个不需要在这间屋子里如坐针毡的世界。
　　会议最终不欢而散，留下的只有冰冷的沉默和更深的裂痕。 黎元洪回到居仁堂书房，只觉得浑身冰冷，仿佛刚才会议厅里的寒气已渗入骨髓。他挥退了侍从，独自站在巨大的玻璃窗前。窗外，中南海的残冰在水面漂浮，枯枝在早春的寒风中摇曳，天色阴沉得如同泼墨，仿佛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总统的名号在这乱世之中，竟轻飘飘的如同窗棂上抖动的窗纸，风一吹就破了。
他想起自己从副总统继任总统时的情景，想起那些恭维的话、那些庄严的承诺、那些在镁光灯下拍下的照片。如今想来，都像一场梦。而梦醒之后，他发现自己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兵，没有钱，只有一纸《临时约法》和一座空荡荡的总统府。这两样东西，在这个世道里，一文不值。
“总统，段祺瑞其心可诛！”秘书长丁世峄匆匆进来，面色惊惶，甚至连门都忘了敲，呼吸急促，“刚得到密报，他正在暗中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恐将于近日对国会不利！那些人多是地痞流氓，受了银钱和指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黎元洪猛地转身，脸上血色尽失，声音都有些变调：“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我们的人亲眼所见，那些人在端王府夹道附近聚集，由陆军部次长傅良佐的人指挥操练！口号都编好了，就是要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丁世峄急声道，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手帕湿透了，他攥在手里，不知所措。
　　黎元洪长叹一声。那叹息声中充满了绝望和疲惫——不是一个人的疲惫，而是一个时代的疲惫。他无力地跌坐在黄花梨木的靠背椅上，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一声叹息的回响。
他手中无兵，唯一的武器只剩下《临时约法》和国会程序。然而在这枪杆子决定话语权的乱世，法律与程序在赤裸裸的武力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如同纸张面对烈火。他感觉自己像是一艘失去舵手的船，正被狂风巨浪推向未知的、布满暗礁的海域。
　　窗外，一阵冷风呼啸而过，吹得窗棂呜呜作响，像无数冤魂在哭泣。 就在北平政争趋于白热化之际，关外辽宁抚顺，一座名为大山坑的煤矿深处，正上演着比政治博弈更为残酷、更为直接的人间惨剧。
那里的黑，是吞噬一切光明的黑，是煤尘弥漫、只有瓦斯灯一点幽光的黑；那里的冷，是渗入骨髓的阴冷，是地底深处常年不见阳光的潮湿寒气。而那里的苦难，是坐在北平总统府里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即便想象了，也未必会在意。
农历正月廿九（公历二月廿一日），凌晨。地下数百米深处，巷道纵横交错，如同地狱的迷宫。昏暗的瓦斯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勉强照亮矿工们黝黑、被煤灰彻底覆盖而显得麻木的脸庞。空气混浊不堪，浓重的煤尘颗粒几乎肉眼可见，吸入肺中带着砂纸摩擦般的刺痛感。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特有的甜腻气味——那是死亡的气息，是高浓度瓦斯悄然蔓延的征兆。
日本监工龟田和中国的工头提着粗长的皮鞭，穿着厚重的皮靴，靴底踩在煤渣上发出嘎吱的声响，在巷道间来回巡视。呵斥声、鞭打声与挖煤的镐头声、拖运煤车的吱呀声、矿工们沉重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地狱的劳作交响乐。
“快干！快干！八嘎！磨磨蹭蹭地想死吗？大日本帝国和奉天的督军都需要煤！偷懒得死了死了的！”龟田的咆哮声在低矮狭窄的巷道中回荡，震得煤壁上的碎屑簌簌落下。他手中的皮鞭随意一甩，抽在一个动作稍慢的年轻矿工背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那矿工痛得闷哼一声，脊背上立刻渗出一道血痕，却不敢停下手中的活计，反而更加拼命地挥舞起铁镐——因为他知道，停下意味着更多的鞭子，甚至意味着今天的工钱泡汤。而今天的工钱，是家里几口人明天的口粮。
一个满脸深刻皱纹、看上去有五十多岁实则刚满四十的老矿工王叔，低声对身边的年轻矿工说：“二娃，觉不觉得今天气味儿特别冲？跟往常不一样，甜丝丝的，怕是……瓦斯又浓了……”
他的声音干涩沙哑，充满了恐惧——那种在黑暗中待久了、对死亡气息异常敏感的恐惧。他一边说一边警惕地望了望监工的方向，手里的镐头却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说话可以，但手不能停。手一停，命就悬了。
“王叔，别瞎说，不想活了？”年轻矿工二娃紧张地看了看不远处正盯着他们的工头，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压低了声音，“让日本人听见，又得吃鞭子。咱这命，不值钱，能多干一天换点粮米，让俺娘和妹子多吃一口窝头，就是造化。”
他不过十八九岁，眼神里却早已失去了这个年纪应有的光彩，只剩下疲惫和对饥饿的本能恐惧。他的手掌磨满了血泡和老茧，混着煤灰，黑红一片，像两块烧焦的树皮。他的肋骨一根根凸出来，在煤灰覆盖下依然清晰可见——那是长期营养不良留下的印记。
王叔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喉咙里全是煤灰。他叹了口气，皱纹里嵌满了洗不掉的黑色：“这鬼地方，进来就别想全乎出去。肺痨、塌方、瓦斯……早晚的事。就盼着多挣几个大子儿，让家里婆娘娃娃多吃一口饭，饿不死就行。”
　　他想起了山东老家逃荒前那几亩龟裂的田地，和眼巴巴望着他的孩子们。他想起了离开那天的情景——妻子站在村口，怀里抱着最小的孩子，眼泪无声地流。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如今，那些面孔在黑暗中越来越模糊，只有手里的镐头是真实的。
　　手上的镐头挥得更用力了些，仿佛那能砸碎这无尽的黑暗，砸出一个能看见阳光的未来。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对话的此刻，致命的瓦斯浓度已经悄然达到了爆炸的临界点。任何一点火星——一盏不规范的矿灯，一次铁镐与矸石的猛烈撞击，甚至一件化纤衣物产生的静电——都足以点燃这片死亡之海。 当日清晨六时许，一声沉闷得如同大地心脏爆裂的巨响，从地层最深处猛然传出！
那声音不似人间所有，仿佛洪荒巨兽的怒吼，震得整个大地都在颤抖！紧接着，大地剧烈震动，顶板上的煤块和碎石暴雨般落下！井口猛地喷出巨大的、夹杂着煤尘的火柱和浓烟，碎石、木屑、断裂的金属工具以及模糊的、燃烧的人体碎片，伴随着井下传来被瞬间扭曲、中断的凄厉惨叫声，飞溅而出！
那些惨叫声没有持续太久——几秒钟后，井下就彻底安静了。
巨大的冲击波将井口附近的工棚和设施掀翻、摧毁，火光冲天，映红了拂晓阴沉的天空。那火光在几十里外都能看见，像一朵巨大的、带着血色的花，在黑暗中猛然绽放，又在黑暗中迅速凋零。
“爆炸了！瓦斯爆炸了！快跑啊！塌天了！”
井口附近侥幸未下井的工人惊慌失措，像没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哭喊声、尖叫声撕破了拂晓的天空。许多人被气浪掀翻在地，满脸满身都是黑灰和血污，爬起来继续跑，跑了两步又摔倒，再爬起来，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跑，只是本能地要离开那个地方。
然而，井下那数百名正在作业的工人根本无处可逃。
剧烈的爆炸摧枯拉朽般地摧毁了主要巷道和通风设施，火焰如同地狱的怒舌，瞬间吞噬了最近的生命。致命的一氧化碳等毒气则如同无声的死神，迅速弥漫到每一个角落，无情地掠夺着氧气和生机。许多人甚至在瞬间就失去了知觉，更多的人则在窒息与灼烧的巨大痛苦中绝望地死去。他们的手指往往因最后的挣扎而深深抠入坚硬的煤壁之中，指甲脱落，血肉模糊，留下十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二娃在最后一刻，仿佛看到了老家田埂上金黄的麦浪。他看到了娘站在村口等他回家，手里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玉米糊糊。他想喊，却喊不出来。黑暗吞噬了他最后的意识。
王叔奋力想将身边一个吓傻了的少年推向似乎更安全的方向。他用尽全身力气，把那少年推出去几步远。但那几步远什么也改变不了。黑暗、高温和毒气吞噬了一切。
王叔倒下的那一刻，心里想的是：家里婆娘娃娃，怕是等不到我回去了……
地面上一片混乱，如同末日降临。
日本矿主小山田太郎和中国管理人员最初的惊慌过后，第一时间不是组织有效救援，而是下令封锁消息，优先抢救矿井设备和重要的文件资料，并试图封闭井口以防止“毒气扩散”，实则是为了掩盖事故的真实规模，拖延救援，任由井下的中国矿工自生自灭。
在他们眼中，这些中国苦力的性命，远不如矿井尽快恢复生产来得重要。死几个人算什么？再招就是了。山东、直隶有的是活不下去的农民，一张卖身契换几块大洋，有的是人来。
“快！封锁现场！不准任何人靠近！记者一律挡在外面！里面的，能救设备先救设备！”小山田用日语声嘶力竭地喊道，脸上带着惊恐和冷酷交织的复杂表情。
中国工头则带着打手，粗暴地驱赶闻讯赶来、哭喊着要下井救人的矿工家属。那些家属大多是女人和孩子，跪在地上哭，哭得撕心裂肺，工头们不为所动，甚至动起了棍子。
“让开！让我下去！我男人还在里面！”一个女人疯了一样往里冲，被两个打手架住，拖出去扔在地上。
“爹！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跪在井口边，对着黑漆漆的井口喊，声音已经嘶哑了。没有人理他。
消息被严密封锁，矿场被军队和警察团团围住，家属们哭天抢地却被阻隔在外，形成一道绝望的人墙。但如此巨大的灾难岂能完全掩盖？浓烟和火光无法隐藏，悲痛的蔓延无法阻挡。数日后，零星的消息终于透过层层阻碍，传到关内。
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报纸顶着压力披露部分真相：抚顺大山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据估计遇难矿工超过九百人！
举世震惊。
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九百多个破碎的家庭，是父母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报纸上简短的数字，是无法形容的深重苦难。九百多人，在北平那些大人物的公文里，不过是“抚顺矿难，死九百余人”几个字，轻飘飘的，像一阵风就吹散了。可在那些破碎的家庭里，每一个数字都是一座山，压得人一辈子也喘不过气来。
这九百多条性命，大多是来自山东、直隶的破产农民，为了一口饭吃，签下卖身契般的包身工合同，最终葬身于黑暗的井下，尸骨难寻。他们的死亡，在北平那些忙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和政客们眼中，不过是一串冰冷的数字，甚至不如一笔来自外国银行的贷款、一单能武装自己部队的军火生意来得重要。
他们的血泪，无声地渗入了东北的黑土地。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闭上眼的那一刻，最后想到的是什么。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李大钊得知这一惨剧的详细报道后，悲愤交加，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震得笔墨纸砚为之跳动。
他对围绕在身边、同样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沉痛地说道：“同学们，你们都看到了！抚顺惨案，九百余同胞瞬间殒命，谁之过欤？”
他拿起报纸，手指因激动而微微颤抖：“曰：日本殖民者之贪婪，中国军阀之昏聩，政府之无能！矿工之血，不啻是对这吃人社会最沉痛之控诉！彼等每日深入地狱，为国家掘光明之煤，自身却永陷黑暗。此等惨状，若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必将继续上演！”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回荡，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那些年轻的眼睛里，有愤怒，有悲伤，有困惑，也有一团正在燃烧的火。
　　当晚，他在《新青年》上奋笔疾书，文章字字泣血，笔锋直指这黑暗的社会根源。他写道：“同胞们，你们可知，在你们安然读书、安然入眠的夜晚，有九百多个灵魂在地底永远闭上了眼睛？他们用血肉之躯为这个国家挖掘光明，自己却永世沉沦于黑暗。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而改变它的责任，落在每一个还活着、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跳动的心的人身上！”
　　这篇文章迅速在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流传开来，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和愤慨。课堂里、宿舍内、茶馆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激烈地讨论、思考：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仅仅更换总统、总理，或者依靠某个军阀，能否真正改变这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能否让抚顺的悲剧不再重演？
　　一种寻求根本变革的思潮，正在悲愤中悄然孕育、滋长。未名湖畔，三三两两的学生聚在一起，争论着，思考着，他们的眼中燃烧着困惑、愤怒与寻求真理的光芒。那光芒虽然微弱，却在这个寒冷而黑暗的冬天里，倔强地亮着。 抚顺的悲号尚未在人们心头平息，北平的政治风暴已至顶点，以一种更加丑恶的方式爆发出来。
五月十日，国会众议院即将再次讨论对德宣战案。段祺瑞深知国会内反对声浪仍高，常规手段难以通过，遂决意铤而走险，动用非常手段，不惜撕下所有民主的伪装。
这一日，国会街一带气氛诡异。
清晨起，便有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他们穿着长衫短打，身份各异，有的像是市井商贩，有的像是落魄文人，更多的则是面露凶光、举止粗鲁的地痞流氓模样的人。这些人彼此交换着眼色，低声交谈，渐渐将众议院会场包围起来，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附近的警察明显增多了，但他们似乎并不关注这群不速之客，只是懒散地站着，目光游离，偶尔还对那些“请愿者”点头示意。卖早点的小贩推着车，惊恐地看着这不同寻常的景象，匆匆离开，连摊子都来不及收。
上午十时左右，议员们陆续到场，立刻察觉到气氛不对。人群中有眼尖者认出了几个段祺瑞麾下军官，如傅良佐、王揖唐等人的手下，正混迹在人群中低声指挥。议员们试图进入会场，却被这群人有意地阻挠、推搡。
“让开！我们要进去开会！你们是什么人？”一位穿着体面西装的议员试图推开挡路的人，厉声喝道。
“开会？开什么会？是不是又要卖国？”一个流氓嬉皮笑脸地挡在前面，就是不让他过。
“你们要干什么？这里是国会重地！岂容尔等放肆！”一名国民党籍议员厉声质问，试图推开面前一个身材魁梧、满脸横肉的汉子。
那汉子却纹丝不动，反而推了议员一把，险些将他推倒。这时，一个头目模样、穿着丝绸长衫却掩不住一身戾气的人站出来，阴阳怪气地喊道：“我们是公民代表！来请愿的！对德宣战是国家大事，关乎民族存亡，你们这些议员为什么拖拖拉拉？是不是拿了德国人的马克？做了汉奸？”
他的声音尖利而充满煽动性，像一把刀子，划破了清晨的空气。
“对！必须今天通过宣战案！”“不通过就别想开会！也别想走！”“卖国贼！打死这些拿洋人好处的卖国贼！”
人群顿时鼓噪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混乱不堪。他们打着“公民请愿团”“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等各种光怪陆离的旗号，实则完全受命于段祺瑞的心腹傅良佐、王揖唐等人，所谓的“请愿书”也是早已拟好的统一文本。一些“请愿者”甚至开始向议员们投掷烂菜叶和石块。
议员们被困在场内，无法正常开会，群情激愤。国民党籍议员邹鲁愤然登台，大声疾呼，声音因愤怒而颤抖：“诸位同仁！诸位同胞！此乃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假公民之名，行暴力之实！民国国会乃民意代表机构，乃四万万同胞之喉舌，岂容如此践踏！我等今日若屈服于如此暴力之下，还有何面目见天下民众？有何资格代表四万万同胞？”
他的话语激起场内许多议员的共鸣，台下响起一片愤怒的附和声。包括许多原本中立者，也感到屈辱，纷纷响应，拒绝在被胁迫下开会表决。有人站起来高喊“宁死不屈”，有人拍着桌子骂“段芝泉狼子野心”，有人默默流泪——为这个国家的命运流泪。
僵持至下午，“公民”们愈发嚣张。在得到暗中指令后，他们竟强行冲入会场，对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进行殴打！
现场顿时一片大乱。桌椅被掀翻，墨水瓶飞溅，文件四处飞散。惨叫声、怒骂声、流氓的哄笑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污水。
“打！打这个卖国贼！”“让你反对段总理！”“哎哟！你们……你们无法无天！”
议员郭同、龚政等十余人被打伤，头破血流，鲜血溅洒在庄严的议席之上，染红了深色的木质桌面，构成一幅极其讽刺和骇人的画面。那血迹在桌面上缓缓流淌，像一条条红色的蛇，蜿蜒着爬过那些刻着议员姓名的铭牌。
“保护议员！叫警察！快叫警察！”议长汤化龙声嘶力竭地呼喊，脸色苍白如纸，被几个工作人员护着躲到主席台后面。
然而，本该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卫兵，却在外围袖手旁观，甚至是背对着会场，对里面的惨叫和混乱充耳不闻，显然是得到了上级的默许甚至明确的指令。有的警察甚至点起了烟，靠在墙边，悠闲地吐着烟圈，仿佛身后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无关。
　　这场暴力闹剧持续了近十小时，直至夜幕降临，段祺瑞才假惺惺地派兵来“驱散”请愿团，实则将其有序地护送离开。
国会尊严，在此日扫地殆尽。民国初年脆弱的民主制度，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会场内一片狼藉，血迹斑斑，如同刚刚经历了一场洗劫。被掀翻的桌椅上，散落着议员们没来得及带走的文件和眼镜，一只被踩碎的怀表指针停在下午三点十七分——那正是暴力最猖獗的时刻。
　　消息迅速传出，举国哗然，舆论沸腾。上海《申报》斥之为“北洋系武力逼宫之续幕，民主之大耻”；《字林西报》等外报称之为“东方民主遭遇的丑陋耻辱”，“一场精心策划的暴力闹剧”。
　　避居上海的孙中山闻讯，立即发表通电，严词谴责段祺瑞“蹂躏民意，破坏约法，形同叛逆”，并呼吁国会议员南下，另图救国。他的声音从上海传到广州，传到武汉，传到每一个还有良知的人耳中。 黎元洪在总统府内得知详细情形，气得浑身发抖，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碎片四溅，茶水浸湿了昂贵的地毯，像一片深色的泪痕。
“无耻！卑鄙！段芝泉竟行此禽兽之举！民国之体统，国会之尊严，尽丧于此！我与彼誓不两立！”
他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意识到与段祺瑞之间已无任何调和余地。两人中间隔着的已是破裂的法律和淋漓的鲜血——再也回不去了。
次日，段祺瑞非但毫无悔意，反而再次呈文黎元洪，态度强硬地要求解散在他看来“捣乱无能”的国会，彻底改组内阁。
黎元洪怒不可遏，在总统府紧急会议上拍案而起，声音因极度愤怒而嘶哑：“国会乃根据《临时约法》产生，乃民国之根本！段祺瑞公然操纵暴徒，殴辱议员，践踏法律，已完全丧失资格担任国务总理！其心可诛，其行可鄙！”
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声援、部分直系军阀冯国璋出于自身利益的暗示以及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黎元洪终于鼓起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勇气——于五月二十三日发布总统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
此令一出，如同引爆了早已埋好的火药桶。
段祺瑞当即离京赴天津，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表措辞激烈的通电，指责黎元洪的命令“未经总理副署，为非法无效”，并声称“各省军政长官皆不承认此乱命”。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发难，宣布安徽“独立”，脱离中央！紧接着，奉天张作霖、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河南赵倜、浙江杨善德、陕西陈树藩、直隶曹锟等八省督军纷纷通电宣布“独立”，并以进军北平相威胁！
北洋军阀们用最赤裸、最野蛮的方式表明：在这乱世之中，法律、程序、民意，在真正的枪杆子面前，是如此的一文不值。
　　北平顿时陷入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黎元洪手中无一支可信赖的军队，情势岌岌可危，总统府仿佛成了风暴中心一座摇摇欲坠的孤岛。电报房里，嘀嘀嗒嗒的声音响个不停，一封封宣告“独立”的电文如同雪片般飞来，堆满了黎元洪的案头，每一封都像是一份催命符。
　　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无助。夜风吹动窗帘，发出猎猎的声响，像无数人在远处呼喊。他不知道那些声音在喊什么，也许是“黎总统”，也许是别的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风声。
　　他又想起自己当年在武昌起义时被人从床底下拖出来、硬推上都督位子的那个夜晚。那时候，他以为自己赶上了大时代，以为自己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十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成。他还是那个被人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只不过换了一间更大的屋子罢了。 就在外界的混乱达到高潮之际，紫禁城内，却因这混乱而泛起一丝诡异的、不合时宜的希望涟漪。
自袁世凯死后，以张勋、康有为为首的前清遗老遗少始终未曾放弃复辟的图谋。张勋盘踞徐州，手握一支近两万人的“定武军”，全军顽固地保留辫子，号称“辫子军”，他本人则被戏称为“辫帅”。此人极端忠于清室，视民国为乱政贼窝，无一日不梦想着“恢复祖业”。他的书房里挂着溥仪的小像，每天早晚都要上香跪拜，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反对黎元洪，却一时找不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足以取代黎元洪的领袖人物。段祺瑞野心太大，难以控制；冯国璋态度暧昧，骑墙观望。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军阀，如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倪嗣冲等人，便暗中怂恿、诱导走投无路的黎元洪，去邀请那位貌似“中立”“效忠清室”因而可能超然于府院之争的张勋进京调停。
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先利用张勋这杆“旧枪”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再反过来以“共和捍卫者”的身份打倒搞复辟的张勋，自己重新掌权，名利双收。
这计策毒辣而周密，像一张织好的网，等着猎物自己钻进来。
已近乎山穷水尽、惶惶不可终日的黎元洪，竟真的病急乱投医，于六月一日下达了那道后来让他追悔莫及的命令：召张勋进京“共商国是”。
命令发出后，他心中忐忑不安，对心腹说道：“如今之势，如抱薪救火，只盼张绍轩真能顾全大局，勿负我所托。”语气中充满了不确定和最后的期望——那是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时的期望。
消息传到徐州，张勋大喜过望，将电报示于左右心腹，哈哈大笑：“天赐良机！天赐良机啊！大清复辟，正在今日！吾辈报效皇上的时候到了！”
他立即点起五千精悍的辫子兵，浩浩荡荡，乘坐火车北上，于六月八日抵达天津。火车汽笛长鸣，烟囱冒着浓烟，站台上满是拖着长辫、穿着号褂的士兵，引得天津市民纷纷侧目，窃窃私语。有老人看到那些辫子，恍惚间以为自己回到了十年前，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在天津，张勋先与段祺瑞的代表进行了秘密会谈。段方闪烁其词，暗示只要张勋能推倒黎元洪并解散那个讨厌的国会，一切后续都好商量。张勋误以为得到了段祺瑞的默许甚至支持，复辟之心更加炽热。遂在天津停下，向黎元洪提出最后通牒：必须先解散国会，否则绝不进京调停。
他的代表站在黎元洪面前，态度倨傲，像一位征服者在训斥战败者：“大帅说了，国会乃乱源，不除不足以平天下之气。请总统速速决断！”
黎元洪至此方知自己引狼入室，悔之晚矣。但在辫子军的武力直接威胁下，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六月十二日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签署命令时，他的手颤抖得几乎握不住笔，墨点滴落在纸上，晕开一团污迹，像一滴眼泪。此举无异于自毁《临时约法》的根基，背弃了自己作为总统的誓言，让他痛苦万分，却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他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喃喃自语：“我为国家计，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后世史笔，不知将如何评说我黎宋卿……”
声音充满了苦涩和无奈，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没有回答。
六月十四日，张勋这才得意洋洋地率他的辫子军，以“调停人”和“征服者”的双重姿态，进入北平城。
辫子军进城，景象骇人：士兵们脑后拖着长长的、油腻的辫子，身着早已过时的号褂，扛着老式步枪，队伍杂乱无章，如同从前清穿越而来的幽灵。他们纪律涣散，在街上横行霸道，随意征用民房物资，强买强卖，引得市民侧目，惶恐不安。小孩子们吓得躲在大人的身后，偷偷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兵老爷。
“娘，他们脑袋后面怎么拖着根绳子？”一个小孩天真地问。
“嘘！别瞎说！快回家！”母亲赶紧捂住孩子的嘴，惊恐地拉着孩子躲开。她的手在发抖，脚步急促，仿佛身后追着一群鬼。
北平城笼罩在一片怪异而压抑的气氛之中，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弥漫在空气中。茶馆里没人敢大声说话，胡同里多了许多关得严严实实的门，街上行人稀少，连卖糖葫芦的都不见了踪影。
张勋入京后，并不急于“调停”府院之争，而是立即密电各地的遗老，尤其是被他们尊为“文圣”、寓居上海的康有为，火速进京“共襄大事”。同时，他频繁出入紫禁城，叩见溥仪和瑾太妃，声泪俱下地声称：“臣张勋，世受国恩，誓死恢复大清江山！此番进京，正为此事！恳请皇上再登大宝，重振朝纲！”
溥仪似懂非懂，瑾太妃则既期待又担忧。她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张勋，心里五味杂陈。她不知道这是福是祸，但复辟这两个字，像一颗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七月一日凌晨，张勋穿上清廷的一品官服，率领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梁敦彦等一干人涌入紫禁城。
养心殿内，十二岁的溥仪被从睡梦中唤醒，懵懵懂懂地被太监和遗老们扶上那久违的龙椅。殿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一张张激动而又惶恐的脸。那些脸在烛光下忽明忽暗，像一群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鬼魂，穿着十年前的衣裳，说着十年前的话，做着十年前的梦。
张勋率众人匍匐在地，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声音在空旷的大殿回荡，带着一种不合时宜的狂热：“臣等奏请皇上复位，光复大清！拯黎民于水火，挽国运于既倒！”
溥仪吓得不知所措，茫然地看向一旁的瑾太妃和师傅陈宝琛。陈宝琛激动得老泪纵横，声音颤抖：“皇上，快答应吧！快答应吧！大清复辟了！这是列祖列宗显灵啊！天命再次归于我朝！”
于是，在张勋、康有为等人的操纵下，溥仪发布“即位诏”，宣布“临朝听政，收回大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张勋自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封忠勇亲王；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俨然帝师；其余遗老、投机政客纷纷受封官职。
一时间，北平城内龙旗飘扬——许多是紧急用床单被面赶制的，画着歪歪扭扭的龙纹，远看像一条条垂死的蛇。前清的袍褂顶戴又从箱底翻了出来，街市上尽是脑后拖着真辫子或匆忙缝上假辫子的人，光怪陆离，如同一出荒唐透顶、时空错乱的历史闹剧。
鞭炮声零星响起，更多的是市民们惊疑不定的目光和紧闭的门户。有人悄悄把五色旗收起来，藏在床底下；有人连夜把辫子剪了，怕被当成前朝遗老抓走；有人站在门口看热闹，脸上挂着一种说不清是笑还是哭的表情。
黎元洪在总统府闻此剧变，惊怒交加，悔恨不已。他断然拒绝张勋的“奏请”，并立即签署命令，重新任命那个他刚刚罢免的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责成其起兵讨逆，同时电告副总统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
　　随后，他深知大势已去，在夜幕掩护下，携总统印信，在美国使馆护卫下，仓皇逃离了中南海，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
　　这位名义上的民国总统，最终以如此狼狈的方式，结束了他短暂而充满挣扎的政治生涯。汽车驶过寂静的街道，黎元洪回头望了一眼夜色中模糊的总统府轮廓，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和失败感。
　　他想起自己三年前入主中南海时的情景，想起那些欢迎的人群、那些欢呼的声音、那些明亮的灯火。如今，一切都没有了。只有黑暗，只有沉默，只有身后越来越远的总统府，像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梦。 张勋复辟的这场闹剧，恰恰给了段祺瑞一个绝佳的、洗白自己并重新夺回权力的机会。
在天津寓所，段祺瑞得知复辟消息，不怒反笑，对心腹徐树铮说：“张绍轩此等蠢夫，真乃天助我也！我等正好借此良机，挽狂澜于既倒，成就一番伟业！”
他立即摇身一变，打起了“再造共和”的崇高旗号，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原本暗中支持张勋或保持沉默的各省军阀，见风使舵，纷纷通电反对复辟，支持段祺瑞“捍卫共和”。电报再次如雪片般飞来，这次却是对段祺瑞的拥戴。
七月三日，讨逆军在天津马厂誓师。
校场上旌旗招展，枪械如林，士兵们队列整齐，气势如虹。段祺瑞一身戎装，站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发表演说，声音通过简陋的扩音器传遍全场：“逆贼张勋，挟持幼帝，背叛共和，倒行逆施，人神共愤！我等身为民国军人，誓当讨逆剿匪，再造共和！捍卫民国，虽死无憾！”
台下响起震天的口号声：“讨逆剿匪！再造共和！捍卫民国！”那些声音汇成一股洪流，在旷野上回荡，震得远处的树叶都在颤抖。
誓师完毕，段祺瑞以段芝贵为东路司令，曹锟为西路司令，率北洋精锐数万人，乘坐火车，浩浩荡荡进攻北平。军列呼啸，炮口指向古老的京城。
辫子军人数既少，装备又差，军纪涣散，毫无现代作战经验，根本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讨逆军的对手。稍作抵抗便溃不成军，纷纷作鸟兽散。战场上，随处可见丢弃的辫子、号褂和老式步枪，像一场荒诞戏落幕后的道具。
七月十二日，讨逆军攻入北平城。
辫子兵四处逃窜，为了活命，纷纷剪掉那被视为忠诚象征的辫子，扔掉号褂，混入百姓中逃命。“快！快剪了！讨逆军见着留辫子的就抓！”街上乱成一团，剪刀不够用，有人用菜刀砍，有人用火烧，还有人干脆用手扯，疼得龇牙咧嘴，但命要紧。
讨逆军的飞机——几架简陋的双翼机——向紫禁城内投下了三枚小炸弹。炸弹落地的声音不大，却震得宫内的太妃、太监、宫女们魂飞魄散。溥仪吓得大哭，被太监们抱着躲进了地下室。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轰炸，象征着现代战争方式的到来，也彻底击碎了紫禁城内复辟的迷梦。
张勋复辟的美梦，仅持续了十二天便彻底破灭。他本人仓皇逃入荷兰使馆避难。溥仪再次宣布退位，重新躲回紫禁城那看似安全的高墙之内，但经此一吓，他幼小的心灵更加明白了自己处境的脆弱和危险，也埋下了日后寻求复辟和出走的种子。
皇宫内又恢复了往日的死寂，只是多了几分惊魂未定的气氛。太监们私下议论那天的炸弹，说那声音像打雷，又不像打雷，是天罚，是老天爷在发怒。没有人知道，更大的雷还在后面。

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态，在万众欢呼中重返北平。
车站欢迎仪式隆重，各界代表手持小旗，口号声不断。那些小旗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鸟在扑扇翅膀。段祺瑞从车厢里走出来，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镁光灯闪烁，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按下快门，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此刻，他不再需要国会和黎元洪的制约——国会已被黎元洪应张勋要求解散，黎元洪自己也通电下野，声名扫地。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但北洋实权尽在掌控着北平政府、手握重兵的段祺瑞手中。
大权独揽的段祺瑞，不再有任何阻碍。八月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发布《大总统布告》，宣布“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中国正式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
公告贴在街头的布告栏上，引来市民围观，人们议论纷纷，大多不明所以，只知道这又是大人物们决定的大事。一个拉洋车的车夫问旁边的老头：“这宣战是啥意思？咱跟德国人打起来了？”老头摇摇头：“谁知道呢，反正跟咱老百姓没啥关系。”他顿了顿，又说：“不对，打仗就得加税，加税就跟咱有关系了。”两人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
然而，段祺瑞参战的真实目的，并非真为了派遣大量劳工和少数军队远赴欧洲战场，而是借此“参战”之名，向日本大肆借款，扩充皖系实力，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这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
日本政客西原龟三多次来华，通过一系列经济、军事借款合同，日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战略资源以及中国的军事组织，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段祺瑞与日本顾问和银行家们频频会晤，觥筹交错之间，国家利权被大量抵押。那些合同上的字写得端端正正，盖着鲜红的印章，却是一笔笔卖国的账。
　　孙中山在上海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他发表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段祺瑞“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对外宣战、“对内毁法”的行径，实质上比张勋的愚蠢复辟更具危险性和欺骗性。
“段氏之共和，乃假共和；其参战，乃图私利；其借款，乃卖国行径！”
　　他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准备南下广东，开辟新的战场。他站在黄浦江边，望着浑浊的江水，对身边的同志坚定地说：“北方局势已不可为，唯有南方，尚有可为之地。我们必须为守护约法、守护共和而战！”
　　江风吹动他的长衫，猎猎作响。他的目光越过江面，越过那些停泊在码头上的外国军舰，望向远方——那里有广州，有希望，有一面还没有倒下的旗帜。

南方的广州，因北洋集团的混乱和倒行逆施，再次成为革命力量和反对势力的汇聚中心。
七月下旬，孙中山偕同部分国会议员、海军总长程璧光（率海军舰队主力）南下广州，呼吁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广东省长朱庆澜和部分滇、桂军阀出于对抗段祺瑞“武力统一”南方、维护自身地盘的需要，暂时支持孙中山的主张。
珠江码头上，人群涌动，欢迎孙中山的到来。“拥护孙先生！”“恢复约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那些声音里有真诚的热忱，也有利益的算计，但在那一刻，它们汇在一起，像珠江的潮水，拍打着码头的石阶。
八月二十五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会场气氛热烈而凝重。九月一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为元帅。九月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发表慷慨激昂的就职宣言，痛斥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宣布“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
他就职时，身穿大元帅礼服，目光炯炯，充满了再次奋斗的决心。但在他坚毅的外表下，也藏着深深的忧虑——他知道，那些西南军阀并非真心拥护革命，他们不过是利用“护法”这块招牌来对抗北洋，保全自己的地盘。革命的道路，从来不会平坦。
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再次出现南北两个政权公开对峙、分庭抗礼的局面。民国陷入了深刻的分裂之中。广州城头，换上了军政府的旗帜，与北方的五色旗遥遥相对，像两块永远无法拼合在一起的碎片。
段祺瑞岂容南方挑战其权威？他立即决定实施“武力统一”政策，命令其心腹、湖南督军傅良佐进攻拥护护法的湖南南部地区；另派大军进入四川，讨伐支持护法的滇黔军队。护法战争正式爆发，战火重燃中国大地。
一道道作战命令从北京发出，军队开始调动，铁路线上再次挤满了运兵的列车。那些列车哐当哐当地驶过田野和村庄，车上的士兵不知道自己要开往哪里，只知道又要打仗了。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麻木——在这个年头，打仗就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甚至比吃饭喝水还要平常。
战火首先在湖南衡山、宝庆一带燃起。北洋军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气焰嚣张；护法军则凭借复杂地形和本土作战的优势顽强抵抗。双方反复拉锯，争夺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炮声隆隆，枪声密集，村庄被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饿殍遍野。
一副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景象。
一位来自上海的战地记者在发回的报道中写道：“湘南之地，烽火连天。北军所至，拉夫派饷，抽丁夺粮，民不堪命。护法军亦需粮秣供应，百姓夹缝求生，苦不堪言。衡山脚下，尸骸枕藉；湘江水赤，断壁残垣处处可见。所谓共和与法统之争，于升斗小民而言，不过是又一场避之不及的兵灾罢了，唯愿战火早熄，苟全性命于乱世。”
　　他的报道被多家报纸转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对战争的反思。但同情和反思改变不了什么——炮弹不会因为有人同情就停下，子弹不会因为有人反思就转弯。战争还在继续，人还在死去。
　　战火并未局限于湖南，迅速蔓延至四川、广东、福建等十余省份。大小军阀纷纷借“护法”或“统一”之名，行扩张地盘、抢夺资源之实。中国陷入了更大规模、更加混乱的军阀混战时期，国家的前途似乎更加渺茫。
　　地图上，代表不同势力范围的色块交错变化，今天是“护法”，明天可能就倒戈投向北洋。昨天还称兄道弟的两个人，今天可能就兵戎相见；今天还在同一面旗帜下作战的两支军队，明天可能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这个国家，像一锅沸腾的粥，什么都在翻滚，什么都看不清。 就在国家分崩离析、战火重燃之际，在遥远的浙江海宁硖石镇，一场遵循旧式传统、仿佛与外界动荡毫无关系的婚礼正在徐徐举行。
这是乱世中另一个维度的生活，是古老中国日常节奏的一种延续，仿佛世外桃源，却又隐隐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远处的炮火声固然听不见，但思想的裂痕，却已悄然生成。
十月某日，秋高气爽，徐家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徐申如家是硖石首富，婚礼极尽铺张。硖石镇不大，首富家办喜事，几乎全镇都惊动了。从码头到徐家宅院，一路铺着红毯，路边挂着红灯笼。吹鼓手卖力地吹打着喜庆的乐曲，鞭炮声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火药香和酒菜香。
新郎徐志摩，时年二十岁，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家境富裕，才华横溢，是镇上公认的才子，对未来充满浪漫的憧憬。此刻他身着蓝色缎面长袍，外罩黑色马褂，胸前戴着大红绸花，更显得面如冠玉，英气逼人，只是眉宇间隐约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和无奈。
他对着镜子，由仆人整理着衣冠，心里想的却是北平的同学、西方的诗歌。他想起了在北大图书馆里读到的雪莱和拜伦，想起了那些关于自由和爱情的句子。他对这桩父母之命的婚姻，内心深处是抗拒的，却又无力反抗。他知道，在这个年代，在这个地方，忤逆父母是最大的不孝。他只能把那些叛逆的念头压在心底，等着有一天能够挣脱。
新娘张幼仪，年仅十五岁，出身宝山名门张家，其兄张君劢是后来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二哥张嘉璈则是著名银行家。这场婚姻，是典型的门当户对、家族联姻。此刻，她正坐在花轿里，凤冠霞帔，头顶大红盖头，双手紧张地绞着衣角。
她听说过徐志摩的才华，内心既仰慕又自卑，夹杂着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和作为新嫁娘的羞涩。花轿晃晃悠悠，外面的乐声、人声仿佛隔着一层纱，朦朦胧胧的，像一场梦。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只知道自己要离开娘家了，从此以后，她就是徐家的人了。
婚礼完全按照繁复的古礼进行。新娘在喜娘的搀扶下步步生莲，跨过火盆，踏上红毯；新郎在司仪的唱喏声中迎上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每一项仪式都庄重而冗长。
徐家父母徐申如夫妇满面春风，坐在高堂之上，接受新人的跪拜，对这门亲事极为满意——张家门第显赫，陪嫁丰厚无比，且张幼仪性情温婉，知书达理，在他们眼中是理想的儿媳，足以光耀门楣。宾客们纷纷上前道贺，说着“天作之合”“郎才女貌”的吉利话。
然而，新人之间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他们的婚姻完全由家庭包办，婚前仅凭照片定亲，几乎无任何交流。徐志摩内心早已向往西方自由恋爱和浪漫主义文学，对这场旧式婚姻本能地感到排斥和厌恶。
在司仪的唱喏声中，他用秤杆揭开新娘盖头的那一刻，看到一张端庄秀丽却稚嫩、充满惶恐与羞涩的脸庞。他心中涌起的不是喜悦，而是一种被传统、被家庭、被无形枷锁紧紧束缚的窒息感。尽管张幼仪并非无知村妇，他却在心里私下给她贴上了“乡下土包子”的标签，认为她无法理解自己精神世界的追求。
张幼仪则小心翼翼地遵循着一切规矩。盖头掀开的那一刻，她飞快地抬眼瞥了一下自己的丈夫，看到他清俊的面容和那双似乎带着审视意味的眼睛，她的心怦怦直跳，赶紧低下头去。她只想着努力做好徐家的媳妇，恪守妇道，相夫教子，获得大家的认可，却丝毫不知丈夫那颗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心中，早已对这段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判了死刑。
她看到的，是未来相敬如宾的安稳日子；他看到的，却是理想爱情的坟墓。
洞房花烛夜，红烛高烧，锦被绣榻。这对被时代和家庭捆绑在一起的年轻人，却相对无言。窗外是喜庆的锣鼓喧天和宾客的喧闹，窗内却是难以言说的尴尬、沉默与无形的隔阂。
“你……累了吧？”张幼仪鼓起勇气，低声问道，声音细若蚊蚋。
“嗯。”徐志摩淡淡地应了一声，目光望着跳动的烛火，不知在想什么。
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红烛的火焰跳动着，在墙上投下两个人影，近在咫尺，却像隔着一座山。他们的婚姻，如同当时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外表维持着传统的体面与光鲜，内里却已孕育着无法调和的深刻矛盾与变革的冲动。
　　徐志摩不久后即离家北上求学，继而出国留学，最终在英国邂逅林徽因，走上了追求灵魂伴侣、与张幼仪协议离婚的道路，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而这颗命运转折的种子，早已在一九一七年的这个秋天，在这看似喜庆祥和的硖石古镇，悄然埋下。
　　远处的炮火声固然听不见，但思想的裂痕，却已悄然生成。 年底的北平，寒风凛冽，吹过空旷的街道和巍峨的城楼，卷起地上的碎纸和尘土。
段祺瑞的总理府内却暖意融融，炉火正旺，与外面的肃杀形成鲜明对比。他凭借“讨逆”再造共和之功和对德宣战带来的日本外援，威望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日本通过“西原借款”提供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皖系势力急剧膨胀，军队装备一新。
“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正在大力推进，尽管湖南、四川等地的战事陷入胶着，但段祺瑞信心满满，认为扫平南方割据只是时间问题。他召集心腹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人密议。书房里烟雾缭绕，地图铺满了巨大的桌案。
“南方孙文，空谈护法，纠合一群失意政客和地方军阀，乃疥癣之疾耳。”段祺瑞抿了一口热茶，语气轻蔑地指着地图上的广东、广西，“只要我军械充足，将士用命，荡平粤桂，指日可待。关键还在北方，在各省督军……尤其是直系的冯华甫、曹仲珊，态度暧昧，拥兵自重，需多加防范羁縻。”
他的手指重重地点在直隶、江苏的位置，像两枚钉子钉在那里。
徐树铮躬身献计，眼中闪着精明的光：“总理放心。只要日本借款源源不断，我皖系实力日增，冯、曹之辈纵有异心，亦不足为虑。当下可继续以‘参战’名义，编练参战军，大力扩充我军实力。同时，亦可效仿张勋故智之后尘，操控新国会选举，组建完全听命于总理的立法机构……届时，总理便是名副其实的国之柱石，一言九鼎。”
是的，段祺瑞已开始筹划组建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安福国会”，以取代被解散的旧国会，为其军事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他似乎站在了权力的巅峰，志得意满。
安福胡同内，车水马龙，各方政客趋之若鹜，忙着瓜分未来的议员席位。那些政客们穿着崭新的西装或长袍马褂，手里拿着各种计划书和名单，在胡同里进进出出，像一群闻到腥味的猫。没有人记得几个月前被暴徒殴打的那些议员，没有人记得抚顺井下那九百多个冤魂，没有人记得这个国家曾经有过一部叫做《临时约法》的东西。

与此同时，在广州军政府内，孙中山却面临重重困难和无尽的烦恼。
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并不真心拥护《临时约法》和国会，只是借“护法”之名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保存和扩张自身势力。他们处处掣肘孙中山，把持财政，干涉军事，致使军政府政令难出广州，形同虚设。
大元帅府内，常常听到孙中山因军饷、人事问题与桂系、滇系代表发生激烈争执。那些人坐在他对面，嘴上说着“拥护大元帅”，手里却攥着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寸步不让。孙中山的脸色越来越差，声音越来越高，但最后总是以无奈的沉默告终。
孙中山忧心忡忡地对忠诚的同志廖仲恺、胡汉民、程璧光等人说：“西南军阀，貌合神离，口称护法，实则争权夺利，与北洋军阀实为一丘之貉！护法运动绝不能仅依靠他们。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真正的革命武装，必须广泛唤起民众的支持！否则，革命永无成功之日！”
他的目光投向远方，思考着新的出路。珠江上的海军战舰，是他目前为数不多能直接掌握的武力。那些战舰在珠江上缓缓游弋，炮口指向北方，像几只孤独的狼，在黑暗中守护着最后的光。
在湖南前线，战火仍在燃烧，硝烟未曾散去。北洋军与护法军反复争夺每一个城镇、每一处要隘。受害最深的，永远是那些无力逃避战火的普通百姓。家园被毁，亲人离散，生命在刺刀和炮火下贱如草芥。
　　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步履蹒跚，眼神麻木，不知路在何方。他们从这条路上来，又往那条路上去，身后是烧焦的家园，前方是未知的远方。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到家乡。
　　一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正目睹着家乡惨遭蹂躏的惨状。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护法战争时期，长沙及其周边地区成了拉锯战的战场。今天‘北兵’来了，要粮要饷，抓夫拉差，如狼似虎；明天‘南兵’来了，同样要粮要饷，甚至报复那些与‘北兵’合作过的人。老百姓无所适从，痛苦不堪。我更加确信，任何一场战争，如果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不能带来根本的社会变革，那么就毫无意义，只是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
　　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对军事和群众路线的看法。他当时组织学友，讨论时局，探索救国之道，思想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长沙的街头，在岳麓山下，在湘江岸边，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的伤痕，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他知道，光靠换几个总统、改几部法律，是救不了这个国家的。需要更深层的东西，需要一场真正的革命。 一九一七年，就在这样的混乱、挣扎、希望与绝望交织中，缓缓落下帷幕。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府院之争、督军团干政、张勋复辟、段祺瑞毁法、孙中山护法、南北大战开启……
北方的段祺瑞，陶醉于武力和借款带来的权力巅峰，却不知其武力统一政策和过度亲日行为正日益丧失民心，也为日后直皖矛盾的激化和爆发埋下了祸根。安福俱乐部的欢宴背后，是暗流涌动。那些觥筹交错的夜晚，那些推杯换盏的笑声，掩盖不了这个国家正在沉沦的事实。
南方的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却在军阀的夹缝中艰难求索，屡遭挫折，逐渐认识到依靠南方军阀永无出路，开始思考新的革命方向，寻找新的力量。大元帅府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坐在灯下，翻阅着各种书籍和报告，眉头紧锁，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旅人，寻找着那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而千里之外，在寒冷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于一月七日轰然响起。这声炮响，即将穿过广袤而严寒的西伯利亚，传入中国，为一批正在黑暗中痛苦摸索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带来一道全新的、炽烈的、关于“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光芒。
　　北大图书馆里，李大钊正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关于俄国革命的最初报道，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拿起笔，准备写下《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他写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故事，即将在内外力量的剧烈碰撞下，翻开更为波澜壮阔，也更为艰难曲折的一页。
　　一九一七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但春天总会来的。只是，在那个春天到来之前，还有更长的夜，更猛烈的风，更多的血与火，在等待着这片古老的土地。而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那些在炮火中倒下的人，那些在矿井深处永远闭上眼睛的人，那些在婚礼上相对无言的人——他们的命运，都已深深地嵌入了这个时代的年轮，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这个国家记忆中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