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大名家評传】 ‍ ‍論陈寅格与《红楼梦》（上）‍ ‍予 公（沁园春）‍

沁园春

　　论陈寅恪与《红楼梦》（上）

予 公

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巨擘，虽未撰写专文系统研究《红楼梦》，但其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频繁征引《红楼梦》文本，并以此作为文史互证的重要材料。本文旨在系统梳理陈寅恪与《红楼梦》的学术关联，分析其如何以史家眼光审视这部文学经典，探讨其“以诗证史”“文史互证”方法在红学研究中的独特运用，并阐释其红学观点所蕴含的文化立场与人文精神。陈寅恪对《红楼梦》的评价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他既指出其在结构、细节上的不足，又充分肯定其写实价值与情感深度，更在“红妆”研究中将林黛玉等文学形象与柳如是、陈端生等历史人物相映照，寄寓了对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追求。陈寅恪的红学见解，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的阐释维度，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关键词：陈寅恪；《红楼梦》；文史互证；红妆研究；小说观；文化本位

一、引言：史学大师的文学视野

陈寅恪（1890-1969）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位融通中西、博古通今的史学大师。其学术研究以中古史为核心，旁涉宗教、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形成了以“文史互证”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尽管陈寅恪未曾撰写关于《红楼梦》的专论，但这部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却在其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无论是早年与吴宓、俞平伯等红学家的交往，还是晚年著述中对《红楼梦》情节、人物、语言的信手拈引，都表明《红楼梦》是其知识结构与文化关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寅恪对《红楼梦》的散论虽不成系统，却散见于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凝聚着一位史学家对文学经典的独特审视。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了他对《红楼梦》文本的热悉与思考，更折射出其“文化本位”的学术立场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追求。本文试图钩沉史料，整合陈寅恪涉及《红楼梦》的各类言论，将其置于其整体学术思想与时代语境中，探讨这位史学巨匠与这部文学经典之间的深层对话。

二、陈寅恪与《红楼梦》的学术因缘

陈寅恪与《红楼梦》的渊源，可追溯至其青少年时期。他晚年回忆，少时居于南京头条巷，其伯舅俞明震（字恪士）藏有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成为他早期接触《红楼梦》的重要版本。这一家学背景，为其日后在学术著作中娴熟运用《红楼梦》埋下了伏笔。

陈寅恪与红学界的直接交集，主要体现在他与两位重要红学家的友谊上。一是吴宓。1919年3月，吴宓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讲《红楼梦新谈》，系统以西方文学理论阐释《红楼梦》，盛赞其为“中国小说第一杰作”。陈寅恪听后，作《〈红楼梦新谈〉题辞》相赠：“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此诗不仅是对吴宓演讲的回应，更以佛家“如梦”观照《红楼梦》的悲剧内核，表达了对人生虚幻与文学永恒的深沉感慨。诗中“赤县黄车更有人”一句，以小说家鼻祖虞初（号黄车使者）为典，既肯定吴宓的红学研究，也隐含着对小说文体价值的认可。此次以《红楼梦》为媒介的唱和，开启了陈、吴二人长达数十年的深厚友谊。

二是俞平伯。陈寅恪与俞平伯既有世交之谊，又有学术往来。1928年，陈寅恪曾请俞平伯以小楷抄录韦庄《秦妇吟》长卷；同年，又为俞平伯祖父俞樾的《病中呓语》作跋。1954年，俞平伯因《红楼梦》研究遭受批判时，陈寅恪写下《无题》诗：“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芧意何居。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 诗中“轩渠”指俞平伯，“早宗小雅能谈梦”明确指向其早年红学研究，表达了陈寅恪对老友遭遇的同情与对学术批判风潮的不满。这份基于《红楼梦》而生的学术情谊与道义支持，尤为珍贵。

此外，陈寅恪对王国维以西方哲学美学观念研究《红楼梦》的开创性工作亦予以肯定。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他将王国维的学术方法概括为三目， 其三即为“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明确指出“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这表明陈寅恪对以跨文化视角研究《红楼梦》的学术路径持开放态度。

三、陈寅恪对《红楼梦》的整体评价：写实、结构及其他

陈寅恪对《红楼梦》的整体评价，散见于其著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肯定其“大事均有所本”的写实性

陈寅恪秉持“文史互证”的理念，高度重视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性。他认为《红楼梦》是“大事均有所本”的写实之作。在论及清代档案与《红楼梦》关系时，他曾指出：“曹寅奏折、李榕（即李煦）继曹寅之任等档案资料均足为考证《石头记》之资，而可证书中大事均有所本。” 这表明他认同胡适等“新红学”考证派的基本观点，即《红楼梦》具有深厚的家族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基础。正是基于这种“存真”的特质，陈寅恪才敢于在其史学考证中，屡屡以《红楼梦》中的细节作为佐证史料。

2. 批评其结构“不够精密”

以西方小说结构为参照，陈寅恪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评价不高。在《论再生缘》中，他明确指出：“至于吾国小说，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 他甚至认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在结构上“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这一评价，源于他深厚的西学素养和对叙事艺术严谨性的追求，虽与主流文学史观点相左，却体现了他独特的批评眼光。

3. 指摘其细节“不合事理”

作为严谨的史学家，陈寅恪对《红楼梦》中一些不符合历史制度或生活常理的细节提出了批评。例如，他指出清代官员外放通常携带家眷，而《红楼梦》中贾政出任学差、粮道时未带王夫人等眷属，与史实不符。又如，他认为书中描写晴雯补的孔雀裘出自俄罗斯，“乃谓出自俄罗斯国之类”是“无稽妄说”。这些批评，体现了他以史衡文的学术习惯，也提示了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现实时可能存在的艺术虚构与失真。

4. 对人物塑造与情感深度的认可

尽管在结构与细节上有所批评，陈寅恪对《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则颇为赞赏。他特别关注林黛玉这一形象，认为“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这揭示了他对文学形象艺术来源的敏锐洞察。此外，在与吴宓的谈话中，他将爱情分为五等，其中第二等即为“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这既是他个人爱情观的流露，也表明他认同《红楼梦》对宝黛那种精神恋爱的深刻描绘。

四、以《红楼梦》为史：陈寅恪“文史互证”的实践

陈寅恪学术方法的核心是“文史互证”，即通过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考证历史事实，同时又以历史背景阐释文学作品。在这一方法论实践中，《红楼梦》成为他频繁取资的“史料库”。其晚年两部重要著作《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堪称典范。

在《论再生缘》中的九次征引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研究清代女作家陈端生及其弹词作品《再生缘》的力作。在这篇长文中，他先后九次征引《红楼梦》，或对比，或考证，或感怀，将小说材料运用得淋漓尽致。试举数例：

以红证史，考制度：为说明乾隆朝科场案中八旗子弟不擅八股试帖，他引用《红楼梦》第十八回林黛玉代宝玉所作颂圣诗“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联句“欲誌今朝乐，凭诗祝舜尧”，指出当时士子需习作此类“颂圣”诗文的风气。

以红辨伪，明人事：在辨析陈端生与陈云贞非同一人时，他以《红楼梦》中人物为例，讽刺无聊文士将婢女（袭人、晴雯）伪托为才女（柳如是、香菱）的行径，强调“此真所谓游戏文章，断不可视为史鉴实录也”。

以红解典，训名物：在考证植物名“菼”与“野苹”的关系时，他轻松引《红楼梦》第九回李贵将“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误读为“荷叶浮萍”的笑话，既佐证了名物考证的繁琐，又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

以红论俗，察世情：在讨论清代官员外任是否携眷时，他直接以《红楼梦》中贾政未携眷为例，但随即指出此书“不合事理者颇多”，并举《儿女英雄传》及戴蘋南随翁赴任的史实加以反驳。

这九处征引，绝非闲笔点缀，而是紧密服务于其历史考证的各个环节，生动展示了陈寅恪如何将一部小说视为折射时代风貌的“社会史资料汇编”，并以其高超的史料辨析能力，做到“引小说证史而不为小说所误”。